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或中元。河南新郑人。

高拱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或中元。河南新郑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参机务,隆庆元年(1567)辞官。三年再起,以内阁大学士掌吏部,五年任首辅。六年六月去职。高拱是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

入阁及首次下野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瞩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当时,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着,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裕王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有时甚至避让几分。时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乡衮、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为之破颜。在严嵩、徐阶相与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拱迁为翰林侍讲学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于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翌年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发挥作用的基础。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他数次主或副主会试,所撰科举示范文章颇见称道。但一次在进题中“以字嫌忤上意”,几乎有所行遣。徐阶出面辩解,才使事懈。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确立。高拱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并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高拱相貌瑰奇,为人豪爽有才略,又颇自许。甫入阁,即欲展抱负示才。当时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庐为荣,阁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谕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首辅徐阶及“青词宰相”袁炜以不能离开世宗须臾为由,不去阁中办公。高拱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李春芳虽早入阁,但对徐阶向来十分恭谨,“侧行伛偻若属吏”。郭朴与高拱同时新入阁,且都由徐阶荐举,似应对阶更为谦卑。拱却言直如此,徐阶“拂然不乐”。高拱与郭朴又同为河南乡曲,“两人相与欢甚”,徐阶知后也不悦,因此芥蒂渐结。未几,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过半百膝下无子焦虑万分,遂将家移至西华门附近,直庐时常偷偷回家与妻妾团圆。一次听说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庐内的书籍、器物等尽行取出。胡应嘉因此奏劾:“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皇上违和,正臣子吁天请代之时,而拱乃为归计,此何心也”高拱大惧,幸世宗病笃,未加深责。但高拱以胡应嘉为徐阶乡人,其奏劾又是徐阶拟旨报世宗的,故疑胡应嘉受徐阶指使,增添了对徐阶的不满和怨恨。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阶与自己的门生、刚充当裕王府讲官的张居正密草遗诏,却不与同列谋议。诏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却对遗诏浑然不知,因而与徐阶构怨更深。穆宗即位后,徐阶以硕德元老仍居首辅位,旋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心不能平,在论登极、赏军事、去留大臣是否请上裁决等问题上,数与徐阶抗争,矛盾日趋表面化。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谪外,言路认为出于高拱指,于是群起交章攻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奏劾尤力,将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请徐阶拟旨责杖奏劾者,徐阶不应。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阶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慰留,但绝无谴责言官,高拱越发生气,一次公开在阁中与徐阶舌战。高拱攻击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藩国腹心之臣,何也?”诘问之势汹汹。徐阶徐徐辩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他又说,我并非是背叛先帝,以遗诏让先帝自责是为先帝收人心……。至于斋词一事,徐阶坦认“因我罪”。但他反问高拱:“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以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顿时“颊赤语塞”,打了个败仗。但高拱并不甘心,他以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事攻讦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劾徐阶。徐阶疏辩乞休。当时徐阶正因遗诏复起世宗时被谪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拥戴,权势灼热,故言路交章请留徐阶,还集体去徐阶第敦劝视事,另外极论齐康、高拱罪状,甚至群集阙下,吐唾辱骂齐康、高拱。三月之内论劾高拱的奏疏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不自安,连疏十二,称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疾,遣行人护送。齐康则坐黜外调,郭朴不久也乞归回里。

重为台辅,政绩斐然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物议,逐归田里

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然而高拱心中总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其诸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海瑞“谢病归”。他还“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谳狱,本与高拱无关,他却“自以意请朝审主笔”,且说“上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其实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子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部,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高拱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蔡国熙与徐阶故有小隙,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子弟,“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徐阶狼狈不堪,无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首,“从困中上书拱,其辞哀”。此时,张居正也以阶事“从容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一箭之仇既报,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子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闻而变色,曰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

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讯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着书八十余卷”。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卒于家,终年六十六周岁。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

高拱的学问

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着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列传·大学士高公讳拱传》。
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卷二六《谑语》。嵩为江西人,明代俗号江西人为腊鸡头。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见《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见《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明史》卷二一五《胡应嘉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相鉴》。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高拱:《议处科目人才以兴治道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五。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明穆宗实录》卷五○。
高拱:《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高拱:《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
高拱:《与王鉴川书论封贡》,《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
《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时传》。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皇明经世文编》、《高文襄公文集》均收载。
《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内阁中书外补》。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高文襄公文集·掌铨题稿》卷二六《复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刺犯人孙五等疏》。
谈迁:《国榷》卷六七。
《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高文襄公文集·列传·高拱传》。
据《明通鉴》卷六六记:“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伪为内侍服,与宫中小竖交昵,窃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宫,为守者所执。诏下东厂究问。冯保欲缘此以陷故辅高拱,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与太监陈洪谋大逆。遂发缇骑械高氏奴,围拱里第,张居正亦请诘主使,举朝汹汹,谓且逮拱。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诣居正力解……守礼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缓其狱。博阴嘱锦衣怵大臣吐实……保惧,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二。
《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六。
《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一。

列传第一百一



  徐阶(弟陟 子璠等)高拱 (郭朴)张居正(曾孙同敞)

