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继秦而兴的汉朝，“汉承秦制”，在汉初奉行“黄老之术”，提倡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恢复经济之后，就开始“独尊儒术”了。儒学在经历了秦朝的浩劫和汉初的冷落之后，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汉书·董仲舒传》引董仲舒与汉武帝奏对时建议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会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依然是为了统一思想，不过，与秦统一于法家思想一样，汉武帝也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定儒术为一尊。从此，儒家学说，由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一跃而为天下独尊的一家，成为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我们仍不能说，不受其影响。

　　那么，儒家学说凭什么会获得如此的尊崇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儒术之所以独尊，根本的原因，还是由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而决定的。

　　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梁惠王章句上）的小农经济模式基本形成和确定。《汉书·食货志》载：“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秦朝时的人口约两千多万，汉中期的人口上升到五千多万，按五口之家的模式，即多达一千万家。从汉至清亡，人口和土地面积基本都在这个水准上浮动。如何有效地管理这么多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呢？怎样才能使强暴的专制皇权的统治看起来合情合理，而且富有一些所谓的人情味呢？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

　　比如孔子学说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以及：“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以及：“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以及“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以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矣。”（《论语·尧日》）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等，无不是论证了皇权专制统治的合法性。

　　同样，孟子学说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道义也。”（滕文公章句上）以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章句上）以及：“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离娄章句上）以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章句上）等等，也是用伦理来论证统治者富有的人情味。

　　这样以来，孔孟学说就转变成了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与小农经济一起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超稳定的三角版块。其中，小农经济是基础；皇权专制制度犹如金字塔一样，高居其上；孔孟学说起着教化小农、支撑皇权的作用。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专制皇权体制，孔孟学说一直是传统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

　　在这个三位一体的动态超稳定的三角版块结构中，孔孟学说与皇权专制体制，以及小农经济各占三角形的一个边。若一边残破，就犹如三角形缺了一个角，整个三角版块的稳定就打破了。稳定一旦被破坏，社会动荡就难免了，所谓的乱世就来了；若孔孟学说与皇权专制体制和小农经济三者基本处于协调状态，那社会的稳定就有了保证。所谓的太平盛世也就出现了。

　　孔孟学说在动态三角版块中的协调作用，对小农的教化作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皇权专制强暴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

　　因而，孔孟学说能够发展为贯穿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学，既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是社会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