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廿二史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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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史记 汉书

  汉书移置史记文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原文,惟移换之法,别见翦裁。

  如鸿门之会,沛公危急,赖项伯、张良、樊哙等得免。

  彭城之败,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以俱行。

  陈平间楚,使去范增。

  鸿沟解兵,张良、陈平劝汉王追楚。

  汉王至固陵,彭越、韩信兵不至,用张良策,分地王之,遂皆会兵等事。

  史记皆详於项羽本纪中。汉书则项羽传略叙数语,而此等事皆详於高祖纪内。盖史记为羽立纪,在高纪前,故大事皆先载羽纪,使阅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诸纪传,自可了然。汉书则项羽改作列传,次於帝纪世家之後,而高纪则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於高纪详之,而羽传不必再叙也。

  吕后杀戚夫人及赵王如意。

  史记载吕后纪内,而外戚传叙吕后处不复载。汉书吕后纪,专载临朝称制之事,而杀戚姬等事,则入外戚传中。盖纪以记朝政,传以详细事,固各有所当也。

  齐悼惠王来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礼,使坐上坐。吕后怒,欲酖之。帝起取卮(酒杯)为寿。吕后恐,急自起泛卮。

  此事史记在吕后纪内。汉书则入於齐悼惠传,而吕纪不载。

  韩信从至汉中,不见用亡走,萧何自追之,荐於汉王,遂拜大将。

  史记在信传内。汉书己详其事於高纪,故信传不复叙。

  蒯通说范阳令降武信君,又说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阳令。

  史记在张耳、陈余传内。汉书另立通传详其事,故耳余传仅摘叙数语。

  卢绾反,高祖亲击邯郸,即用赵人为将。

  史记详於绾传。汉书入高纪,故绾传不载。

  史记韩信传赞,另提出信贫时葬母,度其旁可置万家,以见其志度不凡。汉书则以此叙入信传。

  韩信将击齐,闻郦食其已说下齐,欲止。蒯通曰:「将军受诏击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得无行也?」

  史记详信传内。汉书另入通传。

  蒯通说信三分鼎足之计至数千言。

  史记在信传内。汉书亦另入通传。

  吴、楚反,袁盎对景帝,以为不足忧。晁错在旁善其语。上问盎计安出,盎请屏人语,惟错尚在,盎又谓:「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并屏错避入东厢。盎遂请斩错以谢七国,上因斩错。

  史记以此事叙在吴王濞传内。汉书叙入错传而濞传删之。

  淮南王安与伍被谋反。被先谏之,继又为画策。其文甚丽。

  史记载入淮南王世家内。汉书另立伍被传,载此文而安传删之。

  田叔传。史记载高祖过赵,嫚骂赵王。王之臣赵午、贯高等不平,谋逆。後事发,收捕赵王等。

  汉书以此事叙入赵王传,故田叔传不复详叙。

  汉书多载有用之文

  晋‧张辅论史汉优劣,谓「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余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余万言。」以此分两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为定评者。

  盖迁喜叙事,至於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於文字之有关於学问,有系於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

  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摘开於後:

  贾谊传。史记与屈原同传。以其才高被谪,有似屈原,故列其吊屈赋、鵩鸟赋,而治安策竟不载。案此策皆有关治道,经事综物,兼切於当日时势。文帝亦多用其言,何得遗之?汉书全载。

  晁错传。载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贤良策一道。皆有关世事国计。

  路温舒传。载尚德缓刑疏。

  贾山传。载其至言。

  邹阳传。载其讽谏吴王濞邪谋一书。

  枚乘传。载其谏吴王谋逆一书。

  韩安国传。载其与王恢论伐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国主和亲。反覆辩论,凡十余番。皆边疆大计。

  公孙弘传。载其贤良策,并待诏时上书一道,帝答诏一道。

  以上皆史记无而汉书特载之者。其武帝以後诸传,亦多载有用章疏。

  韦元成传。载其宗庙议礼之文。原本经义,可为後世法。而并及匡衡、王舜、刘歆等所论庙制。案匡衡等皆元成以後之人,与元成何涉?以其於礼制互相发明,故并载元成传内。

  匡衡传。载其所上封事,元帝时论教化之原,成帝时论燕私之累,皆有关君德。

  总计汉书所载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马相如传所载子虚赋、喻蜀文、谏猎疏、宜春宫赋、大人赋(史记亦载)扬雄传载其反离骚、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法言序目,此虽无关於经术政治,而班固本以作赋见长,心之所好,爱不能舍,固文人习气,而亦可为後世词赋之祖也。