  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生甫周岁,堕眢井,出三日而苏。五岁从父道括苍,堕高岭,衣挂于树不死。人咸异之。嘉靖二年进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予归娶。丁父忧,服除,补故官。阶为人短小白皙,善容止。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读书为古文辞,从王守仁门人游,有声士大夫间。
  帝用张孚敬议,欲去孔子王号,易像为木主,笾豆礼乐皆有所损抑。下儒臣议,阶独持不可。孚敬召阶盛气诘之,阶抗辩不屈。孚敬怒曰:“若叛我。”阶正色曰:“叛生于附。阶未尝附公,何得言叛?”长揖出。斥为延平府推官。连摄郡事。出系囚三百,毁淫祠,创乡社学,捕剧盗百二十人。迁黄州府同知,擢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俱视学政。
  皇太子出阁,召拜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丁母忧归。服除,擢国子祭酒,迁礼部右侍郎,寻改吏部。故事,吏部率鐍门,所接见庶官不数语。阶折节下之。见必深坐,咨边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阶意,愿为用。尚书熊浃、唐龙、周用皆重阶。阶数署部事,所引用宋景、张岳、王道、欧阳德、范皆长者。用卒,闻渊代,自处前辈,取立断。阶意不乐,求出避之。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寻掌院事,进礼部尚书。
  帝察阶勤,又所撰青词独称旨,召直无逸殿。与大学士张治、李本俱赐飞鱼服及上方珍馔、上尊无虚日。廷推吏部尚书,不听,不欲阶去左右也。阶遂请立皇太子,不报。复连请之,皆不报。后当冠婚,复请先裕王,后景王,帝不怿。寻以推恩加太子太保。
  俺答犯京,阶请释周尚文及戴纶、欧阳安等自效,报可。已,请帝还大内,召群臣计兵事,从之。中官陷寇归,以俺答求贡书进。帝以示严嵩及阶,召对便殿。嵩曰:“饥贼耳,不足患。”阶曰:“傅城而军,杀人若刈菅,何谓饥贼?”帝然之,问求贡书安在。嵩出诸袖曰:“礼部事也。”帝复问阶。阶曰:“寇深矣,不许恐激之怒,许则彼厚要我。请遣译者绐缓之,我得益为备。援兵集,寇且走。”帝称善者再。嵩、阶因请帝出视朝。寇寻饱去,乃下阶疏,弗许贡。
  嵩怙宠弄权,猜害同列。既仇夏言置之死,而言尝荐阶,嵩以是忌之。初,孝烈皇后崩,帝欲祔之庙,念压于先孝洁皇后,又睿宗入庙非公议,恐后世议祧,遂欲当己世预祧仁宗,以孝烈先祔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阶抗言女后无先入庙者,请祀之奉先殿。礼科都给事中杨思忠亦以为然。疏上,帝大怒。阶皇恐谢罪,不能守前议。帝又使阶往邯郸落成吕仙祠。阶不欲行,乃以议祔庙解,得缓期。至寇逼城,帝益懈,乃使尚书顾可学行,而内衔阶。摘思忠元旦贺表误,廷杖之百,斥为民,以怵阶。嵩因谓阶可间也,中伤之百方。一日独召对,语及阶,嵩徐曰:“阶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盖以其尝请立太子也。阶危甚,度未可与争,乃谨事嵩,而益精治斋词迎帝意,左右亦多为地者。帝怒渐解。未几,加少保,寻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密疏发咸宁侯仇鸾罪状。嵩以阶与鸾尝同直,欲因鸾以倾阶。及闻鸾罪发自阶,乃愕然止,而忌阶益甚。
  帝既诛鸾,益重阶,数与谋边事。时议减鸾所益卫卒,阶言:“不可减。又京营积弱之故,卒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廪以资赏费。”又请罢提督侍郎孙禬。帝始格于嵩,久而皆用之。一品满三载,进勋,为柱国,再进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满六载,兼食大学士俸,再录子为中书舍人,加少傅。九载,改兼吏部尚书。赐宴礼部,玺书褒谕有加。帝虽重阶,稍示形迹。尝以五色芝授嵩,使练药,谓阶政本所关,不以相及。阶皇恐请,乃得之。帝亦渐委任阶,亚于嵩。
  杨继盛谕嵩罪,以二王为徵,下锦衣狱。嵩属陆炳究主使者。阶戒炳曰:“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为危语动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谢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显结宫邸怨也。”嵩忄双惧,乃寝。倭躏东南,帝数以问阶,阶力主发兵。阶又念边卒苦饥,请收畿内麦数十万石,自居庸输宣府,紫荆输大同。帝悦,密传谕行之。杨继盛之劾嵩也,嵩固疑阶。赵锦、王宗茂劾嵩,阶又议薄其罚。及是给事中吴时来、主事董传策、张翀劾嵩不胜,皆下狱。传策,阶里人;时来、翀,阶门生也。嵩遂疏辨,显谓阶主使,帝不听。有所密询,皆舍嵩而之阶。寻加太子太师。
  帝所居永寿宫灾,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营建,以问嵩。嵩请还大内,帝不怿。问阶,阶请以三殿所余材,责尚书雷礼营之,可计月而就。帝悦,如阶议。命阶子尚宝丞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役,十旬而功成。帝即日徙居之,命曰万寿宫。以阶忠,进少师,兼支尚书俸,予一子中书舍人。子璠亦超擢太常少卿。嵩乃日屈。嵩子世蕃贪横淫纵状亦渐闻,阶乃令御史邹应龙劾之。帝勒嵩致仕,擢应龙通政司参议。阶遂代嵩为首辅。已而帝念嵩供奉劳,怜之。又以调去,忽忽不乐,乃降谕,欲退而修真且传嗣,复责阶等奈何以官与邪物,谓应龙也。阶言:“退而传嗣,臣等不敢奉命。应龙之转,乃二部奉旨行之。”帝乃已。
  帝以嵩在直久,而世蕃顾为奸于外,因命阶无久直。阶窥帝意,言苟为奸,在外犹在内,固请入直。帝以嵩直庐赐阶。阶榜三语其中曰:“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于是朝士侃侃,得行其意。袁炜数出直,阶请召与共拟旨。因言:“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百弊生。”帝颔之。阶以张孚敬及嵩导帝猜刻,力反之,务以宽大开帝意。帝恶给事御史抨击过当,欲有所行遣。阶委曲调剂,得轻论。会问阶知人之难,阶对曰:“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惟广听纳,则穷凶极恶,人为我撄之;深情隐慝,人为我发之。故圣帝明王,有言必察。即不实,小者置之,大则薄责而容之,以鼓来者。”帝称善。言路益发舒。
  寇由墙子岭入,直趋通州。帝方祠厘,兵部尚书杨博不敢奏,谋之阶,檄宣府总兵官马芳、宣大总督江东入援。芳兵先至,阶请亟赏之,又请重东权,俾统诸道兵。寇从通掠香河,阶请亟备顺义,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寇趋顺义,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后军遇参将郭琥伏而败,颇得其所掠人畜辎重。始帝怒博不早闻与总督杨选之任寇入也,欲罪之未发。阶言:“博虽以祠厘禁不敢闻,而二镇兵皆其所先檄。若选则非尾寇,乃送之出境耳。”帝竟诛选,不罪博。进阶建极殿大学士。
  袁炜以疾归,道卒,阶独当国。屡请增阁臣,且乞骸骨。乃命严讷、李春芳入阁,而待阶益隆。以一品十五载考,恩礼特厚,复赐玉带、绣蟒、珍药。帝手书问阶疾,谆恳如家人,阶益恭谨。帝或有所委,通夕不假寐,应制之文,未尝逾顷刻期。帝日益爱阶。阶采舆论利便者,白而行之。嘉靖中叶,南北用兵。边镇大臣小不当帝指,辄逮下狱诛窜,阁臣复窃颜色为威福。阶当国后,缇骑省减,诏狱渐虚,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终。于是论者翕然推阶为名相。
  严讷请告归,命郭朴、高拱入阁,与春芳同辅政,事仍决于阶。阶数请立太子,不报。已而景王之籓,病薨,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帝欲建雩坛及兴都宫殿,阶力止之。鄢懋卿骤增盐课四十万金,阶风御史请复故额。方士胡大顺等劝帝饵金丹,阶力陈其矫诬状,大顺等寻伏法。帝服饵病躁,户部主事海瑞极陈帝失,帝恚甚,欲即杀之,阶力救得系。帝病甚,忽欲幸兴都,阶力争乃止。未几,帝崩。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比之杨廷和所拟登极诏书,为世宗始终盛事云。
  同列高拱、郭朴以阶不与共谋,不乐。朴曰:“徐公谤先帝,可斩也。”拱初侍穆宗裕邸,阶引之辅政,然阶独柄国,拱心不平。世宗不豫时,给事中胡应嘉尝劾拱,拱疑阶嗾之。隆庆元年,应嘉以救考察被黜者削籍去,言者谓拱修旧郤,胁阶,斥应嘉。阶复请薄应嘉罚,言者又劾拱。拱欲阶拟杖,阶从容譬解,拱益不悦。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阶疏辩,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誉阶,拱遂引疾归。康竟斥,朴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
  给事、御史多起废籍,恃阶而强,言多过激。帝不能堪,谕阶等处之。同列欲拟谴,阶曰:“上欲谴,我曹当力争,乃可导之谴乎。”请传谕令省改。帝亦勿之罪。是年,诏翰林撰中秋宴致语,阶言:“先帝未撤几筵,不可宴乐。”帝为罢宴。帝命中官分督团营,阶力陈不可而止。南京振武营兵屡哗,阶欲汰之。虑其据孝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继录督江防兵驻陵傍,而徐下兵部分散之。事遂定。群小珰殴御史于午门,都御史王廷将纠之,阶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虑彼先诬我。”乃使人以好语诱大珰,先录其主名。廷疏上,乃分别逮治有差。阶之持正应变,多此类也。
  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海子,阶谏,不从。方乞休,而给事中张齐以私怨劾阶,阶因请归。帝意亦渐移,许之。赐驰驿。以春芳请,给夫廪,玺书褒美,行人导行,如故事。陛辞,赐白金、宝钞、彩币、袭衣。举朝皆疏留,报闻而已。王廷后刺得张齐纳贿事,劾戍之边。阶既行,春芳为首辅,未几亦归。拱再出,扼阶不遗余力。郡邑有司希拱指,争齮晷阶,尽夺其田,戍其二子。会拱复为居正所倾而罢,事乃解。万历十年,阶年八十,诏遣行人存问,赐玺书、金币。明年卒。赠太师,谥文贞。阶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
  阶弟陟,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累官南京刑部侍郎。子璠,以廕官太常卿;琨、瑛,尚宝卿。孙元春,进士,亦官太常卿。元春孙本高,官锦衣千户,天启中拒魏忠贤建祠夺职。崇祯改元,以荐起,累官左都督。诸生念祖,国变城破,与妻张,二妾陆、李,皆自缢。
  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逾年,授编修。穆宗居裕邸,出阁请读,拱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世宗讳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国,中外危疑。拱侍裕邸九年,启王益敦孝谨,敷陈剀切。王甚重之,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累迁侍讲学士。
  严嵩、徐阶递当国,以拱他日当得重,荐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四十一年,擢礼部左侍郎。寻改吏部,兼学士,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召入直庐。撰斋词,赐飞鱼服。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入阁。拱与朴皆阶所荐也。
  世宗居西苑,阁臣直庐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庐,时窃出。一日,帝不豫,误传非常,拱遽移具出。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给事中胡应嘉,阶乡人也,以劾拱姻亲自危。且瞷阶方与拱郤,遂劾拱不守直庐,移器用于外。世宗病,勿省也。拱疑应嘉受阶指,大憾之。
  穆宗即位,进少保兼太子太保。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而是时以勤与张居正皆入阁,居正亦侍裕邸讲。阶草遗诏,独与居正计,拱心弥不平。会议登极赏军及请上裁去留大臣事,阶悉不从拱议,嫌益深。应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将竣,忽有所论救。帝责其抵牾,下阁臣议罚。朴奋然曰:“应嘉无人臣礼,当编氓。”阶旁睨拱,见拱方怒,勉从之。言路谓拱以私怨逐应嘉,交章劾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劾拱尤力。阶于拱辩疏,拟旨慰留,而不甚谴言者。拱益怒,相与忿诋阁中。御史齐康为拱劾阶,康坐黜。于是言路论拱者无虚日,南京科道至拾遗及之。拱不自安,乞归,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养病去。隆庆元年五月也。拱以旧学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既而阶亦乞归。
  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拱乃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且上疏极论之曰:“《明伦大典》颁示已久。今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凡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将使献皇在庙之灵何以为享?先帝在天之灵何以为心?而陛下岁时入庙,亦何以对越二圣?臣以为未可。”帝深然之。法司坐方士王金等子弑父律。拱复上疏曰:“人君陨于非命,不得正终,其名至不美。先帝临御四十五载,得岁六十有余。末年抱病,经岁上宾,寿考令终,曾无暴遽。今谓先帝为王金所害,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后世视先帝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议。”帝复然拱言,命减戍。拱之再出,专与阶修郤,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赖帝仁柔,弗之竟也。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
  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其在吏部,欲遍识人才,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仓卒举用,皆得其人。又以时方忧边事,请增置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侍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材自裕。又以兵者专门之学,非素习不可应卒。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宜慎选司属,多得智谋才力晓畅军旅者,久而任之,勿迁他曹。他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更各取边地之人以备司属,如铨司分省故事,则题覆情形可无扞格,并重其赏罚以鼓励之。凡边地有司,其责颇重,不宜付杂流及迁谪者。皆报可,着为令。拱又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勿循资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参伍,不尽凭文书为黜陟,亦不拘人数多寡,黜者必告以故,使众咸服。古田瑶贼乱,用殷正茂总督两广。曰:“是虽贪,可以集事。”贵州抚臣奏土司安国亨将叛,命阮文中代为巡抚。临行语之曰:“国亨必不叛,若往,无激变也。”即而如其言。以广东有司多贪黩,特请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历其余。又言马政、盐政之官,名为卿、为使,而实以闲局视之,失人废事,渐不可训。惟教官驿递诸司,职卑录薄,远道为难,宜铨注近地,以恤其私。诏皆从之。拱所经画,皆此类也。
  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总督王崇古受之,请于朝,乞授以官。朝议多以为不可,拱与居正力主之。遂排众议请于上,而封贡以成。事具崇古传。进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改建极殿。拱以边境稍宁,恐将士惰玩,复请敕边臣及时闲暇,严为整顿,仍时遣大臣阅视。帝皆从之。辽东奏捷,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
  寻考察科道,拱请与都察院同事。时大学士赵贞吉掌都察院,持议稍异同。给事中韩楫劾贞吉有所私庇。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贞吉,专横益着。尚宝卿刘奋庸上疏阴斥之,给事中曹大埜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谪外任。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致物议。帝终眷拱不衰也。
  始拱为祭酒,居正为司业,相友善,拱亟称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陈以勤皆去,拱为首辅,居正肩随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辈不能堪,居正独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冯保者,中人,性黠,次当掌司礼监,拱荐陈洪及孟冲,帝从之,保以是怨拱。而居正与保深相结。六年春,帝得疾,大渐,召拱与居正、高仪受顾命而崩。初,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
  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又命给事中雒遒、程文合疏攻保,而己从中拟旨逐之。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保诉于太后,谓拱擅权,不可容。太后颔之。明日,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拱意必逐保也,急趋入。比宣诏,则数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骡车出宣武门。居正乃与仪请留拱,弗许。请得乘传,许之。拱既去,保憾未释。复构王大臣狱,欲连及拱,已而得寝。居家数年,卒。居正请复其官,与祭葬如例。中旨给半葬,祭文仍寓贬词云。久之,廷议论拱功,赠太师,谥文襄,廕嗣子务观为尚宝丞。
  郭朴,字质夫,安阳人。嘉靖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累官礼部右侍郎,入直西苑。历吏部左、右侍郎兼太子宾客。南京礼部缺尚书,帝怜朴久次,特加太子少保擢任之。朴辞曰:“幸与撰述,不欲远离阙下。”帝大喜,命即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詹事府侍直如故。顷之,吏部尚书欧阳必进罢,即以朴代之。越二年,以父丧去。及严讷由吏部入阁,帝谋代者。时董份以工部尚书行吏部左侍郎事,方受帝眷,而为人贪狡无行。徐阶虑其代讷,急言于帝,起朴故官。朴固请终制,不许。寻以考绩,加太子太保。
  四十五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预机务,与高拱并命。阶早贵,权重,春芳、讷事之谨,至不敢讲钧礼。而朴与拱乡里相得,事阶稍倨,拱尤负才自恣。及世宗崩,阶草遗诏,尽反时政之不便者。拱与朴不得与闻,大恚,两人遂与阶有隙。言路劾拱者多及朴。拱谢病归,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留之。时朴已加至少傅、太子太傅矣。御史庞尚鹏、凌儒等攻不止,遂三疏乞归。家居二十余年卒。赠太傅,谥文简。
  朴为人长者,两典铨衡,以廉着。辅政二年无过。特以拱故,不容于朝,时颇有惜之者。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颖敏绝伦。十五为诸生。巡抚顾璘奇其文,曰:“国器也。”未几,居正举于乡,璘解犀带以赠,且曰:“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进士,改庶吉士。日讨求国家典故。徐阶辈皆器重之。授编修,请急归,亡何还职。
  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迁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与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业。寻还理坊事,迁侍裕邸讲读。王甚贤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而李芳数从问书义,颇及天下事。寻迁右谕德兼侍读,进侍讲学士,领院事。
  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世宗崩,阶草遗诏,引与共谋。寻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邸故讲官陈以勤俱入合,而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寻充《世宗实录》总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学士五品仅岁余。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居正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
  高拱以很躁被论去,徐阶亦去,春芳为首辅。亡何,赵贞吉入,易视居正。居正与故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召用拱,俾领吏部,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拱至,益与居正善。春芳寻引去,以勤亦自引,而贞吉、殷士儋皆为所构罢,独居正与拱在,两人益相密。拱主封俺答,居正亦赞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加柱国、太子太傅。六年满,加少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以辽东战功,加太子太师。和市成,加少师,余如故。
  初,徐阶既去,令三子事居正谨。而拱衔阶甚,嗾言路追论不已,阶诸子多坐罪。居正从容为拱言,拱稍心动。而拱客构居正纳阶子三万金,拱以诮居正。居正色变,指天誓,辞甚苦。拱谢不审,两人交遂离。拱又与居正所善中人冯保郄。穆宗不豫,居正与保密处分后事,引保为内助,而拱欲去保。神宗即位,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帝御平台,召居正奖谕之,赐金币及绣蟒斗牛服。自是赐赉无虚日。
  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劝帝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更,至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皆急务。帝称善。大计廷臣,斥诸不职及附丽拱者。复具诏召群臣廷饬之,百僚皆惕息。帝当尊崇两宫。故事,皇后与天子生母并称皇太后,而徽号有别。保欲媚帝生母李贵妃,风居正以并尊。居正不敢违,议尊皇后曰仁圣皇太后,皇贵妃曰慈圣皇太后,两宫遂无别。慈圣徙乾清宫,抚视帝,内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国公沐朝弼数犯法,当逮,朝议难之。居正擢用其子,驰使缚之,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锢之南京。氵曹河通,居正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氵曹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初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居正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南京小奄醉辱给事中,言者请究治。居正谪其尤激者赵参鲁于外以悦保,而徐说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其奉使者,时令缇骑阴诇之。其党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
  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给事中余懋学请行宽大之政,居正以为风己,削其职。御史傅应祯继言之,尤切。下诏狱,杖戍。给事中徐贞明等群拥入狱,视具橐饘,亦逮谪外。御史刘台按辽东,误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绳督之,台抗章论居正专恣不法,居正怒甚。帝为下台诏狱,命杖百,远戍。居正阳具疏救之,仅夺其职。已,卒戍台。由是诸给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
  当是时,太后以帝冲年,尊礼居正甚至,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及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入,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
  居正喜建竖,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俺答款塞,久不为害。独小王子部众十余万,东北直辽左,以不获通互市,数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两广督抚殷正茂、凌云翼等亦数破贼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乱,用张佳胤往抚即定,故世称居正知人。然持法严。核驿递,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群吏不得乘传,与商旅无别。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辄不得补。大邑士子额隘,艰于进取。亦多怨之者。
  时承平久,群盗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库,有司恒讳之,居正严其禁。匿弗举者,虽循吏必黜。得盗即斩决,有司莫敢饰情。盗边海钱米盈数,例皆斩,然往往长系或瘐死。居正独亟斩之,而追捕其家属。盗贼为衰止。而奉行不便者,相率为怨言,居正不恤也。
  慈圣太后将还慈宁宫,谕居正谓:“我不能视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学、勤政,有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师保之责,与诸臣异。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用终先帝凭几之谊。”因赐坐蟒、白金、彩币。未几,丁父忧。帝遣司礼中官慰问,视粥药,止哭,络绎道路,三宫膊赠甚厚。
  户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夺情议,居正惑之。冯保亦固留居正。诸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孔教、沈懋学辈皆以为不可,弗听。吏部尚书张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遂交章请留。中行、用贤及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相继争之。皆坐廷杖,谪斥有差。时彗星从东南方起,长亘天。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悬谤书通衢。帝诏谕群臣,再及者诛无赦,谤乃已。于是使居正子编修嗣修与司礼太监魏朝驰传往代司丧。礼部主事曹诰治祭,工部主事徐应聘治丧。居正请无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带入阁治政,侍经筵讲读,又请辞岁俸。帝许之。及帝举大婚礼,居正吉服从事。给事中李涞言其非礼,居正怒,出为佥事。时帝顾居正益重,常赐居正札,称“元辅张少师先生”,待以师礼。
  居正乞归葬父,帝使尚宝少卿郑钦、锦衣指挥史继书护归,期三月,葬毕即上道。仍命抚按诸臣先期驰赐玺书敦谕。范“帝赉忠良”银印以赐之,如杨士奇、张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戒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居正请广内阁员,诏即令居正推。居正因推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入阁。自强素迕居正,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而时行与四维皆自昵于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两宫赐赉慰谕有加礼,遣司礼太监张宏供张饯郊外,百僚班送。所过地,有司节厨传,治道路。辽东奏大捷,帝复归功居正。使使驰谕,俾定爵赏。居正为条列以闻。调阳益内惭,坚卧,累疏乞休不出。
  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请俟清凉上道。于是内阁、两都部院寺卿、给事、御史俱上章,请趣居正亟还朝。帝遣锦衣指挥翟汝敬驰传往迎,计日以俟;而令中官护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过,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虽公侯谒王执臣礼,居正具,宾主而出。过南阳,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诏遣司礼太监何进宴劳,两宫亦各遣大珰李琦、李用宣谕,赐八宝金钉川扇、御膳、饼果、醪醴,百僚复班迎。入朝,帝慰劳恳笃,予假十日而后入阁,仍赐白金、彩币、宝钞、羊酒,因引见两宫。及秋,魏朝奉居正母行,仪从煊赫,观者如堵。比至,帝与两宫复赐赉加等,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
  时帝渐备六宫,太仓银钱多所宣进。居正乃因户部进御览数目陈之,谓每岁入额不敌所出,请帝置坐隅时省览,量入为出,罢节浮费。疏上,留中。帝复令工部铸钱给用,居正以利不胜费止之。言官请停苏、松织造,不听。居正为面请,得损大半。复请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迁官恩数,帝多曲从之。帝御文华殿,居正侍讲读毕,以给事中所上灾伤疏闻,因请振。复言:“上爱民如子,而在外诸司营私背公,剥民罔上,宜痛钳以法。而皇上加意撙节,于宫中一切用度、服御、赏赉、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贷。居正以江南贵豪怙势及诸奸猾吏民善逋赋,选大吏精悍者严行督责。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
  居正服将除,帝召吏部问期日,敕赐白玉带、大红坐蟒、盘蟒。御平台召对,慰谕久之。使中官张宏引见慈庆、慈宁两宫,皆有恩赉,而慈圣皇太后加赐御膳九品,使宏侍宴。
  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复条其党罪恶,请斥逐,而令司礼及诸内侍自陈,上裁去留。因劝帝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嗛保、居正矣。
  帝初政,居正尝纂古治乱事百余条,绘图,以俗语解之,使帝易晓。至是,复属儒臣纪太祖列圣《宝训》、《宝录》分类成书,凡四十:曰创业艰难,曰励精图治,曰勤学,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谨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宫闱,曰教储贰,曰睦宗籓,曰亲贤臣,曰去奸邪,曰纳谏,曰理财,曰守法,曰儆戒,曰务实,曰正纪纲,曰审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驭近习,曰待外戚,曰重农桑,曰兴教化,曰明赏罚,曰信诏令,曰谨名分,曰裁贡献,曰慎赏赉,曰敦节俭,曰慎刑狱,曰褒功德,曰屏异端,曰节武备,曰御戎狄。其辞多警切,请以经筵之暇进讲。又请立起居注,纪帝言动与朝内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员入直,应制诗文及备顾问。帝皆优诏报许。
  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署南镇抚。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世以此益恶之。
  亡何,居正病。帝频颁敕谕问疾,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四阅月不愈,百官并斋醮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维等理阁中细务,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后惫甚不能遍阅,然尚不使四维等参之。及病革,乞归。上复优诏慰留,称“太师张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及尚书梁梦龙、侍郎余有丁、许国、陈经邦,已,复荐尚书徐学谟、曾省吾、张学颜、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为黏御屏。晟,冯保所受书者也,强居正荐之。时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及卒,帝为辍朝,谕祭九坛,视国公兼师傅者。居正先以六载满,加特进中极殿大学士;以九载满,加赐坐蟒衣,进左柱国,廕一子尚宝丞;以大婚,加岁禄百石,录子锦衣千户为指挥佥事;以十二载满,加太傅;以辽东大捷,进太师,益岁禄二百石,子由指挥佥事进同知。至是,赠上柱国,谥文忠,命四品京卿、锦衣堂上官、司礼太监护丧归葬。于是四维始为政,而与居正所荐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恶。
  初,帝所幸中官张诚见恶冯保,斥于外,帝使密诇保及居正。至是,诚复入,悉以两人交结恣横状闻,且谓其宝藏逾天府。帝心动。左右亦浸言保过恶,而四维门人御史李植极论徐爵与保挟诈通奸诸罪。帝执保禁中,逮爵诏狱。谪保奉御居南京,尽籍其家金银珠宝巨万计。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艳之。言官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进者益务攻居正。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居正诸所引用者,斥削殆尽。召还中行、用贤等,迁官有差。刘台赠官,还其产。御史羊可立复追论居正罪,指居正构辽庶人宪节狱。庶人妃因上疏辩冤,且曰:“庶人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帝命司礼张诚及侍郎丘橓偕锦衣指挥、给事中籍居正家。诚等将至,荆州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诚等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事闻,时行等与六卿大臣合疏,请少缓之;刑部尚书潘季驯疏尤激楚。诏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其母。而御史丁此吕复追论科场事,谓高启愚以舜、禹命题,为居正策禅受。尚书杨巍等与相驳。此吕出外,启愚削籍。后言者复攻居正不已。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
  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熹宗时,廷臣稍稍追述之。而邹元标为都御史,亦称居正。诏复故官,予葬祭。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讼居正冤。帝令部议,复二廕及诰命。十三年,敬修孙同敞请复武廕,并复敬修官。帝授同敞中书舍人,而下部议敬修事。尚书李日宣等言:“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复敬修官。
  同敞负志节,感帝恩,益自奋。十五年,奉敕慰问湖广诸王,因令调兵云南。未复命,两京相继失,走诣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复其锦衣世廕,授同敞指挥佥事。寻奉使湖南。闻汀州破,依何腾蛟于武冈。永明王用廷臣荐,改授同敞侍读学士。为总兵官刘承胤所恶,言翰林、吏部、督学必用甲科,乃改同敞尚宝卿。以大学士瞿式耜荐,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总督诸路军务。
  同敞有文武材,意气慷慨。每出师,辄跃马为诸将先。或败奔,同敞危坐不去,诸将复还战,或取胜。军中以是服同敞。大将王永祚等久围永州,大兵赴救,胡一青率众迎敌,战败。同敞驰至全州,檄杨国栋兵策应,乃解去。顺治七年,大兵破严关,诸将尽弃桂林走。城中虚无人,独式耜端坐府中。适同敞自灵川至,见式耜。式耜曰:“我为留守,当死此。子无城守责,盍去诸?”同敞正色曰:“昔人耻独为君子,公顾不许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与饮,明烛达旦。侵晨被执,谕之降,不从。令为僧,亦不从。乃幽之民舍。虽异室,声息相闻,两人日赋诗倡和。阅四十余日,整衣冠就刃,颜色不变。既死,同敞尸植立,首坠跃而前者三,人皆辟易。
  而居正第五子允修,字建初,廕尚宝丞。崇祯十七年正月,张献忠掠荆州,允修题诗于壁,不食而死。
  赞曰:徐阶以恭勤结主知,器量深沉。虽任智数,要为不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及为冯保所逐,柴车即路。倾辄相寻,有自来已。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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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广纪事》  (明)高拱 撰
