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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使唐朝覆没的这次叛乱是由在唐朝供职的一位名叫安禄山的蒙古族契丹人发动的。这位冒险家迅速地接连占有了中国的两个都城：洛阳（755年）和长安，唐玄宗逃亡四川。玄宗之子肃宗皇帝（756－762年在位）担负起重新夺取国家的任务，因此，他向当时的蒙古君主、突厥族回纥人求援。
如上所述，744年，回纥突厥人取代了东突厥在蒙古的帝国。回纥可汗，被中国人称为默延啜，或者葛勒可汗（745－759年在位），很乐意接受肃宗的要求，反过来，肃宗答应将唐朝公主嫁给他。从蒙古来的回纥军队随即配合帝国军队，在从叛军手中夺取洛阳城的战斗中（757年）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肃宗对回纥首领大加感谢和封官。当回纥军返回蒙古时，肃宗答应每年给回纥绢帛两万匹。
但是，中国的内战并末平息，因为另一些起义威胁着唐朝的统治。默延啜的继承者、汉名为登里牟羽（759－780年在位）的回纥新可汗受到叛军使者的左右，最初他想利用唐朝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甚至抱着与叛军合作的目的，已经率军向中国出发了，但是在途中，一位狡猾的中国外交官员劝他改变了主意，他反过来与唐朝联合，以唐朝的名义从叛军手中夺回了洛阳（762年11月20日）。他还有意识地掠夺了洛阳城。尽管他无疑是唐朝的救星，但是，他已经成了唐朝难以满足的保护者和危险的同盟军。763年3月，他终于踏上了通往蒙古的归途。
回纥可汗在洛阳的长期逗留对他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后果，因为，正是在洛阳，他认识了摩尼教僧侣们（肯定是粟特人），他把他们带回蒙古地区，由于他们的作用，他皈依了摩尼教。这种古波斯宗教（产生于难以理解的马兹达-基督教的综合教义，在伊拉克和伊朗都受到阿拉伯人的迫害）就这样交了意想不到的好运：作为蒙古地区的君主和中国的盟国、当时其势力处于鼎盛时期的回纥帝国信仰了它的教义。摩尼教确实成了回纥汗国的国教。登里可汗在哈喇巴喇哈森碑文中被称为“来自摩尼的人”。一位摩尼教高级教长慕阇（慕阇是粟特文Mojak和帕拉维文Moje的汉文转写）作为新国教的首领在回纥境内建起了住所。摩尼教士们很快在回纥汗国内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该时期的一本中国唐代书籍记道：“回纥人用摩尼教教条来处理国事。”
在后继的可汗们的统治下，回纥帝国在中亚保持着统治势力。阿尔普·骨咄禄汉名合骨咄禄（780-789年），请求并获许与唐代公主结婚。唐朝不可能拒绝这些与之结盟可存，与之结仇必亡的突厥人的要求，唐朝廷与它在平等的条件下谈判——这在中国和蛮族关系上是新鲜事。
哈喇巴喇哈森碑中列举了另一些可汗的名字，他们都有表示特征的相应的称号：爱登里逻汩没密施俱录毗伽可汗（789－790年）、爱腾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毗伽可汗（795－805年）、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805－808年）、爱登里啰汩没蜜施合毗伽可汗（808－821年）。正是在最后的这位“天可汗”统治期间，作为对他的颂词，着名的碑文用三种文字：汉文、突厥文和粟特文刻成。该碑立在鄂尔浑河左岸的哈喇巴喇哈森附近。他也曾向唐朝公主求婚，但由于耽搁，唐朝公主与他的儿子、继承者登啰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结了婚，后者统治时期是821年至824年。
随着摩尼教一起传入回纥的有基督教、马兹达哲学、伊朗艺术、摩尼教的传入必然对回纥的文明作出贡献。哈喇巴喇哈森碑文解释道：“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在不同的时期（770、771、807年），回纥在唐朝的使者们把他们自己视为已经建起的、或仍在筹建中的中国摩尼教团的保护者。在768年，可汗从唐朝天子那里获得准许摩尼教徒在中国布教的法令。因此摩尼寺在湖北的荆州、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和江西南昌（771年）等地建立，这些寺庙成为回纥使者的住所。807年，回鹘使者要求在洛阳和太原另外再置摩尼教寺院。