  汉书增传

  汉书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记旧文,间有史记无传而增立者。今列於後:

  史记无吴芮传,蒯通则附韩信传内,伍被则附淮南王传内。汉书俱另立传。

  史记有齐悼惠王世家,而赵隐王如意、赵共王恢、燕灵王建,皆无传。赵幽王友附於楚元王世家内。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阙之?汉书皆立传。

  景帝子为王者十三人。史记以同母者为一宗,作五宗世家。汉书则十三王各立传,而河间献王传,详叙其好古爱儒,所积书与汉朝等。鲁共王传叙其好治宫室,坏孔子宅,广其宫。因得壁中古书。史记皆不载。

  史记张骞附卫青传後,寥寥数语,而详其事於大宛传。汉书另立骞传。

  史记李陵附李广传後,但云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与单于战,杀伤万余人,兵食尽,欲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余人。盖迁以陵事得祸,故不敢多为辨雪也。汉书特为陵立传,详叙其战功,极有精采。并述司马迁对上之语,为之剖白。

  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

  魏禧谓固密於体,而以工文专属之迁,不知固之工於文,盖亦不减子长耳。

  汉书增事蹟

  韩信传

  信贫时葬母营高燥地,度其旁可置万家。史记以此事作赞。汉书则叙於传内。

  又增汉王使信击魏豹。信问郦生:「魏得无用田叔为将乎?」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兵。

  又增信既虏豹,使人请汉王愿益兵三万,北举赵,东击齐,绝楚粮道,与大王会荥阳。汉王即与兵三万。史记但云:「汉王遣张耳,与信北击赵、代。」

  汉书高帝纪: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

  楚元王传

  史记但载其封国生卒,及子孙承袭之事。

  汉书增元王少时,尝与穆生、申生受诗於浮邱伯。後随高祖军中,出入卧内。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长安,与申公仍从浮邱卒业(修毕学业)。申公好诗,为鲁诗,元王次之,其诗传号曰元王诗。并其孙戊袭位,初为穆生设醴,後竟胥靡申公(以申公为服役之囚)等事。

  萧何传

  汉书增项羽负约,封沛公於巴蜀为汉王。汉王怒,欲攻羽。萧何力言不可,乃之国。

  王陵传

  史记:吕后欲王诸吕。问陵,陵曰:「不可。」问陈平,平曰:??缚伞!节h书增陵责平负先帝约,及平自解之语。

  淮南王传

  淮南王安好文学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贤王也。

  史记世家,开首即叙其以父厉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贤行。并其谏伐南粤一书最可传者,亦但载入严助传,而安世家内不载。

  汉书则增其好学,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多,中书八篇,言神仙黄白(将丹药烧炼成金银)之事。武帝好文,每作报书,必令司马相如等视草。及安入朝献赋颂等事。

  石庆传

  汉书增武帝责丞相一诏。

  李广传

  汉书增广斩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责,反加奖誉一诏。

  卫青传

  汉书增青初为平阳公主骑奴,及後贵为大将军。而平阳主以夫曹寿有恶疾,当另嫁,问左右列侯谁贤?左右皆以大将军对。主笑曰:「是常骑从我,奈何用为夫!」左右曰:「於今尊贵无比。」遂以青尚主。案此事,本在褚少孙外戚世家遗事内。

  史迁是时,目击其事而不载入传。盖其时,青王贵盛,不敢直书以取怨也。汉书盖即取少孙所补。

  公孙弘传

  汉书增弘没後为相者,李蔡等十余人尽诛,惟石庆得善终。正以见弘之能得君也。

  郑当时传

  郑当时传末,汉书增翟公罢官,宾客皆散。後复官,旧时宾客又将来。乃署其门,有「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等语。此本史记引之作赞语,已无甚关涉,而汉书增入当时传中,尤觉无谓。

