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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央政权”是什么?

  米内和有田在日本议会宣布他们的对华政策,仍然是以全力支持所谓“汪政权”。我现在要告诉米内有田和日本国民,“汪政权”是什么?我也希望我们中国国民,看清楚所谓“新政权”的内容。中日两国国民,要想取得真正的和平,必须一脚踢开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这种条件之下树立起来的所谓“新中央政府”。

  ◎一、日汪条件之苛酷与虚伪

  日汪协定的内容,无论文字上怎样修改和装饰,简单率直的说,日本对于中国,想要并吞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换句话说,日本对中国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上达天空的气象,下抵地里的矿藏,中则由东以至西北,由领海以至于内河,无不占有,无不控制,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内蒙控制华北,以华北控制华中,以华中控制华南。由地方面看,他要化华南为华中,化华中为华北,化华北为内蒙,化内蒙为满洲,化满洲为朝鲜。

  日本对于太平洋上的列强,则以长城线,正太胶济线以至于陇海线为对俄作战的三道防线,驻华日军,他又占用海南岛、三灶岛,东沙岛,西沙岛、南鹏岛,大隗岛,厦门以为日本海军根据地,控制广闽,包围香港,压迫广州湾,对抗海防与新加坡,窥伺菲律宾。

  其经济的手段,则对于中国资源与各种企业,以独占、合办、协力的方法,不论中国人愿意不愿意,一律加以支配。其经济的力量,并不来自日本;他的办法是搜括中国财政的收入,以为日本在中国经营各种事业的投资。

  在思想方面,日本恐怕中国人感觉他敲骨吸髓的痛苦,将来必起反抗,乃对文化教育加以统制,他要从生理到心理,彻底统治中国的国民。

  日方已经由汪兆铭先生之手,提出他对于中国的全部要求。比之于今日以前及今日以后,日本军队及特务人员已经造成或将要造成的“事实”,万一有些让步,他在“要纲”的前面:郑重声明两点:第一点是普通的既成事实,应依“要纲”所定的原则,慢慢调整。第二点是特殊事态,必须至和平恢复,依情势的发展,再加调整,这就是说,假如“既成事实”比照原则应当让步,日方仍要坚持“既成事实”,不使变更,最多只能将普通的事实慢慢的调整一下。除这两点原则规定之外,在附件之中处处申述“既成事实”应当继承或继续,于是所谓“要纲”,虽经过多月的谈判签字立约,依然是一个虚伪的条文,在日方的本意,不外乎要“汪政权”承认既成事实,化为条约及国内法。一月三日,我离开上海时,留信给汪先生说道:“今日组府,不过使不平等不独立不自由之条件化为法律,不过使亡国之既成事实化为条件,此外有何意义?”这几句话,正点明日本提出所谓“要纲”而促成汪先生“组府”的一片用心。

  ◎二、“新政权”之割裂与空虚

  日本军人寻不着结束中日战争的方法,为了欺瞒日本国民,乃欲造一个“中央政府”而与之缔结和约。日本仍然没有比他们制造“满州国”的手段不同的新手段。汪先生在他们手段之下,不过是一个溥仪,周佛海去年四月间也曾对我说过:“日本要找一个溥仪,那有比汪先生再好的溥仪?”换句话说,日本军人并没有雅量,让所谓“汪政权”有自存的力量,乃至于有执行和约的能力,他们一方面天天宣传所谓“树立新中央政权”,一方面天天加强华北的特殊化,加强“湖北省政府”的组织,加强“广州维持会”并保障“维新政府”的人事和政务,不许变更;他们务必使汪即上台,依然是赤手空人,毫没有权,没有力,没有余地,来取得“要纲”给与的一点便利,一点优惠,假如其中有一点便利和优惠。

  一个政府,有两种现实的物质的基础,一种是经济财政,一种是军事力量,有谓“新中央政权”的经济财政基础在那里呢?华北的经济行政,由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主持而得以便宜处置,华北的经济事业,操在“华北开发公司”这一类独占组织之手,“新政权”都不能过问;华中的经济行政,受“中日经济协议机关”的影响,而经济事业操在“华中振兴公司”一类独占组织手里,没有一点经济力量留给中国人。自财政金融政策,全要日方“协助”,不能自主的规定,华北的关口统税,规定全部或大部为“华北政委会”充作日本对华北的投资。华中的财政收入,现在全在日人掌握之中,要“新政权”履行并允诺许多条件之后,才可以用借款方式发还一点。“新中央”的新财政部长的新猷,据我个人截至一月三日正午搭船为止所知,不过是希望日方拨还关余四千万元,日方又说关余不多,他只得要求日方五千万元的借款,其实借款仍旧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一切财源都在日人手中,除了仰其鼻息之外,“新政权”连开张也不能开张,至于开张以后,拿什么过日子,那就要看“新财长”去年五月早已答应“欣然要请”的日人财政顾问的无边的法力了!