  绥广纪事  (明)高拱 撰   ●绥广纪事   边略五   高拱   广东久遭寇乱敝甚予为计处吏治颇殚心力又推殷石汀为总督经略其地遂以底宁凡予所筹画不能悉记惟疏书一二尚存特录藏之备故实云   疏   书   ○疏   议处远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议 加恩贤能府官以彰激劝疏   议处广东举劾以励地方官员疏   议革广东廵抚疏   议处广东兵备知府等官疏   议留副使王化立功赎罪疏   议处知府侯必登疏   改参政陈奎兼潮州兵备疏   ·议处远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议 加恩贤能府官以彰激劝疏   臣惟广东旧称富饶之地乃频年以来盗贼充斥师旅繁兴民物凋残狼狈巳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说有四用人者以广东为瘴海之乡劣视其地有司由甲科者十之一二而杂行者十之八九铨除者十之四五而迁谪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弃此其一也岭南绝徼僻在一隅声闻既不通於四方动静尤难达於朝着有司者苟可欺其抚按即无复有谁何之者此其一也广乃财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众奇货为多本有可渔之利易以艳人此其一也贪风既成其势转盛间有一二自立者抚按既荐之矣而所劾者亦不过聊取一二苟且塞责固不可以胜劾也彼其见抚按亦莫我何则益以为得计而无所忌惮居者既长恶不悛来者亦沦胥以溺是以贪风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於自弃之人处僻远之地艳可渔之利而共囿於无可忌惮之风此所以善政无闻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驱之於盗贼也若不亟处敝将安极查得往岁奉旨多取进士议者为当於此等去处用之乃竟不肯选去殊为可憾合无今後广东州县正官必以进士举人相兼选除杂流迁谪姑不必用果有治绩抚按从实奏荐行取推陞如其奉职无状必须尽数参来处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责如尚苟且塞责容臣等参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纵肆也然不肖者罚固可以示惩若使贤者不赏又何以示劝臣等访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为威惠并着能使地方鲜盗百姓得以耕稼为生此等贤官他处犹少而况於广东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忧合无将本官先   ·议处广东举劾以励地方官员疏   臣等照得抚按官荐举太滥日益而岁增者往时之通獘也本部题奉钦依严禁不许滥举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广东则有不可以例拘者谨为之明其说广东财货所出旧称丰裕固乐土也祗缘近年以来法度废弛官其地者贪虐特甚习以成风而抚按亦不可以胜究於是民不聊生盗贼四起乃贪虐既不加惩而处置又不得当於是良民皆化而盗譬之病痞者然始缘客火为逼血脉聚而为痞其路既通而又逼之不巳则痞日积而血脉日微实有难於救药者也臣诚为国忧先曾具疏议处彼处有司荷蒙俞允臣乃总计其州县共八十处其掌印官每三处则用进士一举人二皆拣其年力精壮才气通敏者以充而监生以下不与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每集於堂陛谆切戒勉谕以选择任使之意教以弭盗安民之理而歆以功名上进之路盖欲为皇上奠此一方易乱以为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劝惩系於黜陟而朝廷之黜陟凭诸举劾今广东有司既皆科目选择之人使抚按举荐同於他省则官其地者必曰吾辈科目人多而抚按举荐同於他省则虽尽力効职称上等者或且不得於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进取乎於是隳其志以玩愒者将有之矣是又不可以无处也臣诚欲於广东举劾另立科条令其抚按官将各有司时时体访务在的确果有殃民不职应拿问者即便拿问应参奏者即便参奏不必待复命之时其他只不许狥私市恩若果有弭盗安民茂着循良之绩者复命之时不拘多寡尽数举荐本部另行体访的确亦不拘多寡尽数行取超陞如此则贤才虽众然各有上进之途自不至於相碍而体悉既周必多有奋励之志当不肯以自隳庶乎善政可兴而数年之间可有安乎之望也至於他省用人亦当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徧则其抚按官自当守滥举之禁不得援广东以为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转行彼处抚按衙门遵照施行等因隆庆六年二月初三日题初五日奉圣旨是   ·议革广东廵抚疏   看得吏科都给事中光懋等廵按直隷等处监察御史苏士润各题称要将近设广东廵抚裁革广西廵抚暂令调度仍将总督闽广廵抚改为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广东廵抚事惠潮两府仍宜复属南赣兼管各一节除新设广西廵抚待後事宁另行议拟其广东廵抚既经科道条议前事相应议处合候命下将广东廵抚裁革原任廵抚熊汝达行令速赴浙江到任管事原任浙江廵抚谷中虗不必候代其见任总督两广军务粮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迁改为两广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兼廵抚广东不必拘定驻劄但遇有盗地方便宜剿灭候事宁之日仍住梧州移咨该部换给勑书关防原降给者俱行奏缴其惠潮二府军民政务先因彼此推避故议专属广东以便责成巳奉钦依讫今未经彼中详议难以悬断姑仍照旧管辖以免前獘如此则两广之事体归一而远徼之地方有赖矣隆庆四年五月十一日题十三日奉圣旨是广东廵抚依拟裁革着李迁兼管换勑与他   ·议处广东兵备知府等官疏   该廵按广东监察御史杨标题要选用兵备议立赏格知府功罪宜同兵备等因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钦遵为照近来推用边海各兵备官本部不拘见任起废京职外官俱皆遴选务在得人以称任使其职务克举历俸一考抚按荐其贤者查例超擢如副使范大儒等抚按劾其否者即行罢斥如佥事黎元等其无抚按奏者本部止循资叙用一向遵行无容再议是则处兵备者然耳至若知府与兵备职任虽殊均有地方之责实则同功一体者也如功罪赏罚漠不相关则上下之间视如秦越何以弥盗安民共成化理哉今据廵按御史杨标条议前来相应议拟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转行各该抚按衙门今後各地方兵备官员历俸年深贤能称职者即奏荐到部以凭查例超陞如历俸仅一二年者仍不得一槩奏荐以市私恩否者即行参论以凭罢斥使人咸知赏不幸徼罚不幸免自当知所劝惩尽心职务其知府有功得与兵备并荐失事亦与并参庶避事者绝巧免之私而戮力者获同赏之劝等因隆庆四年三月初九日题十一日奉圣旨是   ·议留副使王化立功赎罪疏   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该廵按广东监察御史赵焞题称勘得原任广东按察司副使王化先年督剿和平龙川地方行秀千户等官朱如拳等把截要路乘机索受银两事有指实巳玷官箴拟以赃罪情法俱当但王化屡立战功斩获数多况今贼复猖獗苦无将才累据长乐平远人民告称得化复任当能灭贼则化之勇敢当先临机应变委尚优於诸将合无将王化权复一府佐职衔或充为事官令其领兵前去惠潮地方杀贼限以二年果立有奇功准与赎罪一体叙用若或不効仍坐罪革职等因奉圣旨都察院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院看得本官所奏要将王化立功赎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士民告留廼出一时权宜相应会议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王化由举人历官副使屡着军功乃获超擢独以性气粗率遂蒙萋菲禁系多年未与归结今该廵按御史查其奏愬情词及地方人情具奏前来又经都察院会议欲权复一职令其戴罪杀贼臣等谨议得惠潮多事地方需才?亟今王化往岁军功既多可纪近日赃私又属可疑况地方有复用之望而按臣有特请之章相应量复一职但府佐官轻难以镇压一方及查惠潮见缺兵备一员似宜仍用於此合候命下将王化量起广东按察司佥事就驻劄惠潮地方管理兵备事务令其仰体朝廷使过之仁俯竭人臣尽瘁之义益坚初志勉赎旧愆限三年内果能剿贼安民立有奇功另行叙用如或因循塞责罔所报効抚按官从重参究等因隆庆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题七月初一日奉圣旨是   ·议处知府侯必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廵按广东监察御史赵焞题臣据广东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於隆庆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呈称愿告致仕除具本恭奏及将印信关本府同知杨汝聦收掌仍截日住俸不支等因到臣臣不知奏内何事但据其近日与本府推官来经济相讦者度之不过以乞休为名暗引党巳为援不附巳者一槩波及之以售其必报之恨耳臣谨述其事之始末为我皇上陈之则其险诈欺罔之情自可见矣访得先任巳故熊廵抚大征曾一本驻劄潮州因府皂殴打标兵几死批行来推官究问将府皂责治讫侯必登遂以此恠恨来经济後熊廵抚擒获曾一本会官审騐必登当堂倡言曰是假是真下人承望风旨次日飞帖遂徧城市熊廵抚以此抱忿成疾欲移出城避之司道固劝廼止此二臣相嫌之始原任监军道副使江一麟之所亲见者也臣又访闻侯必登私议来经济收匿桥税随密行该道陞任佥事杨芷查访揭称查得该府原觧底簿系无印草本似难凭信及面加细审各犯所供情节似有威制主使之情且思来推官以甲科筮仕未必不自爱以至於此巳经驳回再问来报本道待辜一方固不敢姑息以废法亦焉敢媚人以杀人等因臣见其含糊不明又行分守参议许天琦查议桥税葢因以核来经济之事也即据回称查该府填报循环考之隆庆二年分白同知抽银四千八百余两三年分来推官抽银八千五百余两四年分春夏二季陈同知抽银四千三百余两备呈到臣随批税以来推官抽数冒额臣以为此事明矣至七月内来经济得报行取就据该府揭称匿税一事系隆庆三年内告发彼因有碍未敢成招至四年内赴省闻来推官反诬职狥大使潘铨之私情不结前事所以蒙熊廵抚奖语并无一操守字样等因十一月内又揭称蒙分廵兵备道牌奉本院牌提潘铨一干人卷遵将犯人李班等觧赴本道审究外向因来推官在外未经彼此开释昨回一应礼节并无敢少缘未道及前事乃于结内略言其端意其悟而他处本官不就近辩明致烦提问等因又据来经济揭称隆庆三年内蒙委管广济桥桥务因本年四月白同知病故本官亲笔批揭取盐税银助丧不报循环济亦将陈和商税银八两助讫亲笔批单付税课司存案委亦不报循环见今一单系济亲笔辄生情团陷诡写私簿侵银二百两以上切思查摘奸獘必吊印记日收底簿查对其中有报有不报则有侵有不侵明矣乃今独写一匿税私簿岂非有意为之哉且以太守之尊挟虎狼之威拘商照簿认税孰肯有不认者乎显系挟讐团陷掯阻行取等因并将侯必登亲笔批收盐饷不报循环二揭到臣又据分廵潮州道佥事金柱揭称准布政司照会查知府侯必登是否患病应否准放休致任内经手钱粮有无明白见报不胜惊异本道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侯知府习仪二十六日拜贺长至令节午时相别出廵步履俱为无恙何忽以病告而呈文又在本道未行之前何本道一不闻知耶至本日未时方接得本府公文一角内称患病乞休又书十一月十三日呈详字样本道与该府共住一城至于告休交代本道略不与闻及行查後始知该府呈详本道又逆书月日何本官之不诚心直道诡谲一至此也推原其故乃本官因与来推官互相构隙其始也惟欲误来推官之行取使不得与选不意来推官尽发其平日奸险贪污之迹于人自以为众论所不容乃捏病告归然其倾陷之术不但行於僚友即八月内该府呈详通判华泾患病告休本道批候两院详行该府不知何故听其径归今乃申曰金佥事批允回籍本道经历二十余年宁独於此尚有所昧耶本道驻劄潮州五越月矣凡批案不知几十百行并无一起回报屡提吏比一吏不觧罪徒则弥满囹圄而怨声彻于道路本道每一放告在监家属抱诉者辄百十余起不得巳行杨同知清查本官又持之不发至今并无一字回报朝廷设官分职以为民也本官僻傲成性阴险成谋终日之所营营者非揭帖则私书而无干之讦日扰于庭使能用此以及民事何至于积案盈庭罪徒满狱哉苟如是亦何以称朝廷之恩激天下之良二千石哉当本道初到任之时有识者人人为危之葢以本道之徧心直躬不能御徂诈阴诡之秘必有以中之者今数月之间尽见其为人始信人言不妄等因到臣再三覆查卷案参详前後情节密访之舆论之公面稽之当时亲见之臣在侯必登则为先任熊廵抚之提问皂隶而移恨于同僚在来经济则自以为持法不阿竟不受屈于堂官此二臣相嫌之源人人所共见共闻者也其後任熊廵抚奖励侯必登不及操守二字葢因伊差人馈送长夫银五十两心甚鄙之彼时曾对司道明言其过见任副使李渭所耳闻目见者也今乃诿罪於来经济则侯必登之诬也若桥税一节侯必登私馈人六十七两零来经济私馈人八两零皆有亲笔填日无可说矣其私簿税银二百余两若系经济入巳之赃即罪当罢斥抑或有团陷之情亦当与之辩洗侯必登因见提吊人卷不遽如其愿遂诈病奏扰则险诈乖方之极大伤于国体者也除来经济听布按二司会问明白另行具奏外为照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负小有之才悻悻自好凭斗筲之量事事乖张初至擒白哨之贼功可嘉矣而熊廵抚之擒获曾一本则倡游言以乱真心何险也杜属官之馈守似洁矣而于熊廵抚之陞任则送长夫以求荣行何污也时可猎名则百方求剌李军门之收逓私书与臣之收贮匿名揭帖可查也计在箝口即峻刑绳人大使潘铨之滥罚百金与指挥刘兴伦之死于杖下者可据也钱粮应徵不徵惟事违道干誉词讼应问不问岂怜环隅衔冤收吏役公堂以滥充私费狷者不为纵伊父贺寿与部民宴酬官闲尽扫数月前金箱玛瑙带数十余条扬言馈人将焉用之十月内夜出私篢藏四十余扛令弟回家伊谁欺也徐绍祖十岁之幼儿恨其父而拶折手指残忍殊甚来经济役使之门皂为索垢而尽刑系监狂惑异常过蒙皇上使过之仁不思感恩图报廼逞一巳好刚之气辄欲睚眦害人无故称病敢干欺诳朝廷擅自奏凟明系紊乱法纪似此不忠之臣应在不谨之例所当亟行罢斥者也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议如果臣言不谬将侯必登速赐罢黜庶朝纲振肃而改节之臣无所容其奸矣惟复别奉圣裁等因题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准抄出送司案查本官於隆庆六年二月内奏为患病不能供职仰负天恩乞赐罢斥以免贻累地方事奏臣原籍云南广南卫贯应天府上元县人由进士除授江西南昌府推官陞授南京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历陞本部武库司署郎中隆庆二年内陞任前职隆庆四年六月内伏蒙圣恩特允吏部题请加陞从三品服色俸级仍旧管事隆庆五年正月内又蒙钦赐宴赏窃念臣以一介孤寒?领钜郡方忧莫逭尸素之罪讵意滥叨希旷之恩此微陋之极荣古今之难遇者也臣惧孤高厚夙夜恐惶誓在捐糜少图报称凡可弭盗惩贪以安疮痍残喘之民者罔敢不遵承吏部所条悉獘源勉思涤洗一二以奉扬德意虽歛怨招毁亦不敢辞岂知福踰涯分病遂侵寻本年八月内以来感患瘴疟继生疮疡医治失方毒流在足动履艰难目今巨寇反侧之时而臣卧病在床瘝官废事上负圣明之特恩下失黎庶之过望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卧不宁席者也若不昧死陈乞则悞地方之事必多而臣之罪愈重臣之忧愈甚而病愈深仅存瘦骨不待积毁而销即欲涂肝脑以仰报亦将无所从矣恳乞圣慈轸念艰危之地难容羸病之夫勑下吏部速将臣罢斥回籍别选贤能来守兹土则一方生命仰再造于尧天而万里微躯获免填于瘴海矣臣无任激切祈恳陨越俟命之至等因奏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又查得隆庆四年六月内该本部题为议处远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议加恩贤能府官以彰激劝事访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为威惠并着能使地方鲜盗百姓得以耕稼为生议将本官先加从三品服色俸级令其照旧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议超陞等因题奉圣旨近来远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盗贼滋蔓这所议甚得弭盗安民之要都准行钦此又查得隆庆五年正月内本部议覆南京科道官王祯王嘉宾等题为申饬朝觐考察重典以励庶官以隆圣化事该本部会同都察院详议得知府侯必登等贤能卓异巳经题奉钦依照例奖赏外隆庆六年二月内本部题为缺官事照得广东按察司缺佥事一员合当推补查有原奉钦依加从三品服色俸级广东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年资颇深例应陞任但地方多事正赖本官干理若迁之他处委属不便相应就近陞补议将本官陞补广东布政司右参政仍兼佥事职衔管理前项地方事务等因奉圣旨是钦此巳经给凭移咨转行去後今该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廵按广东监察御史赵焞题参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挟嫌相构妄行奏扰乞要罢斥一节为照广东地方徧地皆盗民不聊生实起於有司之贪残而成於蒙蔽因循之日久本部于先年访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抚绥穷困制伏豪强弭盗安民地方利赖特为奏请加三品服俸以示激劝後廵按广东御史杨标至京臣即问彼处有司贤否标曰知府侯必登有守有为任劳任怨民赖以安但不肯屈事上司所以问之百姓人人爱戴问之上司人人不喜至朝觐时又加查访佥同本部遂有卓异之荐然侯必登资俸巳深潮州士夫在京者恐其陞去每向臣等保留曰潮州不可一日无侯必登也又有潮州举人监生及在官纳觧人等数十人遮道告曰侯知府年久该陞若遂陞去百姓无主必皆随之而去此人情如此臣等思得官久不陞何以示劝会潮州兵备员缺遂将侯必登拟陞参政带宪职管潮州兵备事葢所以慰士民之心为地方计也今该廵按御史赵焞论劾前来其中论词多出守廵等官揭帖夫言既盈耳监察之官固不容默然详其论词并其中揭帖语意乃是侯必登素不能奉顺上司廵按及守廵等官既皆衔之会又与行取推官来经济相讦而推官乃廵按所信用行取之官乃两司所趋附于是守廵等官遂明有左侯右来之意侯必登忿其不胜遂具本差人赴京乞休守廵官既知侯必登恨巳闻其有奏以为必有相攻讦之辞遂具揭廵按激而为此又恐迟则侯必登之说行而巳反出其後故如此其急也而不知侯必登本中止自乞休并未沿及他人向使知其不相沿及又岂有此论哉今观劾词首云府官挟嫌相构妄行奏扰大坏圣朝纲纪又云侯必登告致仕臣不知奏内何事但据其近日与来经济相讦者度之不过以乞休为名暗引党巳为援不附巳者一概波及以售其必报之恨耳其金柱揭云本道徧心直躬不能御狙诈阴诡之秘必有以中之者此其情自可见不然两司知府官自行具本乞休者亦多矣何以皆无劾者而今独劾一侯必登谓之大坏朝纲乎且据劾词内称侯必登与来经济相讦在上年七月则是事巳久矣又称来经济事待布按二司会问明白另行具奏则是今尚未明也若止恶其相讦何不即劾於始讦之时若是劾其所讦之事又何不少待於问明之後而顾急举於侯必登上本之日乎况彼此相讦事尚未明则是非固未定也劾则俱劾止则俱止又何匿来经济不劾而止劾侯必登乎此其理亦自可知然事既如此侯必登实有难於处者欲拟其去则不惟失百姓之心而将来任事之臣何以自効欲拟其留则上司既不相容留之何以自展欲拟行勘则无事可勘欲拟罢斥则即据劾词既未明指所坏何法又未明指所贪何赃不得而议罢也但访得侯必登心既好胜气又过刚虽惠及于民而不能善事上官虽威行于盗而不能善处寮寀恃长纵傲以短招尤虽非重愆亦有薄咎合无将侯必登仍以新陞职衔量调别省令其痛自省改其来经济事须要明白本部移咨都察院转行广东廵抚都御史另委隔别衙门官从公勘问不得曲狥偏向务见的确具奏发落仍令省谕各布按守廵等官见今广东盗贼纵横正破格整饬之日兵粮缺乏正协力干济之时毋得仍守成心尚循故套崇姑息而摧振作奖软熟而抑刚方当知任事为忠不可徒诿罪於人当以救民为急不可徒取便于巳如有违者参奏重治斯於事理两得其平而拨乱反治之功或可望于一二也等因隆庆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题二十四日奉圣旨是   ·改参政陈奎兼潮州兵备疏   文选清吏司案呈照得广东按察司缺佥事一员专管东筦以东自惠州海丰直抵潮州闽境一带地方带管整饬岭东道兵备兼管分廵南路一带所辖潮州府属饶平大埔海阳潮阳揭阳惠来澄海普宁及惠州府属海丰各县事务监督柘林碣石二寨平时则操练兵船稽察奸獘催督钱粮遇有警报会同各该参将督率各寨兵船出海剿捕以靖地方合当推补案呈到部看得广东地方多盗而潮惠尤甚先任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弭盗安民是以本部即拟陞潮州等处兵备令其弹压地方今既被论调去地方失望非得有才力肯任事者不可以继其後照得新任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陈奎原任广东副使才力有余敢于任事且广东民情事理皆所谙熟堪以弹压潮州等处地方合无将本官改广东布政使司右参政兼以佥事职衔管理前项地方事务候命下之日本部给凭令其作速赴任仍咨该部照例请勑以便遵行等因隆庆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题二十七日奉圣旨是   ○书   荅广东赵廵按   荅两广殷总督   荅广东杨廵按   与南京姚监察   荅两广殷总督   ·荅广东赵廵按   闻宪节巳到地方良慰广中狼狈巳甚惟有处分有司是第一义乃今入选者巳无科甲之人只待会试後方可为之又须秋冬间始可到任便是阅岁才能周匝远方之难及固如此无可令人柰何然有君在地方须当极力振饬务洗从前苟且之政以拯此疲民庶有更生之望凡有当行事宜不惜见教即当为君行之草草不悉幸照   ·荅两广殷总督   先承书教谆切如得晤对巳多感慰继又辱示倭奴猖獗土寇相勾为乱忧怀可想也然有公在镇诚何足虑顾此非一朝之积所谓因循姑息废弛痿痹正是向来久贻之病若非一大振刷终亦若斯而巳公素负大志宏略今当盘错正利器可施之日凡可改弦易辙灭寇安民者不妨见教便当为公行之古云候谁在矣张仲孝友仆固不敢望於张仲然力为主持於内俾豪杰得以成功於外同心戮力共翊王室则寸衷固自许焉而曷敢有一毫之不尽哉方弘静者当留在地方刘稳巳用之广东矣来书乃索此人可见心之同也其诸藩臬守令等官有当在地方者或不宜者或他处之人有可用于广者幸一一示之即为措处官皆得人事自可辩也又仆昔曾具题议处广中有司今又为议处荐举以激励之原稿特录上幸刻成册二司守令各给一册使彼知庙堂相待之意如此当必有劝也又稿三通亦守令所宜知者附之後可矣冗甚放笔布复不伦幸亮   又   前使回曾具启布意谅达左右广东地方狼狈皆因法度废弛人心玩揭所致非大破格整顿必不能易乱以为治幸公在镇仆当力助必为主上收拾此方复如先年之旧而後巳诸所当行者不妨见教即当为行之也知府侯必登前所以宠异之者以其能守巳任怨弭盗安民故特奖以励人心今且被论则任事之臣反为狥旧套者所笑而地方之事其孰为振作乎初意欲直留之又恐自兹难于展布故稍为处分而又为之明其意葢恐广中有司遂以必登为戒而不可以驱使也然其实必登被论之由不过如仆疏中所云而巳一览自当知也幸以此意徧示诸地方官使知庙堂之上所以念广东者如此所以顾地方顾百姓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侯而自为无志之人亦不得快侯而自幸也   又   两承手教亹亹数百言地方事举在目中知措置得宜处之有备广不足忧矣惟公任便行之其地方官僚不知果能副用否如有不堪便当更换务期宁此一方而後朝食公不妨频见教也人回索书急草草布复不悉幸亮   又   承示处置广中事宜委到周至平定在目中矣大抵天下之事在乎为之出於实而处之中其机则未有不济者然非公其孰能兼之方布政所言非特广东葢处处皆然也因公有实心故彼有实言耳今处处有兵处处有粮威力既盛伸缩在我以剿以抚皆可成功寇诚不足虑也番夷市舶一节尊谕极是彼井蛙之见何足计哉某人者便当调去即以某人补之此外有司官有不堪用者亦须见教仆当与公戮力协心必为主上奠此一方苟可以为公助者纤毫不敢自惜也人行急草草不伦幸亮   又   广东事理前巳略言其意想达左右兹城池既复剿倭报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贼难於卒灭地方之贼不可灭固倭之所以来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贼者实逼起於有司之贪残而养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势成计无所出乃为招抚之说以苟且于目前於是我以抚款彼而彼亦以抚款我东且抚西且杀人非有抚之实也而徒以冠裳金币羊酒宴犒设金鼓以宠与之有司将领固有称贼首为翁相对宴饮欢笑为宾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贼之荣利乃如此斯不亦为贼劝乎柰之何民之不为贼也而广之徧地皆贼寔由於此今幸有公在彼必须痛剿一塲使诸山洞海洋之贼皆就殄灭然後抚恤疮夷休养生息乃称平定不然而犹狥故也恐日复一日广非国家有矣昨巳令本兵覆题发银两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伸缩操纵任公便宜为之他人更不得以阻挠公其为皇上整顿此方复如当年之旧是不世之功也陈奎刘稳巳皆用之广东矣苏愚待有副使缺补之其他尚有当更置者不妨见教即为处也至於征剿之事尤须将领得人乃可奏功广东自大将徧裨而下果孰可用当留孰不可用当去何人可代孰宜于彼不宜于此孰宜于此不宜于彼所当更调可即奏上当拟行之有将有兵有粮则贼平有日矣然仆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意夫广东之敝极矣整顿而使之如旧亦甚难矣非公在彼孰能经略非仆在此孰肯主张故整顿此方必当在此时也过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无济广东终无宁日矣公有雄负成此不难时不再来可不念哉冗中放笔无伦不能尽意惟照亮千万   又   倭贼巳平足徵雄略仰服仰服以贼治贼不劳不费而成功尤为上计仆昨所以力言招抚之非者为往日之旧套言也若使彼之归款非伪而吾之处置得宜则盗亦可用唐李愬之平淮蔡即用淮蔡之人可鉴也但威足以破其胆而恩足以结其心使杲?吾用而立功胡不可者不然则直有剿除而巳此在公斟酌为之仆非有成心也来疏云云巳令本兵照覆不为异同至所谓立章程定法制尤为确论惟公所行也冗中草草不悉幸亮   又   渠魁既得地方既平一省宴然皆公之力而计其所费又甚省约非有经济弘猷而又出诸为国之忠赤何以能此公真社稷之臣非时流能伍也忆昔识荆即仰公为大用之器以今观之诚为不爽矣仆素无他长惟有一念为国之心死不敢易柱石如公敢不为国爱护公其畅意行之惟以济国事为主余更无他虑也   又   承书问多感大疏言地方事甚明读之敬服数十年造乱之乡一朝靖谧诚为可喜然善後之计更须深图种种停妥乃可望於久安有公在镇必获良策凡所当行者不妨见示当为行之人回草草布复不悉惟照亮   又   公有报国之忠心有勘乱之雄略指挥一定叛宄遂平此数十年不能得者乃不劳而致功在社稷谁能右之其善後事宜惟公处分更无掣肘愿益展弘猷图其永久是所望焉人回草草不悉   ·荅广东杨廵按   辱书问知宪节巳抵地方为感为慰所谕云云忧深意切必须力为处分务觧倒悬为当不然恐遂至於不可为也仆于广中事日夜在念凡有可言者不妨见教即当为行之人回草草布复冗甚不能悉意惟心亮幸幸   ·与南京姚监察   贵省狼狈巳甚仆诚欲为主上奠此一方实日夜在念处置不遗余力不知能竟遂此心否外书稿三通奉览此其近者前此尚多不能悉具也人行迫草草布复不悉幸亮   ·荅两广殷总督   公雄才渊略亮节真心实仆二十年来所敬仰者岭表多艰遂劳节钺曾未期月立致辑宁俾数十年猖獗之徒悉归王化数千里作逆之处尽服朝廷公之功在社稷何其伟也仆曩在政府虽不无少効赞襄然爱莫能助顾何力之有焉而公乃归功於仆则何敢当人回草此布谢余情如海莫克具陈临楮不胜怅悒统惟心照不宣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後学吴仕旦覆订 附录: 绥广记事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时广东久遭宼乱拱自录其在内阁时筹画地方事宜奏疏及与人往复书札书颇多自矜语如答殷士儋书非公在彼孰能经畧非仆在此孰能主张诸语则其沾沾自喜已见於此宜其不获以功名终也(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存目) 《靖夷纪事》  (明)高拱 撰
  靖夷纪事  (明)高拱 撰   边略四   高拱   隆庆庚午予还内阁兼理铨务先是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各起兵讐杀抚臣以叛逆闻动兵征剿弗获且将成乱予深念之时抚臣者去予欲得人以代而太仆少卿阮文中者沉毅可属以事乃推为都御史巡抚贵州制曰可於是文中来谒事予语之曰所为用君贵州者为处安国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国亨事谓何予曰吾闻安国亨本为羣姧拨置宣淫播虐遂讐杀安信以致信毋疏竆兄安智怀恨报复相讐杀无巳其交恶互讦皆讐口诬辞不足凭乃安智不能胜国亨抚台欲为智伸意固善然却为智所欺而拥兵居省又为智所绐而谋动干戈则多矣国亨不服拘提乃见抚台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而抚台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谓敢犯朝廷背去而为乱者也今夷族自相残杀果是敢犯朝廷背去为乱乎纵拘提不出亦只违抝而巳而违抝何以为叛逆乎乃遂轻兵掩杀彼夷民安肯朿手就戮故各有残伤然亦未闻有国亨领兵拒战之迹固可访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论之亦甚矣人臣务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闻乃生事幸功者又以小为大以虚为实始则甚言之以为邀功张本终则激成之以实巳之前说是岂为国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实而虚心平气处之若果如愚所闻则当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竆究其讐杀与夫违抝之罪则彼当必出身听理一出身听理而无叛逆之情自可见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当无不服斯方为国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务有增加以见风釆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为君其图之矣阮至贵访得其实果如予言乃书报予并陈处置之略然狃於浮议不敢突变前说语多依违予乃复之书曰昔执事之赴贵阳也安国亨之事仆曾面语其略今来谕云云似尚未悉仆意特再为之明其说夫天下之事有必当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为人臣所当自为处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过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称乱此则所当上告天子发兵征讨灭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异类顺逆殊涂虽有衅隙本非叛逆之实则人臣当自为处分而不可过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当扑灭可但巳乎而乃事非其为钉入其罪过以言之则将如何处也安氏之乱本是安国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杀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谓之叛逆而前此抚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既闻叛逆之说则法所必行岂容轻贷而安国亨本无叛逆之实乃祸在不测且图苟全地方官更复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变乃又即以为叛逆之证可恨也今观安国亨上本诉冤乞哀恳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复不为处分仍以叛逆论之遂使朝廷欲开释而无其由安国亨欲投顺而无其路亦巳过矣且安智安国亨之所讐也况非我族类而乃居於省中谓何安智在省则谗言日甚而安国亨之疑畏日深安国亨之疑畏日深则安智之祸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谓安国亨之罪固非轻而叛逆则不然安智当别有安插而省居则不可惟在处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即族灭安氏何难者顾事非其实而徒勤兵於远非所以驭夷狄而安中国也愿执事熟思之也时彼中号令未明安国亨疑畏益甚拘提益不肯出声言恐军门以勘问诱我出杀我又恐安智兵来掩杀乃日拥兵自衞於是阮乃上疏请兵粮为征剿计而书来计事予读之曰嘻阮子误矣安国亨所为不出者疑畏深也今明旨既下事在必行是为以叛逆处之矣处以叛逆彼将叛逆自为也将不逼而使即为乎且彼夷酋耳而劳师费财即族灭之何为况未必然乎未必然则恶可巳其说长矣是不惟致彼以假??而我亦终当以假??也时在阁思之环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环牀走予曰思贵州本耳欲从之则非计欲无从则失威曰然则当如何予曰今抚臣疏请兵粮征剿而安国亨亦有奏辞辩诬乞哀甚恳固各有说也吾意欲并行之而差一风力给事中往勘果无叛逆实则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实即发兵屠戮未晚彼安国亨闻勘官且至必以为吾身在勘军门当不敢杀我我出听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听理则不叛逆自见而乃治其本罪当亦甘心乱或可戢也胥曰善予召职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题覆得请而以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往勘予复面授方略而又作书贻阮曰安氏之乱前巳为公再明其说而公乃具疏请兵粮为征讨计仆颇不敢以为然夫安国亨本无叛逆之实当自有处而公乃云云以闻於上欲从之则黩兵轻杀於义何居欲不从则示弱损威其体不可思之再三乃议差科官体勘为此活法以待将来好处彼若服罪是实非敢负国则闻科官至必幸其有归顺之路而服罪愈恳吾乃只以其本罪处之若负固是实而所谓服罪者只以虚言欵我则即发兵发粮屠戮之未晚也巳即授意兵部令照此题覆矣然愚熟观其动静似是服罪??非敢负固者顾吾所以处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见本情必见下落当必一处而定有验於愚言若以吾中国百姓之财中国百姓之力而剿一自相讐杀无敢犯我之土夷诚不敢以为然也科臣贾君聪明练达可济大事仆亦面授方略其听勘佥事杨应东昔曾处安氏事者贾欲用之故时为题请惟公驱策之也乃安国亨闻朝廷勘其事科官且来果喜曰吾生矣夫吾岂叛逆者哉然所以不出听理者恐军门诱我出杀我也今既有旨勘则吾系听勘人军门必不敢杀我吾乃可出听理明吾非叛逆也盖逄人即告之语达京师先是阮开以五事一责令国亨献出拨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赔偿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竆母子一削夺宣慰职衔与男权替一从重罚以惩其恶令该道官晓谕而国亨母子狐疑拥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将汉夷犯人王实吴琼阿弟等献出而母子自出听审供称其余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有占恡又称愿认於六犯名下赔偿罚银六千两又称敌杀官兵是时国亨在蔺州与奢効忠讲理不知安总兵统兵杀死夷目以朵杨生阿乌等比伊父兄弟男子侄率众冲败官兵奔过浮桥渰死愿罚银三万五千两又称愿将内列安插於阿傀织金二处疏竆安插於卧这内列省令退闲将安国贞顶替头目以後再不敢构兵讐杀又称愿革管事令男安民权理公务於是国亨即输银四万一千两送官听处乃疏竆安智犹坚执不从声言必欲杀国亨子母将地方改土设流乃巳阮乃处其用事拨置之人智始伏遂差衞官三员押发智与夷目汉聪等五百余名并军器辎重俱背负出城赴卧这织金等处安插盖科官未至而事巳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还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国亨一芥小丑叨承世官姧雄类於豺狼诡谲同於狐鼠横行暴虐不守王章大肆凶残戕害骨肉纵兵邻境积多不结之辜召祸门庭皆是自作之孽宠嬖幸而私通妇女信羣小而载弄干戈安智避难潜逃尤极竆追之惨官兵迫巢讨罪致多拒敌之伤迹其背违多端诚於法纪难贷该臣钦承明旨参以部咨行之多官酌乎舆论反覆两酋颠末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属诸暧昧杀叔起於谗疑拜将封官既无事证可指斩关掠地又无形迹可稽拒敌损兵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恶巳献纳银罚治皆照夷俗价赎而羣犯就擒继恩国贞释自拘囚而无恙知未怙终安智疏竆插之原囤而有归可因解忿即今遵此五章尚可宽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无知昏庸特甚初怀雪弟之冤而播弄官兵继奉安插之後而屠掠夷目迹亦彰於肆恶罪不下於国亨但念其流离荡柝之中不失为骨肉报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忿回巢情既可原罪当薄罚若王乔吴琼阿弟王实吴彩吴?驾刘礼等或投夷扇乱或拒敌朋奸自其拨置之祸一死不足尽其辜揆其情犯之殊首从亦宜别其等今议照造谋首祸者据法加以上刑结夷生事者引例分其赎遣要皆反覆宪章推原情理於刑期无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无非体圣世不怒不杀之武而曲全之以并生并育之仁也且释一门之隙而可以免数省兵粮调度之劳宥一酋之死而因以免众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桀骜怙势者为之逡巡而傍观幸利者悉以歛戢生灵宁谧边圉奠安是皆仰仗皇上帝德诞敷天威远播执政面授方略本兵区画机宜迩者复荷圣明俯从部议特差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衔命会勘先声所至逆酋破胆是以畏威怀德向化输忱不烦兵革自尔帖服者也伏乞勑下该部再加查议上请将阿弟行巡按御史处决枭示王乔吴琼固监会审详决王世等臣编发烟瘴地面充军安国亨禄氏恶卒务卒白穤等姑置不死省令国亨退闲待立有奇功另处其粮马公务责成伊男安民同禄氏代管仍委官二员一住大方一住卧这以遏二家隙端事宁之日撤回自今处分安插之後如为国亨敢再怀隙残害安智及或安智挟讐拽兵报复俱听臣等遵照明旨行会总兵官动调四省大兵夹剿改土设流以为桀鷔酋长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称安智既与国亨相忤难以属管准与母疏竆回原管地方安插令伊子安国贞管催一应钱粮公务云云诏下兵部议议上得旨安国亨凶恶干纪本当动兵剿戮既投见伏罪遵奉约朿并禄氏等都且饶他一死安国亨着革了任闲住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也着伊子安国贞代充头目如再违法构乱定行剿治不饶其余依拟钦此兵部又奏叙功曰巡抚都御史阮文中开五事以责成致二凶之讋服多言指授虽出诸黄阁之臣百尔经营寔竭其赤心之义并其余官舍人等通宜分别赏赉得旨重赏文中余各赏有差乃後月余安智疏竆奏又复辩前事乞改土设流浮言且藉藉起予计贵州至京远甚今前旨下才月余安能便得往还此必安智用事之人潜住京师随便为谋者非必来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执送法司究问果有智用事二人系罢闲官承有罪为命投智者持金久住京师谋事今本寔代?者智尚未知也乃问发充军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据险拥众万余人僭号称王设官拜将宫室服用拟诸乘舆时发兵抢掠安顺一带地方民夷患苦垂三十余年有司匿不以闻阮欲发其事剿除之书来计事予复之曰此贼称乱既久朝廷弗得知君乃欲发其事而剿除之可谓忠矣调度既周方略既定便当举事吾其佐君成之阮遂发兵征剿至是擒者念斩之平其余党扫其巢穴土地悉归州衞版图深山竆谷无复逋逃渊薮而夷酋旁观亦皆震慴阮奏上其事以为圣武布昭天威远震密勿枢垣指授所致兵部覆上诏陞赉阮及各有功官有差而阮则启叙先後事归功於予乃复之书曰安氏之乱既巳底定可免百万生灵之命而今复建奇勳剿除数十年僭王之叛逆荡平鬼窟廓靖妖氛俾王化宣流万里之外罔弗鬯洽寔社稷之功也固当勒铭铜柱追踪伏波以示後世顾不伟欤仆言有偶中盖所谓心诚求之不中不远者顾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谧宁生民安业兵无征戌之苦官免奔命之劳上下恬熙与中华埒矣予乃为纪其事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後学吴仕旦覆订 附录: 靖夷纪事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隆庆四年贵州土司安国亨与安智相讐杀抚臣以叛闻拱因推太仆少卿阮文中爲巡抚文中意欲剿之拱议遣给事中贾三近往勘国亨听命遂平其乱拱因着是篇以纪其事(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存目) 《挞虏纪事》  (明)高拱 撰
