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
——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张英聘

方志编修是一个地区文化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明朝统治者对方志的编修是极为重视的，不仅倡导编修全国性的一统志，而且还三令五申以行政命令督促全国各地的修志活动，时人称：“昭代屡诏礼部，遍谕郡县豫修志书以备采择。” 从而使各省及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方志编修合法化、经常化，方志编修也成为地方构建文化知识体系的主要传承形式，并且作为一种文化理念渗透到明朝各行政区域。明代方志一般由地方官主修，文人学者参与，但往往涉及人数众多，又有修志经费的筹措问题，所以组织领导也是修志中的大事，是研究一个时代方志优劣的关键之一。那么，明代是如何体现和运作的呢？本文试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编修为例，略作阐述。
从明代南直隶方志编修而言，南直隶方志编修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编修者的身份与地位及其文化素质的高低，又直接关涉到一部志书质量的高低。因此，为明乎此，笔者特将南直隶部分志书修纂者姓氏及身份加以统计，并列表如下：
南直隶方志修纂姓氏署名表
序号 志书名称、总人数 修纂者署名方式或标识位置 分工名称、人数 参与者身份
1 〔嘉靖〕南畿志（闻人诠修、陈沂纂）共58人 辑志名氏 通 辑1人 提督学校监察御史闻人诠
   编辑1人 行太仆寺卿陈沂
   分辑6人 府学教授、县学教谕
   各府州分纂22人 府同知、府通判、府推官、州同知、州判官、县丞、教授、训导
   校对2人 府学教授
   分考22人 府学生、县学生
   监梓2人 上元县知县、上元县县丞
   管理供给2人 江宁县主簿、应天府阴阳学正术
2 〔正德〕江宁县志（王诰修、刘雨纂）共11人 修志名氏 主修4人 知县王诰、县丞秦鸿、主簿张纶、典史章恩
   修纂1人 应天府学生刘雨
   增修5人 府学生、贡士
   对阅1人 府学生
3 〔万历〕江浦县志（沈孟化修、张梦柏纂）  共15人 修志氏名 总裁1人 知县沈孟化、主簿彭珪
   监梓2人 典史、儒学教谕
   督校2人 儒学训导
   裁正1人 叶县知县邑人张邦直、六合县庠生
   纂修2人 邑庠生张梦柏、
   采阅7人 邑庠生
4 〔嘉靖〕六合县志（董邦政修、徐楠等考索）  共5人 卷一下注明纂修姓氏 纂修1人 致仕教谕邑人黄绍文
   考索4人 生员
5 〔嘉靖〕高淳县志（刘启东修、贾宗鲁纂）8人 修志名氏 修志3人 知县刘启东、儒学教谕贾宗鲁等2人
   采访事迹5人  儒学训导、生员、
6 〔成化〕中都志 载目录下 编纂1人 赐进士给事中郡人柳瑛
7 〔嘉靖〕寿州志（栗永禄等10人） 载每卷首及栗永禄序 编次1人 寿州知州栗永禄
   搜集资料、采访等9人 儒学生员
8 〔嘉靖〕皇明天长县志   共2人 载每卷首 编辑1人 邑人王心
   刊正1人 天长知县邵时敏
9 〔弘治〕直隶凤阳府宿州志 1人 载每卷首 重修1人 奉直大夫知宿州事曾显
10 〔正德〕颍州志（刘节纂，储珊校补） 载每卷首 编辑1人 颍州同知刘节
   校正绣梓1人 赐进士第河南道监察御史储珊
11 〔嘉靖〕颍州志（吕景蒙修，胡衮纂）12人 载“凡例”中名“修志” 订定1人 颍州添注判官吕景蒙
   编次1人 颍州儒学学正胡衮、韦孚
   校正2人 训导
   采摭8人 生员
12 〔崇祯〕吴县志（牛若麟修，王焕如纂） 4人 序后凡例前题为“重修吴县志” 纂辑1人 文林郎吴县知县牛若麟
   参订2人 乡贡进士   
   搜编1人 苏州府儒学生员王焕如
13         〔万历〕重修昆山县志 （周世昌撰）9人 修志名氏 编辑1人 太学生周世昌
   补遗1人 儒学署教谕举人
   考订2人 承德郎刑部主事、奉直大夫工部员外郎
   校阅4人 县学生
   董刻1人 县丞
14 〔嘉靖〕常熟县志 载每卷首 撰次 邑人、乡进士
15 〔嘉靖〕吴江县志（曹一麟修，徐师增纂）  24人 修志名氏 纂修（修、总修）2人 湖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修、吏科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邑人纂修
   提调2人 吴江县知县曹一麟、安丘李迁梧
   采访10人 县丞、主簿等
