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圣人不死，大盗不能肃清，即使借重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是替盗贼增加利益罢了。这就好像有了斗斛来量米谷，就有利用斗斛来做诈伪的事；有了秤杆来称东西，就有利用秤杆来做欺骗的事；有了官印作为信物，就有假造官印图利的事；有了仁义来纠正人的行为，就有假借仁义来做虚伪的事。怎么会这样呢？

　　且看：那偷窃别人腰带钩子的小贼，捉到了就被杀死，而那偷窃君国的人反倒做了诸侯。并且在诸侯的府第内，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仁义之教频传，这不是假仁义来为非作歹吗？

　　这种放任大盗强夺诸侯的地位，利用仁义、斗解、秤锤、官印求取私利的事，虽有官方的重赏与酷刑，却都无法禁绝，这实在是圣人的过失啊！

　　因此有人说："鱼不可以离开深渊，国家的名器不可明告人。" （20 ）圣人的法利，就是治理天下的利器，是绝不可公开让天下人知道的。

　　所以只有摒去圣智，大盗方可肃清；摔毁珠玉，小盗才不会产生；烧毁印信，人民自会诚实；击破升斗，折断秤杆，百姓自不争执；毁尽天下圣人的法度，人民才有资格和在上的议论……废除六律，消绝竽瑟，塞住师旷的耳朵，而后天下人方能恢复真正的听觉。

　　若能毁去文章，舍弃五色，粘合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才能恢复真正的视觉；毁坏钩子、绳索、弃去规矩，折断工倕的手指，而后天下人才有真正的巧艺，俗语说："大巧的人反似笨拙" （21 ），就是这个道理。除去曾参、史鳅的忠信行为，封锁杨朱、墨翟的言论，抛弃仁义之说，而后天下人的道德才能和玄妙的大道 （22 ）混合。

　　如果人人不自显他的视觉，天下就不会被"光芒的气焰"烧坏；人人不显露自己的听觉，天下就没有忧患；人人不显露自己的智慧，天下就不会惑乱；人人不显露自己的德行，天下就没有淫邪的行为。

　　像曾参、史鳅、师旷、工倕、离朱等人，都是标榜自己的德性以扰乱天下，于法来说，这是毫无用处可言的。（《庄子》外篇第十章《胠箧》）

　　二、小心不要伤害到人的本心

　　崔瞿问老聃说："如果天下不必治理，如何使人心向善呢？"

　　老子回答说："小心，不要伤害到人的本心就可以了。人心是很容易动摇的，不得志则居下，得志就在上位了，上下不已，因此自暴自弃，得不到丝毫的安适。

　　温和的时候，柔弱的心可以制服刚强；顺心时，人心热如焦火；失志时则又寒如冰雪。心情的变化快速无比，一眨眼的工夫，它可以越过四海之外。平稳的时候，像是寂静的深渊；心念突起，又像悬于天上一样。有如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的，恐怕就是人心了。"

　　从前，黄帝首先以仁义鼓舞人心，尧、舜争相模仿，以至于瘦骨嶙峋，腿上无毛来求天下人形体的安适。他们苦心施行仁义和经营法度，却仍不能改变天下人的心志，作乱的人相继而起。由尧驱逐欢兜至崇山，放逐三苗于三峗，流放共工到幽都这些事看来就可明白了。

　　到了三代 （23 ），这种情形更为严重：一方面有夏桀的残暴，一方面有曾参、史鳅的德性，因而儒墨的学说纷纷而起。于是乎喜怒是非互相猜疑；愚者智者，互相欺侮；善恶互相攻讦；虚伪诚实，自相讥讽；天下的风气自此大坏。

　　由于道德的分裂，使得人们的生活散乱不堪；又由于好求无涯的知识，使得天下百姓智穷才尽，随之而来产生了斧钺刀锯的刑具，天下岂有不乱之理？这都是鼓动人心造成的祸患啊！

　　所以贤能的人隐居在高山深岩中，万乘的国君却坐在朝廷上恐惧忧虑。而今，儒墨之流看到死刑的尸体狼藉遍地，服刑役的相拥互挤，受刑劳的到处皆是，才开始奋力挽救当世的敝政。唉！他们也太不知耻了。

　　就因为我知道圣者是刑罚产生的根源，仁义是桎梏的凭借，相对也就知道曾参、史鳅的行为是夏桀依恃的准则了。所以："只有断绝圣贤，抛弃智慧，天下才可以得到太平。"（《庄子》外篇第十一章《在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