  挞虏纪事  (明)高拱 撰   边略三   高拱   国家九边皆邻虏在宣大山西则有俺荅诸部在陕西三边则有吉能诸部在蓟辽则有土蛮诸部西驰东骛扰我强塲迄无宁岁辛未俺荅率老把都儿黄吉台暨吉能等稽颡称臣纳贡於是七镇咸宁独土蛮獗强犹昔建州诸夷与之声势相倚时为边患惟辽东畿辅左臂巡抚之任寔兼军务尤在得人会抚臣去予思代者议欲用副使张学颜或曰未闻时誉予曰此人卓斝倜傥时眼不能识置诸盘错利器当见会侍郎魏确庵至予因问曰辽东抚臣去谁可代者确庵思良久曰有张学颜者可予曰得之矣公知人哉遂拟上诏允之於是张乃履任才既不羣擢又不次遂慨然有吞胡之志先是予因西虏臣伏题请整饬边备下勑各边督抚诸臣乘时修战守之具训练兵马务皆精壮哨探虏情务得的确调遣应援务中机宜俾御虏之策万全无遗云云张遵行惟谨经画周详号令明肃而总兵官李成梁又骁勇多谋输忠为国者张乃与同心协力日为计至冬十一月建夷汪住等聚精兵六千余将入犯侦至成梁即整兵马设方略列阵以待次日虏入势甚盛成梁迎敌身先士卒力战虏见我兵多又精锐非常时比也战不数合遂披靡我气愈振无不一当百会兵四合虏前後受敌首尾不相顾大败当阵斩首数多残伤余贼弃马腾山穿林奔去成梁乃乘胜长驱直抵其巢穴各寨贼齐力拒战我军各用铳炮四面攻围夺垒杀伤更多遂还师计斩首虏五百八十有八斩酋首把儿太寗公提二人获达马六百余匹明甲二百一十三副夷器无筭阵亡军士八名射死官马二十二匹国制斩虏首至百一十者为大功宣捷称贺兹当五倍而余於是总督臣刘应节抚臣张学颜以捷闻并叙各有功官役诏下兵部议兵部奏曰虏酋汪住等敢於深冬冰冻之时纠众入犯势甚猖獗总兵官李成梁督率官兵効死血战始而夹剿前锋终而直捣巢穴斩首近六百之多计功踰五捷之外且斩有酋首二人夺有明甲二百余副夷马六百余匹其余夷器甚多官军损伤甚少不惟近而土蛮见之寒心亦且远而俺荅闻之丧胆兹惟大捷允谓无前皆赖我皇上天威震叠神武布昭嘉纳辅臣之议特颁勑谕督责边臣尽心防御以故一时文武诸臣仰承庙筭委身奋志立有奇功诚宜行令礼部行钦天监择日鸿胪寺具仪於早朝时将差来人员引至御前宣捷称贺以扬我皇上中兴之大烈诏允行之兵部乃又奏曰据总兵官李成梁称总督侍郎刘应节屡行戒严之令巡抚都御史张学颜大申薄伐之威又该总督抚镇官俱称大学士高某某具题练兵马整器械等诸事又请颁勑谕责令臣等将一应战守事宜着实整理定庙谟於密勿之中收肤功於边陲之上各一节为照自辽东以至甘肃九边皆与虏隣我太祖驱逐於前我成祖犁庭於後虽天威震叠如霆如雷然二百年间竟不免侵轶之扰甚至攻陷边城践踏畿甸枢筦之司时无停牍封强之吏日事奔驰固未有若今隆庆五年之全盛者在西虏则纳欵称臣绝无烟尘之警钱粮节省者不赀生灵保全者无筭于羽之舞为再见於虞廷在东虏则斩首六百几於巢穴之空馘其名王二夺其甲马千数挞伐之威殊有光於周雅仰惟皇上圣德神功出自天授上增二祖之光下垂万世之宪臣等浅昧何所榆扬但一时诸臣効有勋劳理当甄录在内则如大学士高某某池上夔龙机务运诸掌上禁中颇牧虏情如在目中定贡市於西陲善谋善断授方略於东服至再至三竟成偃武之休茂着平胡之绩向虽连章辞免出自中诚今当懋赏式颁寔关彜典军功难掩公论久虚仍当并论以示渥恩在外则如总督侍郎刘应节威扬阃外猷壮师中着丰功於三韩决胜筭於千里法当首论巡抚都御史张学颜锐志筹边实心任事功收三捷虽总兵効命之忠谋出万全咸巡抚发纵之力法当同论至於总兵官李成梁名腾九寨勇冠三军血战全胜之略数十年来罕有其俦功本殊常恩当破格其余文武各官既该督抚官叙论前来臣等逐一参详俱属允当合候命下将高某某特加陞赏仍与世廕刘应节张学颜同加陞赏李成梁厚加陞赏仍超廕其子以示优异其余各官均宜加恩以旌有功奏上发阁拟票予乃分别功次拟刘应节陞俸一级赏银四十两紵丝二表里李成梁陞署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户世袭张学颜陞右副都御史照旧巡抚??睾各赏银二十两紵丝二表里余各加恩有差而阁臣恩独不拟票具揭辞免上既允诸所拟而手札谕令拟勑加内阁恩予乃具疏辞曰先因西虏贡市事完该兵部论叙有功人员首及臣等拟加陞廕臣等未敢拟票具揭辞免伏奉御札边境辑宁卿等赞襄大计加陞廕拟旨来钦此臣等复具疏辞免乃蒙俞允兹因辽左大捷又该兵部论叙有功人员又首及臣等拟加陞廕臣等又未敢拟票具揭辞免复奉御札卿等运筹制虏功当首论宜加陞廕拟勑来行钦此叠荷温纶恩眷隆厚臣等不胜感戴但臣等备位台司谬蒙皇上心膂之托竭忠効力理所宜然委的不敢言功伏望皇上特赐停寝容臣等照旧供职以图报称斯於愚分获安所有勑旨仍未敢拟臣等无任战栗之至得旨卿等宜承朕眷还拟勑来钦此予又具疏辞免上又不允而下手勑吏兵部竟加恩焉予又具疏辞曰先因辽左大捷该兵部题叙有功官员首及臣等谓西虏率众归降东虏大加挫衂咸出臣等筹画宜厚加陞赏世廕等因伏蒙发下拟票臣等即具揭辞免未蒙俞允即又具揭辞免又未蒙俞允兹於正月初四日准吏兵部咨钦奉勑谕辅臣高拱张居正运筹制虏茂着忠勳兹特加恩拱加柱国进兼中极殿大学士给与应得诰命居正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余官俱如旧还各廕一子锦衣衞正千户世袭如勑奉行钦此臣等闻命震惶罔知攸措谨摅衷愫僭凟宸严窃惟人臣各有所职尽其职而有所建立则为功如调度兵粮发纵指示以保固边强督抚之职也躬擐甲胃率士卒战则为战守则为守将帅之职也若乃经略得宜虏酋欵顺战阵克捷边境肃宁则其功焉何者其所职在此也至如臣等之职果安在哉国朝设置阁臣初止备问代言而巳後乃隆以穹阶委以平章重务是辅弼之臣也辅弼之臣上佐万几无专职而其职无所不兼必使阴阳调和纪纲振饬百官奉职万姓乐生礼教流行风俗淳美兵强财足四夷咸宾然後其职乃尽尽其职乃可言功今水旱时闻漕渠未利纪纲之废弛者未尽修复官寮之纵肆者未尽汰清黎庶尚尔流离风俗尚尔薄恶帑藏告匮行五不充诸如此者皆是臣等赞襄罔效瘝旷之罪寔多即西虏归降东虏挫衂不无筹画微劳然揆之职分才万分之一曾不足以补罪而敢言功乎臣等受皇上心膂之寄且屡荷温纶迄加恩渥寔感彻心骨安敢矫激沽名有孤圣眷顾其理本如此而臣等表率百寮其自处之理本当如此故敢不避烦凟恳切陈情伏望圣慈俯鉴愚悃收回成命俾臣等仍旧待罪供职勉图报称则不惟事理得当而昌叨之咎臣等亦可以免斯为幸大矣为干天威不胜战栗祈请之至得旨卿等功在社稷宜承恩眷勿再固辞予乃始拜命先是张书来报捷且称任尚浅辞免加恩甚力予荅之曰出塞大捷数十年所未有者非公壮猷何以致此上览奏喜动天颜且示恩於西而又立威於东国势乃益强矣便当奏请宣捷策勳昭示中外公安得辞也时成梁屡有剿杀予见其忠勇奋励恐恃强轻敌乃贻张书曰李师威声太着诚为可喜然从此须当自慎倘恃胜轻事则有不宜公幸代仆一告之亦爱助之意也时土蛮乘我用兵後谋入犯亦既露形张书来计事予荅之曰大捷策勳巳有成命今土蛮谋犯既云露形则防备宜周仍期一捷斯国威益振盖土蛮自谓强於东虏故敢乘吾战胜解严而窥伺之以为吾气且骄吾力且疲而因遂可以得志也今须整搠人马愈加奋励彼出吾不意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衂则西北诸酋皆落胆矣李亦有揭至予荅之曰将军逐虏长驱有此大捷可谓奇伟丈夫圣主褒功恩礼隆厚岂人之所易得哉今土蛮谋犯亦既露形须再得一大挫则国威益振是在将军奋力耳然须慎重计出万全乃可会蓟镇总兵官戚继光亦有揭至予荅之曰今岁蓟镇事体较之往时关系尤为重大何也西虏新附而东虏尚然内窥若遂得志则有以阴启西虏骄心虽得贡市不足为罕也必须大加一挫则不惟此虏寒心而西虏亦皆知畏贡市乃可永焉况西虏不动则东虏无援吾无西忧则得以专力於东以防秋之全力专用於失援之虏若再不得一胜则天下之事更无可为岂惟将军之辱而愚亦无面目立於庙堂矣乃土蛮亦竟不入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後学吴仕旦覆订 《伏戎纪事》  (明)高拱 撰
  伏戎纪事  (明)高拱 撰   边略二   高拱   隆庆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虏把汉那吉来降惟时宣大总督臣为王监川大同抚臣为方金湖胥遣官伻具揭帖飞报予曰今有虏酋俺荅亲孙把汉那吉率妻奴八人来降称是伊祖夺其新妇以此抱愤而逃投向中国译审是的议当如何处者且即言易赵全事予问老酋动静若何待孙意若何曰老酋爱其孙甚而其妻之爱之也更甚老酋畏其妻昨那吉之来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击之曰即中国要汝头吾当与之吾只要吾孙也予喜曰可得策矣乃复之书曰虏酋欵塞盖数百年所无者乃我皇上盛德所臻而公明威所格亦可见也然此乃中国利机处之须要得策若遂与之则示弱损威不成中国桃松寨之事可鉴必不可也若遂杀之则绝彼系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鉴必不可也若明言易赵全等亦未为可何也虏人来附吾自当抚育之不能抚育仍执还之而徒易一二叛人是失中国之体而与夷狄为市道交岂不见笑於天下後世故曰亦未可也愚意只宜将把汉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过所望而歆艳吾中国之富贵而吾又开诚信以深结其心其奶公者既能嗾那吉使来则其人亦必可用而刼老酋之孙以来也则必不敢复归以可用之人而怀不敢复归之心则吾可许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日之计苟可以图老酋者令其密陈计策果遂所图则便可与之以官使之佐佑那吉为吾中国属夷世受赏赉而皆得以名号强於沙漠之间如此则彼必心悦为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如老酋者闻吾之厚其孙也则其心亦必德吾果拥兵来索则吾只严兵以待而从容以谕之曰那吉来降吾知为汝孙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尚敢言欤汝若早有汝孙之见慕义来降则所待又岂止於汝孙乎而今乃拥兵以来能无愧耶只如此言更不发恶声则彼当自计竆而吾乃可执此以为挠制之具况黄台吉素恨老酋之爱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来则亦必归咎老酋偏爱之无着而老酋之来索也彼亦必不肯竭力为助从此父子东西亦当有衅而吾得以喘息为备若果老酋可图或忿沮而死则吾便可如前约而行将此子并奶公封之以官使归领其众仍许以有人敢讐汝者吾当助汝图之使世受国恩为吾藩篱彼黄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中国名号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见多事而吾中国乃因得以日修战备而享数十年之安此则在今日决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爱其孙必欲得之则其势必求归顺吾姑未许而只扬言曰彼久作歹於中国若非有的确证据安得信其归顺而又令人旁谕为之计曰若将赵全等缚以献则归顺可成那吉可得不者且无计也老酋当必恬若果缚之以献吾则受之而与言曰观汝此举可为诚信今以後汝是中国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国赤子既是一家汝孙可听其归不为彼此也如此则是嘉其归顺以大义与之方成体面断不可以今日之留为质当以他日之与为易换而失吾中国之尊也纵彼不缚以献则赵全等必不自安携二当自此始吾乃再用计图之但今且不可说破只加意厚待那吉厚待奶公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应之乃为得耳仆意今日之事似只宜如此且看动静何如当再有处也是时张凤磐为吏部侍郎凤磐者监川甥也予乃语凤磐曰此事关系重大须处得机宜乃可不者且难收拾今若果如来人言老酋爱孙甚欲得之急则吾方可厚待宠异之持为挠制之具倘所言未的那吉非老酋所爱怒其逃杀之不恤也则当别作计较於是而宠异之反为所笑至於易赵全等本自善计果得全便可因计散板升之众但今即以为言恐事未必谐则吾先失着必须真得虏情乃可如此为也此书中意未尽者幸转语尊舅氏凤磐曰诺盖嗣是每计事不及书者必托诸凤磐多不能悉记云乃监川得虏情的遂以其事闻并陈处置之策谓宜假那吉以冠服示优厚以系老酋之心诏下兵部议时众论汹汹本兵闇懦惴栗不敢出语又有少司马者从旁尼之恐之以祸俾勿从议迄不定予乃力主总督议在必行不得巳遂以题覆得旨这虏酋慕义来降宜加优恤把汉那吉且与做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还各照品赏大红紵段衣一袭该镇官加意绥养候旨另用其制虏机宜着王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处置务要停当当是时俺荅听赵全等唆诱业拥兵驻边为索孙计并调伊长男黄台吉兵至远近惶惶讹言四起宣大按臣遂奏劾督抚总副等官人心益惧予为题覆曰该巡按直隷监察御史姚继可题称隆庆四年十月初一日虏贼二万余骑自平虏地方入境杀虏人畜巡抚大同方逄时登城见贼势逼近镇城乃慌忙无计谋出下策随差旗牌龚喜通事土忽智直入虏营见黄台吉说称我大师呌这边差一人去城上荅话黄酋差贼帖木舍来见逄时引至城楼顶上密行译审犒赏送回又授谍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黄酋果起营侵犯洪州一带其各该镇巡将领等官有临敌而侥幸苟免者有畏敌而观望不进者事迹昭然通应并究乞将平虏参将刘廷玉候贼退事定之日究问大同总兵官马芳行令戴罪杀贼巡抚方逢时亟行罢斥总督王崇古免究仍行戒谕逐贼出境以靖地方等因奉圣旨吏兵二部知道钦此钦遵除马芳刘廷玉等该兵部议覆王崇古免究俱无容再议外为照方逢时年力精强才猷敏练边方允赖舆论共推今指其致欵曲於虏营非有证据之实嫁祸患於宣镇亦无知见之人况虏酋执叛乞降之时正抚臣临机设策之日夷情既不可尽泄秘计亦难以自明但当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无成自难逭其罪如於国有益自难掩其功今事未就而预责之何以能得其情若谋未谐而辄易之又孰为善其後合候命下行令方逢时照旧安心供职务要协赞总督奋励将士期收五利其图万全固不可偏泥巳见有疏未然之防亦不可惑沮人言坐失垂成之绩通待事完奏请取自上裁庶人心不摇边事有济得旨方逢时着照旧供职予乃复召职方郎中语之曰虏酋所为拥众近边者以孙故即据按臣言在十月朔伊孙尚未处分彼固未知也今命巳下总督者方在处分彼若闻之当自退且今冬寒水冻草枯安能久住得逞只行令督抚严加堤备安心处分便了一二日间当得消息正不可辄自周章先为挠阻致乖事机本兵如指覆行之於是督抚总副等官皆安得悉心计事督抚先既得优处那吉之旨乃即遣通丁鲍崇德直入虏营宣谕仍书宣谕词语一通给付之崇德见俺荅备述朝廷不杀伊孙之仁给赐冠服之恩而责问伊令黄台吉入犯之罪及告以赵全等叛逆犯法构乱伊父子祖孙之情并许以执叛纳欵可得伊孙之理开示顺逆晓譬祸福俺荅尚疑不信崇德乃出所齎宣谕词语示之俺荅乃大喜而屏去左右语崇德曰我本意要进贡来都是丘富赵全到边哄我该坐天下教我攻掏城堡连年用兵两下厮杀不得安生今天使我孙投顺南朝乃不杀又加官又赏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中国有道悔我前日所为若果肯与我孙我愿执献赵全等赎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边各酋长谁敢不服再与我■〈此上夕下〉锅布等物为生我永不敢犯边抢杀年年进贡将来我的位儿就是把汉那吉的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随遣夷使二人同崇德回报督抚审核得实乃备上其事得旨虏酋既输诚哀恳且愿执叛来献具见恭顺伊孙准遣还仍赏彩段四表里布一百疋其乞封进贡一节着总督镇巡官详议停当具奏盖十一月十三日也予乃语齎奏者曰那吉是三品官可用绯袍金带褐盖朱旗鼓吹送之去且传语俺荅道我说来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寻常着俺荅好生看待不许作践他当是时俺荅巳将赵全李自馨猛谷王赵龙刘四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八人擒获十九日送入边矣督抚得遣还旨乃以二十一日遣那吉还老酋既得孙而又见荣耀乃如此也相持感泣南向脱胡帽崩角稽首无巳盖虏拜天则脱帽敬之至也而求封贡乃益切监川以书报予且议所以封贡者暨赵全等行刑所予呼其使至阁谕之曰赵全等叛逆多年勾引虏贼入犯杀掳人民攻陷城堡罪恶滔天先帝悬高爵重赏购求不得今既得之必当献俘於朝明正其罪乃理之正且今天下假事甚多而讹言更甚多若在边行刑则今日杀了赵全明日就是假的将曰彼赵全何可得者乃假他人作赵全欺朝廷耳当是时而欲以为赵全示人可得乎即恐途有疏虞只防衞加严便了彼在虏尚可缚来乃今防其逸乎遂作书贻监川曰仆抱病神思慵惫然於处降一节未尝不伏枕而虑也仆初意欲以封贡遣还一时而举似於国体尤为光大既见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旷日迟久内生他变翻为不美则尊见良是故特拟从今果闻赵全等皆获则上一节巳完可喜也而公为国之赤忠谋事之苦心可想见巳然须有下节则上节方为完美不然明旨既曰请封进贡详议来说是巳许之矣如不克终则明旨无着甚不可矣虏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贡则求封之心巳久但彼时当事者无人处之不善致有三十余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机而又得公在上威信既孚处置又善当必可成使国家享无竆之利而边民免无竆之害非公之功而谁也招降悬赏甚重巳久奉钦依而按者以纳降为罪诚不知此金湖能与公同心佐成此事厥功茂矣方当论上赏岂可因人言遂求去乎必无此理当自有处也古云侯谁在矣张仲孝友仆虽不敢望张仲而为国之心敢谓与张仲同岂肯间於浮言使大将不能成功哉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虞也阿力哥似当留之盖彼乃吾千户若遣之还恐老酋甘心此人则不惟有伤事体而归降之人不能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老酋既得封贡成一家矣於此时而遣之往来明言不许害他庶乎其可也又况留此一人则亦可以时问虏情而知彼中之动静与夫所以制驭之策亦自吾之利也试再思其何如赵全等还当解京献俘请於皇上告郊庙而後正法乃可以号令天下仆病愈才二日以事关紧切勉强放笔奉布惟公裁鉴焉於是督抚乃以赵全等并先获张彦文九人者槛送京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方送法司时予邀同官至射所面审之七人者皆无言惟赵全李自馨有言而李自馨者故生员也乃数言不能明者全一言即明之果骁黠异常予问全曰我要奏皇上宽汝死令汝报効能否曰能予曰汝为俺荅腹心年久安保无他全曰小的在虏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掠地攻城使他大得志又每以衣服饮食器用珍奇之物常常供奉我孝顺他可谓至矣乃今为他一个孩子将我绑缚而来不如蒿草无恩至此我恨不得食其肉尚可与见面乎予曰汝能用多少人马全曰兵贵精而不贵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多累赘不如用少轻徤耳予曰汝且去遂送刑部狱中予因思曰虏得吾人即用之知吾虚实而入犯每得利吾得虏人乃即杀之反为彼灭口非计今诚宜奏於上姑缓全等死豢以美食好衣而明告之曰上欲用汝报効然无便用之理必是汝等尽说虏情各献破虏计待汝言果効乃始用之也於是但有虏情即以问之则吾可以得虏中虚实而即以制之不有愈於夜不收侦探无实者乎因又思曰中朝议尚汹汹封贡事尚未行今刑章未正为此出奇事恐又惹纷乱有防後着不如巳之而活口幸在乃不得一尽虏情亦可惜也於是选伶俐晓事衞经历九人使入狱中人守一囚隔别不得相通日饮之酒而谓之曰高爷要上本饶汝死令汝立功汝须吐实献谋言果有验乃可用之不然汝负大罪可便用耶因问以虏之所长者何所短者何其所幸中国者何所畏中国者何其将领几人是何姓名年纪各若干所领人马各若干某强某弱某与某同心某与某有隙其所计欲如何中国如何可以制伏以及纤悉动静皆问之日各书一纸来於是九人者如令行之囚甚悦各尽其说每日暮九人者各送揭帖至得虏情甚悉至今封存焉暨法司以狱成奏上遣官奏告郊庙临朝受俘而磔诸市枭其首传示九边乃加恩内外大小有功诸臣陞齎有差於是监川上疏言封贡事诏下兵部议时众论汹汹愈甚言官各上议监川且被排击人为之危予力左右护持之兵部覆仍令该镇再议监川肩任愈力不为沮与该镇诸臣仍执前议上兵部又覆令五府九卿科道会议议上各有异辞卒依违靡定得旨这事情重大所议未见停当还再详议来说予计此至废寝食因念曰虏人候命久不得或生变而人情乃如此则究竟谓何乃令中书官检出内阁所藏成祖封忠顺忠义等王故事其间勑谕之谆详赉锡之隆厚纤悉皆备乃召职方郎中至阁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当议事之臣人乃始知祖宗朝亦有此事而予乃力排众议公言之曰今所为纷纷者动以宋氏讲和为辞不知宋弱虏强宋求於虏故为讲和今虏纳贡称臣南向稽颡而吾直受之是臣伏之也何谓和又动以先帝禁马市为辞不知先帝所禁者官与之市而仇鸾为姧者也然辽东不互市乎今正如辽东例与民互市耳何谓马市之禁又动以虏必渝盟为辞虏往累岁内犯直至近郊残毒为甚岂皆封贡致之哉纵使渝盟不过如往岁之入犯而巳矣而又能加乎然少亦当有三五年安则是数年之後才如往年耳而今且得宁息乘暇修吾战守之备备既修则伸缩在我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即叛固无妨也独柰何舍此不计而徒为纷纷乎虏数十年犯我无状甚矣然竟无如之何今称臣纳贡叩头呼万岁亦可以伸吾君父之威独柰何不敢而畏惧之至此乎且议也者可否参者也使事本是而皆以为非是何愚者之多也使事本非而皆以为非是何智者之多也今议事之臣纷纷然者岂皆审究利害为国谋哉徒见事体重大故发言相左恐後有不谐者则以为莫道不曾说来以是推诿而巳而岂其本心然乎且吾岂不惧祸哉乃独如国事何盖反覆万言中朝悉闻之於是兵部见势不容巳乃如总督议覆上得旨这事情你每既议处停当都依拟行於是礼部以封爵请得旨俺荅封顺义王写勑与他还赏大红五彩紵段蠎衣一袭彩段八表里盖三月二十八日也而旋又加昆都力哈黄台吉官都督同知仍各赏大红紵丝狮子服一袭彩段四表里与之勑余指挥千百户六十三员时贡市议尚纷纷而老把都死其妇颇有异志监川书来计事予荅之曰来谕四事区画周悉仆熟思之可从而无他议者一可从而有议者二难从者一夫与之以印使其相传为重此可从而无他议者也用广锅不用潞锅用以充赏而不用以开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铁其为诸亲乞赏所宜给之然须议为定数每岁为常以後不得再行添乞庶绝他日之纷乱此可从而有议者也至於虏使之入本无关系利害而又可以慰俺酋之心奚不可者但虏无终不渝盟之理而但有形迹即据以苛责乃我中国缙绅之故态也今只在外处分他日渝盟无可说者若令之入则或有渝盟之时必以为衅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失策此可不豫为之计耶故直厚赏以遂其艳利之心而不必令入乃为稳妥此非以处虏人乃所以处中国之人也处中国之人者乃所以为公他日处也而可不审虑之哉若夫老把都之妇既有异心则任其扬去彼既不贡吾亦不市彼如作歹吾严兵以待有战而巳切不宜委曲迁就招致其来盖天下之事人有求於巳则重巳有求於人则轻为一酋所轻则诸酋皆轻之而携持要索之事起欵顺反不得永矣况诸酋皆正伏顺而此一老妇又何能为吾只加厚诸酋而於吉能之丧恩礼皆备此老妇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相通故示绝之之状彼必自无意思摇尾乞怜吾乃始数其罪而容之则伸缩之机在我自可以制驭诸酋不然便任其去亦无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事完全恐有破绽仆则以为必有破绽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顺吾全礼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礼彼若有顺有背吾则有礼有不礼做成此等规模气象使彼常有恐失荣利之惧而吾则加厚抚赏又有以悦其心如有不驯便少加顿挫以示不甚要紧之意斯为羁縻之理就中若过为委曲迁就求全则其机在彼势翻难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姧人之话柄破绽孰甚焉仆每有此意而未得一告乃今略陈其槩如此惟公其裁之又昨见大疏内语侵前按不惟前者难为心而继者亦难为颜面恐激出事端不美也仆为各加抚慰巳皆无他说矣然不可不告公知之於是贡使入京议止而老妇後亦驯伏又俺荅乞番经并讨番僧讲说监川书来计事予荅之曰前教三事有何不可行者而部科皆难之即如铁锅往岁入犯抢去者何限顾能靳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抢去而後可也前巳明谕此意今尚不见处分兹承教领悉番经巳有定说与之矣番僧必须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讲说劝化必当顺天道尊中国戒杀为善即往西天做我佛如来岂不快哉盖顺义此举乃其悔祸之机惟公成就之也僧须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别无见证中有獘端耳开市一节闻前此吾民欺哄虏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当渐起争心非可继之道也今须明禁俾少有利焉足矣不得如前所为如此即顺义闻之亦当感悦谓我以一家待之也时抚赏议未定黄酋又欲带二妇人入居山後伊亲属夷处监川书来计事予荅之曰虏人性本贪婪惟利是视诱之以利即死命亦可制则抚赏定宜从厚正不必惜此小费巳每与司计并各科道言之其理既明当无苛责者也各院出纳之吝公还当晓谕之财固不可浪费然当济事处却从固啬则留之又何所用况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马利太多前巳言之谅自有处二事得当则虏可羁而豢矣至於黄酋以二妇带众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毕竟难作一家人况逼近山陵事亦当虑若止顾目前之欵顺而不为他日之远图则今日之完全反成他日之衅隙愿公之深思之也大抵各酋既顺则黄乃孤雏耳即有跳梁亦何能为不趁此时且从且违且恩且威以慴叠其心而定下规模乃惟其言是从则他日事体巳定处之岂不难哉故愚以为此宜厚赏而遣之还不必狥之可也惟公裁之时宣镇抚臣吴环洲新开府来议边事予荅之曰处虏一节仆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来谕为之跃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无害而时人见之者鲜发言盈庭有如鼎沸陈说利害恐动上下使非仆力为主持几何其不坏也且又动以宋人讲和为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巳求人其机在人以人求巳其机在巳宋人不得巳而求和於虏其机在虏故曰讲和今虏求贡於我则其机在我直许之而巳赏之而巳譬之犬然当其摇尾怜乞直豢之而巳何以谓和哉又先帝禁马市者谓如庚戌後官与之市者也今所云开市不过如辽东故事与民互市耳又何以谓马市哉事理有在机会可惜监川毅然请决可谓雄杰然得公此说益为有助而公为国之忠谋国之智皆可具见岂不亦雄杰也哉又书来计事予荅之曰承示防虏事宜委曲详悉具见留心之密锅市一节部议与以铜锅既利其用而不可以为兵似亦通得抚赏竆夷宜有定数以後不得加损为当印章则直给与之可也惟是虏使之入还须议处停当该部即覆本矣老把都之妇既有异心任其扬去彼如不贡吾亦不市以示绝之之意却只加厚诸酋而於吉能之丧恩礼周备直待彼自来我乃始容之斯为得策若恐其不来遂加委曲则不惟为老妇所轻而诸酋皆轻我矣况诸酋皆顺而此妇独何能为仆巳将此意告之监川不知近日事体果何如也又车夷有逋去者按臣以为言环洲书来计事予荅之曰车夷原不甚系轻重去者亦不多人而辄为张大若此盖不惟武弁好妄报而监察者亦好甚言然又不惟监察者好甚言而本兵亦好支吾了事天下事何由济也仆巳与本兵言只着督抚议处既覆得旨矣虏之贪得如犬之逐臭只委之以利无不可饵而制之者正不必拘拘於毫末之间也此意亦每与司农及言官道之此後当亦不为苦计前又曾与监川书言开市时须禁吾军民不得欺虏而多得其利如此则不惟虏获利多而尤见吾以一家人待之其感又当倍也大抵见小利惜小费必不能济大事今只照公意为之仆当力主於内必不至为人所挠也又以十二事来计予荅之曰来谕虏情十二端其中可从者六不可从者六以愚计之其所谓可从者有一难行有一还当审处盖贡使入京端不可开此难行者也抚赏竆夷宜稍从优厚如遂开报人数议明赏格则彼初尚知恩以後遂为定例持券以索亦只视为故事诚不如且为活法有无多寡视彼恭顺何如随时处之则或伸或缩机常在我恩且不测甚可以运吾鼓舞之权似为得也然惟在公则可若他日无善处之人不能斟酌非亵吾惠必失虏心事有乖张獘且百出则又不如议为赏格之可常此当审处者也其四则公之议皆是矣其所谓不可从者有一亦通得盖锅釜彼所必用严禁为难若如前议量与广锅究竟无甚利害不惟以遂虏人之望而亦以止中朝之纷纷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则公之议皆是矣惟所行也时套虏吉能亦欵塞乞封贡三边总督上其事谓宜封贡而不宜互市意有异同得旨某受三边重任套虏应否互市当有定议却乃支吾推诿岂大臣谋国之忠且不究还着作速从实议来不许含糊误事授官通贡依拟予乃贻总督者书曰贡市一节尊意谓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边仆则以为三边宣大似难异同不然则宣大之市方开而三边之抢如故岂无俺荅之人称吉能而抢於三边者乎亦岂无吉能之人称俺荅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尝不抢也三边有抢之实而亦未尝不市也故兹事也同则两利异则两坏愿公之熟计之也於是兵部议上吉能封贡事得旨这各夷官职都依拟吉能还赏大红紵丝衣一袭彩段四表里写勑与他盖吉能官都督同知而其余指挥佥事者八千户者十三百户者六继而三边总督议互市疏至如宣大例上乃允之而边事协一矣於是俺荅率诸酋长上表谢恩贡上马三十银鞍一上嘉纳祭告郊庙而赏俺荅大红白??睾紵丝衣一袭彩段八表里吉能等赏如宣大例於是俺荅又擒叛逆赵全余党赵宗山等四人张哲等十八人来献得旨俺荅执逆来降诚顺可嘉赏银三十两彩段四表里至是三镇市竣监川乃上疏叙内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内阁为功首兵部覆称内阁高某某竭忠体国用夏变夷功当首叙宜厚加陞赏世廕上发阁拟票予乃具揭辞免上不从下御 札必欲加恩予乃具疏辞曰该兵部题称三镇贡市事完拟加恩有功人员首叙臣等赞襄微劳拟厚加陞赏世廕伏蒙发下拟票臣等随具揭辞免节奉御 札边境辑宁卿等赞襄大计加陞廕拟旨来钦此臣等闻命不胜感戴不胜惶惧夫虏酋奉贡称藩臣古今希旷之事然乃皇上盛德孚格神武布昭所致臣等何力敢贪天功且臣等夙抱苦心向未敢明其意方兹事之始也羣议纷乱日异而月不同几方合而忽夺其成计未就而先幸其败当是时欲拟却那吉之降则纵桃松寨之辱国可徵也而恐又传笑於四方欲拟拒俺荅之贡则斩石天爵之贻患可徵也而恐又结祸於他日臣等用是殚精悉虑仰赞宸谟成此大计但以尽此一念为国之心即祸福所不敢计又何敢以幸功也幸赖皇天鉴临圣主明断於上俾边臣之谋得以有终即今封贡互市皆巳竣事三陲晏然曾无一矢之警境土免於蹂践生民免於虔刘客兵不调帑藏不发即边费之省不下百余万即胡利之入不下数十万纵使虏酋明岁辄渝盟而我中国今岁之利亦巳多矣有尊而无辱有益而无损既昭然矣盖至是而事理始见臣等为国之心始得少偿夫既得偿为国之心则臣等志愿巳毕不啻万万足矣而又何望乎即臣等夙夜图画不无少效微劳然备员辅弼乃职分当然所以仰报皇上之隆恩者曾无万分之一而遂因以昌叨陞廕寔所未敢此臣等恳悃血诚鬼神照察非敢有矫餙也伏望皇上俯垂昭鉴特允辞免则不惟愚分获安而臣等为国初心亦可以白原非有所为也疏奏上见予意恳有旨卿等所奏准辞还各赐银五十两斗牛衣一袭於是予伏自念曰吾所为力赞成封贡者意固有在也今封贡巳成乃不一明吾意则封贡其谓何遂上疏曰具官某等谨奏为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事臣等窃惟来者不拒帝王驭夷之方忘战则危圣人保邦之训顷者北虏俺荅率众欵塞稽颡称臣奉贡阙下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觏之事而今有之实我皇上圣德诞被神武布昭所致中外臣民所以懽忻忭舞戴颂於罔极者也然初议之时发言盈庭而臣等独仰奉宸断赞成大计者其说有三夫夷狄之性譬之禽兽适其欲则摇尾乞怜违其愿则狂顾反噬为中国计惟当顺所利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礼乐驯服法度绳约者也昔嘉靖十九年北虏遣使求贡不过贪求赏赉与互市之利耳而边吏仓卒不知所策庙堂当事之臣惮於主计直却其请斩使绝之以致黠虏怨愤自此拥众大举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蓟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余年迄无宁日遂使边境之民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臣重苦莫支而帑储竭於供亿士马罢於调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则往岁失计之明验也今天佑国家使其裔孙来降赖朝廷处置得宜彼遂感恩慕义请贡称藩是天以安攘之机授我也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则不惟名义为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践可以免生灵之荼毒可以省内帑之供亿可以停士马之调遣而中外皆得以安此其一焉国家时当全盛自可以镇驭四夷况彼输诚叩首称臣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受则不惟阻其向顺之意又且见短示弱将谓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广明主威德於四海也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可以见桀犷之咸宾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华之气即使九夷八蛮闻之亦可以坚其畏威归化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犹非要领之图本意之所在也夫虏自庚子猖獗以来先帝常切北顾之忧屡下诏谕修举边务然劳力费财卒无成效者非徒当事之臣苟且支吾而然也虏时内侵应接不暇虽有修为随经残扰方尺寸之未成忽寻丈之巳坏是故不能有所积累以就一事徒劳费而无功也今虏既效顺受吾封爵则边境必且无事正欲趁此闲暇之时积我钱粮修我险隘练我兵马整我器械开我屯田理我盐法出中国什一之富以收胡马之利招中国携二之人以散勾引之党更有沉几密画不可明言者皆得次苐行之虽黠虏叛服无常必无终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则有一年之成功两年无警则有两年之实效但得三五年宁静必然安顿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胜之机在我当是时也彼若寻盟我仍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约我遂兴问罪之师伸缩进退自有余地虏狂故态必难再逞而中国可享无竆之安此则要领之图本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说乃目前之计既皆险於行事由後一说乃久远之计方取必於将来是在本兵及边方督抚将领诸臣加意而巳若能仰承庙谟实心修举使边事日胜一日是为长治之基若不思社稷之深计不识朝廷制御之微权苟见一时宁息遂尔怠玩偷安无复备戒之虑沿习故套抟美虚文止图苟免一身罔顾贻患来者则不惟良时一过不可再得而从此边备寖弛久愈难振卒然有变将何以应则是利未得而巳博其害虏未制而反制於虏所谓病加於小愈乃大乱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谋国之忠他日番成误国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以明言者也伏望勑下兵部严饬各该督抚将领诸臣务要趁此闲暇之时将边事大破常格着实整顿有当改弦易辙者明白具奏议处母得因循自误仍乞赐勑一道戒谕边臣责其成效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风力科道官二三员分投阅视要见钱粮比上年积下若干险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马比上年添补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俱比上年拓广若干明白开报若果着有成绩当与擒斩同功若果仍袭故常当与失机同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岁强场多垒欲为而不得则其无功犹可恕也今既无事可以为矣而仍复玩愒致误大计则实有欺君偾事之罪又何可以恕哉如是则边方之实政日兴中国之元气日壮庙堂得坐胜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庥臣等区区谋国之忠亦可以有终矣边方幸甚天下幸甚奏上上嘉纳得旨边境既宁边政正宜及时修举览卿等奏具见为国深远忠猷着兵部看议来行於是兵部覆皆如议时又有黄台吉索史大官事督抚以报予各荅之书曰黄酋索史大官来见一节仆反覆思之必当有处古云威不立则惠不行今观黄酋初迟迟不受封赏抝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为无赖之状以挑我耳若遂从之是示弱於黄也史吾属夷久为吾用而吾不能护庇是示弱於史也示弱於黄则今日之封市不足为罕示弱於史则昔日之抚养不足为恩目前之事虽必可了而方来之渐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况俺荅既以心服昆都吉能既以帖伏黄酋一枝其势巳孤安能独逞即逞也吾以全力应之又何所畏不趁此时处个定帖将来日久诸酋或有起他心者而此酋乘之则不可图矣且今亦不必与之恶做只以理谕之阴折其骄悍之气彼如不悛吾亦不理彼如无状吾即明言与绝彼敢来犯吾合史大官之众与之决战孤雏摧之何难必待其计竆求怜吾乃施以不测之恩又使之过望而深喜如此则操纵之机在我而彼莫可以窥庶诸酋之欵顺可要诸久而史大官者亦气舒心感懽为吾用而无复有他计也大抵欲坚虏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处置之善而处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乃不亵况众既归而一人者亦自难叛正不必狥之之日也愿公之熟计之也督抚如计行之黄酋亦遂驯伏时吉能欲抢西番甘肃抚臣奏恐道出本境边外为患欲令宣大总督禁朿监川以为言予乃语本兵曰禁虏抢西番理既难通而套虏亦委诸宣大总督更难通令寝勿覆而乃以书荅监川曰黄酋颇骄悍且孤枝难叛似宜借史大官事稍抑之待其调帖乃巳庶诸酋之欵顺可要诸久试更思其如何吉能抢西番事巳令本兵立案不覆矣盖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抢番岂人情哉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巳也但明言许其抢番又非 国体故直不覆付之无何有而巳矣又宁夏抚臣奏欲给虏官俸监川为予言荅之书曰承示虏情详悉为感为慰趁此闲暇亟修内备待内备既充则伸缩在我虏不足计矣惟公之留神也虏本非吾族类封贡市乃是羁縻之计而初则人甚难之及见事成则又议令支俸岂不画蛇添足可笑也巳令寝不复矣盖至是而诸策皆尽边事底宁贡市以时中外靖谧人情忻忻无复他说矣是举也非监川弘才赤胆孰能为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追忆始事时举朝为敌议论百出震撼击撞旁观者危之而予也止知有国不知有身止知事机可惜不知利害可虑徒以孑然之躯独立危言力排众议成败祸福诚莫覩其所归也赖先皇明圣垂鉴不疑断出宸衷迄遂成事国势尊安边鄙不耸岁可省内帑百万之金边民百万之命财货无算之抢掠民狎其野穑人成功巳三年矣即未知他日何如然亦既得策庶几可少尽臣子报主之心而予又得保首领返丘壑读书谈道以毕余年岂非幸哉噫岂非幸哉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後学吴仕旦覆订 附录: 伏戎纪事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着录拱在内阁时値谙达之孙巴罕鼐吉(原作把汉那吉今改正)率衆来降拱决策脇谙达内附且定封贡互市诸约因记其前後本末爲此书考之明史巴罕鼐吉旣降总督王崇古上言宜给官爵丰馆饩饰舆马以示谙达谙达急则使缚送诸叛不听卽胁诛巴罕牵沮之又不然因而抚纳据此则封巴罕以胁谙达乃崇古先主其计拱第力赞成之而此书乃谓巳先定计遗书崇古使之奉行与史不合又明史本纪谓高拱及张居正同主是议居正本传亦同而是书乃畧不及居正亦可见拱之矜功自伐所纪未足尽凭也(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存目) 明蒙隆庆和议前后边疆社会的变迁——以大同和丰州滩之间碰撞交流为中心 文/全太锦
明蒙隆庆和议前后边疆社会的变迁
——以大同和丰州滩之间碰撞交流为中心
全太锦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从大同和丰州滩之间明蒙碰撞交流的视角切入,将突发事件放置在中长时段之中,综合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宗教、习尚风俗等多方面因素,深入考察明蒙隆庆和议前后边疆社会的变迁,并分析导致变迁的原因及深远影响。
以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降明事件为契机,隆庆五年(1571年)明蒙之间缔结“隆庆和议”,结束长达二百多年的战争状态,开启了和平互市的新局面。大同和蒙古丰州滩之间的碰撞交流,集中体现了隆庆和议前后,明蒙边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变迁。
战争状态下,明方在军事重镇大同地区建立起内外两道长城防线,防御蒙古入犯,却仍屡遭蒙古部大规模入寇,致使大同社会凋敝不堪,民不聊生。蒙古丰州滩地区至嘉靖中期发展起板升农耕聚落,成为蒙古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大同与丰州滩之间的物资及信息交流主要通过战争抢掠和人口流动完成。明蒙边疆人民长期接触与交流,就像坚冰下的潜流,最终冲破寒冰,融解明蒙之间的战争与对立。
隆庆以来,张居正等人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边防新政,大力加修巩固明长城,取得明显效果,是明蒙和议的前提条件。加强长城防线军事防御能力是隆庆新政的核心内容,亦是保障明蒙和平互市的坚强后盾。明长城的修筑不但促进北疆经济开发,还成为联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
和议后,大同与丰州滩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愈益广泛深入。长城线上的和平互市紧密联结塞北与江南经济腹心地带,带动了运河沿线商业城镇的勃兴,极大地改善了明蒙人民的生活状况。大同发展成边境商业巨镇,丰州滩成为蒙古部转向定居生活的基地,明蒙边疆出现“胡汉杂蹂”、“喜见车书同”的和平融合局面。隆庆和议不但维系了明蒙边疆六十年和平,还为清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关 键 词   大同   丰州滩   板升
   隆庆和议   长城    边疆社会