   校勘6人 儒学教谕、训导等
   督刊1人 苏州府阴阳学候缺正术等
   誊1人 郡人
   绘图1人 邑人
   刊1人 邑人
16 〔万历〕嘉定县志（韩浚修，张应武纂）共45人 纂修姓氏 提调1人 苏州府知府李右谏
   总裁1人 文林郎嘉定县知县韩浚
   参阅7人 嘉定县儒学署教谕事举人、临江府府通判、德化县知县、广西右布政使、四川道御史、浦江县知县、中书舍人
   校正11人 儒学训导、举人等
   同校4人 县丞、主簿等
   纂修10人 张应武等
   护工5人 典史、功曹等
   缮书6人 
17 〔正德〕松江府志（陈威、喻时修，顾清纂） 16人 引用书目后 修纂名氏5人 翰林侍读学士郡人顾清、生员等
   预修纂官11人 松江府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知县等
18 〔崇祯〕松江府志 修志题名 参与者姓氏28人 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知县、教授、训导、教谕、督工知事、照磨等
19 〔弘治〕上海志（郭经修，唐锦纂） 载每卷首 编纂1人 邑人唐锦
   校正1人 邑人
20 〔嘉靖〕江阴县志（赵锦修，张衮纂） 载每卷首 修 前史官邑人张衮
21 嘉靖惟扬志 载每卷首 辑 郡人盛仪
22 〔隆庆〕仪真县志（申嘉瑞等）13人 载目录前 重修4人 知县申嘉瑞、县丞潘鉴、浙江开化县知县邑人李文、广东潮州府通判邑人陈国光
   校正3人 儒学教谕、训导等
   同校6人 生员等
23 〔崇祯〕泰州志（李自滋修，刘万春纂）  13人 目录后“天启四年修志姓氏” 较梓1人 署州事本府清军同知
   同较7人 同知、判官、吏目、署学正、训导
   纂修1人 郡人刘万春
   同修1人 郡人
   同辑3人 州庠
24 〔嘉靖〕重修如皋县志（童蒙吉修，谢绍祖纂）8人 载卷一下 修辑1人 儒学教谕谢绍祖
   同修5人 训导、生员
   校正2人 生员
25 〔嘉靖〕通州志（顾磐修，林颖纂）共5人 载卷一下 编考1人 通州举人顾磐
   重修1人 莆田举人林颖
   同校3人 通州学正、训导、生员
26 〔万历〕通州志（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  4人 载每卷首 纂修1人 越人句章外史沈明臣
   同修2人 绍兴府推官、郡人进士广东按察司副使
   订正1人 进士知州事刑部郎中林云程
27 〔万历〕淮安府志（陈文烛等修纂） 共6人 分载序、目录之后 修1人 淮安知府陈文烛
   同修4人 同知、通判、推官
   梓行1人 山阳县知县
   校正1人 训导
28 〔万历〕盐城县志（杨瑞云修，夏应星纂）  共11人 载每卷首 编着1人 盐城知县杨瑞云
   校正1人 八宝山人吴敏道
   纂1人 河南府推官邑人
   分纂8人 庠生
29 〔隆庆〕海州志（张峰修，裴天佑纂，郑复亨补辑）12人 分载每卷首及郑复亨跋语 纂修1人 海州同知张峰
   校正1人 光禄寺卿赣榆裴天佑
   补辑10人 吉州知州仁和郑复亨、海州训导、赣榆县教谕、州学生等
30 〔万历〕宿迁县志（喻文伟修，何仪、刘算纂） 载目录前 纂辑总裁1人 知县喻文伟
   纂修1人 教谕何仪
   同汇梓3人 训导、县丞、主簿
   梓行1人 典史
   编次（不详） 生员等
   同阅（不详） 不详
31 〔嘉靖〕宁国县志 载每卷首 纂修1人 文林郎宁国知县范镐
32 〔嘉靖〕泾县志（王廷干编纂）2人 载每卷首 校刊1人 知县丘时庸
   编纂 赐进士第忠顺大夫、知江西九江府事、前户部郎中、行人司司正邑人王廷干
33 〔嘉靖〕池州府志10人 载每卷首及王崇序 校刊1人 知府事王崇
   参与者9人 选贡生、郡学生、知府、判官、推官
34 〔嘉靖〕铜陵县志（李士元修，沈梅纂）共16人 修志官秩名氏 总裁纂修事1人 知县李士元
   纂修1人 署铜陵县儒学教谕沈梅
   校正1人 铜陵县儒学训导
   同校2人 乡进士等
   编集2人 儒学生员2人
   采访9人 儒学生员
35 〔嘉靖〕徽州府志（何东序修，汪尚宁纂） 载凡例后 总裁2人 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郡人汪尚宁、中顺大夫温州府知府郡人洪垣
   分校30人 儒学教谕、训导、监生、庠生
36 〔弘治〕休宁志共4人 载目录首及程敏政序 编辑1人 县人程敏政
   增辑1人 知县欧阳旦
   重校1人 知县张錞
37 〔嘉靖〕建平县志（连鑛修，姚文烨纂）共9人 载卷一下 裁正1人 知县连鑛
   编纂1人 教谕姚文烨
   协编2人 训导
   采辑5人 生员
