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悲剧，向前推若干年，就是我们今天一些地方的现状；向后推若干年，就是孟子时代牛山悲剧的重现。

　　我们为何总要一次次重复犯前人的错误，而不从中吸取教训呢？

　　在走上工业化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生态问题，诸如可耕地减少，森林锐减，不少鱼种濒临灭绝，动物惨遭滥捕滥杀，环境污染，水资源枯竭，“气候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加快等，很多在孟子时代已经出现了，很多孟子都提出来了，但为何几千年愈演愈烈呢？为何几千年对大自然的索取不知还是不愿有度呢？

　　“欲贵之，人之同心也”

　　如果说，儒家学说也认为人欲是合情合理的，满足人欲也是应该的，那很多人可能以为是听错了。为何？

　　宋明理学歪曲了儒家圣贤孔孟的本义。

　　理学分为“关学”和“洛学”。所谓“关学”，是指以张载为代表的“关中学派”（张载为陕西关中眉县横渠人）；所谓“洛学”，是指以程颐、程灏为代表的“河洛学派”（二程为洛阳人）。

　　“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认为：“气”为宇宙的本源，“两”为天道原则。“两”即为两端，即事物的两面，一分为二，互生互动，发展变化。

　　“洛学”的代表人物二程认为：“理”为宇宙的本源和主体，天地万物，社会万象，无所不包，是唯一的，是绝对的。二程把所谓的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看：“人于天理昏者，是只为嗜欲……惟蔽于人欲，则亡天理也。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返，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粹言心性》）大儒朱熹则更是如此认为：“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朱熹《遗书》）把所谓的“理”“性”“心”都看成同一个“理”，完全曲解了孔孟圣贤关于“心”“性”的本义。

　　不仅如此，理学还把所谓的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起来，并互不相容。“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集成·语类》卷四）这就是对中国人心理和中华民族精神影响至深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

　　理学的思维是单一的，极端的，即认定天理包罗一切。一个人，若心中存有天理，那就容不了人欲；如果心存人欲，那就难容天理。天理与人欲不能并存。

　　这种悖论的提出，并占思想的主民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宋代及以后中国社会格局和中国人的心理，至今，我们仍不能说已完全不受其影响。

　　曾几何时，为了维护所谓的天理，连基本的人欲都灭绝了。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就是把人的一切基本权利都剥夺了。

　　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连苟且活着，也似乎有了难以赎的“原罪”。

　　而一旦失去了欲望，生命就失去了动力，不仅个体生命没有活力和创造力，由这种生命所组成的社会，不也是一个停滞的超稳定的社会吗？这样的社会，除了持续贫穷，在同一个低水平上徘徊，往复循环，周期性改朝换代外，还有什么特征呢？

　　其实，儒家圣贤孔孟并未提出什么“灭人欲”，而是对合情合理的人欲，加以提倡和保护。

　　亚圣孟子认为：“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告子章句上）人人都有想变得尊贵的愿望，就是明确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一个人的各种欲望，既是变化的，又是长久的。“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万章章句上）这种“慕”，就是人欲。“慕”父母，是依恋之欲；“慕”美女，是情之欲；“慕”妻子，是爱之欲；“慕”君王，是权之欲。种种人欲，不仅存在，而且根本是灭不了的。所谓的天理，并不因为有了这种种人欲而难以存在。

　　不只普通人有难以灭绝的人欲，帝王的人欲更是极度膨胀。齐宣王问政于孟子时，就直言不讳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梁惠王章句下）孟子的回答是：“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章句下）他不仅肯定了其人欲的合理性，而且说只要能让老百姓与其一样，满足人欲又有什么困难呢？关键看是否符合仁义，只要合乎仁义，还有什么欲望不能满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