  汉书书恒山王

  汉书吕后纪:孝惠帝张后无子,取後宫美人子,杀其母,名之,立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称制。立孝惠後宫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子,而所生母被杀,出怨言,太后乃废之,以幽死。更立恒山王弘为帝。太后崩,大臣以弘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诛之。(恩泽表、五行志并云皆吕氏子。周勃传亦云: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令孝惠子之。)

  由前所书,则弘等孝惠後宫子也;由後所书,则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属岐互。

  且先所书恒山王,则不疑也,弘则襄成侯也。後忽云立恒山王弘为帝,更不朋析。据史记则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即恒山王)不疑薨,以山改封常山,王更名义,後立为帝,又名弘。始觉了了。此虽小节,亦见史记之密。

  汉书武帝记赞不言武功

  汉书武帝纪赞谓:「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举封禅,绍周後,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後嗣得遵洪业,有三代之风。以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因匈奴屡入寇,则使卫青七出塞,击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孙敖筑受降城,徐自为筑五原塞千余里,列亭障至卢朐,徙贫民实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击匈奴右地,降浑邪王,筑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又使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自敦煌西至盐泽起亭障,屯田於轮台、渠黎。此开境於西与北者也。

  使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取南粤,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此开境於极南者也。

  又使杨仆及横海将军韩说等击东越,东越人杀其王余善降,遂徙东越之民於江淮而空其地。此开境於东境者也。

  又使唐蒙、司马相如讽谕西南诸夷,继遣中郎郭昌、卫平等,平南夷为牂柯郡,邛都为越嶲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夜郎、滇王先後入朝,以滇地为益州郡。此开境於西南者也。

  又使杨仆及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以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元菟四郡。此开境於东北者也。

  又使张骞等通西域,而三十六国君长皆慕化入贡。此开境於极西者也。

  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沦入外国而武帝恢复之者,如朔方、朝鲜、南越、闽越,秦时虽已内属,然不过羁縻(牵制维系)附隶,至武帝始郡县其地也。

  并有秦所本无而新辟之者。西北则酒泉、敦煌等郡,南则九真、日南等郡,西南则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国,又秦时所未尝闻也。

  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西域之通,尚无与中国重轻。其余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时韦元成等议,以武帝丰功伟烈,奉为世宗,永为不毁之庙。

  乃班固一概抹煞,并谓其不能法文景之恭俭,转以开疆辟土为非计者。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至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故班固之赞如此。其西域传赞,亦谓「光武闭玉门关,谢外国朝贡。虽大禹之叙西戎,文帝之却走马,殆无以过。」其持论犹此意也。

  汉帝多自立庙

  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

  汉书本记「文帝四年,作顾成庙。」注:「帝自为庙,制度狭小,若可顾望而成者。」贾谊策有云:「使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即指此也。

  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庙曰「乐游」,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阳池」。俱见汉书注。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官府属员)。曹参,狱掾(监狱管理官)。任敖,狱吏(监狱管理员)。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武卒)。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

  其後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

  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於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後世布衣将相之例。

  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於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

  於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作奸犯科,不顾性命之人)。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

  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後,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韩王信、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布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绦、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

  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於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

  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後,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

  於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後世徵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

  汉书齐悼惠王传赞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汉但为置丞相而已。」此可见当日法制之疏也。

  今案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传)是二千石得自置也。

  田叔为人廉直,赵相言於赵王,张敖即以为郎中。(田叔传)是郎中亦自置也。

  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云:「大王逐汉所置相二千石,而请自置,皇帝屈法许之。」是并得自置相矣。

  昭书又云:「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从蛮夷来归者,内史县令主。」如淳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诸事矣。

  至景帝以梁孝王属官韩安国为梁内史,孝王则欲以公孙诡为之,窦太后诏不许。是时已在七国反後,故禁令稍严。

  武帝以衡山王骄恣,乃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则禁网更密矣。

  其後又有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悼惠传赞)。盖法制先疏阔而後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

  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後追建

  古无年号,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

  如汉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侯日再中以为吉祥,乃以明年为後元年。

  景帝即位之七年,改明年为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为後元年是也。

  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於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

  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

  据史记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学之士。明年,至雍郊,见五畤。以後则但云:其後、其後,而不着某年。

  下又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

  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等号,乃元狩後重制嘉号,追纪其岁年也。不然,则武帝六年,即应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书元光几年、元朔几年,岂不简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後年耶!