38 〔嘉靖〕徐州志（梅守德修，汪应轸、任子龙纂）12人 载全书末 与修官5人 凤阳府通判、徐州知州、丰县知县、州学学正、训导
   采录6人 生员
   校正1人 儒士
39 〔嘉靖〕沛县志（王治修、马伟等纂）11人 载目录前 修1人 文林郎沛县知县王治
   同编辑3人 儒学教谕、训导
   校正6人 生员
   誊录1人 儒官
在笔者所统计的六十余部南直隶方志中，有三十九部志书以不同形式刊载了纂修人员姓氏和修志人员的分工情况。从刊载的形式看，有单独刊载纂修姓氏、修志姓氏者，亦有载目录前，或载各书卷首下，或载卷一下，或载凡例后，或分载卷首及跋语后，或分载序文及目录后，或载引用书目后，或载全书之末者；从所载分工看，三十九部志书，约有六十余种名称，从主修、主纂、同修、同纂到搜集资料、缮写誊录、校对以至后勤管理各个环节，都有专人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形成了一个严密有序的运作体制；从参与人员数量看，参差不齐，有多有少，如《南畿志》有近六十人，〔万历〕《嘉定县志》也有四十五人之多。
一、修志人员的构成
由上述所列三十九部志书的粗略统计可知，约有二十六部志书由进士出身者主纂，一部志书由举人出身者主纂，五部志书由生员主纂，七部志书由教谕主纂，说明修志者均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较好的文化素养。从修志人员的身份来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主修其事的地方长官、儒学教官与生员、地方名士和官宦。
1．地方长官    由于明代统治者的倡导和重视，各地修志活动不仅自上而下，督促甚紧，而且由地方长官主持此项工作，修成后由地方长官撰写序言，既可作为一种政绩，又可扬名于后世。如明代各省通志，为布政使或督抚所修，执笔者多为学政等儒士。〔嘉靖〕《山东通志》、〔嘉靖〕《浙江通志》皆由学政陆釴、学政薛应旗主修 。从南直隶方志主修官员来看，又分为两部分：
一是负责本地政务的高一级官员。如〔万历〕《嘉定县志》主修者是苏州知府李右谏，实际就是主修者，同时负责梓刻的还有同知、判官、吏目、学正、训导等。嘉定县为苏州府属县，所以由苏州府知府李右谏“提调”修志活动。
二是负责本地政务的监察御史、知府、知州、知县、同知等。如《南畿志》由提督学校监察御史闻人诠主修；〔正德〕《松江府志》由知府陈威、喻时主修；〔嘉靖〕《颍州志》由颍州添注判官吕景蒙主修，〔隆庆〕《海州志》由海州同知张峰主修，〔正德〕《江宁县志》、〔万历〕《江浦县志》等皆由其知县主修。参与修志的还有各级政府的通判、推官、照磨、县丞、主簿、典史、判官等。提督学校监察御史是明代诸道官之一，道为明代府州至直属上级行政区域，上属于省而下领府州，因所掌事务不同分为十五道：督粮道、提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协堂道、水利道、屯田道、管河道、抚治道、监军道、招练道、督册道，其中提学道全国每个政区皆有设置，由布、按二司佐贰分领。南北二直隶虽无布、按二司之设置，却亦有道的设置。因此，闻人诠“以监察御史提督南畿学政，因与南京太仆寺卿陈沂纂辑是书” 。从官员设置和品秩上说，以池州府为例，知府一人正四品，同知一人正五品，通判一人正六品，推官一人正七品。其下有经历司，经历一人正八品，知事一人正九品；照磨所照磨一人从九品，检校一人未入流。各县有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典史一人未入流 。府之下的州，知州一人从五品，同知一人从六品，判官一人从七品，典史等未入流 。除知府、同知、通判外，其他官员品秩并不高，有的还未入流，但职掌地方兵戎钱谷政教之事，所以方志编修必然成为其职事之一。
2．儒学教官与生员    地方儒学在南直隶方志编纂中是主要力量，在所修的每一部志书中，教官、生员均代表儒学参与修志之事，作为朝廷推行教化的重要途径。明代学校教育发达，各府州县均设有儒学，府儒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州儒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县儒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教授、学正、教谕为各儒学的正官，掌本学教事；训导为佐教官员，分斋专教生徒。另外各地还有阴阳学等。教授、阴阳学正术从九品，学正、教谕、训导、阴阳学丛术皆未入流，虽然品卑俸薄，但掌一方教化之事，故与府州县官并称为官师。如〔嘉靖〕《江阴县志》第十《官师表》包括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训导。儒学生员包括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系统接受儒学经典的教育，并通过一系列的考试，或贡入国学，或进身科目，虽不具备做官的资格，但拥有文化知识，对地方文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据上表统计，见于记载的儒学修志人员有府学教授、县学教谕、学正、训导、儒官、阴阳学正术，府州县学生、庠生、生员等。