Abstract

The primary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conflic and interflow between Datong and Mongolia Fengzhoutan .We will put the incident into the middle or long period, and integrate the factors of economy、military affairs、politics、culture、religion、customs and so on,in order to thorough research the changing of frontier society around The Long-qing Peace Treaty,meanwhile analyse the reasons and its further influence.
 of the interflow content and form between Datong and Mongolia Fengzhoutan reflected the vicissitudes i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customs and so on of border area aroud the Long-qing Peace Treaty.
In the war, the Ming government built two the Great Wall lines to defend the invading from Mongolia, but they failed sometimes, which made Datong society  desolate. In the middle of Jia-jing ,the agriculture village Baishin developed in Mongolia Fengzhoutan area, which became the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Mongolia nomadic economy. The exchanging of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between Datong and Mongolia Fengzhoutan were realized through war plunder and population moving. 
Since Long-qing, Zhangjuzheng and other people carried out the new frontier  policy ,strengthed the Great Wall and achieved obvious success, which became the prerequisite condition for the Ming-Mongolia peace treaty.  The main content of Long-qing new policy was to strengthen the Great Wall military defense ability , which also was the solid backup to ensure Ming-Mongolia peace bilateral trade.The economy and culture exchanging between Datong and Fengzhoutan went deep after the peace treaty. The peaceful bilateral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line combined the frontier and the core economic area of Southern Yangtze, which brought the city business recovery along the the Grant Canal , and improved the Ming-Mongolia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Datong became a great business town in the frontier area , and Fengzhoutan turned into the main base for the settling down of Mongolia tribe. 

Keywords:   Datong,   Fengzhou
tan,   baishin,   GreatWall,   The Long-qing peace treaty,   frontier society

一、 引   言

自然地理学上一般以400毫米雨量线作为干旱区和湿润区的界限。这一条雨量线大体位于北纬39-42度之间,就像一条蜿蜒曲折的“带子”,将中国北部边疆地区天然地分成游牧区与农业区。如果说400毫米雨量线是农牧社会无形的自然分界线,那么,长城则是修筑在这条自然分界线上的有形的文化界限。历代长城的修筑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如《辽史·营卫志》所说,“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猎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以限南北也”。[1] 因此,可以说“长城文化界限是自然和人文的混合产物,也就是气候、植被和人类经济活动所交织的巨大文化之索”。 [2]长城内外不同政权的政治制度、
经济类型、社会结构、民族构成以及生活方式、语言、宗教、习俗风尚等差别也大体可依长城线来划分。以长城文化之索为中介,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文化接触和互相渗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地带,既显露出边塞的独特风貌,又存在与中央政权紧密联系同一的一面;既不属于严格的农耕文化,也不属于严格的游牧文化。“在中国农业完全不能存在的绝对草原,及游牧显然不如农耕的多水的中国土地间,有一个过渡地区”,这一过渡地带“不完全与中国或草原同类,所以它们也不完全有中国的特点(城池及其附属的农村社会)或草原的特点(血族或家族部落在有限制的区域内要求牧场的权利)”,美国学者拉特摩尔由此提出了“长城边疆地域”[3] 的概念。本文所涉及到的边疆社会即指明蒙长城边疆社会。
朱元璋在驱逐蒙古征服王朝后建立明王朝。退回塞北草原的蒙古贵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4],时刻图谋恢复旧业。为提防蒙古骑兵南下入寇抢掠,有明一代从未停止过修筑长城和经营长城防御体系。明朝将长城沿线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防御,称为九边或九镇。如《明史》所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御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5]其中大同尤为兵家必争之地,三面临边,“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实京师之藩屏,中原之保障”。[6]在行政方面,“大同府属山西布政使司,领州四县七,置大同,前后二卫守焉”。[7]其下辖四州为:浑源州、应州、朔州、蔚州;七县为:大同县、怀仁县、山阴县、马邑县、广灵县、广昌县、灵丘县。这一地区作为京师锁钥,修筑了内外两道长城拱卫京师。所谓“今之极边地方,其险要所在,莫若宣大⋯⋯宣大不备则虏贼经行,略无疑碍而抵边关矣。边关失严,则长驱直捣有不忍言者矣”。[8]  
俺答统治的地区不在草原的中心,而在靠近过渡地带的大同边外丰州滩地区。丰州滩北靠连绵起伏的大青山(属阴山山脉),南临大小黑河(向西南注入黄河),以今呼和浩特为中心,包括东部白塔周围的地域。该地气候较温和,牧草丰盛,既宜于放牧又可农耕。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俺答部的经济形式是混合的。王士琦的《三云筹俎考》详细记述了俺答一支的世系驻牧状况:俺答,隆庆五年受封顺义王,万历九年(1581年)卒,在大同边外大青山南、丰州滩住牧,西至河套,东至宣府洗马林一带,离边三百余里。他的九个儿子中,除三个儿子早故之外,长子黄台吉在宣府边外旧兴和所、小白海、马肺山一带驻牧,离边三百里;其他各子分别于大同阳和、得胜堡、杀胡堡、山西偏关、陕西河州等边外二三百里处驻牧。 [9]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前后,俺答进入煊赫威势震撼中外的时期,成为明朝北边防御中主要劲敌。其势力范围从辽东、蓟镇边外到甘肃、青海以西,并深入寇犯中原,席卷宣府、大同、山西各边,连岁侵寇,其凶猛并不逊于昔之也先可汗。嘉靖三十年(1551年)兵部侍郎史道称:“虏酋唯俺答为雄,其分住宣府境外,把都、辛爱等五部,皆亲枝子若弟。一有煽动,即为门庭燃眉之灾。视吉难(吉囊)三子,散处河西僻偶者,不可同语。故今之制驭诸夷,要在此一酋而已。” [10]
鉴于九边重镇大同和俺答部驻牧的丰州滩之间处于明蒙对峙核心地区,双方碰撞交流态势直接影响明蒙关系全局,不但横向波及九边沿线,而且纵向牵动塞北与中原以至江南,因而本文探讨的视角将以大同与丰州滩之间的明蒙碰撞交流为中心。大同和蒙古控制下的丰州滩地区作为明蒙过渡地带,具有典型“边疆社会”特征,大同地区对农耕文化因子既要强化又被削弱,对游牧文化因子既包容又排斥。丰州滩地区则同样对异质农耕文化既欲排斥又被吸引。双方的碰撞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地区的社会面貌及明蒙关系的全局。长城边疆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风俗等因素之间是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本文拟将大同与丰州滩之间的碰撞交流置于各因素互动的环节中,展现大同和丰州滩之间较长时段的战争、碰撞与交流融合,考察隆庆和议前后大同和丰州滩为中心的边疆社会变迁的轨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隆庆和议之后明蒙边疆社会面貌转变的深层原因及深远影响。
16世纪七十年代初,明蒙双方在南北对峙断续冲突征战了二百多年之后,以隆庆和议为转折,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出现了长期和平交往的新局面,“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11]这种和平发展的局面不但延续到明末,而且泽被清代,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中后期边疆形势的重大变化,显然不能简单用把汉那吉降明促成隆庆和议来解释。历史的发展方向既受突发性偶然事件影响,又根植于中长时段因素的积累,既受深层结构性变动底蕴的制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政策导向的因势利导,是中长时段因素和突发事件、客观形势与主观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的探讨将从明蒙军事碰撞与交流,隆庆和议的达成以及边疆繁荣与民族融合三个阶段循序展开。
迄今学术界还没有从长城文化带或特殊的“边疆社会”角度综合运用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方法研究或探讨明代边防重镇的论着。一些相关论着主要侧重于民族史或政治史、军事史角度,未能展现明代长城边疆地带特殊的社会风貌。尽管如此,前人的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大量基础性资料与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
关于中国北部边疆及北部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有[美]拉特摩尔《中国的边疆》,姚大中的《古代北西中国》,黄麟书《边塞研究》,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等专着。其中,《中国的边疆》发展了美国历史学家邓勒的“边疆观”,强调中国“边疆社会” 的重要性,考察了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与社会文化。《古代北西中国》从宽广的文化社会背景考察了农牧民族之间的对立、冲撞、战争与和平,对不同时期长城的性质、功能及演变作了详尽的考察。《边塞研究》重点对秦长城、明辽东边墙等不同时期长城、边塞的布局及防御思想进行考证研究。《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围绕拓跋魏进入长城建立统治政权以后与汉民族文化接触、冲突与调整展开研究。作者在书中提出,长城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一个半农半牧的中间过渡地带;游牧民族在政治上引用的汉人“多是‘居近塞下’有胡化成分的汉人,或‘往来中国’受农业熏陶的胡人。⋯⋯由于他们居间的协调,缓和了当时草原与农业文化接触时的冲突”。[12]
从军事史政治史角度研究明代北部边防的着述颇为繁富。孟森的《明代边防》,戴鸿义的《明代庚戌之变和隆庆和议》、华夏子的《明长城考实》、刘谦的《明辽东长城防御考》、松本隆晴的《明代北边防卫体制研究》等专着详细探讨了明代的边防体系及边防政策。《明长城考实》概要介绍了明朝修建长城的历史背景和明长城的建置沿革,分省市地区,逐县逐段记述了所见长城遗址的形制、结构、位置、布局及有关遗物。此外,还有余同元《明代九边述论》、王雄《明朝对蒙古的政策》、胡凡、赵毅《论明代永乐时期北边防线的变化》、肖立军《明代中后期边兵构成考略》等论文,分别探讨了明代九边、边兵、对蒙政策等问题。
前人对游牧社会及明代蒙古历史文化作过许多研究,主要有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约·弗·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等。上述着作中符拉基米尔佐夫等人对蒙古社会制度的研究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俄国·蒙古·中国》从俄国的角度和眼光论述了明清时期蒙古民族的状况,并记述了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情况。日本学者和田清充分利用汉蒙文史料,在明代蒙古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明代蒙古部落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曹永年先生以最详尽、最权威的资料论述了明代蒙古民族政治封建化以及经济上与中原相需相靠的历程。达力扎布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古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联系,阐明了推动蒙古各部落南迁的内外原因,以及蒙古南迁对周邻民族及蒙古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此外,还有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蒙古文化与社会》等专着,从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探讨了游牧社会的文化现象。札奇斯钦提出在游牧与农耕两个不同的社会之间,贸易是必须存在的,有贸易就有和平,没有贸易必有战争。他将农牧两种政权的关系概括为以下几类型:(1)武力流血的手段掠边、夺取物资;(2)以武力为后盾,要求物资的输入;(3)凭战争的胜利,获到物资的供应;(4)以结盟为手段,达到物资供应的目的;(5)因边防不固,致被掠夺;(6)在武力压迫下,以物资的供应换取和平;(7)以经济的手段达成控制的效果;(8)以物资供应,达成军事上保边的目的。
明蒙贸易互市问题亦是历代学者潜心探讨的课题,成就颇丰。侯仁之先生的《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开明代宣大地区马市研究的先河;阿萨拉图的《明代蒙古地区和中原间的贸易关系》具体分析了明蒙贸易的五种形式:朝贡、马市(官市)、民市、月市、小市;萧国亮的《明代后期蒙汉互市及其社会影响》则从商业经济史研究角度探讨了明蒙互市对蒙汉人民的五项重大意义。
曹大为先生《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碑》一文从崭新的角度评价长城的历史作用,为本文进一步探讨边疆社会的变迁提供了重要思路。
以上论着从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经济等不同角度对明代边防和蒙古社会作了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尚缺乏多角度、多因素综合关联研究,未能全面展现明蒙边疆社会面貌的变迁,对隆庆和议之后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也缺乏深刻系统的诠释。这就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本文的研究仍属于较为宏观视野的把握。运用多学科手段对明蒙边疆地区进行微观深入的考察,将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二、坚冰下的潜流:
军事重镇大同和板升之间

明蒙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第一时期,大体由洪武到宣德,这一时期明朝的政治支配力量压制北方蒙古力量;第二时期,由正统一直到嘉靖为止,这一时期蒙古方面的经济欲求力量及军事力量压倒明朝的政治支配力量;第三时期,大体维续到明末为止,明朝的政治支配力量和蒙古方面的经济欲求力量得到协调平衡,双方在军事上,保持相对和平。[13]明中后期驻牧于宣府、大同、山西(偏头关)中三边边外的主要有小王子、吉囊、俺答、来把都等蒙古部落。叶向高在《四夷考》中详细记述了各部所在具体位置:“是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畜黄金犀毗,稍厌兵。其连岁深入,蹂西北边,皆其别部酋,曰吉囊、曰俺答,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为从父行。⋯⋯吉囊壁河套,名袄儿都司,直关中。俺答壁丰州滩,直代、云中。吉囊、俺答各九子,子各万骑。其弟老把都亦数万骑,壁张家口。诸昆从百十,皆有分地。”[14]这里所说的“是时”,指嘉靖中叶,正是本文重点考察的时期。这一时期蒙古部军事力量占压倒优势,战争是双边关系的主导形式。战争给明朝带来巨大灾难,但也未能使蒙古部摆脱单一游牧经济无法自给的困境。另一方面,战争并未完全断绝明蒙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蒙方控制的丰州滩地区建立起“板升”农业聚落,与大同地区保持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这种军事对峙坚冰下的潜流,在一定程度上为隆庆和议的转折铺平了道路。
1、 明朝边防残破与俺答入侵
明中期,尤其是正德以来,明朝的边政已经败坏至极。方逢时慨叹道:“正德以来,边备废弛。嘉靖之末,柄臣贪冒,将士离心,文武解体,北人跳梁,边境骚然,生灵暴骨。加以诸逆内叛外勾,攻城破邑,覆军杀将,无岁无之。”[15]最高统治者嘉靖皇帝崇信道教,深居宫苑,长期不过问朝政。内阁成员之间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攻讦和明争暗斗,公然将国家利益当作政治筹码,腐败贿赂盛行于举朝上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春,总督陕西三边(指延绥、甘肃、宁夏三镇)曾铣提出收复河套的建议,就败丧在严嵩、夏言、仇鸾等人的政治斗争中,曾铣本人亦“为咸宁侯仇鸾雠诬论死”。[16]
政治黑暗直接导致军政混乱颓废,各镇将领吞扣军饷,假冒军功,私役兵士现象不胜枚举。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称:“自是之后,上既玄修西内,念独在按名法刑赏绳边将吏而足,即督抚大臣往往逮诏狱劾治,轻乃谪戍,而阁大臣管国者,颇以宠纳赂,赂滋章。诸边岁请帑藏金数百万,名饷犒,而络绎输权门,张胜讳败,冒功免罪,以故边愈益圮,而虏患益滋。”[17]边将“在平时,苦文法束缚,以逢迎取悦为能,而无慷慨特立之志。暨其临敌,希国典宽大,以退缩苟免为幸,而无激昂奋发之忠”[18],甚至在面临蒙古骑兵侵寇时,公行贿赂以图侥幸。嘉靖十九年(1541年)八月,吉囊、俺答分道入上谷,略蔚州,“云中军顾与虏约,若无我掠,我无若虞。虏啮指折箭誓而去。遂越云中度雁门,入宁武岚静交城,杀掠亡算”。[19]这种现象,在当时就遭到敢于正视现实的官吏和文士严厉批评。时人胡松条陈边事:“大同阴纳赂遗,令勿践己地,而又欲侥幸一时,因嫁祸于后人,以致虏贼敢于深入而不忌”[20],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山西之祸,大同宀是成之”。[21]但他的正义直言却遭到当权者的嬉笑,被指责为越职自炫,以至被排挤免官。正义得不到伸张,益促使边将的勾结作弊。更有甚者,一些边将为了保住自己官位前程,欺上瞒下,竟用无辜平民的性命冒功请赏。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蒙古骑兵入雁门塞,“总督宣大杨顺恐失律当坐,乃令总兵杀避虏民妇,上首功以自解,得不罢去。”[22] 
边将的腐败无能又引发了边兵叛乱和逃亡。守边兵士私相通交蒙古,竟至“虏代军了望,军代虏牧马”。[23]当时边垣工役的繁重任务都落到守垣兵士身上,再加上将帅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守城兵士难以维持生计,被逼无奈,只好逃往关外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嘉靖三年(1524年)和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兵变[24],兵士斩杀将领逃出关外。逃出关外之后,这些兵士的生活出现分化。有的沦为板升蒙古贵族控制下的耕牧民,有的却从事间谍和非法私贸易。王崇古到任宣、大、山西总督时,边防形势非常严峻:“边将士率贿寇求和,或反为用,诸陷寇自拔归者,辄杀之以冒功赏,敌情不可得,而军中动静敌辄知。”[25]
边政颓废和边防残破,使蒙古骑兵的入寇掠边更加惨烈。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兵部覆称“虏近鸷甚,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民受其荼毒,我兵积怯已成不振”。[26]而蒙古骑兵的每岁大举入侵,又加剧了明朝边政的颓败,两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关系。兹据《明实录》统计,将嘉靖以来至隆庆五年(1571年)五十年间,蒙古骑兵对明中三边较大规模侵寇事例,列表如下:[27]

<表一>

明实录记载时间    规模    侵寇地点
嘉靖二年三月乙巳    虏大举    寇大同
嘉靖五年四月庚午    虏二万骑    寇大同
嘉靖七年十月辛丑    虏五万骑    由大白阳边寇宣府
嘉靖七年十二月丙子        虏寇大同,大掠阳和、天城、平虏三卫及云、朔二州
嘉靖十年十月乙酉    虏六万余骑    寇大同应州、朔州
嘉靖十二年三月甲寅        虏入宣府,大掠而去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甲寅    虏大举    从大同井坪堡进掠山西
嘉靖十六年八月申戌    虏四万余骑    由山西偏头关入大同
嘉靖十八年七月癸未    嘉靖十七年六月虏数千骑    入宣府张家口
嘉靖十九年九月丁酉    虏数万骑    入宣府万全
嘉靖十九年十月甲申    八月十五日虏万骑    入寇山西平凉泉、岢岚、兴、岚、石州、静乐
嘉靖二十年正月乙未    虏三万骑    由大同平虏入井坪,攻莲花峪
嘉靖二十年八月甲子    俺答七、八万骑    入犯山西石岭关、太原、平定、寿阳、孟县、真定、紫荆、井陉
嘉靖二十年九月乙未    九月七日虏酋吉囊    自平虏入,至朔州,欲复犯山西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辛卯    虏骑十余万    以左卫旧古城双山墩入寇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庚戌        虏由太原南下,犯山西全域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戊子    虏贼四万余骑    从朔州双山墩、屯营堡各入寇
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丁亥    十一月虏以五千余骑    自新河口边毁墙入境
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己丑    嘉靖二十三年七月虏数万骑    寇大同前卫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丙戌    八月中虏数万骑    犯大同中路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壬午    二月十一日虏数万骑    寇大同
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庚申        虏寇大同左、右卫及威远、平虏等处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戊午        虏犯大同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壬戌        俺答部落大举入寇,至独石边外驻金字河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丁丑        俺答部落由古北口入(庚戌之变)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丁巳        虏大入,攻大同镇羌、得胜二堡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辛酉    虏二千余骑    寇大同威虏等堡
嘉靖三十一年八月己卯    虏二万余骑    寇大同平虏卫,分掠朔、应、山阴、马邑等州县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庚辰    虏二万骑    溃墙入弘赐堡,散掠大同、怀仁二县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壬午    虏万余骑    犯大同朔州、山阴地方
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甲寅    九月二十九日虏数万骑    入山西神池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甲辰    虏数万骑    由青边口入宣府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丁巳        虏酋俺答大举分道入寇大同弘赐堡、灵丘、广昌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己巳        虏入宁静庵口,散掠大峪、南沟等处,急攻插箭、浮图等峪,关南大震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丙午    虏万余骑    由大同平虏卫犯山西神池、利民等堡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丁丑        虏自宣府柴沟堡溃墙入,大掠而去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癸酉    虏万余骑    犯大同五堡、左卫、威、宁等处
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乙亥    虏十余万骑    分道入掠大同平虏卫等处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丙午    北虏数万骑    由宣府、大同、山西等地入寇
嘉靖三十五年六月辛丑    虏三万骑    犯宣府黄王梁等地
嘉靖三十五年十月戊子    虏十余万骑    驻大同边外,分掠红门隘及老营等堡
嘉靖三十六年三月乙丑    二月内虏万余骑    入大同,南犯威远、平虏、井坪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己丑    虏酋把都儿等拥众数万于三月二十九日    由流河口入犯永平、迁安等处
嘉靖三十六年十月丙午    三月间虏数万骑    入大同右卫,抵应、朔、怀、马一带,攻毁七十余堡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戊子    六月五日虏数万骑    犯大同,侵宣府
嘉靖三十九年九月甲戌        虏由朔州移营而南,攻山西大掠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辛己        虏犯山西神池等处,大掠数日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戊申    虏五千骑    犯宣府滴水崖,由黑汉岭南下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庚子    东西二虏二万骑    犯宣府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癸酉        虏自偏头关入,掠寺坞等堡,杀守备左保及官军甚众
嘉靖四十五年闰十月甲辰    虏众千余    犯大同威远等处
隆庆元年八月癸未    七月中虏二千余骑    入得胜堡
隆庆元年九月乙卯    北虏俺答数万骑    入寇大同井坪,山西偏头关、老营堡、驴皮窖等处
隆庆三年九月丙子    虏数万余骑    入犯大同右卫镇川堡东西,分掠山阴、应州、怀仁、浑源等处