  又案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後,但改为後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

  汉儒言灾异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

  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

  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徵。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

  至诗礼乐盛於商周,则已多详於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

  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

  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於暴秦,天理几於灭绝。

  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後,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後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

  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

  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贺传)。

  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房传)。

  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奉传)。

  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於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着明,无复忌讳。

  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於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於貌也。」

  李寻谓:「日失其度,晻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於女谒(嫔妃之言);日出後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

  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徵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

  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

  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

  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

  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於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

  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孙宠、息夫躬等。

  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

  降及後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汉以後,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只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寥廓,与人无涉。

  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鷁退飞、多麋、有蜮、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书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

  然汉书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

  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後(见眭、宏、寿传赞)。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

  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於洪范。今仲舒所着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

  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

  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於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後,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後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汉重日食

  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於天,灾孰大焉。」

  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

  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

  明帝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动变,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又诏曰:「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

  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

  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

  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寿元年之诏、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

  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

  盖汉时去古未远,经传垂戒之语,师友相传。

  如孔光论:「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则日蚀应之。」

  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

  刘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

  郑兴亦疏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今孟夏纯乾,阴气未作,其灾尤重。」

  马严亦疏言:「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徵。是阴盛陵阳之象也。」

  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

  盖皆圣贤绪论,期於修德弭灾,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不关人事也。

  汉诏多惧词

  文帝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临天下,朕甚自愧。」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

  元帝诏曰:「元元(人民)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於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又诏曰:「朕晻於王道,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违,民心未得。」

  东汉明帝诏曰:「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若涉渊冰,而无舟楫。实赖有德,左右小子。」又诏曰:「比者水旱不时,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

  章帝即位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战栗,不敢荒宁(怠惰纵乐)。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章不中。可不忧欤。」岐山得铜器,诏曰:「今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曷为来哉?」

  和帝诏曰:「朕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雪,今春无雨,黎民流离,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

  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兴和降善。灾异蜂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於徵发。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辅助)阙政。」

  顺帝诏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忧瘁永叹,疢如疾首。」

  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

  汉时以经义断事

  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

  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汤传)。

  倪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宽传)。

  张敞为京兆尹,每朝廷大议,敞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是也(敞传)。

  今见於各传者:

  宣帝时,有一男子诣阙,自称卫太子(刘据,即戾太子),举朝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至,即令缚之。或以为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瞶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已为罪人矣。」帝及霍光闻之曰:「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者。」(不疑传)

  匈奴大乱,议者遂欲举兵灭之。萧望之曰:「春秋士(丐)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还。君子善其不伐丧。今宜遣使吊问,则四夷闻之,咸服中国之仁义。」宣帝从之,呼韩邪单于遂内属(望之传)。

  朱博、赵元、傅晏等奏:「何武、傅喜虽已罢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晏等欲禁锢大臣以专国权。」诏下公卿议。龚胜引「叔孙侨如欲专国,谮季孙行父於晋。晋人执囚行父。春秋重而书之。今傅晏等职为乱阶,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户,坐元罪(朱博传)。

  哀帝宠董贤,以武库兵送其第。毋将隆奏:「春秋之谊,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隆传)。

  贾捐之与杨兴迎合石显,上书荐显,为显所恶,下狱定谳。引书「谗说殄行,王制顺非而泽,请论如法。」捐之遂弃市,兴减死一等(捐之传)。

  此皆无成例可援,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援引古义,固不免於附会。後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

  汉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

  汉时贤良方正等人,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今见於各列传者,贤良惟公孙弘由布衣起。

  晁错则已为太子家令。

  董仲舒已为博士。

  冯唐已为骑都尉,归家。群臣举为贤良,唐年九十余,不能为官。

  王吉已为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

  贡禹已为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

  此贤良之多已仕者也。

  杜钦举方正时,已为武库令。

  朱云举方正时,已为槐里令。

  孔光已为议郎,举方正,迁谏大夫。

  盖宽饶亦已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亦迁谏大夫。

  陈咸已为九卿,罢归,举方正直言,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

  薛宣为不其丞,举茂才,迁乐浪都尉。

  尹赏为楼烦长,举茂材,迁粟邑令。

  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

  至於孝廉之举,其名虽合为一,而廉与孝又分。大约举孝者少,而察廉者多。

  如平陵令薛恭,乃本县孝者,不能繁剧。

  其他如赵广汉,以察廉为阳翟令尹。

  翁归举廉,为缑氏尉,又举廉为弘农尉。

  张敞察廉,为泉仓长。

  萧望之察廉,为大行治礼丞。

  王尊察廉,为盐官长。

  黄霸察廉,为太守丞是也。

  汉时诸王国各自纪年

  三代诸侯,各自纪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以鲁公编年。盖成例相沿,虽圣人不能改也。至汉犹然。