3．地方名士和官宦    南直隶方志编修极为频繁，尤其是乡镇志、卫所志、江防志、海防志以及各种专志的大量涌现，使修志范围更为广泛，并出现学者文人积极参与修志的现象。这一部分人不仅拥有渊博的文化知识，而且出身儒学，或有科名，如乡进士、乡贡进士、举人、太学生、贡士等，有的则为官一方，在本地也享有一定的声望。他们不但参与纂修府州县志，并且还以个人力量编撰各类专志，如管一德的《皇明常熟文献志》、盛时泰的《栖霞小志》和《牛首山志》等。
见于记载的参与者有顾起元、盛时泰、桑悦、都穆、陆容、王鏊、程敏政、唐锦、杨循吉、陈沂、屠隆、王圻、盛仪、聂豹、王世贞、焦竑、李诩、陈继儒等，均为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士。众多文人的参与，当与南直隶所处的特殊地位及其地域性有很大关系。如明代成、弘年间文风渐变，吴中才俊曾擅名一时，唐寅、文征明、桑悦、祝允明辈，多为倡导者。他们或亲身参与编纂，或为之作序，成为地方文化的传播者(见下表)。
南直隶部分文人名士参与修志情况统计表
姓  名 乡贯 出身官至 主要着述 参与编修的方志 资料来源
莫  旦 吴江 成化元年（1465）“领乡荐”，后为新昌县训导  撰《大明一统赋》四卷、《苏州赋》一卷，着《鲈卿集》等，“平生着作甚多” 作“新昌、嘉鱼、吴江”三志 〔弘治〕《吴江志》、〔嘉靖〕《吴江志》
桑  悦 太 仓 成化元年（1465）举人，官至通判 着《周礼义释》、《思玄集》、《桑子庸言》、《两都赋》等 《太仓州志》 《明史·文苑二·桑悦》、《思玄集》卷五
陆  容 昆 山 成化二年（1466）进士，官兵部职方郎中，累迁浙江右参政 着《式斋先生文集》、《菽园杂记》等 《太仓志稿》 〔嘉靖〕《太仓州志》
程敏政 休 宁 成化二年（1466）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迁少詹事 着有《皇明文衡》、《篁墩文集》等十余种。 纂修《休宁志》、《新安文献志》，作序并亲定凡例，为《河间府志》、《潞州志》作序 《明史·文苑二·程敏政》、《明孝宗实录》卷151，《国朝献征录》卷35
朱  昱 武 进 “博综群籍，留心着作” 不祥 成化五年（1469）常州知府聘修《重修毗陵志》 《明人传记资料索引》、《重修毗陵志》
王  鏊 吴 县 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历仕编修、侍讲学士、少詹事、礼部右侍郎等，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着有《震泽集》 纂《姑苏志》、《震泽长语》、《震泽纪闻》等，为《苏州府儒学志》、《嘉善志》、《金山卫志》作序 《明史·王鏊传》、〔正德〕《姑苏志》
杨循吉 吴 县 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礼部主事，参修《孝宗实录》 着有《松筹堂集》，所作十余种，几及千卷 纂《吴邑志》、《苏州府志纂修识略》、《吴中往哲记》、《吴中故语》、《苏谈》、《长洲县志》 《明史·文苑二·杨循吉》
都 穆 吴 县 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工部主事，历礼部郎中 着有《西使记》、《周易考异》、《史外类抄》、《人物功臣爵赏录》、《寓意编》、《南濠诗略》等 纂《太仓州志》 《明人传记资料索引》
陈 沂 金 陵 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编修，嘉靖中为江西参议，历山东参政，该山西行太仆寺卿 着有《维祯录》等 纂有《南畿志》、《献花岩志》、《金陵古今图考》、《金陵世纪》等 《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明史·文苑二·顾璘附》
盛时泰 上 元 嘉靖贡生，才气横溢，诗文词赋，下笔千言，善山水画，兼精竹石 着有《城山堂集》六十八卷、《茶事会辑》等 撰《金陵纪胜》、《金陵泉品》、《方山香茅宇志》、《栖霞小志》、《大城山志》、《祈泽山志》、《牛首山志》，参修《江宁县志》 顾起元《客座赘语》