嘉靖年间至隆庆五年,蒙古骑兵入寇中三边,除表中所列较大规模的五十多次外,零骑入犯更是不计其数。
不可否认,“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来说,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28]在没有正常和平物资交换环境的条件下,战争成为游牧民族掠取农业物资的一种手段。但是,长年的战争仇杀对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都带来巨大灾难。俺答连年入寇,“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蓟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余年迄无宁日”[29],对明朝边疆社会造成严重破坏。明朝边防残破不堪,军事重镇大同社会萧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塞上人烟稀少,“村落萧条,有千里无复人烟者”。[30]生活在临边地区的人民陷入“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31]的悲惨境地。“塞下多畏虏卤掠,我废耕,我近边膏腴地土皆荒芜不治”[32]导致当时大同地区屯田荒芜,盐法阻坏。每年投入的边防支费加重了整个明朝国家经济负担,“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33]蒙古方面,则因战争手段毕竟无法保障恒常的物资供应,加上明方关闭互市之门,不许农牧物资的正常交流,致使牧民“衣用全无,  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又不时地遭到烧荒、捣巢袭扰,“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34]战争无论对中原农业民族还是对北方游牧民族都是灾难,造成华夷交困和两败俱伤。
2、翁万达方略的流产与嘉靖中期马市的立废
早在隆庆和议二十年前的嘉靖中期,即曾有人提出类似隆庆年间的御边方略,并一度开通马市,但却未能收到相应的效果。厘清当年方略何以未能奏效,马市何以未能持久,以之作为参照,将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隆庆边防新政的效应及隆庆和议之后明蒙得以长期和平互市的原因。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二月[35]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五月,翁万达任宣、大、山西总督期间采取的修筑宣、大、山西地区长城,整顿军政,改良军器,同时对俺答部落示以羁縻等措施,可称之为翁万达方略。
在翁万达任期的后三年间,蒙古俺答部落对明中三边万骑以上规模侵寇事例为零记录(参见<表一>),这当然不是历史的偶然。个中原因可从《明实录》中有关翁万达修筑长城的记载中窥见端倪: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二月,总督宣大山西侍郎翁万达上奏指出大同东路自阳和口暗门起,至宣府李信屯堡红山台边界止,延长一百三十余里“悉通贼要路,未有墙堑”。要求朝廷发银修筑长城,“拟于山南二三里许添筑边墙一道,浚壕建堡,增设墩哨,使宣、大声势联络,且可以南护紫荆,包为外堑”。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户部即凑发太仓银二十万两运赴该镇;⋯⋯修筑之役悉以付之”。[36]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七月,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等修筑“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七、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一带边墙六十四里,为敌台十⋯⋯”。[37]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四月,朝廷“发太仓银七万二百七十三两于大同镇修筑边墙”。[38]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五月,大同抚镇官詹荣、周尚文“以计修丫角山、弘赐诸堡工上闻。凡修边墙千四十丈,筑敌台一千所⋯⋯”。[39]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六月,“宣、大、山西修边工完。上以总督翁万达有功,荫一子入监读书,仍赏银五十两”。[40]
约用三年时间,翁万达新建和修复了明中三边长城。长城防线的坚固迫使俺答调整对明政策。据《万历武功录》记载,“先是,俺答、把都台吉与迤北满会黑达子有隙,素相攻击,而又见云中方修边堡,深沟高垒,以为大举必得二十万,然后可入,其微意,诚欲得汉许和⋯⋯”。[41]足见,翁万达“修边为守边也,不可守则不必修矣”的见解并非没有道理。[42]即便在明朝整体上尚处于军事劣势的状态下,长城仍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的军事防御效果。
在加强长城军事防御功能的同时,翁万达强化对边将的管理,力图挽救边政颓势。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翁万达疏陈边务二事,其一为:“宣、大事繁,缺官分理,乞添注山西按察司副使一员,令其驻扎阳和、朔州,整饬沿边兵备,专听军门委用”;其二为:“自古帅臣未有空持文墨悬号令而压服一方者,诸将虽皆受总督制,而总督实无一兵,请召募勇士及选三镇军三千人为卫兵。”[43]翁万达首先要求增加一个直接听命于总督的官员;再者是要求召募勇士,增加总督的率兵权力。在边政腐败、骄兵悍将难以驾驭的情况下,增加总督整体统率控驭的权力至关重要。不过,召募勇士一议还是遭到嘉靖皇帝的否决。
另外,翁万达还十分注意火器的制造和改良。在实地考察实践的基础上,翁万达亲自“仿古火器之制,造成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母子火兽、布地雷等炮”,屡经试验发现“比之佛郎机、神机枪等器轻便利用”[44],因而上疏要求发银二万督造,分发给宣、大、山西等边堡应用。经兵部试验,发现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等火器轻便易用;火兽、布地雷炮则适用于黑夜劫营,各有妙用。翁万达改良火器功能配合长城的修筑,从整体上提高了中三边的军事防御能力。
在加固长城,加强军事防御能力的前提下,翁万达还主张采取以和议互市羁縻俺答的政策。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派使者请求贡市,却遭堡卒董宝擅自杀害。翁万达则“给谏以徐自得后,先以书奏”[45],并上言,“俺答求贡,请参酌可否”[46],希望嘉靖皇帝能够准许俺答的求贡;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俺答欲得款甚坚,唯恐贡事稍缓”,翁万达力主“因其款顺而纳之”。[47]但是,嘉靖皇帝竟称:“逆虏连岁寇边,诡言求贡,勿得听从。各边严兵御防,如有执异,处以极典”[48],拒绝翁万达的进言,闭绝了明蒙和议之门。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五月,嘉靖皇帝“命总督宣大兵部尚书翁万达回部管事”。[49]是时,“嵩子世蕃擅权黩货,文武吏人贿其门,即谕吏、兵部铨右秩,无敢挠者。虑万达强执,乃乘上怒媒蘖之,万达竟坐废”,于嘉靖三十一年“忧惧而卒”。[50]《明实录》中评价道“嘉靖中年后边臣行事适机宜,建言中肯_,万达一人而已”。[51]但他的主张并未得到当政者的认可,翁万达方略流产后,修筑长城一事没能继续坚持下去,继任的总督亦无人具有翁万达的政治魄力,之后嘉靖朝不复再现边防振兴。
至于俺答方面,长期以来,为获取中原物资,解决生活必需品的供给问题,一面重复施加军事压力,进行抢掠,一面又与明朝交涉,要求开设马市交易。所谓“胡中生齿浩繁,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之,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略”。[52]但此时的明朝根本没有坚强的军事力量后盾,也没有心理准备,明蒙和议时机尚不成熟,俺答的求贡之路漫长曲折。
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后,俺答掌握蒙古各部统率大权后,“遂勃勃有通贡意矣”。[53]兹列举《明实录》所载有关蒙古方面的求贡事例:
嘉靖二十年 (1541年)七月十三日,“北虏俺答阿不孩遣使石天爵,恳切款大同阳和塞,求贡”。[54]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闰五月十九日,“虏酋俺答阿不孩复遣夷使石天爵、满受秃、满客汉自大同镇边堡款塞求贡”。[55]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五月十三日,“虏酋俺答阿不孩遣夷使堡儿塞等三人款大同左卫塞,求贡”。[56]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月,“(俺答)遣夷使李天爵赍番文至,云俺答言其先祖父俱进贡,今虏中大神言羊年利于取和,俺答会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头目商议,求贡若准,彼进黑头白马一匹⋯⋯”。[57]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总督宣大都御史翁万达言:俺答诸酋以求贡不遂,既耻且愤,声将纠众聚兵⋯⋯供报诸酋犹以析贡为言”。[58]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月,“虏拥众寇宣府,⋯⋯皆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59] 
结合<表一>分析发现,俺答最初的求贡与军事抢掠交叉发生。嘉靖二十年七月,求贡遭到拒绝后,同年八月,俺答就发动了七八万骑规模的侵寇;嘉靖二十一年五月,求贡失败,遂于同年六月发动了十余万骑规模的侵寇抢掠。这表明游牧部落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取中原王朝的农业物资,他们以战争方式掠取物资的同时,还试图和平求贡,明廷拒绝后,往往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
另一方面,俺答尽管求贡不成即付诸战争,但并不表示他没有求贡诚意。嘉靖二十年求贡时,俺答“屡向墩哨卒_进止,⋯⋯邀守墩百户李宝下墩,以虏酒席地饮之,载以马拥入俺酋营与之欢宴。虏众有执掠哨卒,劫其衣粮者,俺答闻而痛惩之,遣夷使送哨卒衣粮还”。[60]但明廷非但屡屡拒绝互市要求,而且于嘉靖二十年公然“悬赏格购俺答阿不孩首”。嘉靖二十一年,俺答再次派使石天爵求贡,竟被“大同巡抚龙大有诱缚之,上之朝,诡言用计擒获⋯⋯磔天爵于市”。[61]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夏六月,俺答兵数万骑入大同境,派精兵设伏于沟壑之中,而以老弱百骑往来为饵。总兵张达轻敌,中伏被杀。副帅林椿营救张达,亦死。“虏既得二将首,遂引兵去,意叵测”。[62]接张达任总兵者为仇鸾。八月,俺答引兵入寇独石边外,壁金字河,“鸾遣其党时义,贿俺答以金,曰:请释憾于敝镇,而东偿之。虏乃东之”。[63]俺答大兵压境,总督仇_竟贿赂俺答,将祸患转嫁给其他防区。俺答骑兵遂由密云转掠怀柔、顺义,八月十七日至通州,分兵肆掠。其时,京师震恐,慌忙召集诸营兵。但是,少壮者已悉出边堠败死,只剩下四五万,而且老弱半之,再加上总兵提督太监役占兵士又以万计,仓促之中,根本无法集结有效兵力。更为荒唐的是这些仅剩的老弱兵士,因宦官勒索贪污,得不到武器供应“仓卒从武库索甲仗,武库阉又援例索价以不时发,久之未能军”。[64]到这时,嘉靖皇帝才慌忙召集各地兵拱卫京师。八月十八日,咸宁侯仇鸾以大同兵二万三千骑先至。但事发仓猝,诸路勤王师粮草犒赏无从筹措。仇鸾军辫发入村抢掠,“患甚于虏”。八月二十一日,俺答放回所掠内宦杨增,“持番书入城求贡”,提出“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65]八月二十三日,俺答开始“前后出剽男女裸畜金帛财物,捆载已乃徐徐东行,循诸陵而北”。[66]仇鸾帅诸将兵十余万,云翔相视,不敢一矢加遗。[67]俺答骑兵数万,从八月十四日入古北口,至二十八日出边,前后半月威逼京师,是年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俺答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撤兵,显然是得到了明方面关于开设马市的肯定答复。明蒙双方遂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开设马市。庚戌之变后得以开设马市,是俺答长期以来为获取中原物资,一面反复施加军事压力,进行抢掠,一面又与明朝交涉,要求开设马市交易的结果。在连年的入寇中,俺答部落亦多有产畜死亡,人民病疫。再加上当时入寇抢掠所得“大半又皆归部曲”[68],俺答“甚创艾”,贡市之心比较迫切。但在明朝方面,咸宁侯仇鸾“始议开马市以中虏欲,而宽其深入之谋”[69],企图以此掩盖自己过失。所以,嘉靖三十年年马市的开辟“本心由逆鸾私谋”,埋下了“不旋踵而叛盟”的隐患。廷议开市之事,文武大臣唯唯诺诺,相顾无言。甚至有人散布虏势急,暂许之,邀以出塞,既出而后不许的谬论。嘉靖皇帝“犹豫久不决”[70],万般无奈,硬着头皮许之以贡市。
从明蒙关系的总体态势上看,明朝在军事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没有坚强的实力为后盾,况且这次和议贡市难以摆脱“城下之盟”的耻辱感,决定了其基础先天不足,脆弱易碎。
这次马市的达成还受到来自板升地区汉人头目的破坏。是时“马市甫毕,(萧)芹等恐虏与中国通,不利于己,乃贿俺答左右,犯左卫以开衅”。[71]《明世宗实录》亦载“会马市成,恐于其党不利,乃为造表进俺答,谋以左卫献之”。[72]萧芹又蛊惑俺答佯称自己能“咒人人死,喝城城崩”,竟使“俺答为之动”,[73]于是“镇羌市完,犯左卫也”。[74]当侍郎史道诘问俺答犯左卫之事,俺答则谓:“中国妖逆萧芹、乔源等实诱致之。”[75]俺答如此轻易受萧芹等人的诱惑,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毫无疑问是俺答还不愿意放弃以武力抢掠农业物资的巨大利益。因此,马市开辟之时,“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_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甚至“市易未终,遂行抢掠”[76]一类的事件时有发生。
嘉靖三十年(1551年)七月初,俺答派脱脱出使明朝提出“富虏能以马易缯,贫者唯有牛羊而已。我胡中,富者常什二三,它皆贫。请易菽粟”,而朝中官员却迂腐地认为:“虏故不粒食,此不过欲得我粟,以食我捕逃,我复资粟,彼益不内思矣。”[77]嘉靖皇帝拒绝了脱脱的请求。既然和平互市无法满足一般牧民生活物资需求,俺答部落又复归以战争方式掠取物资。蒙古部落“欲以牛羊易谷豆者候命不得,遂分散为盗无虚日。十一月间大入边三次,抢掳人畜甚众”。[78]边吏责问俺答,俺答谩应曰:“诸贫虏无从得食,禁不能止,如中国法虽严,民间岂尽无寇窃耶?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盗也。”[79]朝议于是将俺答的背信入犯归咎于马市之不足恃,遂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下诏罢各边马市,明令“复言开马市者斩”。[80]明朝闭绝互市之门后,明蒙双方关系复又回到战争状态。
嘉靖三十年马市的成立与旋即破灭,同样反映明蒙和平的实现不能单凭俺答的主动求贡或明蒙间的一纸和约。在明朝尚不具备足以抗衡蒙古的军事实力之前,根本无法保障明蒙间的和平秩序,更不能阻止俺答部落背盟而以武力战争方式获取农业物资。
3、蒙古板升地区的汉人与板升的开发
《明实录》记载,“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而北,经黑河二、黄河一,历三百里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接于东胜川,虏人号曰‘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81]关于板升之语义,有五种解释:
①中国语言“百姓”的蒙古语发音,用汉字表记即为板升。
②《四夷考》解释意指建筑物。
③《明实录》、《三云筹俎考》、《全边纪略》解释为城。
④《万历武功录》、《大隐楼集》解释为土堡或堡子。
⑤《抚夷纪略》解释为游牧用天幕。
不论其最初的语义为何,板升是由白莲教头目萧芹、王得道、乔源、丘富等人在俺答控制的丰州滩地区开辟出来的农耕聚落。
明中后期以来,一些汉族和少数民族边民为图谋生存,自发地坚韧不拔地陆续集中到北边蒙古地区,形成了这一时代的特异的社会现象。边民为摆脱明朝政治权力的威胁,逃往“外夷”地区,向“外夷”服属和共同生活。当时的越境者虽然在蒙古酋长的支配下,成立了各地板升移住区,但并没有被蒙古游牧文化所同化,而是在当地发展起农业社会,对俺答部落转向定居生活和农牧交错经济形态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当时的边疆地区也因此而呈现出农牧杂糅、胡汉一体的局面。
人群越境簇出的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因果关联。由于明朝边政败坏,沿边军民生活悲惨,“终年守障,辛苦万状⋯⋯虽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虽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虽有赏赐,而或不得给;战虽有首级,而不得为己功。今者又遭虏寇残破⋯⋯肝脑涂于郊原,哭声遍于城市。为将者尚不知恤,又从而_削。其心安得而不离乎!”[82]相比之下,草地更为“自在好过”[83],“虏法虽有君臣上下,然老逸起居甘苦与共。⋯⋯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结绳之意。一入中国,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84]对于饱受战争之苦和吏胥压迫的边民来讲,蒙古地区不失为新的可开拓的生存空间。临边华民,零星或大规模逃入蒙古地区,“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85]
而蒙古诸部落,早年每入边一次,必伴随杀略抢劫,“逢男子老与壮者辄杀之,少者与妇女皆携去为奴婢”。[86]但随着板升地区半农半牧事业的发展,为增加劳动力,“丁壮有艺者亦掠”[87],遂至“岁掠华人以千万计”。[88]俺答还转变政策,“多诱华人为彼工作”。[89]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大同兵变时“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俺答择其黠桀者多与牛羊帐幕,令为僧道丐人侦诸边,或入京师,凡中国虚实,尽走告俺答”。[90]同时,俺答还积极采取收容政策,贴出召告,悬书穹庐外,曰:“举人诸生幸临者,我厚遇之,与富等。”这对苦于生活的临边人民来讲是极大的诱惑。于是边民黠知书者,“诈称举人诸生,日诣虏帐,趾相错”。俺答让丘富对这些来投者进行考核,“能者使统众骑,否则给瓯脱地,令事锄耨”。[91]
有一部分边民则是因向往艳羡板升汉人的生活而被吸引过去。已在板升地区建立起一定政治地位的汉人,为扩大其实力,不遗余力地招募边民到其属下。白莲教首领丘富就曾“往来边境诱民,募人耕种,不取租税”。[92]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李自馨回到自己的故乡,劝诱整村人都跟着他进入板升地区。《赵全谳牍》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李自馨仍带领众贼到伊住村吆叫,称我已在板升干下大事业,你们跟我去受用。比堡内居民见在草地逆犯李朝等,各不合与李自馨、别卷已处决弟李自桥听从,当开堡门,将伊阖户并概堡男妇三百二十余名及衣物具用车装载,跟随李自馨到于板升住种”。[93]
至嘉靖末年,板升地区散住着“汉人五万余人,其间白莲教徒一万余人,夷二千余人”。[94]
被掳到板升地区的汉人主要沦为蒙古人的奴婢,从事家内劳动,帮助蒙古妇女放牧和挤奶。明人苏志_在《译语》中描述:“胡姬多美,⋯⋯受苦,不习弓矢,亦不佩刀,惟缝衣造酒,揉皮挤乳,捆驼帐房,收拾行礼至于手足胼胝,近汉女代受其苦”。[95]但是,单纯的游牧经济容纳不下逐渐增多的汉人。嘉靖间,河套地区吉囊部“每一帐家小不上四五人,虏去人口反有五六人”。[96]自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就表现出对发展农业的极大兴趣。“是年四月,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见砖塔城,用牛二牛贝耕,城约五六顷,所种皆谷黍艹蜀秫糜子,又治窑一座,大_,以为偃旗息鼓,归休田野,岂不大愉快乎哉?”次年,俺答又“备外臣朝请,请瓯脱耕具及犁楼、种子,因归耕⋯⋯”。[97]从此,这些逃亡汉人便有了新的着落,被安插在丰州川板升地区,从事农耕,“耕田输粟反资虏用”。[98]
其时,板升地区的一般汉人同时受到蒙古贵族和汉人头目两方面的剥削,其生活状况也不甚理想。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99]中有如下一条记录,可窥见当时板升一般汉人之生活:      
朱朝大明国   嘉靖四十年六月初八日记留名姓
山西太原府代州崞县儒学增光(广)[100]生员段清
字希濂号中山时至嘉靖三十九年
九月十五日大举达兵攻开堡寨将
一家近枝六十五口杀死抢去
各散逃生止(只)[100]遗生一家大小五口俯
念斯文存留性命路逢房叔二人
妹夫一人并□向恩人达耳汉处□[100]
告拿□[100]在此亦同受难
房叔段应期段茂先
妹夫石枚
妻陈氏幼男甲午儿官名段守鲁
长女双喜儿
次女赛喜儿
后至四十年润五月二十七日有妹夫
石枚带领幼男甲午儿投过
南朝去了妻陈氏四月初一日病放(故)[100]
五月廿七日囗/ [100]段应期囗/ [100]
题记中,段清一家近枝六十五口人仅剩五口人从蒙古部落的掠杀中死里逃生,却被蒙古部落掳去。在异地,思念故乡,千方百计分散逃回,先由女婿带着小儿子逃回南朝(指明朝)去了,妻子却病死他乡,遂将一家的悲惨遭遇刻写在白塔上。
俺答采取以汉人治汉人的办法,大小板升地方汉人“其雄桀者即为头领以统之,而总隶于虏”。[101]最初成为汉人头目的有萧芹、丘富、吕明镇、阎仓等人。“芹故左卫人,而富亦卫舍余也。夙习白莲教,党与几百,并亡抵于虏,自以为次王。与谋中国,念罪盈不可贳”。[102]嘉靖三十年马市开辟之时,萧芹被执送给明方,丘富遂为俺答所倚重。[103]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静乐人吕鹤,约赵全、李自馨、王廷辅、杨通等投奔俺答。适逢俺答两腿患疾,赵全略懂医术,并潜入应州城内买药为之医好,遂大得俺答欢心。
自从赵全、李自馨等人出现在丰州滩之后,俺答的进攻抢掠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主要倚靠汉人头目的侵攻方略,致使每一次的侵寇更加惨烈,明边防将领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刘绍恤述道:“虏初无远略,堇堇遣间入边窥探,积聚小村疃掩取之,稍有所获即引去,不敢逼我城堡。全等叛后,虏日熟攻取之术,围困掩袭往往而具⋯⋯。”[104]《万历武功录》亦载:“全多略善谋,自馨谙文字,周元治扁仓术,刘四有臂力,能陷坚。虏初入塞,止盗村落,不敢逼城堡。全叛後,教虏左右,疏计课校人牛畜,益习攻取、围困、掩袭事。诸镇疲于奔命矣。”[105]在战术上,赵全等人教俺答攻取、围困、掩袭等事;战略上,教俺答“避实攻虚,生西击东”;[106]战具上,教其制造利兵坚甲,云梯冲竿,尽其机巧。赵全等人从以上各方面加强了俺答部落的攻城战能力,使俺答从“止盗村落”转向攻城略堡,从此更加欣赏和重用赵全,以至于“每欲盗边,先系牛酒全众(家)计定辶西行。以全众熟知险隘厄塞,又华人得先驱谍视,故边将不能防”。[107]明边将对此倍感头痛却又束手无策。
嘉靖四十年(1561年)秋,赵全教唆俺答:“自此塞雁门,据云中,侵上谷,逼居庸,朵颜居云中而全居太原,效石晋故事,则南北之势成矣。”[108]赵全在教俺答“效石晋故事”的同时,提出 “自居太原”,可见此时他在俺答政权中所占地位已非同昔比。赵全等尊俺答为帝,自居为次王,为俺答建起九重宫殿。《赵全谳牍》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内,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各又不合驱使掳去汉人,采打木植,于俺答前盖朝殿后盖寝殿七间,东南角建盖仓房三间,又于城上周围建盖两滴水楼五座。密遣奸细窃入各城,易买金箔并各色颜料回营,将修完前后殿楼妆彩龙凤花样,耸动彼处汉夷。”[109]赵全、李自馨等人亦“各筑土堡一座,全堡可五里,馨堡可二里,颇坚壁自固”。[110]
赵全等人从开发板升及引导俺答入寇中分享到极大的政治及经济利益。但他们与蒙古首领之间依然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蒙古首领的“管家”。他们必须忠于俺答,而且必须使自己适应俺答的需要,否则他们一切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利益将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111]赵全等人最终被俺答执送给明方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赵全等人最终未获善报,但在他们的领导和开发下板升地区毕竟发展了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成为补充蒙古游牧经济缺陷的重要物资供应基地。到隆庆和议之前,“宣大之间虏错而耕牧如棋布”[112],丰州川地区的汉人开发了“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113],“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114],俨然成为蒙古地区繁华的经济、文化中心。当时丰州川地区建立起大板升十二处,小板升三十二处。大板升规模有八九百人,小板升六七百人。这些大小板升,分属蒙古酋长,皆有小酋长管理。大板升首领有冯世周、孟大益、大罗、小罗、杨廷夏、杨廷智、刘豸、张豪杰、李三、瓦四、潘云、陈钺等人;小板升首领有东打儿汉、火力赤、张榜势、毛榜势、打儿汉、小则则火同智、海代首领俺墨儿、器长腰儿、火里智丫头、计大笔乌器刀郎、小则磨毒器打儿汉、刘栋、锁哈儿、韩候儿、玉锁秃舍兔八儿党、小则则红眼、小则则徐先儿、李自荣、火力赤老汉、代锁合儿、马通、小则则火里智、老汉五合器、李只害、萧牌子、高洪、马洪等三十二人。[115]大小板升首领多数是汉人,其中大板升首领冯世周、孟大益、潘云、陈钺等人都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随着赵全一批投到关外的。另外,逃到蒙古地区的汉人往往改用蒙古姓名:如丘富易名为“一克喇把”;李自馨易名为“把汉笔写契”;王廷辅易名为“猛谷王”;张彦文易名为“羊忽厂”;赵全为“仪宾傥不浪”。[116]而出生在板升地区的第二代汉人更是直接起用蒙古人的名字。赵全的弟弟赵龙在板升地区生有六个儿子,分别起名为火泥计、窝兔、瓦拜兔、瓦十兔、簿合兔、宁安兔;刘天麒的儿子起名丫头子;王廷辅的儿子起名猛哈子。[117]由此可推测取蒙古名字的小板升首领,也多为汉人。板升虽然受控于蒙古酋长,但实际组织生产和实施管理的多为汉人。这种汉人普遍改用蒙古姓名的风习以及《万历武功录》关于板升地区有“夷二千余人”的记载,多少透露出了一些蒙汉交融共同开发板升的信息。日本学者青木富太郎先生据清代张曾《归绥识略·地部》记载统计清代归绥地区归化城、和林格尔、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等五个地区的板升村庄数额,推论出明代板升所在大体位置。兹转录相关统计数字如下:[118]
归化城东乡   共118村中    板升10村
归化城南乡   共28村中      板升4村
归化城西乡   共117村中    板升5村
归化城北乡   共49村中     板升3村
和林格尔八路中仅东路有    板升1村
萨拉齐东乡   共172村中    板升5村
萨拉齐西乡   共17村中     板升1村
萨拉齐南乡                      无
萨拉齐北乡   共8村中       板升2村
清水河全四乡                   无
托克托东乡                      无
托克托西乡   共36村中     板升3村
托克托南乡   共73村中     板升1村
托克托北乡   共29村中     板升1村
一直到清代,见于史料记载中的板升数额就达36个之多。从地理环境上看,板升主要集中在归化城周围和托克托西线有河流经过适合农业开发的地带。当时的清水河及和林格尔地区为丘陵地带,离水源较远,农业开发相对滞后。
汉人的集体劳作和开发,促进了蒙古控制下的板升地区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板升地区散住的五万余汉人农业劳动力的耕作除了满足自身需要,还能通过交换供应其他周邻部落对谷物的需求。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马市破裂到隆庆五年(1571年)重开互市之约二十年间,板升地区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仅赵全一人就积累了“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斛”。[119]隆庆五年时,“款虏数万,仰食板升收获”。[120]俺答在隆庆五年(1571年)提出开市的理由为“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121],并没有将粮食谷物作为主要的索要对象,而是要求段布、锅釜等日用物品,可见此时游牧经济对粮食谷物的需求已经得到了解决。板升农业对蒙古游牧经济的供应补充当是其主要原因。
不过,隆庆和议之前,处于明蒙双方碰撞交战状态之下,板升的发展并不能够一帆风顺,不免动荡挫折。明朝军队的捣巢、赶马、烧荒等恶性破坏,给蒙古游牧经济尤其是板升地区的农业造成严重打击。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五月,总督翟鹏派千户火力赤率家丁、通事卢大祥等三百人到丰州滩,“我兵夺击斩首虏二十三级,夺获夷器马匹千余,⋯⋯督臣上其事,上以诸将士深入虏巢,嘉其忠勇⋯⋯各赏银有差”。[122]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七月,大同总兵刘汉袭击板升造成的损失尤其惨重。当时,俺答率领部众西征,留下千余人于丰州,守护老幼。大同总兵官刘汉与巡抚李文进及原任总兵俞大猷,率锐卒三千人乘虚驰进板升,斩首八十三级,生擒六十七人,纵火烧毁了俺答的宫殿和汉人头目的居室。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几个大头目侥幸得以逃脱,李自馨的弟弟李自桥及其母胡氏被擒获,赵全的弟弟赵贤则被杀掉,明军“夺获牛马橐驼百余只,夷器无算”。[123]这一次突然袭击使板升汉人苦心经营的成果遭到重创。之后,经过五年时间的重建,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时,才为俺答重新建筑起宫殿。明守边将士经常性地出边捣巢和烧毁游牧用草地,以赶走在临边地区驻牧的蒙古部落,在军事上,给蒙古部落造成一定的威压。板升地区的农业基础本来相对薄弱,各种农业器具亦不够完备,一旦遭到“夺获夷器无算”这等打击,其持续性发展定是举步维艰,不堪设想。
4、大同和板升之间的物资及信息交流
明蒙之间激烈的战斗和蒙古部的入边杀掠在表面上将两边社会严格地割裂隔绝开来。但实际上,通过走私贸易和明朝边将私通及边民往来,双边人和物及各种信息之间犹如坚冰下的潜流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交往。如果不是人和物冲破禁令自由流动,“地无他产”的丰州滩地区形成大规模的板升农牧社会,并出现“凡民间铁器衣物,无所不具”[124]的现象将难以想象。大同和板升之间的边疆社会绝不是铁板一块式的封闭和凝固板结。物资及信息交流通过各种非官方和秘密的方式在明蒙双方之间进行着。在明蒙边疆,明朝边民自发和被迫流入板升地区,同时蒙古牧民亦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明朝边境以内。人口的双向流动将双方的物质和信息带向了另一方。边疆社会事实上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双向流动性。
在官方合法物资交流被隔绝的情况下,板升地区发展成数万人规模的农业社会,其所需器械、农具以及种子等物资主要通过抢掠、人口流动携带和私贸易渠道带到蒙古丰州滩地区。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李自馨带领蒙古骑兵到自己故乡煽动堡民迁往板升时,“概堡男妇三百二十余名口及衣物俱用车装载,跟随李自馨到于板升住种”。[125]既然这些民众明确是要“到于板升住种”,那么“用车装载”的物品中就当包括开发农业所需的农具及籽粒。
丰州滩板升地区手工业及筑城技术的发展亦能说明各种物资由明向蒙古地区的流动。早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时,俺答就曾派人到明朝边堡“索我木工、画工、铁工,往丰州盖城”。[126]这些手工业者自愿或被迫到丰州滩地区,随身都会携带重要的器具和原材料作为谋生工具。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丘富的弟弟丘仝曾为俺答造起楼房三区,并“造舳舻一艘,得度河西兵而东”。[127]蒙古地区造舟技术的发展完全仰赖逃向板升地区汉人所带去的技术及工具。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赵全等人为俺答筑寝殿,将殿楼妆彩成龙凤花样,就是用“密遣奸细窃入各城,易买金箔并各色颜料回营”[128]所得材料完成。
在战争敌对状态下,由明方向蒙古方面的物资流动,只能靠抢掠或走私。明朝的法令一再严令禁止边防走私贸易。万历《大明会典》记载:[129] 
“凡将马、军器、铁货、铜钱、段疋、纟由娟、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
“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私自贩卖硫黄五十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问罪,硝黄入官,卖与外夷及边海贼寇者,不拘多寡,比照私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俱发边卫充军”。
“各边夜不收出境探听贼情,若与夷人私擅交易货物者,除真犯死罪外,其余问调广西烟瘴地面卫所,食粮差操”。
“凡官员军民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与进贡夷人图利者,比依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斩,为从者问发边卫充军”。
以上法律条文至少给我们透露出下列一些信息:首先,明蒙之间“违法”的走私贸易并不罕有,以至于明朝一再三令五申,立法禁止;其次,走私贸易品种主要有马、军器、铁货、铜钱、段疋、纟由娟、丝绵、人口、硫磺、焰硝等物品,其中军器和制造军器的原材料铁器、硫磺是明朝最严密控制流出的物品;第三,参加走私贸易的明方人物包括夜不收、官员、军、民等各色人群;第四,明方惩罚走私贸易者的刑法,轻则“杖”或流配、充军,重则“绞”或“斩”。
但是,尽管明朝三令五申,却仍然无法禁绝走私贸易。大同守边将士和蒙古之间的走私贸易当不是偶发的个别行为,而是已经成为各级官吏所默认和莫可奈何的事实。《山阴县志》之《乘障琐言二十款》中就提到当务之急乃“一防垛兵下城,一防奸细上城”。[130]垛兵下城和奸细上城,除了进行军事情报交易外,还进行物资交易[131],主要走私物品还有蒙古的骆驼、貂皮、牛以及马尾和明朝的盔甲、腰刀、铜铳等军需品以及青花瓷器、白银等物品。走私贸易的参与者还有总兵、镇守太监、乃至沿边氓赖等各色人群。明蒙经济交涉史上的走私贸易并不完全因为蒙古方面的强烈要求;明方走私贸易者贪图巨利、甘冒风险,亦为促成明蒙间秘密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弘治年间,“大同总兵官都督佥事神英、副总兵都指挥佥事赵昶与虏交通,以铁器易马⋯⋯”;[132]嘉靖二十一年间,阳和卫前所百户李锦及总旗杨泽“私与夷人贸易,大同游击戴升遣数卒伺之,乃阴诱贼骑杀以灭口”,结果事发,“诏枭示锦首”;[133]嘉靖四十二年兵科给事中条陈边臣善后事宜,称“墩军之私易虏货也,每至启窥觎之_⋯⋯”。[134]苏志_的记录,则为我们展现了当时一般墩军与蒙古人交易的情景:“边方风弊不可胜言,其甚者,墩军多与零贼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墩军利其所有或畏其攻墩,反传递消息,入则佯为不知,去后方举放炮火”。[135]另有《万历武功录》和《赵全谳牍》都记录了杨一林、马西川、李孟阳等人往来边外进行马尾交易的情况:“阳和卫左所已故百户余丁马四见获马西川,因与逃脱榆次县人李孟阳各不合出边货换马尾,⋯⋯马西川又不合投入板升全等部下,往来传泄边情与贩货物图利⋯⋯李孟阳见袭城未遂,随带马尾又不合越关前去扬州货卖⋯⋯”[136],走私贸易居然深入到江南扬州经济腹心地带。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仇鸾领军与蒙古骑兵交战中夺获的物品中有:“坐纛、缨皆用五色,顶用铜铁,喇叭用木,帽用红氆氇,靴用粉,皮袋用金,甲上用明柳叶,下用锁子,围肩绿闪色,袄黄段边,臂手用皮弓|线,裤用皮,佩香系条”,这些蒙古骑兵使用的日常物品居然“皆异常,与汉同”[137],这表明双方之间物资流通程度大到军械、细至围肩等日用物品,无不具备。事实上,在严格的军事对立状态下,各种形式的走私贸易成为联系明蒙经济的地下渠道,为板升地区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补充了游牧经济的缺陷,大大改善了蒙古游牧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
除战争拉锯中通过掠俘人口、移民、叛逃等人口流动实现信息交流外,间谍活动亦为大同和板升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双向的间谍活动打破了军事对立下的隔绝状态,成为明蒙人民间加深相互了解和交流的重要渠道。蒙古游牧民族在入侵中较早利用间谍,侦探明朝防备情况。早在大同兵变之时,逃往俺答部落的叛卒就“诈为口外饥民,行乞入边,侦我虚实,故虏入数得利去”。[138]明人胡世宁叙述了蒙古骑兵用间谍战的情况:“今之备边矣,莫先用间⋯⋯如彼欲专攻大同也,而佯为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数骑也,而诳为将发大众之语,使我被掳之人闻之,见之,阴纵归报我,且疑且信而各边屯戍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则专攻我一处而力常有余。此能用间之利也。”[139]相比之下,明朝边防将领对谍报活动的认识和利用要迟滞落后得多。蒙古和明朝的攻守势态决定了明边将拘泥于边墙之内的防守而昧于对方的情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总督三边贾应春上言曰:“各边间谍不通,每虏入寇,不知向往,是以无备矣。⋯⋯而中国被掳之人亦多,临墩传报,颇有左验。若边臣加意招抚,务结其心,令侦虏向往道路、时日,预来潜报,我得以专力为备,视泛然散守功相十百矣。”[140]这些官员发现并提出善用间谍的呼声,明朝“敌情不可得,而军中动静敌辄知”[141]的被动局面,得到一定改善。王崇古任宣大山西总督以来,巧妙利用与蒙古私通的边军,“纵其素通寇者深入为间”[142],扌采用反间计,达到招降番、汉陷寇军民的目的。间谍活动的主观目的当然是为战争服务。但在客观上,各种情报的侦探传递,也起到了加深了解的作用。例如,俺答部入寇时,“虏入道里必知,至有杀掠时呼人姓名者”。[143]在战争厮杀场面中喊出敌对方姓名,给我们透露了以下信息:蒙古对明朝的间谍活动非常细致透彻;间谍情报并不局限于少数几个人范围内,而是相当普遍。如果没有长时期互相渗透和交流的积淀,情报的传递不可能如此广泛深入。