  史记诸侯王世家,纪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诸侯王之年纪事。

  如楚元王传「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

  又梁孝王传「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朝。」最後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转以侯国岁年,记天子之事矣。

  汉书亦同。盖当时虽已大一统,而列国纪载,犹用古法也。

  案汉书齐悼惠传「城阳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虚侯与东平侯兴居俱立。二年薨。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纪侯国事。

  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

  汉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章怀後汉书注:「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云。

  而其时孝与悌,又稍有差别。

  文帝赐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

  武帝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元帝诏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

  东汉章帝诏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其赐帛人各一匹。」

  汉三公官

  二府、三公

  汉承秦制,设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谓之二府。刘向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是也。

  亦称三公。晁错之父谓错曰:「人口议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盖以官称之。」又汲黯谓公孙弘:「身为三公而犹布被。」是时,弘为御史大夫。是御史大夫,已称三公也。

  太尉(大司马)

  其掌兵者,则曰太尉。武帝改为大司马,而冠以将军之号。(如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御史大夫(大司空)

  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烦多,丞相一人,事多废滞。」於是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备三公官。

  丞相(大司徒)

  哀帝又改丞相为大司徒。

  太尉、大司徒、大司空

  至东汉光武,又改大司马为太尉。於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称为三公。

  建武二十七年,诏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故刘昭百官志称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

  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诏责三公曰:「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亦云:「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是也。

  仪同三司

  邓骘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於是三司之外,又有仪同之号,自骘始也。

  太傅

  东汉诸帝,多幼年嗣位。於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录尚书事。如和帝初,窦太后临朝,以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殇帝初,邓太后临朝,以张禹为太傅,录尚书事是也。於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称四府。种暠疏:「请敕四府,条举近臣之亲为二千石残秽者」是也。

  大将军

  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将军,本由太尉改为大司马而冠以此号,後省大司马,仍为太尉,则将军之号可不必设。然自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辅政,自後外戚辅政者,往往为是官。於是大将军之权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

  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辅政,故位在三公上。後仍复旧制。

  和帝初,窦宪以大将军辅政,权势既盛。公卿希旨,奏宪位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後梁商、梁冀为大将军皆因之。故顺帝举将帅,选武猛等诏,皆以大将军列三公之首。

  终汉之世,以外戚秉权者为大将军,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否则不设。惟三公官,常为宰相之任。

  相国

  至献帝时,董卓自为相国(相国又在丞相上,萧何由丞相进位相国),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旧。

  迨曹操柄国,虑人分权,乃复汉初旧制,罢三公官,专设丞相、御史大夫,而自为丞相,於是大权尽归於操矣。

  三公    

  二府     

  秦、汉初 丞相御史大夫太尉    

  西汉武帝   大司马

  冠将军号    

  西汉成帝  大司空     

  西汉哀帝 大司徒      

  东汉光武   太尉    

  司徒司空     

  三司    

  东汉和帝    太傅

  录尚书事大将军  

  四府   

  东汉殇帝      仪同三司 

  东汉献帝相国       

  灾异策免三公

  案周官三公之职,本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务。汉初犹重此说。

  陈平谓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遂万物之宜者也。」

  丙吉问牛喘,以为:「三公调和阴阳,今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因暑而喘,则时节失气,有所伤害。」

  魏相亦奏:「臣备位宰相,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

  是汉时三公官,犹知以调和阴阳,引为己职。因而遇有灾异,遂有策免三公之制。

  徐防传:「防为太尉,与张禹参录尚书事。後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策免,自防始也。」(防传)。然薛宣为丞相,成帝册曰:「灾异数见,比岁不登,百姓饥馑,盗贼并兴,君为丞相,无以帅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绶罢归。」是防之先,已有此制。