  说到军事力量,汪先生初出重庆的时候,据梅忠平报告,日方允许拨给军械让汪先生训练军队四十个师团,后来汪先生及其干部从没有再见日方说过这样慷慨的话;去年九月,王克敏告诉汪先生干部某君道:“当初日本请我们出来,也答应过可以训练十师军队,上台以后,这话就没有了。”可想的所谓“中央军官团”,即他们认为可以统一中国的基本武力者,千难万难,才招了一批,再没有第二批可招。其枪械则不发,有制服则不许穿着出团部之门,其青天白日旗则不许竖立,其青天白日帽章则制成之后,锁进箱笼,不许戴,其教练用器,只有步枪,即二口径的小炮都不许团员见面,一切团务都要受一位日人少佐教官的支配,那中将教育长,每次要低首下心于此少佐公指示之下,这么“受友邦协助令人感激”的军事训练机关,据说那所谓第一集团军,连步枪都是希世奇珍,而其支配者,乃是日人“军曹”地位的宪兵,军曹与中国之上士同级,是大家都知道的。

  将来“新中央”成立之后,守卫及警备,仍仰仗日本军队和宪兵,除非能够死心塌地,把日本军队当做自己的亲军,把日本宪兵看做自己卫士,谁能否认这个“政府”是日本枪杆之下的政府?任援道本有几千卫队,陈群手下也有些警察,因为他们要作“军政部长”“内政部长”一度为周(佛海)丁(默村)所阻碍,他们便离心离德,汪先生进京,只好仍然请教日本宪兵了。

  日本允许于“和平”恢复后,随治安之确立、于二年内撤兵:假定“新中央”成立之后,一年而“和平”认为恢复,两年而治安认为确立,则此“新中央”已由日军看守至三年之久,何况日本要求南京为维持治安驻兵地点之一,此“新中央”即令再过三年,成为“旧中央”,也不能离开日本军宪一步。日本军宪挟持之下的政府,还讲什么“独立自由”?这不是上欺祖宗,下瞒儿孙的话么?

  现在“临时”和“维新”政府行政实况,可以供我们参考,“政府”不能指挥省政府,省政府不能指挥县政府。上级机关不能指挥下级机关,甚至长官不能支配僚属,日方各级特务机关有联络有控制,中国人无联络无控制,一科之中有一个日人,一科便受其指挥;一部中有一位日籍官员,一部便受其牵制;日人的名义叫做顾问,叫做联络专员,叫做什么都不相干,所谓“新中央”不过是一“维新政府”的扩大,当然不能把这种实况改革一新,何况在密约上还有多种多样的日籍顾问职员!

  负责的长官家里,驻有日本宪兵,出门一步都有宪兵陪坐,到了上海,只可以住虹口,如果这位长官要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去,都要宪兵知道,每天晚上,宪兵把他的言行往来作成三份报告,一份到宪兵司令部,一份到特务机关,一份到军司令那儿去,重要的长官总有儿子或近亲“留学”日本,我那两位十几年老友,虽还没有上南京任部长,儿子已由一位日本少尉陪往东京了;他们以为日本优待他们的子弟,当做“王子”一样的待遇,他们不知道北平南京许多要人的子弟,一样的都在东京作质子。

  ◎三、日本的交卷主义

  这种条件之下,成立这样的“政府”,于中国固然有损,于日本却也无益;我现在说明日本方面受不着实益这一点。

  依国民的常识,政治的常理,外交的常道,日本对于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澈底的征服,一条路是及时的讲和。日本要征服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他要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自东海,西到西藏,都驻兵,都遣吏:姑无论他现在有没有充分的国力,即令把国力用尽,勉强做到,他再拿什么力量以与列强角逐于世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

