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强调个人修养方面也特别注重行中庸之道。子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当这些情绪未发泄时，我们的情绪就处于心平气静，中庸平稳；但有时因发生了异常的变故，人就会有情绪的变化和波动，只要是适当、有节制，不过度与激烈地发泄，就是温和平和。这意思是说，人与人相处，行中庸，遇事心平气和，包容共济，相互谦让，文明处世，礼貌待人，人们就会减少摩擦与争斗，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人们的和谐相处。人们都行中庸，不但人们之间可和谐相处，而且中庸之道还能使天与地之间处于融洽的位置，阴阳能平和，天下万物才能生长发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整个社会才能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现在说中庸，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易经》认为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随时随地在变，每秒钟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如何能适应这个变，如何能领导这个变，这是学问的中心。同时《易经》告诉我们，变是对立的变，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对立的，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坏，你说对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在这个相对的中间，有一个中和的道理。所以“中庸”便提到中和的作用，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有最高的领导德业的人，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那就对了。那才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一般的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在不少有层次的人看来，中国人生活的最高典型应属中庸的生活。林语堂先生在《谁最会享受人生》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提出要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实行一种中庸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哲学。林语堂先生说：“我相信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人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


　　应该说，在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中，还不曾发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与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有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子的壁炉；书也读读，可是不能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总而言之，这种生活当为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自以为聪明却好走极端，走偏锋，不知适可而止，不合中庸之道，所以往往自投罗网而自己却还不知道。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这些出风头、走极端欺世盗名的搞法根本不合中庸之道的规范，自然是人所不齿的。


　　知道适可而止的好处，知道选择中庸之道作为立身处世原则的意义还不够。好胜心难以满足，欲壑难填，结果是越走越远，不知不觉间又放弃了适可而止的初衷，背离了中庸之道。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


　　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这就是“中庸”的原则，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说来简单，实际上我们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的言行举止往往失之偏颇。过于追求物质，或者过于理想主义，都一样，过犹不及。曾经年少轻狂，愤世嫉俗，难免言行偏激。如今学会用平常心对待一切，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曾经悲观失望，想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如今接受生老病死是自然过程，以自然心对待自然。明白了中庸之道，就不会一昧悲观，也不会盲目乐观，从容地面对生活。对不如意事可以一笑置之，亦可以不计较平常得失荣辱。我们或许做不成大事业，只能从平凡的实在中讨生活。可是只要把这些实在的小事做好了，于实在中获得小小的乐趣，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