  如淳汉书注,谓:「天文大变,天下大祸,则使侍中以上尊养牛赐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即日自杀。」则并有不止策免者矣。

  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

  如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无光。丞相于定国,自劾归侯印,乞骸骨。

  明帝永平十三年,日蚀,三公免冠自劾是也。

  盖西汉三公之官,无所不统。

  观安帝诏谓:「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谓:「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此虽东汉之诏,而职任实自西京。可见选用牧守,举劾奸邪,皆三公之责。

  朱浮传:「汉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职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实,然後黜退。」

  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相举不法者。如鲍宣为冀州牧,司直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置吏。

  又王商为丞相,有琅邪太守杨彤,其郡有灾十四以上。商部属案实,商遂奏免彤官。此可见西汉三公之任也。

  自光武躬亲吏事,三府任轻,机事转委尚书(陈忠传)。

  其刺史劾二千石,亦不复下三公,而权归刺举之吏。故朱浮谓:「帝以使者为腹心,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谓尚书之平,决於百石之吏。」(浮传)。

  自和、安以後,女后临朝,外戚辅政,三公之任益轻。

  如邓彪年老,窦太后兄宪,以其柔和易制,让彪为太傅录尚书事。而宪实握事权,有所施为,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是录尚书者,且听命於戚臣矣。

  三公之轻如此,而策免三公,则沿为故事,此实非事理之平。

  故陈忠以为非国体。而仲长统谓:「光武虽置三公,权归台阁(谓尚书也),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如韩歆、欧阳歙、戴涉等先後为司徒,皆坐事死)

  以後则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及至灾异屡见,反以策让三公,至於死免。

  往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此两汉三公,轻重不同之大概也。

  上书无忌讳

  贾谊治安策:愿文帝「生而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天无极。」又曰:「若畜乱宿祸,使万年之後,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是直谓帝必早崩於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时也。

  又谷永奏成帝曰:「汉兴九世,百九十余岁,继体之主七,皆顺承天道。至陛下独违道纵慾,轻身妄行,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後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永传)

  刘向奏成帝亦曰:「陛下为人子孙,而令国祚移於外家,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

  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然文帝以谊所言分封王国子弟等事,多见之施行。成帝则徒叹向之忠,而不能收外家之权,卒至日後篡夺之祸。是徒受直言亦无益也。

  上书召见

  汉高祖驻军,郦食其谒见,帝方洗足,即召入。郦生责以不宜倨见长者。帝又改容谢之。

  陈平以魏无知入见,即召赐食,遣出,平曰:「臣所言不可过今日。」遂欣然留使尽言(平传)

  帝在洛阳,娄敬脱挽辂,谓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虞将军欲为易衣,敬曰:「臣衣帛,帛见;衣褐,褐见。」将军入言上,上即召见,赐食。(敬传)

  此高祖创业时,固以收揽人才为急也。

  至武帝则继体已五世,朝廷尊严,宜与臣民阔绝矣。

  乃主父偃上书,朝奏入,暮即召见。同时徐乐、严安亦上书,俱召见。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主父偃传)

  终军上书言事,帝奇其文,即拜为谒者(军传)。

  甚而东方朔上书,自言:「年十三学书,十五学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亦诵二十二万言。今年二十三,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为天子大臣矣。」其狂肆自举如此,使在後世,岂不以妄诞得罪。乃帝反伟之,而令待诏金马门,遂以进用(东方朔传)。

  史称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宜乎兴文治,建武功,为千古英主也。

  又戾太子死巫蛊之祸。车千秋上书为太子讼冤,帝大感悟,召见,即拜为大鸿胪。不数月,遂为丞相。

  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当时禁网疏阔,怀才者皆得自达,亦於此可见矣。

  汉武用将

  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之士(放荡不羁之人),不计流品也。

  张骞传:「自骞开外国道,致尊贵,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天子为其绝远,辄予节(使者之信物)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备人众遣之。或道中被侵盗,失物及失指(未达目的),天子为其习之,辄案致重罪以激之,令赎(赔偿抵罪)复求使。大者予节,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争应募。」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