  日本明白不能征服中国,日本国内,充满了“结束事变”的要求,日本国民切望中日战争及早停止,及早解决,他们消极的想节省更大更多,以致日本国力不能支持的消耗,他们积极的想趁欧战未停的今日,了结中日事变,发展国外贸易,扩大国外市场。这样迫切的要求,已使日本朝野各方改变了过去两年半以来的观感。日本的政党,产业界,以至于海军,陆军的统制派都感染了这种迫切要求的影响。

  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延长战争呢,还是结束战争呢?当然,他们都想结束战争,都不愿意延长战争,什么“一一六宣言”,什么“近卫声明”在日本国内渐渐无人感觉兴趣,都渐渐无人理会。“汪政权”究竟能不能结束事变呢?这个很容易看透的问题,在日本国内渐渐被人看透了。

  很明白的,“汪政权”并不能下一度有效的命令,叫中国任何一师一团军队停止战斗行为,如此这般的“政府”,怎能够与日本政府商量结束战争?从日本方面看来“汪政权”,不独不能助成日本少出一师团,或多撤一联队的军队,并且成为日本的一种多余的负担。日本人向来把钱看得大的,汪派未上台以前,日本要供给活动费,早有不少的日本人说是“不经济”,还有一些日本人说“钱用得不得法”。上台时,日本如不借款,便开张也是困难,走路要日人预备飞机车辆船只,出门要日人布置哨兵岗位,住居要他们占房屋腾房屋,日人这样的服侍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无非要汪派拉军队,找名流。到如今,军队没有一支,名流没有一个,已来的人普遍的怠工——国民良心未泯灭——再加以不断的涣散!国民良心发动的涣散,这样的集团组府以后,自存的能力都没有,那有力量结束中日战争!日本岂不明知他们如果以全力支持这个“新政权”,不外乎延长战争,于是乎去年九十月间,日本社会里面已出现有力的“汪政权不必要论”,自今年一月起,日本言论界已从捧汪一变而为轻汪了。

  日本果然要延长战争,打下去好了,无需乎任何傀儡,更无需乎“新中央政权”。日本果然要结束战争,任何傀儡不独无益,而且有碍。“新中央”也并不比“临时”或“维新”更有用场。现在,日本军人已经吹响了法螺,组府也不好,不组也不好,日本对于“新中央”的无可奈何,反映为汪先生及其集团在沪西的不生不死。

  然而板垣派,尤其板垣之下影佐一支,为什么要汪先生上台呢?他们在近卫声明的时候,进了场闱,抄了题目,到现在,他们无论是黑卷也好,白卷也好,总免不了一套,卷虽要交,日期却有问题。如若交卷有碍于日本的外交,或有害于和平前途,他们也只好延宕。去年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今年一月一日,都是影佐周佛海拟下的交卷之期,可是一期延一期,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研究如何,仍然只有天晓得。影佐以“新政权”导演的资格,当然不能自己开口叫他们延期,他只有运用喜多原田促使王、梁横生阻碍;这个事实,任何人当下可以看得明白,不明白的只有汪周梅三人而已。

  板垣一派以外,各方面的日本人都知道,这本卷子还没有交上去,已经无用,要结束事变,必须另想途径。就在板垣一派里面,一样的在另寻途径,在参谋本部内,接任影佐职务的某人对人说道:“汪派极好办,新政府不成问题,可是解决中国问题,还须另找办法。”听这句话的人赶紧告诉我,我却不愿告诉汪先生,因为不明白日本人真实的心境。

  板垣之下;影佐总是全力支持“汪政权”的吧,但是影佐也没有准备在汪派失败之时切腹自杀,他也在预备第二本卷子,他正在制造一个青年团以与汪派对立,他的机关之内,某人正在支持陈中孚的“新同盟会”以与汪派为难,周佛海问他为什么帮助陈中孚,影佐答复是“他糊涂”。犹之乎周问影佐说:“喜多原田昨晚为什么叫王、梁反对中政会?”影佐答道:“昨晚喜多原田喝醉酒。”周相信,汪先生也会相信。

  日本各方面都在另寻途径,不过另外的途径暂时寻找不出来,日本一面要结束战争,一面又不肯放弃侵略政策及征服梦想,其结果只有自造梦境,指着某某为中国政权,而与之缔结全部包含日本军人理想的和约,名之曰“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他们先交这一卷,以后再交别的卷,只可惜汪先生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以及天赋的自由权,都随着这一卷交进去了。

