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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古典悲剧是帖木儿的自我表现。剧的主要特征是具有以后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一种一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并与之相一致的虚伪。他是一位具有福熙式灵魂的拿破仑，是阿提拉后裔的菲利普二世。像“埃斯科里亚”中的人物“阴沉、郁郁寡欢”。正像对宗教的虔诚一样，他还是一位无畏的战土和经验丰富的、深谋远虑的指挥者；是艺术家和文人的朋友，像泄刺只人一样赞赏波斯诗——由于夺取巴里黑而成了中亚至高无上君主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帖木儿在获得权力过程中的深谋远虑，以及在必要时可以屈服，在竞争需要时可以流亡的冷静态度，使人想起了成吉思汗。像这位蒙古征服者一样，河中的这位领导者开始也是默默无闻的，在忽辛这样缺乏勇敢和坚定的封建主手下作为属臣为他效劳，正像成吉思汗在愚钝的王罕手下效劳一样。帖木儿逃往呼罗珊，以及他从锡斯坦到塔什干的冒险生涯使我们想起了成吉思汗在班朱尼河畔的不幸岁月。他与忽辛的决裂正像成吉思汗曾经与克烈王的决裂一样，无论如何，在表面上是一丝不苟地格守了协定的。《武功记》用李维式的叙述，加上虔诚的穆斯林腔调和抹去了蒙古牧民的粗野无知，回忆了《秘史》中那段着名的、史诗般的申诉。但是，一旦法律在他一边，并以援引的古兰经为根据时，就轮到帖木儿采取背信弃义的方式保卫自己，反对原盟友的背叛行为（无论是真有其事或者只是帖木儿的猜测），他像成吉思汗推翻脱斡邻勒一样地进行突然袭击并打垮了忽辛。
然而，成吉思汗完成了他的事业。他宣布自己是“罕”，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在他之上，他没有保留比他更有牢固合法性的某位（即古代蒙古诸王的直接后裔）形式上的君主。更不用说他会考虑在克烈王的弟弟，或者是在金朝皇帝的庇护下去征服远东了。帖木儿在征服巴里黑时确实自称为王。1370年4月10日（当时他34岁）“他登上王位，戴上金王冠，系上帝王的腰带出现在诸王公和异密们面前，他们都跪在他面前。”《武功记》使我们确信，他宣布自己是成吉思汗和察合台的继承人和接续者。但是，他的称号仍不明确，直到1388年，他才明确地采用“苏丹”称号。最重要的是，他不敢废除成吉思汗家族的********们，尽管他与忽辛扶上王位的哈比勒·沙汗公开站在忽辛一边反对他。事实上，正如《拉失德史》透露的那样，他确实考虑过要摆脱汗这一包袱，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为了得到河中贵族们真正的服从，他必须在不可争辨的合法原则幕后行使权力。因此，他所做的仅限于处死哈比勒·沙汗，由另一位忠于自己的成吉思汗宗王锁咬儿哈的米失取代之，锁咬儿哈的米失作为河中帖木儿王朝可汗从1370年一直统治到1388年。他死之后，帖木儿提名他的儿子继位，是马合谋汗（1388－1402年在位）。帖木儿政府颁发的敕令，都以适当的尊重和合乎礼仪的方式签署着这一显赫家族后裔们的名字。他们无疑是一些由帖木儿任意指派的、完全屈从于他意志的、徒具虚名的稻草人，没有人会想到，或者是留意这些可怜的无名之辈。杜格拉特部穆罕默德·海达尔二世后来写道：“在我那个时代，撒麻耳干的可汗们被看成政治囚犯。”
然而，帖木儿以不坦率和诡辩的态度对待政治统治权问题是事实。他不敢重新制定一套全新的法律，而是甘愿造成一种新的局面，事实上是用突厥统治取代蒙古统治，以一个帖木儿帝国取代一个成吉思汗帝国。在法律上，他要求的不是根本上的改变。因此，他从未说过他要废除成吉思汗的札撒，而赞成沙里亚法或者说穆斯林法律。尽管确实显得有些奇怪，伊本·阿木拉沙称他是一位不虔诚的穆斯林。因为他“宁可用成吉思汗的法律而不用穆斯林法律”。当然，这可能纯属形式上的指责，因为在中亚居民的眼中，帖木儿极力做出成吉思汗继承人的样子，甚至是又一个成吉思汗。在实践中，事实却相反。他不断求助的正是《古兰经》，预言他将成功的是伊玛目和托钵僧。他的战争将具有圣战的特征，即使是在他与穆斯林作战时（情况几乎总是这样）。他只得谴责这些穆斯林，即谴责最近才皈依伊斯兰教的伊犁和回鹘地区的那些察合台人，或者是谴责容忍数百万印度教臣民的德里苏丹们（他们制止屠杀）对伊斯兰教的冷淡。
从一开始，帖木儿帝国就是不平衡的，缺乏成吉思汗国的稳固和持久。它的文化是突厥－波斯的，它的法律体系是突厥－成吉思汗式的，它的政治－宗教信条是蒙古－阿拉伯式的。在这方面，帖木儿具有欧洲的查理五世皇帝一样多的特征。但是，在他本人身上，这些矛盾并不明显，或者说，这些矛盾时隐时现地突出他无以伦比的个性，即经历了两大时期边缘上的几种文明的超人的个性。帖木儿身高、头大，褐色皮肤，在世界各地不停奔走的这位跛子，他的手总是放在他的剑附近，他能把弓弦拉到耳部，他的枪法也如成吉思汗一样准确无误。像在他之前的成吉思汗一样，他支配着他那个时代。成吉思汗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帝国（即使是在平庸者的统治下）仍幸存着。帖木儿的帝国，尽管由一些有才能的人，甚至是像沙哈鲁、兀鲁伯和忽辛·拜哈拉和巴布尔这样的一些天才继承，也注定要很快消失，退缩到狭小的河中故地和隶属的呼罗珊地区。