焦 竑 江 宁 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状元 着有《焦氏藏书目》、《澹园集》、《国朝献征录》、《金陵旧事》等。 纂《京学志》，为《上元县志》、《献花岩志》等作序 《明史·文苑四·焦竑》
顾起元 江 宁 万历二十六年（1599）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三名，由编修累官国子监祭酒、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着有《客座赘语》、《尔雅堂诗说》、《中庸外传》、《金陵古今石考》、《说略》、《蛰庵日录》等 参与编纂《江宁县志》，绘制《金陵宫阙都邑图》 《客座赘语》
陈继儒 华 亭 “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工诗善文” 着有《眉公全集》 纂《松江府志》五十八卷、九十四卷 《明史·隐逸·陈继儒》
从上述文人的身份地位来看，他们多进士出身，或举人或乡贡，或“博综群籍”，学贯古今。他们熟悉典章，精于修撰，擅百家之长，并且许多人有为宦从政的经历。因此，他们的参与，使明代的修纂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并非偶然。
二、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
由于编纂者的身份、地位、学识能力不一，所以南直隶方志的编修者承担的职责是不同的。除私撰者外，方志纂修都是由政府官员主持并督促完成，且成于多人之手，是集体智慧成果。盛仪在《嘉靖惟扬志叙》中对参与者的分工记载很详细：“是举也，运同白君濬、同府王君杏为监修，若府庠郑教授衷、通州欧阳学正瑜、高邮州王学正治、定远王教谕建中、府庠王训导兆、县庠黄训导凤彩、举人张榘，校生周龙、施锡、王孚嘉、兰恕、尹瑜、栗镗、刘培、杨守诚、张电、纪文光、殷三聘、汤元贞、高第，儒士张金，同事编摩，皆遴简以充。而典史刘光则司供给也。”从南直隶方志修纂姓氏统计看，职责分工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主修    主修主要总体负责修志事宜，从署名看，有通辑、修志、总裁、刊正、订定、纂修、总修、提调、较梓、纂辑、纂辑总裁、校刊、裁正、编着等名称。由此可以看出，主修者从志书编修到志书校刊订正并付梓刻印，负总体责任。这一点从许多志书的序言中得到印证：
如崔桐序《嘉靖惟扬志》云：“惟扬故有志矣，时淹迹改非完书也……郡守双桥朱君谓志事为惟扬阙典，亟具白于侍御象冈胡使君，盖图以儒术饰吏事也……（胡使君）乃以成绩属郡守，郡守延儒萃能，公听周庇，夙夜事事，无何志成”。胡使君系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胡植，郡守即扬州知府朱怀干，均为主修。王鏊〔正德〕《重修姑苏志序》亦云苏州知府林世远“延聘文学，得同志者七人，相与讨论。合范（成大）、卢（熊）二志，参以诸家，裨以近事，阅八月成，得六十卷……发凡举例一依文定之旧。搜遗阐隐，删繁订讹，则诸君子之功居多”。〔嘉靖〕《宁国县志》由知县范镐主修，据傅以智后序：“今邑侯海南范君丁未（嘉靖二十六年，1547）莅政，首考文献，政暇锐志撰述，兼访诸耆旧，或感于政务，有见辄入记室，久治汇积成帙。又致姚江谷子正及乡进士吴君深、太学生袁君沛等，使加考订，分纲别目，各为小叙，以明作者之旨，历岁余志成。”〔隆庆〕《仪真县志》申嘉瑞序云：“余承乏是邑，阅二稔……邑诸生以志为言，乃延邑人李大尹文、陈别驾国光、邑博刘鼎辈暨诸生之博洽者共载笔焉”。
从这些记载看，主修的责任至关重要，不仅是志书编纂的策划者，又是总纂者，包括主纂官的选拔、具体纲目的制定、志书的撰次或总裁等事宜，均须加以定夺。所以“总裁之任，须属名笔” 。具体来讲：一是如《嘉靖惟扬志》、〔隆庆〕《仪真县志》主修委任主纂等编纂成书；二是如《姑苏志》主修参与讨论、审定纲目；三是如《宁国县志》主修有一定的积累，再委任主纂。当然，主修也有虚名者，如〔万历〕《嘉定县志》实际的主修是韩浚，并非苏州知府李右谏的“提调”一职，所谓“提调”很可能起到一种监督作用而已。再如《嘉靖惟扬志》乃监察御史胡植令知府朱怀干聘人修纂，然主持修纂事宜的并非胡植本人。而〔嘉靖〕《吴江县志》的“提调”吴江县知县曹一麟，则是实际的主修。