三、隆庆和议的达成

隆庆四年(1570年)底,以把汉那吉降明事件为契机,明蒙之间结束了长达二百年的敌对战争状态,达成封贡协议,明蒙边疆得以休兵息战,奠定了大同和丰州滩地区由军事战争前沿转向边疆商贸汇聚中心的基础。 关于隆庆和议的达成,学术界分析其原因一般偏重于把汉那吉降明这一偶然事件。本文将此偶发事件放置在和议前明蒙双方较长时段各自的状况这一大背景中,作较为深层、全面的探讨。
1、 隆庆边防新政:“外示羁縻、内修守备”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去世,朱载后土继位,是为穆宗,次年改元隆庆。隆庆至万历初年的最高层权力机构中,高拱、张居正二人起到主导作用,而此二人相处友善,“拱亟称居正才⋯⋯拱为首辅,居正肩随之”。[144]高、张二人还在北部边防和俺答问题上达成一致,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145]的边防新政,长期以来颓废残破、不堪一击的明朝边防形势出现根本转机,成为明蒙间从战争转向和平的前提和保障。
在嘉靖朝时,明廷曾投入巨大人力和财力加修九边重防地带——宣、大、山西和蓟镇等地的长城。根据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户部的报告,当年入户部之银仅二百二十余万两,而用于“京边”之费竟达银三百四十余万两。[146]北边防卫费用加重了对国家财政的压力,已经达到了极限。但俺答部的连年猖獗入犯似乎证明长城并没能够起到预期的有效防御作用。《明实录》记载:“宣、大、山西、辽东四镇,修墙设险,仅能御零贼。若大虏溃墙深入,地广备多,非墙军可支。”[147]高拱亦在《伏戎纪事》中提到嘉靖年间修筑长城情况:“先帝常切北顾之尤,屡下诏谕修举边务,然劳力费财,卒无成功者。”[148]当时朝中多有官员反对修筑长城。曾任兵部尚书的刘焘论《修边》道:“夫何数年以来,修筑益急,而虏患益炽,稽之宣大工完之后,失事者屡矣。是果墙不可恃耶。⋯⋯夫修边以防零寇可也,恃之以御大举不可也。”刘焘提出“为今之计,抑为省修墙之力以行操,省修墙之费以行赏⋯⋯故曰修墙不如蓄锐”。[149]这种见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嘉靖年间边防败坏、屡遭俺答破墙而入亦是确凿的事实。但是,长城毕竟只是作为防御设施起到作用,其在战争中的军事效用是在各因素有效配合的状态下方能突显出来。交战双方的政治、经济状况,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力量对比,军事制度,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乃至士兵的素质等等,都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长城完工的情况下,政治黑暗、边将腐败和边军怯战同样导致战争失败。当隆庆元年(1567年),谭纶调任蓟辽保定军务时,“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150],戚继光亦看到蓟镇主客兵“不为戎而为匠,且尽厮役供办等项,而荷戈者十之四五;有时点阅,暂执军器以应名,平居练习,悉恃将领以偷安,惟老弱之卒赴边,其冒名顶替,粮肥己者,又不知几何”。不但兵士苟且偷安,将领亦“约束不明”,用于守险的火器,竟“悉皆掩卧于尘土间”。[151]
针对嘉靖朝的边防弊病,张居正提出加强北边防务,修筑加固长城,提高军事防御能力,并结合灵活战略战术的边防新政。张居正提出“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险”,前者为“无形之险”,后者为“有形之险”。他认为在明朝“无形之险既已靡恃”的情况下,“有形之险复不加修,则是束手骈肩俟毙已也”。[152]为达到“有险可恃”的目的,首先在人事上,相继起用谭纶、王崇古为总督蓟辽保定和总督陕西三边,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隆庆四年,将王崇古调任宣大山西总督,命方逢时为大同巡抚。这些边将皆以边防重责为己任,与中央密切配合,积极贯彻张居正“恃有形之险”的边防政策。戚继光在严密考察北边形势之后,提出“夫摆边之设,须驻重兵以当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方为完策”[153],自从隆庆元年以来,开始大规模整修工程,在长城重点设防地段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使其形制结构更趋完备。
在谭纶、王崇古等边将的督责下,不数年之内,长城沿线各地相继奏报修墙完工。[154]
隆庆元年(1567年)九月,“大同威、平墩堡濠官廨功,赏兵备佥事郭大纪、副总兵郭琥、参将麻锦等银币有差”。[155]
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修筑大同、山西乃和、顾家店、贾家圪坨等处堡墩官廨功。赏建议首事巡抚山西兵部左侍郎万恭⋯⋯等银两有差”。[156]
隆庆二年(1568年)四月,“宣府镇修边工成,兵部议请加赏,上命赏前总督王之诰⋯⋯”。[157]
隆庆二年(1568年)十月,“兵部复议巡按直隶御史周咏条陈⋯⋯乞查宣府西、北路,大同东、中路墙墩遗址,行守臣修葺⋯⋯凡此乞均下宣大督抚官再议。从之。”。[158]
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以宁夏镇修边工完,赐总督御史王崇古、总兵官雷龙⋯⋯等各银两有差”。[159]
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以山西偏头关、老牛湾等处修边工成,命赏总督御史陈其学⋯⋯等银币有差”。[160]
隆庆三年(1569年)十月,“以延绥镇靖堡、龙州城等处修边工完,赏总督王崇古⋯⋯银两有差”。[161]
隆庆三年(1569年)十一月,“以延绥榆林石硖墩等处修边工成,赏总督王崇古⋯⋯各银币有差”。[162]
隆庆三年(1569年)十一月,“以宣府西路及万全右卫等处修边工完,赏督抚等官陈其学⋯⋯副使郑洛、方逢时⋯⋯等八人银两有差”。[163]
至隆庆三年,大同、宣府、山西、宁夏、延绥等处的边墙相继得到修复。《万历武功录》在隆庆四年(1570年)条中评到:“数年以来,版筑日举,大边已可据而守矣。”[164]
谭纶、戚继光在蓟镇的修筑工程最为典型和卓见成效。隆庆元年上任时,谭纶就分析了蓟镇形势,认为多年以来边备废弛,兵将羸弱,练兵不效,是因为“任之未专,而行之未实也”。针对“蓟将故借资巧宦,上下相蒙,失事则督臣受罪,诸将愿恣雎自若,督臣往往不能令”的积弊[165],谭纶提出“令得专断,勿使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他的要求得到张居正支持,明穆宗遂_用张居正之言“悉以兵事委纶”。[166]在排除了行令未专的干扰后,谭纶、戚继光着手练兵和修筑蓟镇空心台。谭纶提出,“惟今之御虏,莫重于摆边,尤莫重于设险”[167]戚继光上疏陈述空心台之建造规格以及预计效用:“将塞垣加厚,二面皆设垛口。计七八十垛之间,下穿小门,曲突而上,又以缓者百步、冲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即骑墙筑一台,如民间看家楼,高五丈、四面广十二丈、虚中为三层,可住百夫,器械_粮、设备具足,中为疏户以居,上为雉堞,可以用武。虏至即举火出台上,瞰虏方向高下,而皆以兵当埤,⋯⋯以台数计之,每路约三百座,蓟昌十二路,共三千座,每台给银五十两,通计十五万两,每岁解发五万,完台一千,三年通毕,如此则边关有磐石之固,陛下无北顾之忧矣。”[168]戚继光此一策划得到贯彻实施。《明史》记载:“(谭纶)遂与继光图上方略,筑敌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会台工成,益募浙兵九千余守之。边备大饬,敌不敢犯。”[169]
在大规模修筑完善长城的同时,张居正、谭纶、王崇古、方逢时等人还非常注重边将、边兵、边费、长城要地等各项要素之间的整体协调,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大同总兵赵岢言边务十事,包括:复镇兵原额,请给战马,重捣巢之功,请造火器,禁割战亡首级,严责将领,悬赏格,申养廉田土等,从兵士来源素质、武器装备、军队纪律到军队经济状况等方面提出了改善边防弊政的方案,明穆宗“命如议行”。[170]隆庆四年(1570年),王崇古上任宣大山西总督军务,条陈三镇机宜[171],提出严饬内郡兵务,禁通虏等建议,得到中央肯定并贯彻下来。张居正与王崇古等边将时常保持书信来往,从军事战略上指导边臣。张居正竭力主张_用“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以待之”[172]的战略战术。在写给方逢时的信中他还提到:“制虏之道,惟当视吾备之修否,服则怀之,叛则御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恶言不足怒也”,再三强调应凭借坚墙壁垒为后盾,令“平时将内地各城堡修令坚固”,即使遇到贼众溃墙而入“亦勿遽为怆惶,但令蓟将敛各路之兵四五万人,屯扼要害,令诸县邑屯落皆清野入保,勿与之战”,同时上谷、辽左等其他防区“不必俟命,即各出万人,遣骁将从边外将诸属夷老小尽歼之。令大将领一万人入关,不必卫京师,径趋蓟北,伏于贼所出路,彼贼虽已入内地,见我不动,必不敢散抢,不过四五日,虏气衰矣,衰则必遁,然后令蓟人整军以逐之⋯⋯”此时“彼既饥疲,又各护其获,败不相救。而吾以三镇全力击其惰归,破之必矣”。[173]显然,“这种把长城防区当作立体交叉关联照应整体系统的军事思想,闪烁着辩证法的光彩,比起刘焘机械、形而上学视长城为互不连贯孤立平面防线的观点要高明得多”。[174]
隆庆以来整顿边防的举措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修复后的明长城“坚固几乎可以同鞑靼区和中国之间的岩石山脉相提并论”。[175]在整体布局上,明长城多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墙乃至多道城墙,加强了对侧翼、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沿墙地区“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连接”[176],大大提高了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如《俺答前志》所述,“虏若攻垣,则两台火矢交及,贼无驻足,而我军有恃,胆且益壮。计周垣二千余里,先其要害筑台千有二百,后以渐加,筑至三千所”。[177]《五杂俎》亦载“其固不可攻,虏至其下,辄引去”。[178]隆庆元年九月,“赵全说俺答曰:蓟镇垣固,所征卒当选,攻之,猝未易入。晋中兵弱,亭障稀,石湿间多肥羊良铁,可致也。”[179]可见,俺答的铁骑遇到坚固的蓟镇城墙,不得不转向“亭障稀”的大同地区,自此以后,“虏惴惴不敢入蓟,蓟遂乐土”。[180]到隆庆四年,大同宣府地区长城亦相继完工,俺答“约诸部入寇,王崇古檄诸道严兵御之,敌不得利”,被迫“使来请命”。[181]从蓟镇到宣府、大同、山西、延绥、甘肃间边防面貌焕然一新,有效阻扼了俺答部落通过掠夺、侵寇获取农业物资的渠道。但游牧经济的先天局限性又使俺答部落不得不倚靠中原经济的支持。于是,俺答只能考虑通过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获取农业物资,一旦有机会就会将明蒙关系推向和平发展。显然隆庆边防新政是促成隆庆和议的重要原因和背景。
隆庆五年,俺答款贡成立之后,明朝并没有松懈北部边疆的防御,继续推行了隆庆以来的边防政策。张居正提出:“大抵今日,虏势惟当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使虏为我制,不可受制于虏”[182],他再三强调“桑土之防,戒备之虑,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183]隆庆和议之后,终明之世,边警不起,单靠明蒙双方间的和议信用是根本无法保障的。和议达成当年年底,宣大总督王崇古就条陈边计八事:“一、修险隘。谓当乘虏纳款之际,缮完城隍墩堡。一、练兵马。谓各镇一年之内惟有三冬无事,可以治兵,宜严饬所司加法操练。一、收胡马⋯⋯一、散逆党⋯⋯一、积钱粮。谓主客兵不宜速减,俟一二年后,虏果无警,方可渐损客饷以给主兵。一、理盐法⋯⋯一、开屯田。谓大同屯地多荒,请移山西按察司屯田佥事于代州,专理三关及大同镇屯务。一、整器械。谓御虏之器,独涌珠大炮最能及远,乞发工部银一万二千两,分给各镇增置”。[184]其中,五条都直接与加强边务相关。朝廷完全同意王崇古的提议,拨款实施。张居正亦在写给王崇古的书信中提到:“其所当修备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时修_,边境之险渐次可复,一也;招募沿边之氓,开垦荒屯,充实行伍,锻砺戈矛,演习火器,训练勇敢,尝若敌来,二也;赵全等妻子党与尚在虏中。宜于互市之时阴察贼情,知其主名,可招则招之,不可则擒之,庶逆党可消,后患可弭,三也;捣巢、赶马在边士虽借以邀功冒赏,而虏中亦颇畏之。今日,既禁不出塞,则虏人寡畏而边士袖手无所觊幸,他日逾盟之事不在虏而在边人矣。此宜预处以杜_端者,四也”,并语重心长地提醒王崇古,“四要不预划则贡事虽成,无益反□他日之忧⋯⋯”。[185]
郑洛的《抚夷纪略》,记述了万历初年修筑长城的情况:“款贡为自治计耳,故议筑塞。⋯⋯是年(万历二年)六月⋯⋯大兴版筑。”[186]《明神宗实录》亦载:万历元年(1573年)二月,“阅视侍郎吴百朋奏请修复大同边墙,言:宣、大二镇皆重地。⋯⋯以通虏言,则大同为冲。云中川原平衍,无险可依,与虏隔者,仅一墙耳。中国之藩篱不固,夷狄之出入无常。设有不测,何以御之?”[187]
吴百朋还陈述了修墙十利,择其要录之如下:“灭胡、威胡、败胡、阻胡诸堡皆孤悬绝塞,有墙则可以格虏放牧,助我拒守,一也;⋯⋯平居人畜免驱掠之患,秋成禾稼鲜剽夺之虞,三也;⋯⋯大贼入,必须掘墙,我得预知为备,收敛坚壁,使虏无掠,五也;⋯⋯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九也;⋯⋯”兵部如百朋议行。[188]
万历二年(1574年)二月,“兵部覆大同督抚官王崇古等题:修理大同沿边墙垣,限以五年报完;浑源、右卫工程限三年,广灵、威远限二年。⋯⋯宜查仿蓟镇之制,将沿边墩台改筑在内。每里先骑墙筑一座,每座三层,下层实心,中层发圈空心,各开箭眼,上层盖屋立垛,俱用砖秋瓦。⋯⋯报可”。[189]
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户部复兵部咨:“修筑大同边墙,照例本该发银二十六万二千六百六十八两四钱二分,分作五年,每年发银五万两,至末一次发六万二千六百六十八两四钱二分,动支太仓库银。”[190]
对明朝加强边防修筑一事,俺答感到非常紧张,“工甫毕虏王果使使者来诘:‘两家和好欲长久,修边欲何事?或边完则杜关矣’”,郑洛乃致书俺答解释:“但闻板升人常入边,或打牲、或买卖,久住边堡,刁夺物件生事,都是汉人。⋯⋯且各夷俱从破坏边墙入,甚难防。⋯⋯若边墙完则南北有提防,华夷永安妥。”[191]
万历初年,明朝继续坚定实施隆庆边防政策,加强军事防御力。给蒙古部造成了极大的威压感,迫使俺答约束其部落遵守款贡条约,“事朝廷甚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192],据《明实录》[193] 统计,隆庆和议之后一直到明亡为止的七十多年间,蒙古部对明中三边的侵寇仅下表中几例:
<表二>

明实录记载时间    蒙古部落及规模    侵寇地点    结果
万历十九年九月丁亥    史酋纠合安兔带领二千余骑    宣府大边常清台拆墙进口    杀掳军人,参罚失事诸臣
万历十九年十一月乙亥    吉囊率鞑虏二千    入犯    游击姜河提兵迎敌,斩首级五颗
天启六年九月己亥    黄台吉部夷毛乞炭聚众千余    住牧滴水崖,谋犯宁疆火烧庄等堡    宣府巡抚遣北路参将张承宪等率兵往御,承宪随贼中死
天启七年五月丙寅    俺答之后七庆台吉纵部夷数名,继而率百余部落    从上西路新开口入,入边劫抢    官兵奋勇争先,生擒活夷三名,押令口身插血,誓不复犯,任罚九九……
崇祯元年正月己巳    插部拥众    薄我宣、云边外蚕食七庆等    应令边臣严加防范
崇祯元年五月乙丑    插部约兵三万,皮袄手约二万    从弘赐堡入    离大同镇堡仅十余里,遍撒塘马,堵截要路,东西周围六十余里
崇祯元年六月庚寅    插部百余骑    入新平堡    堡人歼之
崇祯元年七月丁卯    七庆    犯宣府靖胡堡    拒之,退
崇祯元年十二月乙未    插部    突入宣府洗马林堡    杀明朝军丁三百八十余人

