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公卿大臣都主张封禅，太宗也认为自己功德很高，可以封禅了，只有魏征不同意，太宗问：“你说为什么不能封禅?难道是功未高吗?德未厚吗?国未安吗?远夷未服吗?年谷未丰吗?”魏征回答说：“陛下功虽高，老百姓没有得到恩惠；德虽厚，恩泽还没有普及；天下虽平定，国家还未富裕；远夷虽慕义，财力还未足以奉他们；年谷虽丰收，仓廪还空虚，所以我不同意封禅。”他又用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打比方，使太宗明白了道理，“封禅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以后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如果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无法生存了，这时如有人煽动叛乱，那时就晚了。”太宗听了无话反驳，只好作罢。


　　群臣见太宗善于纳谏也鼓励提意见，因此上书言事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说得言不符实，太宗有些生气，欲加责罚，魏征认为这样会堵塞人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就说：“陛下想闻得失，当让人们说话，说对了，对陛下有益，说错了，也无损国家。”太宗听了说：“此言是也。”


　　在这里，约束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行为，使得他能够听从魏征建议的，正是孔子所提到的德。孔子认为，管理国家政务的原则，是首先要修养高尚的德品，一旦为政者德品形成强大的感召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四夷宾服，天下太平。


　　为政以德，并不意味着排斥法律，更谈不上人治。法律是外在的约束，德是内在的约束，唯有内外相合，才是真正客观评价孔子思想的态度。


　　孔子说，为政者修养个人的品德，制定政策注重民众的感受，让更多的人从中受惠而不是产生人为的不公正。那么，政令的推行就如同天上的北斗，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行推动，自然而然地就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欢迎。


　　最重要的是，孔子在这句话中表述了儒家最精要的思想，为政者只有为民众所想，不怀偏私之念，才不会为民众所弃。这种思想穿透了历史的长河，至今仍然涣发着智慧的光芒，是我们国人永世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为政宽和是为宜


　　孔子是一个洞察人性的心理学大师。他指出，如果为政者强行推行不得人心的禁令，并辅以严苛的刑罚的话，百姓在与官府的博弈之中就会将心思用到免于刑罚上来，不是以触犯了刑律为耻，而是以触犯了刑律却侥幸逃脱了惩罚而为荣。


　　而如果为政者德庇四方，推行为百姓所期待并拥护的政令，并以礼节约束百姓的行为，就会培养起知耻明德的风气，国家的管理与治理，也就相应变得简单了起来。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仅仅是用来管理国家大的事务，事实上，一旦这种理念形成，就会贯穿于为政者的日常行为之中，体现出深远的社会影响与实用价值。唐朝御史大夫柳王比被贬职为泸州郡守时，渝州有位秀才叫牟磨，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他的文采并不高，却拿着自己的作品上门拜见。柳很殷勤地夸奖勉励他，但家人认为这样太过分了。


　　柳王比说：“巴蜀一带多豪杰之士，而这都校的儿子独爱好文学，如果不诱导奖励他，他将失去这种志趣。因为我的称赞，别人必定以他为荣，因此能减少三五个乱民，不是很好吗？”


　　柳王比的这种做法，对人以表扬为主，鼓励人积极上进，正是道以之德的儒家精义的实践。


　　明朝的屠枰石（屠义）先生在江浙一带当督学，一向严守法令办案。当他巡察西湖时，有些无聊之辈趁机去搜罗秀才们的过失告状。


　　有一个秀才夜宿在妓女家，保甲（地方守卫组织之长）在次日天刚亮时，就把秀才和妓女两人捉起来，送到衙门来。大家都有点同情那个秀才，却没有人敢释放他。


　　衙门开门了，保甲带人上堂。一进门就大声地诉说事情的经过，屠公假装没有听见，照常处理文书，保甲渐渐膝行向前，距离秀才和妓女越来越远。


　　屠公用眼睛示意身旁的差役，又靠靠他的手臂，让他放了秀才。差役明白了，悄悄过去把秀才带出门，保甲一点都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