2．主纂    主纂主要负责具体编纂事宜，载于志书的有编辑、修纂、 纂修、编纂、编次、修辑、搜编、纂等。担任主纂的有儒学教授、教谕、学正、训导、府州县生员、太学生，以及本地名士、在外地做官或曾经做过官的本地人等。如〔嘉靖〕《高淳县志》由儒学教谕贾宗鲁纂，〔嘉靖〕《颍州志》由儒学学正胡衮、训导韦孚纂，〔正德〕《江宁县志》由应天府学生刘雨纂，〔万历〕《重修昆山县志》由太学生周世昌纂；〔成化〕《中都志》由赐进士给事中郡人柳瑛纂，〔嘉靖〕《泾县志》由赐进士第忠顺大夫、知江西九江府事、前户部郎中、行人司司正邑人王廷干主纂，〔正德〕《姑苏志》由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国史副总裁王鏊纂，〔嘉靖〕《江阴县志》由前史官邑人张衮纂。
主纂的职责，据〔嘉靖〕《泾县志》王廷干序称：“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东园丘公时雍来令，博采文献。逾年辛亥（三十年，1551），余自九江遘先宜人忧，还居山中。既禫除矣，丘公来属辑志，辞谢不获……乃检之图帙，询之耆旧，考古酌今，提类汇目，务协舆论，其涉谀近侈者并以义删之，而志撰焉。”可见其职责是制定类目、考订史料并予撰写。〔嘉靖〕《沛县志》马伟序云：“嘉靖癸卯（二十年，1543）春，（知县王公）遂访求旧志，举礼币及予，予弗辞获，乃谋诸同寅，协诸群彦。于是穷搜于载牒，采辑于遗典，旁质于父老之传闻，稽之古以示损益，验之今以宜因革，参之众以核名实，列纲系目，删繁刬讹，一洗而新之。” 时马伟任沛县教谕，主纂该志。邢珣《重修高淳县志序》云：“嘉靖癸未（二年，1523）夏，罗山刘侯启东来知县事，身先率物，百废具举。间阅旧志，内多阙遗，未遑重辑，越三载而政成，乃属教谕贾君宗鲁操笔削之，任而体裁，条格悉自规划。”记载了贾宗鲁作为主纂者，对志书谋篇立目、加以笔削的过程。从一般志书成书过程来看，多是以主纂者为主，集体完成整部志书的修纂。但也有受命独纂者，如〔弘治〕《休宁志》由程敏政独自完成。
3．从搜集整理资料到刻印成书的分工    除了主修、主纂明确的分工外，一部志书的编纂还有其他的职责和分工，如搜集资料、校对、刻印等。见于记载的有同修、同纂、分辑、补辑、采访、采录、誊录、校阅、校刊、校正、同校、参阅、校勘、督刊、绘图、监梓、董刻等，担负这些职责的人员多是儒学教谕、训导、生员以及县丞、主簿、典史等地方官，其中儒学生员占有很大比例。
（1）搜集资料    方志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资料性，所以搜集资料是方志编纂过程中的重要准备工作，是修好方志的基础。资料搜集包括文字资料、碑刻等实物资料以及故事传说等口碑资料，其中涉及查证核实、辨疑证误，这一工作繁琐而艰巨。从统计的三十九部南直隶方志来看，如《南畿志》的分考二十二人、〔万历〕《江浦县志》的采阅一人、〔嘉靖〕《六合县志》的考索四人、〔嘉靖〕《高淳县志》的采访事迹五人、〔嘉靖〕《颍州志》的采摭一人、〔万历〕《重修昆山县志》的考订四人、〔嘉靖〕《吴江县志》的采访十人、〔嘉靖〕《铜陵县志》的采访九人、〔嘉靖〕《建平县志》的采辑五人、〔嘉靖〕《徐州志》的采录六人，在方志编纂分工中人数最多。从承担者来看，除〔嘉靖〕《吴江县志》由县丞、主簿负责外，其余大部分均为儒学学生。儒学学生文化素质较高，又熟悉地情，所以搜集查证资料便于发挥他们的长处，而且也为方志编纂提供了资料保障。对此〔嘉靖〕《寿州志》栗永禄序云：“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夏，余被命出守寿州。既至……屡延郡诸生访谈政务当兴革者，诸生佥谓余曰：‘郡旧有志，芜废年久，事迹失稽，观览无据，兹复罔葺，将日湮一日，可慨也，已曷葺诸’……越二载，诸生复以是（指修志之事）请……遂率同侯生汝白、薛生周、张生玮、魏生圻、夏生周、姜生涌、戴生科、贾生价、闻生诏，萃于玄庙观之别室，博求往籍，收散采逸，循名稽实，悉诸诹访，参诸舆论，于法得书者书焉，旧志之略者补焉，讹者正焉，繁芜者削焉。事务其备，文从其简。”从这一记载可知，寿州儒学生员屡请修志，并为资料搜集整理做出了贡献。
（2）誊录校正   志稿初成，不仅潦草零乱，而且错讹尚多，需要誊录校正，这也是方志编纂的重要环节。南直隶方志署名的有誊录、缮书、校对、对阅、督校、校正、校阅、校勘、同校等，儒学教官、生员仍是主体，而且人数也较多。如〔嘉靖〕《吴江县志》校勘有六人，〔万历〕《嘉定县志》校正有十一人、同校四人、缮书六人。如据〔万历〕《江浦县志》周一经序云：“遂设局公署，慨然以身总其事，属学官暨乡先生之博而雅者，若朱君草心、张君草窓董之；檄诸生之秀而文者，若陆子察、张子梦柏、余子希泗、杨子誉、弓子九德、朱子云龙、张子可重、毛子从吉、韩子植佐之。于是相与编摩扬扦，撰次校雠，本之郡乘，考之二十一史，参之《一统（志）》、《南畿（志）》、滁、和、六合诸志，而又酌以此心之权度，信者存之，疑者阙之，芜者芟之，舛者厘之。”〔嘉靖〕《沛县志》由儒官高应祯誊录，生员六人共同校正。当然，也有以校正作为主修官最后审定者，如〔嘉靖〕《池州府志》在每卷页下署名“知府事河间王崇校刊”，又据其序云：“是举也，草创者选贡生桂馨、郡学生胡校，润饰校正者崇也。”时王崇任知府，负责修志之事，任主修官。〔嘉靖〕《皇明天长县志》亦由天长知县邵时敏任“刊正”。
