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谈孔说儒

　　孔子真是儒家的创始人吗？

　　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是今天各种书籍、文章，无论正史，还是野叟曝言，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不容置疑，也没什么好疑的。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突然问上一句，事实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大吃一惊。在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自以为天经地义，最安全，最正常，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一脚踩空了。

　　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写到过，说过，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更为关键和重要，也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孔子与儒之间，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隐秘。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先从《论语》说起。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论语》毫无疑问是最真实、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但全部《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多条语录，"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133页），孔子说到儒字的，仅仅只有一次。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之后，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点的弟子，无一人提到过，问及过儒，甚至是与儒字沾边、相关的内容和话语。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在《论语 子罕》篇中，起首一条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者，很少说，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见朱熹《四书集注》注解1）。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页）讲了一百多条，都可以说成是罕言；那仅仅是一言带过，绝口不提的儒，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这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乃至讶异吗？

　　再来看《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是除《论语》之外，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详尽的记述。孔子一生言行举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动，史迁用他饱醮激情的笔墨，几乎是事无巨细，尽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从头到尾，9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仅仅只有一处！（好像是刻意要来跟《论语》形成一对一的呼应对照。）而这一处提到儒字的过程与写法，颇值得细细体会。为了尽可能表现出这种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详细一些。孔子死后，先是鲁哀公作诔，表示追悼之意，严肃认真的子贡，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数落了哀公一番。然后，是写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六年。"然后再写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请注意，一直写到这里，司马迁才腾出笔来，带了一句，"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这就是《史记 孔子世家》全文，唯一写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诸儒"的出现，作者司马迁是完全有意地，将其与孔子弟子，甚至鲁人的出现，专门区隔分别开的。为什么？如果说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为什么要作这种区隔？很明显，这里的诸儒和子贡他们不是一伙的。难道这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如果是，那为什么在孔子，子贡及其他弟子身上，连儒字都懒得说，都免掉了？而这种隔绝，与孔子作为儒家创立者，儒学创始人的形象，是不是离得也太远了点？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世家》结尾处的太史公曰，照理说，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但司马迁又一次付之阙如。史迁说了一通他本人对孔子的景仰，感念，慨叹孔子可谓至圣矣；却片言只语没有提到儒字，提到什么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之事。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瞻远瞩，烛幽洞微，这难道不也让人心生疑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