  ◎四、汪派的心境

  在这样勉强又勉强,无赖又无赖的状况之下,周梅诸君,以至于汪先生夫妇的心境,是不是还有很高的兴致去到南京成立其所谓“国民政府”呢?我很痛心,很率直的说:“他们的兴致不好,尤其是汪先生的兴致甚低。”

  中日之间,现在继续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民族斗争里,无论是战是和,必须保我森严的壁垒、坚强的阵容。在民族壁垒的后面,战可以坚持,和可以对等,为了民族的壁垒,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要保持自己的经济力量.又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的理想。因此“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如果一人一派,失落了民族的壁垒,不独妨害民族国家,抑且终为民族斗争中的牺牲者,国家对于这种牺牲永不会有一点儿同情。

  汪先生及周梅诸君的错误,就是失去了民族的壁垒,他们走进了日本军队宪兵的后方;想在日营里面和日帅讲和,且幻想可以得到独立自由的条件。成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于不可救药。

  由于一念之差,便发生心境上各种的变态,在四个月出生入死的生活中,我窥察他们一群的心理,有时写下一些笔记,下一段是写傀儡的构成:

  “其始也觉日人之易与,其继也觉日人之可亲,其终也始发见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则亦惟有顺从之惟恐不及,极其所至,不用思想,不用考虑,只以日方之结论,不复念及其所以达此结论之理论与理由。”

  他们往往笑王梁俯首听命于喜多原田,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一样听影佐的话,下面一段专写此事:

  “影喜则喜,影忧则忧,影伪喜而彼则真喜,影伪忧则彼真戚然以忧矣,彼等今日感于影之泪,他们上台,则影脸一变,或被召回国而继之以为特务长者,必较喜多原田对待王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久而久之,他们的修养就到了,“从影所欲小路矩”的上乘的境界,反之,其对于中国人则不然,我曾记过:

  “由于羞见畏见中国人,乃浸假而恶见中国人,其终乃恨见中国人,久之,乃只信日方,只信日方,所引见之中国人,以为非此无以为友也。乃至于医师、卫士、记者、妓女,惟日籍者始为可信可亲可爱,反之,其对于爱国之同胞,不肯或尚未臣奴于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者,只有一念曰“杀”,于是乎堂皇之伟大人物,一化而为丁默村,除丁默村之贼杀行为以外,吾不复发见周梅有何种之政策与政术,彼以为天下人有钱可买,而有枪可伏,彼不知今日之事,乃民族斗争,一般人虽为生活或人事之拖牵而受钱,然良心未泯者,莫不怠工,良心已泯者,本无工可作,至于枪,则老子有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彼乃不知也?”

  丁默村及其部下,也并不是居心杀人,他们曾屡次建言于周佛海说过:“杀人要适可而止,否则国人的反感可怕”,我曾写此事道:

  “彼用有泪之人也,而亦有血,彼惟缺骨而已,基于骨之缺乏,乃至于事事以日人为可信可亲,不复记忆日本军队现正在战场之上向我同胞之军民开炮,于是送子为质于东京,留家为质于沪西,再欲自异于王梁。或欲自拔于侪类,而亦无由拔起,则惟有鼓起自杀自戕之心理,一不做二不休,只恐朋友之不同流,惟恐同胞之不下水,尤恐妻孥子女不甘心为日本之臣奴,于是其初则颓唐浪漫怠工,其终则鼓勇以迈进,此其中有多少之血泪以与其工作相拒,吾至今始知石敬塘、张邦昌、刘豫、史天佐皆并无快乐逍遥之心境,未必由于不得已,以至于得已亦不得已也。”

  我痛心的希望国人能够挥泪救出他们来,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澈底的悔恨,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转一念以脱离日本军人的役使。

  ◎五、条件与政权

  总之,我们对于所谓“新政权”,一方面要看敌人条件之苛酷与广泛,在这条件之下,“新政权”只是化既成事实为条件,再使条件为法律的一具助人亡我的机器。

  他方面,我们要看清楚,纵令日方的条件好,这样不能自存不能自立的“政府”,在日方军队宪警扶持之下,他只能够“送”,不能够“取”,即令日方的条件好,他们也无力量收得回来。

  日本方面看见“新政权”决无能力,以结束事变,在国际外交上,在对华政策上,“新政权”是一个障碍,至少也丝毫没有裨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新政权”终必为日方所废弃。

  即令现在的时机很晚,我仍然挥我的血泪,希望汪先生及周梅诸君悬崖勒马,放弃如此条件之下的一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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