（3）梓刻刊印    志书修成，刻板印刷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工序。但一部志书修得再好，而刻板印刷极差，则会影响志书的整体效果，这也是修志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修志中设有监梓、董刻，且往往由地方官兼任，以示重视。如《南畿志》监梓由上元县知县、上元县县丞负责，〔万历〕《重修昆山县志》董刻由县丞担任，〔万历〕《淮安府志》的梓行由山阳县知县兼任，〔万历〕《宿迁县志》的梓行由典史兼任。〔崇祯〕《泰州志》的较梓是“署州事本府清军同知”，也是负责修志的主修官。
由于方志编纂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与各个环节的系统工程，运作中尚有不少艰苦而复杂的事务，从策划编纂、搜集资料，到编纂完成、刻印出版，人员众多，各担负不同的职责，如何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又需要主修的统筹和总体安排，主纂对资料或初稿的梳理、撰次或总纂。因此，一部志书修得好坏，也是编纂者之间关系顺畅与否的真实体现。
三、修志制度与经费
中国方志发展的突出标志，就是官修制度的确立。官修制度的确立，不仅是方志编修正常化和规范化的显现，而且由于是政府的倡导和组织，方志编修不是个人行为，无论是修志者的待遇，还是修志过程中所需要的经费，均能得到政府的有力保障，这也正是私修和官修最大的区别。
明代对方志官修制度的继承，表现为政府将此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予以推行，不仅推动了一统志的编修，也保证了各地方志编修的正常运转。各地方志编纂一修再修，如南直隶常熟县志有七修，六合县志有六修，与官修制度的保障，与地方政府的倡导和组织，休戚相关。
明代南直隶方志编修在政府的提倡和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各地行政长官也将其作为一项政绩予以重视。如〔嘉靖〕《建平县志》编修，主修者建平知县连鑛在《修建平县志小序》中叙述甚详：“嘉靖戊子（七年，1528），余承乏来斯邑，大惧典籍散湮，将审俗辨风者亡缘为据，乃心棘欲图之，挠以务殷弗克也。后二稔，为岁庚寅（九年，1530），今侍御洛阳刘公奉命按巡兹土来，间悉邑志未备，深用怃然。乃召予曰：‘是缺典宜修，毋缓也。’予时承命，惟惶惟悚，蹶焉勉图……搜遗抉隐，旁施网询，既浃日若端倪可据，然乃敢拟檄请于公。暨请于巡抚中丞毛公、督学侍御章公，咸报可，始事事焉。编磨之任，则以属儒学教谕姚君文烨柄之，训导蒋君鳌、董君辅相之。而凡偕厥事者，则邑庠韦生杰、吕生正汾、钱生渊、潘生烛、杨生济，亦与效劳。甫阅月而稿适就，予窃为之妄评校焉。而删其疑，袽其漏。订窜其譌讹者，而存其可信者，亦逾旬犹未安也。复以上刘公，公再报可，乃克锓梓焉。” 可见该志从布置编修到聘用纂修官直至梓刻，均得到上级主管行政长官的批准。
〔嘉靖〕《怀远县志》编修也是由主管行政长官部署，据当时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晚叔序云：嘉靖十七年（1538），“余奉命巡江北，按怀远，适疾留月余。询邑志，侍御三峰商君令是邑，对曰：‘未有也。’余叹曰：‘邑有志正如古列史，美剌寓焉，劝戒兴焉。缺此典前何所传，后何所鉴哉！’命礼请上舍杨君钧，与生员房良、施为、王钥、姚佺纂集之。未几，商君以内征去，县丞鲍阁、主簿戚韺相与资成之” 。杨晚叔巡按怀远，令商知县组织人员修志，后商知县离任，仍由县丞、主簿完成，体现了政府组织行为。                                                                                                                                                                                                           