  至其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

  如卫青、霍去病等,屡经出塞,为国宣力,固贵之宠之,封侯增邑不少靳(吝惜)。

  或奋身死事。

  如韩千秋战死南越,帝曰:「千秋功虽不成,然亦军锋之冠。」则封其子为成安侯。

  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录者。

  如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而私罪恶甚多,则以其万里征伐,不录其过。

  甚至失机败事,而其罪可谅,其才尚可用者,亦终不刑戮,使得再自效。

  如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广失亡多,骞後期(迟误预定会合之期限),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

  广又全军覆没,身为匈奴所得,佯死夺其马奔归,当斩,亦赎为庶人。

  他如公孙敖亡七千人;赵食其迷失道;楼船将军杨仆击朝鲜,坐兵至列口,不待左将军,以致失亡多,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後皆重诏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法令)。

  如李广夜行,为灞陵醉尉所辱。及为将,请尉俱行,至即斩以报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为罪,反奖誉之,以成其气。

  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

  如杨仆已破南越,会东越反,帝欲以为将,为其伐(恃功自夸)前劳,特诏责之,又数其受诏不至兰池宫等罪,激使立功自赎。其驾驭豪杰如此,真所谓涤镟在手,操纵自如者也。

  而於畏懦者则诛无赦。

  如大司农张成、山州侯刘齿击东越,畏贼不敢进,却就便处,即立诛之。

  又或冒功行诈。

  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与杨仆争功嫉妒,虽克朝鲜,终坐弃市。(以上皆见各本传)

  赏罚严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

  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

  汉武帝三大将,皆从嬖宠擢用。

  卫青父郑季,给事平阳侯家。与卫媪通,生青。故青冒姓卫氏,为平阳主骑奴。而卫媪先有女子夫,以主家讴者(歌奴),得幸於帝,立为后。青以后同母弟,见用为大将军,征匈奴有功,封长平侯。平阳主寡居,青即尚焉。

  霍去病父霍仲孺,先与卫子夫之姊少儿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见用为骠骑将军,征匈奴有功,封冠军侯。

  李广利之进也。其女弟本倡,後得幸于帝为李夫人。帝用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得其王母寡头以归,封海西侯。

  三大将皆出自淫贱苟合,或为奴仆,或为倡优,徒以嬖宠进,後皆成大功,为名将,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且卫媪一失节仆妇。生男为大将军。生女长君孺嫁公孙贺,官至丞相。次少儿生去病,又嫁陈掌,亦为詹事(太子东宫之庶务官)。小女子夫,且为皇后。而去病异母弟光,又因去病入侍中,後受遗辅政,封博陆侯,为一代名臣。其始皆由贱妇而起,闲气所锺,固有不择地者哉。(大臣乃应天地气运而生,所谓「正气为帝,间气为臣,秀气为人。」

  与苏武同出使者

  苏武使匈奴,守节不屈,十九年始得归,人皆知之。然是时守节绝域,或归或不得归,不止武一人也。

  先是长史任敞使匈奴,欲令单于为外臣,单于怒,留敞不遣。

  又郭吉讽单于,单于亦留吉,辱之於北海上。

  路充国为单于所留,且鞮侯单于立,始得归。

  是诸人皆在武之先。

  又匈奴传,匈奴欲和亲,先归苏武、马宏等以通善意。马宏者,前副光禄任忠使西域,为匈奴所遮,忠战死,宏被擒,不肯降,至是得归。是武之外,尚有马宏也。

  赵破奴以浚稽将军与匈奴战,为所得,在匈奴中十年,与其子定国逃归。是破奴亦守节不屈者也。

  张骞先使月氏,道半为匈奴所得,留十年,持汉节不失。後乃逃出,由大宛、康居至月氏、大夏,从羌中归,又为匈奴所得。岁余,乘其国内乱乃脱归。是骞之崎岖险阻,更甚於武也。

  即与武同时出使者,有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後胜为匈奴所杀,惠仍在匈奴。教汉使言天子在上林,射得雁足书,知武等所在。故武得归。是惠在匈奴,亦十九年也。

  同时随武还者九人,见於武传者,常惠、徐圣、赵终根,然至今但称武而已。惠後以军功封长罗侯,尚在人耳目闲,圣、终根虽附书於传,已莫有知之者,其余尚有六人,并氏名亦不载,则同一使也,而传不传亦有命。

  又况是时二十余年闲,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以相当,前後凡十余辈,则其中守节不屈者,亦必有人,而皆不见於史籍,则有幸有不幸,岂不重可叹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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