已经并入回鹘领土的吐鲁番地区，也可以摩尼教团的繁荣而夸耀，这一点已经被摩尼教壁画和小画像证实，特别是由勒柯考察团在回鹘亦都护所在地发现的那些。有趣的是我们在这些小画像上看到，在回鹘施主之旁有身穿白袍的摩尼教师的肖像，更加有趣的是因为这些是已知最早的波斯式小画像。这些摩尼教布教者们随摩尼教一起，确实是从波斯传来了绘画技术，他们认为绘画是宣传宗教的最好方式。回鹘施主也出现在吐鲁番佛教群的某些壁画上、特别是穆尔吐克-伯子克力克。描绘了他们身着礼服，包括华丽的长袍和作为头巾的僧帽，由手持鲜花的女士们，还有奴仆和乐师们拥戴着，它们证实了丰富多采的回鹘文化。再往前，吐鲁番佛教壁画中，另一些有胡须的施主——突厥-伊朗式的，使人想起今天的喀什噶尔人，以佛教的古波斯僧的方式，头戴扁平的帽子、身后跟着骆驼群和骡子群——使人们想起那些粟特商人们，回鹘帝国通过他们与伊朗的各种宗教发生了联系。最后，在回鹘帝国下的吐鲁番，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精致的聂思托里安教的壁画。但是，主要是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即840年之后，在9世纪后半期到10世纪初期，回鹘的吐鲁番艺术得到发展，特别是伯子克力克；因为，正是当时回鹘人被逐出了蒙古地区，大批逃往吐鲁番，并在此建立了新国家。吐鲁番境内最精致的施主画像似乎是在10世纪初期。
当回鹘人从伊朗或伊朗以外地区借来摩尼教时，他们也从同样的地区——准确地说，应该是河中地区——借来了源于叙利亚文的粟特字母，并从粟特字母中发明了他们自己的文字。在9世纪，这种文字已取代了鄂尔浑河的古突厥字母。借助回鹘文，回鹘人创造了民族文学：最早的突厥文学，他们把伊朗文的一些摩尼教经典和梵文、库车文和汉文的大量佛经译写成突厥文学。于是，回鹘比其他的突厥-蒙古各族更先进，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突厥-蒙古各族中，他们将是先生。
然而，在取得文明的过程中，回鹘人可能衰弱了。840年，一些仍处于更加原始状态的突厥人，即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和库苏泊之间）的黠戛斯人，占领了回鹘都城哈喇巴喇哈森，杀回鹘可汗，推翻了回鹘帝国。在一百多年里，唐朝在这些过分强大的盟友面前一直感到恐惧，现在也乘他们衰弱之机，通过对摩尼教僧侣有计划地迫害（843年）来摆脱他们。
黠戛斯人取代了回鹘人，移居鄂尔浑河上游的“帝国的蒙古地区”，即哈喇巴喇哈森和和林附近。但是，这些西伯利亚部落使蒙古地区退化成了野蛮地区。他们一直是蒙古地区的主人，直到大约920年被蒙古族契丹人打败后返回叶尼塞河草原。
回鹘失去了蒙古帝国之后，定居在塔里木北缘诸绿洲地区，即哈拉未州（或称高昌，古代吐鲁番）、济木萨（它已成为突厥的别失八里城），以及焉耆和库车（843年）。另一批回鹘，以萨利回鹘一名而被人们所知，约在860或866年居住在甘肃西部的甘州一带。甘州回鹘国一直存在到1028年，是年，它被唐兀人征服。10世纪敦煌的佛教繁荣状况可以证明萨利回鹘人必定是迅速地放弃了摩尼教，而信奉当地的佛教。别失八里-库车的回鹘国一直存在到13世纪的成吉思汗国时期；他们把自己的影响强加于古代吐火罗，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库车人（即印欧种人）的基地上，这一地区的回鹘人在继续发展库车文化的同时，创造了一种有趣的佛教-聂思托里安教-摩尼教的综合文化。然而，也就是在此，摩尼教迅速地衰落了，在成吉思汗时期，别失八里-库车的回鹘人不是佛教徒就是聂思托里安教徒。
回鹘在吐鲁番和库车境内的移民——这是一次使古印欧语地区的突厥化达到顶点的移民——很可能是分阶段进行的，回鹘与土着居民的融合也许在一个时期内形成了说两种语言的居民。这一点在穆斯林史书中已经明确提到，它指出，回鹘地区的居民除了说他们自己的突厥方言外，长期以来在他们中还使用着另一种语言。然而，回鹘人很可能从“吐火罗语”的文学珍品中受益，他们是这些吐火罗语作品的延续者。回鹘文学常常刻于木块上，由德、法、英考察团在今新疆境内发现的回鹘作品表明，新疆在经历着突厥变化时，以往的知识活动仍有生命力。因此，回鹘人对阿尔泰山和鄂尔浑河的突厥－蒙古族政权，即12世纪的乃蛮部和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来说，堪称“文化之师”，他们为乃蛮人和蒙古人提供了书记员，“官吏”和书写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