修志事宜既然由政府组织，那么修志活动的一切费用，包括聘用修纂者以及纸张笔墨、刻印出版等，自然由政府负责。明初对于修志者的待遇是很优渥的，如洪武三年（1370），《大明志书》成，儒士魏俊民等“皆授以官” ；景泰七年（1456）五月，《寰宇通志》修成，明代宗“命少保、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兼华盖殿大学士；少保、太子太傅、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高榖，少保、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文，俱兼谨身殿大学士” ，其他参与编修者也各加官授衔，给予崇高的地位。〔嘉靖〕《铜陵县志》卷首所载《铜陵县志公移》，即有池州府吕知府的批文，记载也非常明确：“志书系一方文献之考征，该县到任未久，即欲修之，可嘉。其间笔札供用之费不赀，仰县计议允当，径申合于衙门施行。”在《本县牒文》中规定也甚为明确：“所据笔札食用，本县另行支给。” 在前述“南直隶方志修纂姓氏”中，也可见到这样的署名。如《南畿志》“辑志名氏”就有“管理供给”，由江宁县主簿、应天府阴阳学正术担任此职。〔万历〕《嘉定县志》“纂修姓氏”中有“护工”五人，由嘉定县典史、功曹担任。这些署名不仅体现修志过程的分工，也体现了政府为修志事宜所提供的后勤管理和生活保障。
编修〔嘉靖〕《颍州志》的吕景蒙，曾对该志书编修梓刻经过及所需费用有详尽描述，他说：“《颍志》采摭编次，凡三阅月，订定惟尽。公余脱稿随寿诸梓，则越十月。起笔于三月朔，毕工于十有二月，终其为工费亦烦矣。惟工银呈于兵备道，动支本州无碍官银二十有一两，而工人日用饮食则倍焉。乃自出俸余及略为措处资给，分毫不与里甲相干也。为照各处，书板俱置诸学宫，虽两京亦置于国子监并府学，盖以公论所在，非但不能增减事实，亦且不致损失也。今置厨一座，用板藏于儒学尊经阁上之右面，东与史厨并列。凡游于斯生于斯之贤士大夫，有欲印者，当计纸张，命工就印，幸勿以势相挟。”由此，我们对地方政府所提供的修志经费的来源，日常编修者的饮食管理以及办公地点、办公用品所需等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都有了较为细致的了解。同时，这些记载也为我们深入探讨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管理，提供了可靠依据。
从上面记述的情况看，修志活动虽然多是政府组织，但因主修者职务变动影响修志经费的落实，致使志书出版拖延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徐师增《新修吴江县志序》说：“嘉靖丁巳（三十六年，1557），余自谏垣丁内艰归，适安丘曹侯一麟来知县事，索观旧志，鲜有存者……遂卜日缄币，顾余于郡城之寓舍，以志为请，余辞不获……明年六月，余稿成……侯遂命工锓梓，贮诸公藏，以传于后人。工未竣，侯以事去。又明年己未（三十八年，1559），李侯迁梧来代其任，取阅数卷，谓不可中辍也，命毕其事。辛酉（四十年，1560）夏，梓人告成。” 杨循吉在《吴邑志序》中称：“（嘉靖）七年（1528）知邑事汉阳苏君，只弘德化，旁及此书，乃介判簿张君即愚谋之，愚辞不敏者再。又窃自念身邑产也，既皤颠矣，曾无寸补于乡人，今幸从事，而执笔焉，岂非愿也？既启局事，几中止，最后苏君以守制去任，又滞于刊刻，为分己粟周之，然后克完，厥惟艰哉！” 志书编就完成却因主修离任，无人负责其事，而致以“己粟周之”，其“滞于刊刻” 。这种情况，显然与主修者的人事变动等原因，有着直接的联系。
修志活动虽然多由政府出资管理，但修志经费难以落实，或捉襟见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于是不得不由主修者殚精竭虑自筹，予以解决印刷刊刻的经费。这些办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志书经费不足不能出版的难题。如〔正德〕《上元县志》由知县白思齐兼主修，“虑其公帑空竭，刻梓资无从出，遂倡同寅各捐俸薪以协赞乃成” 。但也有地方官或编纂者以及地方名士等，或为弘扬地方文化，或为博得美名，而以俸禄所得，作为志书刊刻的费用。如据孙显〔弘治〕《吴江志序》载：“方议梓行，而邑士大夫皆力赞焉。乃与县丞铜仁卢君金、济南张君源、陕右张君珝，主簿香河孙君祥，典史东广叶君丛英，各捐俸为倡，而邑人好事者皆乐助也。遂命工绣诸梓。” 〔嘉靖〕《高淳县志》主纂者儒学教谕贾宗鲁，志书修成后，也“捐俸寿梓” 。同时，也为志书付梓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开拓了新的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本文发表在2005年《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