成吉思汗国的幸存可以从帝国得以建立的基础进行解释。成吉思汗国建立在蒙古地区的古代帝国之上，它是以鄂尔浑河为中心的，从古匈奴时代起就存在的不朽的草原帝国，匈奴人把这一帝国传给了柔然和厌哒，柔然传给了突厥，突厥传给回鹘，在成吉思汗出生时，这一帝国正在传入克烈人手中。这里是一种自然结构，即草原结构，一种种族和社会的结构，即突厥－蒙古游牧主义的结构，这种结构是较坚固的，因为它是简单的唯一根基于自然规律的，这一规律使游牧民去寻找掠夺物，如果可能的话，会使定居居民归顺于他的控制。就此而言，草原帝国的建立和周期性的复兴是人类地理学上的规律。游牧民一直支配着草原边境上的定居民，他们的帝国如洪水泛滥，隔一定时间迟早总要发生，直到很久以后，当定居民由于科学武器的应用而取得了人为的优势时，这种状况才结束。
关于帖木儿要建的帝国则与此不同。他所统治的河中仅在外表上是一个地理中心，这意味着河中本身不是动力策源地。14世纪末使该地区成为风暴中心的情况纯属偶然。在亚洲历史的进程中，存在过两种支配力，一种是亚洲外缘的古定居文明（中国、印度、伊朗）的支配力，它以同化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不顾一切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巴巴利”即“蛮夷之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同化的作用比武力更强大。第二种支配力是从这个大陆的心脏波涛般汹涌而来的、游牧民的猛烈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产生是因为他们处于饥饿之中，还因为贪食的狼总要以某些方式，随时搞到较好的、人们豢养的家畜。但是，帖木儿的河中帝国不属于这两类。如果说他在几年中能够破坏东半球的话，那么，首先是凭借他超人的个性，帖木儿一名的突厥语含意即钢铁般的人，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性格。
还有这种事实：这位钢铁般的混合种人（他是具有蒙古种，或者说，至少是受到成吉思汗蒙古人纪律下锻炼成的东半球上的突厥种人），于14世纪末在塔什干和阿姆河之间建立了一个可怕的军事政权。还必须强调，它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谁会比成吉思汗以前的这些河中突厥人（尽管他们很勇敢）更散漫？这一事实已经被13世纪的那些可悲的游侠们非常生动地加以说明了，例如花刺子模的摩诃末和札兰丁，更不用说在他们之前的桑伽。也不必强调更加近代的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的无政府状况。与此相反，据《武功记》评论，帖木儿王朝时期的河中突厥人生来就具有军纪，队伍的编排不用口令，队形是在敲鼓或吹号以前就排好了的。按两个世纪中严格应用的札撒，年轻人被训练为各种兵种的职业军人。帖木儿在冬季对西伯利亚和在酷夏对印度的进军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把成吉思汗的纪律强加于突厥人的勇猛而诞生的这些军队，忍耐了两百年，甚至没有机会自由发挥他们的好战性格。忽必烈统治下的鄂尔浑蒙古人把整个远东作为他们征服的战场；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已经飞驰到维也纳的大门口；旭烈兀的蒙古人力求到达埃及河边。只有察合台境内突厥斯坦的这个“中部王国”的突厥－蒙古人，被另外三个成吉思汗兀鲁恩团团围住，被迫停顿不前。然而，现在他们周围的障碍突然拆除了。在西方，阻止河中人西进的波斯汗国不复存在了；控制着西北方的金帐汗国也处于衰落之中，已无力阻挡其道，通往戈壁方向的路也因蒙兀儿斯坦被夷为废墟而敞开了；德里苏丹国呈现暂时的衰退，没有形成像察合台初期时保卫印度河的状况。帖木儿统治下的河中人向四面八方迅速扩展。长时期内他们被迫无所事事，现在得到了补偿，在那个时期，征服只有外部的突厥－蒙古兀鲁思独自享受，而河中人与蒙古战争的荣誉和战利品无缘。现在，他们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帖木儿朝的史诗——如果人们可以这样形容一系列背叛和屠杀的话——在种族上是突厥的，但它仍是蒙古史诗的一部分，尽管是来得太晚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