隆庆和议之后,蒙古部落对明中三边的入犯主要集中在天启和崇祯末年。事实上,和议的达成并不能绝对禁止各部落以军事抢掠方式夺取农业物资,零星的入犯事件仍然时有发生。但是,其入犯规模远不能和嘉靖年间的相提并论。而且,从结果上分析,明朝防卫显然占据了主动地位,“堡人歼之”,“拒之,退”等事例亦不鲜见。再据《明实录》记载分析,这一时期明朝北边防御重点已经转到辽东地区,其次是陕西、延绥、甘肃等地。
总之,明朝在坚决贯彻“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对俺答部落实行“外示羁縻”的方针。绵亘于明蒙边界上的长城防线有效发挥了军事防御作用,不但推动了隆庆和议的达成,还保障了明蒙边界数十年的和平与稳定,维系明蒙互市正常有序。长城沿线不但成为明蒙民族融合、汇聚之场所,还由此掀起了边疆经济发展的新高潮。
2、 战与和:俺答的两难选择
明中后期以来,俺答率领游牧骑兵南下寇掠,是由其游牧经济的单一性、游动性和脆弱性决定的。札奇斯钦先生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和平、战争以及贸易的历史,认为影响两者关系的决定因素是草原对中原经济密不可分的依赖性。[194]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在经济上本来是分工的,游牧民族受自然环境的影响,缺乏农产品,在经济上不得不对中原农业民族依存,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成为战争与不安的主要因素。游牧与农业两个民族之间,必须要有一种形态的贸易,使物资得以交流,尤其是农业物资必须导入于游牧社会,方可使两者间的和平得以保持;不然以夺取物资为主要目的的战争就会爆发。 而且,俺答的统治中心并不在草原的腹心地带,而是在更接近农业朝廷的过渡地带。在俺答统治区内很早就形成了农耕与游牧的混合经济形式,他本人也早就接受了农耕与筑城定居。如拉特摩尔所指出的,在俺答所统治的过渡地带社会,“包括着农耕与工艺居民及游牧民众”,“为要保持其本身的安定,统治者须要以贸易交换来替代战争掠劫”。[195]
板升地区的农业开发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蒙古游牧民族对农业物资的需求紧张,但自从嘉靖末年以来连年自然灾害,破坏了板升农业的正常发展,直接影响了对俺答部落的农业物资供应。曹永年先生根据白塔第222条记载推理出嘉靖四十五 年(1566年)到  隆庆元年(1567年)间,俺答控制下的板升地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然大灾害。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白塔)题记第222条:[196]
大同府朔州囗汉  生囗囗经被嘉靖四十五年囗抱  草地隆庆二年二月十九日囗/ 宝塔作诗:
我今难□整三秋
与人方便不到头
智兼和会回欢悟
未知明年收不守(收)
诗中第一句“整三秋”当指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二年期间,最后一句“未知明年收不收”则“露透受苦三秋的原因在于歉收。⋯⋯无可奈何地将希望寄托于明年(实为当年)的收成。”[197]之后,一直到隆庆四年,板升地区的自然灾害依然不断。板升汉人在生计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皆思南归。隆庆四年,板升地区“大雪烈风,严霜震雷,冬春杀草扬沙,牛马多死,天降酷罚,老酋殆毙,神灵共厌”。[198]这一情报反映到中央,张居正立即做出回应:“彼中荒旱饥窘,人思南归,此又一机也。”[199]方逢时亦写信报告张居正:“北地荒旱,永邵卜、朵落土蛮部皆饥困。”[200]当把汉那吉叩边请降时,张居正分析当时蒙古部情形曰:“虏中今岁饥荒,头畜多死,东犯不遂,西抢不成,力疲于奔命,计阻于多歧,众叛亲离。”[201]嘉靖末年以来的自然灾害,严重打击了俺答部的农牧业,造成农业物资的极端匮乏和政治动荡。
在此困境面前,是继续以战争手段掠取物资,还是下定决心与明朝达成和议、取得农业物资的恒常供应?俺答面临着政策方向的两难选择。
在明蒙双方敌对状态下,战争曾是获取农业物资的主要手段。但是,自从隆庆以来,明朝大力修筑长城、加强军事防御能力,限制了蒙古游牧骑兵通过战争、抢掠获取物资的渠道。而且,通过战争和抢掠毕竟得不到恒常的物资供应。俺答不得不慎重考虑明蒙双方关系的重新调整,一旦有机会,就会朝着和平款贡的方向发展。当然,向明朝称臣纳款的最终目的是要取得游牧产品与农业物资之间进行恒常交换的贸易权。
明蒙和议不是靠俺答单方面诚意就能达成的,俺答还得顾虑明方的政策态度。嘉靖中期曾一度开通马市,当年在俺答武力威逼的情况下,明方尚且能够废弃互市和议,何况时至今日明朝的军事实力已足以与蒙古相抗衡。
影响明蒙关系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板升地区的态势。板升地区赵全等汉人头目是明蒙和解的重要阻力所在。此时随着他们在板升地区势力的发展,遭到其他蒙古部落头目的嫉恨和排挤。政治上,赵全等汉人头目与黄台吉之间在侵寇明朝的路线上发生分歧,“争久成隙”[202],致使黄台吉等蒙古部酋“尝切齿此辈,欲尽屠之”。[203]经济上,赵全等人引俺答入寇,从中积累了巨额财富,竟至“赵全有众一万、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余斛;李自馨众六千,周元众三千,其余各千人,马牛羊称是”。[204]这些财富的积累必然影响到蒙古部其他头目的利益。按照蒙古的习惯法,战利品的分配本该是“群夷上所卤获于群酋而莫之敢匿,群酋上所卤获于虏王而莫之敢匿。虏王得若干,余以颁群酋;群酋得若干,余以颁群夷”。[205]但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月,赵全、李自馨等人引俺答入寇,“既还,俺答大喜。乃封全为把都儿哈,而以汉人万余属之”。[206]这种违反蒙古部落习惯法的做法“无非是俺答从政治、军事特别是经济上削弱诸部,加强自己权力的结果;这一事实,决定了赵全等人与蒙古封建主的严重对立”。[207]恰台吉为俺答义子,看到赵全等人“穷极奢侈”,在俺答面前的地位“自全等信任,二十余年反居其下”,甚遭“奴虏畜之”[208],遂“心__不平”[209],以至于“多为我耳目”,一旦有机会就想除之而后快。同时,蒙古族部民对赵全等辈亦怀有敌对情绪。把汉那吉南降之际,赵全鼓动俺答用武力讨回那吉,俺答部众就反对道:“如此举动,恐反为害。且三十年前无汉人,我亦无所亡失,今有汉人而亡失甚多,兵主子亦亡去,是为吾祸者汉人也。若将汉人与汉人易把汉,即两家安矣。”[210]赵全等白莲教头目投身到板升地区,戳力开发农业经济,带动了板升乃至整个丰州滩地区蒙古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但他们只扮演好“管家一角色才能保住在板升的政治权利。板升农业聚落虽然是由汉人建造和管理,根本命脉仍掌握在俺答手中。在未损及自身利益时,俺答对赵全等人的政治意图没有予以太多的限制,一旦利害交关时,就会牺牲板升赵全等人。事情的本质还在于赵全等人与其他部落首领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赵全等汉人头目被执送明廷后,板升的经济利益就被五奴柱、恰台吉等人瓜分,所谓“自俺款后,板升俺义子恰台吉所统”[211],“皆分掠其有”。[212]诚如黄丽生先生所论:“俺答汗在求贡互市的经济因素之下,牺牲板升中具有政治企图的白莲教首领,终究阻绝了板升对中原之军政机能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只能仍旧在蒙古体制下,扮演补充单一牧业经济和带动蒙古社会发展的角色。”[213]这种格局限制了板升农业在补充蒙古游牧经济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而赵全等人与蒙古酋领的矛盾也伏下了变化的不确定因素。在天灾降临之际,陡然加剧了发生变局的可能。
3、 把汉那吉降明事件带来的转机
正当俺答面临战或和两难选择之际,明方大刀阔斧展开的“外示羁縻、内修守备”边防新政以及稍后发生的把汉那吉事件,为俺答做出和议决定创造了机会。隆庆四年(1570年)秋九月十三日,把汉那吉叩平鲁之败胡堡乞降。把汉那吉是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的独子。幼失父母,由俺答妻一克哈屯养大,娶大成比妓,又自聘兀慎兔扯金的女儿为妻。其时,俺答外孙女许聘鄂尔多斯,俺答见其美貌,自娶之,号称三娘子。为了平息鄂尔多斯的愤怒,遂将把汉那吉所聘兔扯金之女给了鄂尔多斯,引起把汉那吉强烈不满,愤而携其妻比妓同阿力哥等十余人出走降明。[214]当时边吏多认为“此孤竖,无足轻重,宜勿留”。大同巡抚方逢时以其政治敏锐性预见到“此乃奇货可居”[215],立即将此事报告给总督王崇古。王崇古赞同方逢时的看法:“此奇货可居。俺答急之,因而为市,谕以执送叛人赵全等还,我乃优遣,以慰舐犊之爱而制其命⋯⋯”。[216]朝中多数人却反对王崇古、方逢时等人提出的建议,尤其是巡按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雄等强硬,唯“(高)拱与(张)居正力主之”。[217]张居正指示王崇古:“虏种来降,⋯⋯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218]同时致函方逢时,指出“乳驹初犊,畜之何益?终当遣还。假此以制彼,安边之机不可失也”[219],对此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得到朝中内阁主要成员支持,边疆大臣倍感鼓舞,方逢时由衷感叹“生何幸而身际其会邪”[220],遂与王崇古积极推进和平解决把汉那吉事件。王崇古正确估计和分析明蒙双方情况,提出上、中、下三条解决方案:上策为,优待把汉那吉,给与高官厚禄,并与俺答交换赵全等板升白莲教头目;中策为,如俺答恃顽强索,不可理喻,则严兵固守,随机据战,且示以必杀,制其死命;如果俺答弃把汉不顾,就厚以恩义结之,待俺答死后,则遣还把汉那吉,收其余众,自为一部,以与黄台吉抗,此为下策。[221]此一分析上报朝廷后,高拱及时通过吏部侍郎张四维(王崇古外甥)指导王崇古:“此事关系重大,须处得机宜乃可,不者且难收拾。今若果如来人言,老酋爱孙甚,欲得之急,则吾方可厚待宠异之,持为挠制之具。倘所言未的,那吉非老酋所爱,怒其逃,杀之不恤也,则当别作计较,于是而宠异之反为所笑。至于易赵全等,本自善计,果得全便可因计散板升之众。但今即以为言,恐事未必谐,则吾先失着。必须真得虏情乃可如此为也。此书中意未尽者,幸转语尊舅氏。”[222]关于张四维在隆庆和议中的作用,有黄景日方的评论曰:“俺答款贡成,内倚辅臣,外藉督府,却妙出一张蒲州四维得新郑(高拱)、江陵(张居正)欢。而于王崇古甥也,往来邮致,完此钜功,殆天意乎?”[223]有了朝廷的全力支持,事情得以按照王崇古提出的上策曲折发展。
明穆宗完全信任内阁的决定,“其制虏机宜,令崇古等悉如原奏尽心处置,务求至当”。[224]王崇古、方逢时以军事防备为坚强后盾,派遣熟悉对方情况和语言的鲍崇德为谈判使者。[225]赵全以武力讨回把汉那吉的计划落空后,俺答不得不依照王崇古等人的要求执送赵全等头目换取把汉那吉。十一月十九日俺答遣其党五奴柱、恰台吉收捕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等九人引渡明朝,[226]第二天明朝送把汉那吉出境。赵全等人被执送京师,“振戡乱之鸿图,雪耻除凶,⋯⋯诚数十年未有之事,旷今日而仅见者也”。[227]自此,终于消散了数十年来笼罩在长城上空的战云,为明蒙关系的大转折创造了机会。
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俺答联合蒙古各部正式提出封贡请求。王崇古上奏以闻,提出“虏款坚,宜听,且乞诏边臣勿烧荒捣巢生虏衅”。[228]但廷议以兵部尚书郭乾为首反对曰:“虏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烧荒不捣巢,他日若要我以不乘塞不设备,其将如何?宜更议,毋遽许。”[229]隆庆五年二月,王崇古再上《虏酋乞封贡便宜》:“今日之事不当以马市例论,⋯⋯嘉靖中⋯⋯时虏势方张,开市之请,非虏本心,由逆鸾私谋,故不旋踵而叛盟,肆掠为患益甚⋯⋯今虏情实与昔殊,虏连岁入犯,固多杀掠,乃虏所亡失亦略相当,又我兵出境捣巢赶马虏亦苦之,是虏固非昔之强也。”王崇古提出此番复开款市,主动权在于明朝,“虏使云所请市非复请马市,但许贡后,容令贸易如辽东、开原、广宁互市之规。此国制待诸夷之常典,非马市比,臣等以为使先帝在亦必俯从无拒也”,由此对嘉靖皇帝“复言开马市者斩”的禁令提出挑战。他还阐述如果不准封贡,“虏必愤愤去,即以遣降之恩,不犯宣大,土蛮及三卫必岁纠俺答父子为声援,以窥蓟辽⋯⋯九边骚动,财力困竭,虽智者无以善其后矣”;准予封贡则“各边有数年之安,则可乘时修备,虏设背盟,而以畜养数年之财力从事战守,不犹愈于终岁驰骛,自救不暇者哉?”王崇古列出的具体实施办法分别是:锡(赐)封号官职、定贡额、贡期贡道、立互市、议抚赏之费、议归降等。[230]在高拱、张居正大力支持下,王崇古的建议,得到穆宗批准,“俺答封贡”终于确定下来。隆庆五年 (1571年)五月,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予俺答属下以都督、指挥等官职,并约期开设明蒙间的互市。到万历年间互市场所发展到十一处:“在大同者三,曰得胜口、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张家口;在山西者一,曰水泉营;在延绥者一,曰红山寺堡;在宁夏者三,曰清水营、曰中卫、曰平虏卫;在甘肃者二,曰洪水扁都口、曰高沟寨”。[231]直到明蒙互市的开辟,隆庆和议最终完成其历史使命,开辟了明蒙间和平融合之新时代。
王崇古、高拱等人促进隆庆和议的达成,功不可没。正如王士性所讲:“此事非王少保崇古在外担之,新郑在内主之,中外安得享数十年太平?”[232]而隆庆和议得以开数十年太平局面,没有重蹈嘉靖中期马市旋废的覆辙,则显然与明蒙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密切关联。确如王崇古所云,“先年开市,虏方张,边臣媚而致之,故盟未几而寒;今虏仰我,若黍苗之仰阴雨也。昔制在虏,今制在我,何虑何疑?”[233]明方“内修守备”,加强军事防御;又兼高拱、张居正“在内主之”,实施“外示羁縻”开明政策,无疑是导致“昔制在虏,今制在我”,确保明蒙和平互市成功的关键。

四、碰撞中的融合:商业巨镇大同和归化城之间

美国学者亨利·赛瑞斯先生指出:“明朝在边境任过职的高级官员清楚,蒙古对纺织品、某些食品、工具、铁器以及家庭用具的需求,是边境麻烦的根本原因。”[234]在解决把汉那吉事件时,明朝方面王崇古、张居正等人推行以“内修守备”为后盾的“因与为市”政策,最终结束明蒙双方长期以来敌对战争状态。和平状态下的恒常贸易大大加强了明蒙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1、 华夷兼利——互市贸易蓬勃发展
隆庆和议之后,明蒙之间贸易形式主要有朝贡、马市(官市)、民市、月市(小市)等几种。[235]
马市亦称官市,每年开市一次,每次一月,一般在秋季举行,具有“公私兼济”的性质。官市交换皆为马匹。互市初开时,官市交易所占比重较大。当时“边氓畏虏,不敢贸易,虏入不市,衅怨易生”。[236]明朝政府拨出每年市本岁额马价银十万两[237],由官府包办互市交易货物。但随着蒙古部对明朝农业及日用货物需求不断增长,十万两市本无法满足需求,只好借客饷、椿朋银以充市本:“暂请借客饷金四万,不足则请云中库出年例客饷金三千。⋯⋯不足则借朋合一万一千两,班价七千两,发四道。道各五千两。分往张家湾、河西务,治金缯诸货。”[238]
在官市结束之后,明朝政府还允许“听民私市”[239],自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始立市场,⋯⋯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是为民市之始”。[240]明政府开放民间贸易的禁令,其发展规模和意义,都远远超过了官市。民市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众多的民间商人,如王崇古所预计,“客商岁得虏货之利,将源源自至”。[241]这些民间商人成分复杂,有的是拥有巨资的行商大贾,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明北部边境上的垄断贸易者;有的只是零买零售糊口度日,“惟是机利雁民,市井无聊之辈,乃始称贷出息,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担负重茧,以与胡儿争杪忽之利,以为蔽体饣胡口之资”。[242]民市中交换的商品种类要比官市丰富得多,其中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占有主要地位,也有一部分满足蒙古贵族所需之奢侈消费品。大体上汉人以段绸、布娟、棉花、针线索、改机、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易蒙古族的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皮、皮袄诸种。[243]
隆庆五年九月,第一次互市结束,王崇古就上疏报互市成果。兹据《明实录》列王崇古疏报隆庆五年互市交易结果如下表:[244]

<表三>王崇古所报市马数(隆庆五年九月)

互市场所、日期    交易对象    官市、私市之别    交换物品    数目    价额(抚赏费)
大同镇(得胜堡)五月二十八日~六月十四日    顺义王俺答部    官市    马    1,370    10,545两
        私市    马螺驴牛羊    6,000    抚赏费981两
大同镇(新平堡)七月十三日~十四日    黄台吉、摆腰、兀慎部    官市    马    726    4,253两
        私市    马螺牛羊    3,000    抚赏费561两
宣府镇(张家口堡)六月十三日~二十六日    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    官市    马    1,993    15,277两
        私市    马螺牛羊    9,000    抚赏费800两
山西(水泉营)八月四日~十九日    俺答、多罗土蛮、委兀慎部    官市    马    2,941    26,400两
        私市    马螺牛羊    4,000    抚赏费1,500两
合计        官市    马    7,030    56,475两
        私市    马螺牛羊    22,000    抚赏费3,842两

王崇古所列私市交易量只是近似值,据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考证,这一年私市交易总量为马骡牛羊总24,217匹[245],为官市交易三倍以上。相应地,私市交易额也应在官市交易总额56,475两的三倍左右。即便除去不确定因素造成的价格损失量,官市和私市贸易总量应该超过十五万两。
到万历初年,“诸酋感德日深,赶市日众,市马日多”。[246]兹据方逢时疏报列市马数额递增表如下:[247]
<表四>方逢时所报市马数(万历二年)

        场所时间    宣府(张家口)    大同(得胜堡、新平堡)    山西(水泉营)    合计
隆庆五年    1,993    2,096    2,941    7,030
隆庆六年    902    4,565    2,378    7,845
万历元年    7,810    7,505    3,788    19,103
万历二年    14,500余    7,670余    5,000余    27,171余

开市以来四年间,仅官市市马总额就增长近四倍,而且,增长之势持续不减。方逢时等人根据万历二年以来的市马数额,申报万历三年市马总额,列表如下:[248]

<表五>方逢时所拟市马数(万历三年)

场所    宣府    大同    山西    合计
数量    18,000    10,000    6,000    34,000
价银(两)    120,000    70,000    40,000    230,000

以上数据仅显示官市市马交易量,不包括民市和以下将论及的私市。
无论官市或民市其周期均为一年。蒙古游牧民族所需日常用品不可能在一年一度的官市或民市中得到充分解决。尤其是在春天,贫苦牧民极端缺乏食粮等生活物资,“冬时尚恃打猎,春来愈见狼狈,⋯⋯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王崇古为此建议“其巡边各口,每遇虏酋执书求小市,查照臣原议,听参将守备官,准令边外各以牛羊皮张马尾等物,听军民以杂粮、布帛两平易换”。万历元年(1573年),明政府在大同等边关各处分别设立小市,“庶虏中贵贱贫富,各遂安生。”[249]梅国祯《再请罢榷税疏》中详细述及小市的情况,“每月小市一次,每次不过三二日。虏人擐甲市口之外,官兵擐甲市口之内,两相戒防,无异对垒”。[250]民间小市交换货物,经常是“牛,米豆石余;羊,衤集糗数斗;无畜,间以柴盐数斗,易米豆可二三斗;柴一担易米,可二三升;而其甚者,或解皮衣,或执皮张马尾,惟冀免一日之饥”。[251]小市开市地点多,限制也少,有利于蒙汉人民经常性的经济交流,解决了贫苦牧民的生活困难。
随着互市贸易深入发展,开市初期对铁锅等物品输出的限制也逐渐放松。隆庆六年,“虏或货傍近帐锅,或以马易锅,不得,抱愤,欲叛者十人而五。以故,俺答索锅甚急。”王崇古等人为维护成之不易的和平互市,再三请议开铁锅之禁:“铁锅为胡中炊具,虏行寇钞,必以得锅为奇,今与之衣而不与之食具,虏其何以自赡?”[252]当时朝议多谓虏得铁锅为练兵器,王崇古上疏曰:“照得虏众需锅煮食,虏众不习炒炼,辽蓟以广锅充赏,虏中非用铁打造,臣去岁二次疏详议矣。此非臣之私言也,凡曾经边任,生长边方者,皆知之⋯⋯询之降人,皆称虏中锅漏则补塞充煮。破裂即随地抛弃,原不知炒炼充用。今虏众经年无从得锅,间有临帐借锅而煮食,或以马易锅。”[253]方逢时亦写信给张居正,说明“诸夷火食已非一世,彼来人云:往年抢掠所得铁器,岁以数千计,今三四年破损锈烂,日就消耗,不可负得,分子嫁女,有一锅而各分其半者。此情颇真,亦可悯也。我之不与,恐其为害耳”。[254]在张居正等人的支持下,王崇古提出的“广铁轻而不受炒炼。向因虏王恳求得如蓟辽例,以广锅充市”[255]的要求终于得以实现,朝廷允许“铁锅照朵颜三卫例,量给若干”。[256]
明中后期在北部边疆地区形成的和平互市是明代棉织品、丝织品市场销售环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明以前,销售到北方游牧民族市场中的衣料布匹主要是麻布。元末明初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棉纺织技术得到改善,棉织品成为最普遍的衣料来源,很快便在互市交易中反映出来。比起丝麻织品,棉织品价格低廉且经久耐用、防寒效用良好,因而大受蒙古游牧民的欢迎。如前所述,明政府规定市本额为年十万两,市马分为银马、蟒獭马、金段马、虎皮马、豹皮马、梭布马、官货马等几类。[257]这七项贸易中,梭布马和官货马明确规定是以青布、无青布或蓝白梭布支付的。至于银马,也并非完全付银,仍付一部分布缎,而且多付梭布。据李漪云先生推算,七镇马市仅官市每年梭布销售量即达四十万匹。如果加上商民交易量,则每年梭布销售量近五十万匹之多。[258]如此巨量的棉布及丝织品,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地区。明代大同府下辖诸州县地涉边徼,其土沙瘠,除了大同府镇“商旅辐辏,以浮靡相炫耀”[259]之外,其他州县多“民性浑朴,惟事耕耘”[260],商业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浑源州志》云:“男子力耕,不事商贩,妇女无蚕桑缝纫。”[261]“惟是布帛蔽体,绵絮御寒皆取资于商贩,询织_于女红,则懵懵然”。[262]《应州志》亦载:“应州人专务稼穑,不知纺织。”[263]广灵县则“民贫,衣布不衣梭,间有用者,多取之境外”。[264]大同府地区其他州县情况大抵与此相同,商业发展相对落后,物资流通缓慢,棉纺织业受到地域资源限制而发展滞后。即使在棉布普及之后,大同当地仍无法自给对棉织品的需求,而必须“取资于商贩”。可见,互市贸易所需大量棉纺织品,不可能取之于大同本地,而只能仰赖明代棉纺织业中心——江南松江地区。
明蒙互市中的物资流通并非单向流动。参加长城线上互市贸易的蒙古人,不只有俺答统率下的漠南蒙古右翼诸部,还包括来自蒙古高原上的各个部落,有的甚至远从漠北、漠西赶来贸易。俺答诸部每年都以数万匹马以及更多的牛、羊、驴等牲畜和大量的皮毛、鬃尾等畜产品与内地货物进行交易。塞北的大量畜产品通过互市渠道,进入长城以内,直到江南地区,改变了江南人民的日常服饰穿着,提高了内地生活水平。范濂在《云间据目钞》中记述了万历时期江南人民穿着变化:“瓦楞马宗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马宗,价亦甚贱⋯⋯。”[265]嘉靖二十年左右,鬃帽之所以“价甚腾贵”,是因为明蒙间连年的战火截断了鬃尾等货物的流通渠道,只能零星地靠北边边氓的走私贸易,少量输入江南。《赵全谳牍》中即载,投到板升去的汉人“李孟阳见袭城未遂,随带马尾又不合越关前去扬州货卖”。[266]物以稀为贵,其使用范围当然不能普及。及至万历年间,明蒙互市开辟已有数年,完全开放了贸易禁令,各种货物得以自由流入,价格自然下降,而“马宗帽”这种新奇货物才得以普及。
王崇古在《为北虏纳款执叛求降疏》中即曾提出:“许以市易,以有易无,则和好可久,而华夷兼利。”[267]隆庆和议后,果然“大抵因贡为市,中国以段布皮物市易虏马,虏亦利汉财物,交易不绝,诚所谓贸迁有无,胡越一家。故东西延袤五千余里无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墩台哨望之卒以渐撤去,所省粮饷岁不下数十万石”。[268]互市贸易的开辟,从军事、经济、社会各方面对明蒙双方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民族间的安定和平取代了征战伐戮,蒙汉毗邻地区“烽火不惊,三军晏眠,边圄之民,室家相保,农狎之野,商贾夜行”。[269]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270]由此大大减省“边费”,极大改善了明朝的财政状况。“所省粮饷岁不下数十万石”只是大略而言,方逢时提供了一个较精确的数字:“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才二三耳。”[271]即款贡之后的军事费用仅款前之十分之二三。瞿九思在《万历武功录》中则提出了“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272]的总体估计。军费的节省又大大减轻了人民经济负担,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和蒙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2、 明蒙边疆繁荣与“喜见车书同”
十六世纪以来,在明朝北部边境地区形成人口的双向流动,出现大规模“华人入外夷”[273]的奇异现象。这些自发投到外夷地区的华人与蒙古游牧民族共同生活,在域外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成为明北部边疆社会变化的重要契机。隆庆和议之后,明蒙边境局势由以战争为主导转向以和平贸易为主导。互市贸易蓬勃开展,长城不再是阻隔明蒙双方的界限,而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和汇聚线。 “千里无复人烟”、“至穷至苦”的大同也逐渐发展成边境商业巨镇。
隆庆和议之后,边防新政的继续推行,保障了大同等边防地区生产的稳定发展,“战斗之民,转而趋南_,烽燹之场变而殖禾黍”[274],“边氓释戈而荷锄”[275]屯田重新得到开辟,“边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276]方逢时在上给内阁的书文上对比了和款前后的边境粮价变化:“云谷之间,穑人成功,市籴翟往年一钱四五升,今且十升余矣。”[277]粮食价格竟下降了一倍以上,可见粮食供应也相应增长了一倍以上,说明边境地区屯田的产量大有提高。
按照隆庆和议规定,大同地区开辟了得胜堡、新平堡、守口堡三处互市地点。以此为契机,大同成为江南和蒙古游牧地区交易市场的中介,商业繁荣、市场扩大,推动了大同区域市场的形成。昔日之“地滨穷荒,土脉沙瘠,而风气寒冰异常,穑事仅岁一熟,稍遇旱荒,即一熟不可得,自谷艹豆稷黍之外,百物不产”[278]的穷荒之地,自和款以后“生齿渐烦,商旅凑集,⋯⋯非复昔日凋残景象”。[279]通过和款迅速繁荣起来的大同,还为山西商人的大显身手提供了历史舞台。大同地区“商贾俱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280],这些商人多从事“本城市厘及往来运贩归化、绥远各城者⋯⋯”。[281]当时大同的繁荣景象,有明人记载为证:“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塞之所无者”,谢肇氵制还点名原因为:“市款既久,未经兵火故也。”[282]
另一方面,丰州滩板升地区并没有如张居正的预料[283]停滞、荒废,反而藉互市之机,得到更充足的发展农业所需物资,得以稳定发展,成为俺答部落向定居生活发展的重要基地。最初的板升是白莲教徒聚众反对明朝的政治基地和蒙古族侵掠中国之前沿。但,整观板升发展的历史流变,它所起到的经济文化作用和联系汉蒙民族之和平桥梁作用,显然远远超过其政治功能。
早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赵全等人就曾在大板升,为俺答建造起九重宫殿,即日后归化城之前身。“归化城既然是在丰州滩板升社会的基础上兴建起来,建成之后自不能脱离此基础而发展;但是俺答兴建此城,实背负了长期以来,蒙古游牧社会经济逐渐由军事掠夺演变为和平互市的历程和结果。因此归化城的兴建,由动机、建筑形制、机能到对蒙古社会文化的影响与意义,皆和赵全时代在与明朝对立的情形下所建的大板升城有很大的不同”。[284]
隆庆和议之后,俺答就开始兴建呼和浩特即“青色之城”。《明神宗实录》记载:“顺义王俺答遣夷使乞佛像、经文、蟒缎等物,所盖城寺赐城名。镇臣以闻,部复谓:俺答恪守盟约,禁戢部落,迄今五载,劳委可嘉,所请勿拒也。上然之,赐城名曰:归化。佛经、佛像,许该镇量写铸给舆。”[285]至万历三年(1575年)呼和浩特城基本建成,由明朝赐名为“归化城”。俺答兴建归化城是在明蒙双方军事和解的政治背景之下,得到来自明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支持才得以完成的。归化城的结构包括防御系统;统治权威中心——宫殿及楼阁;共同崇拜中心——弘慈寺;日常营生空间等部分。[286]即,俺答所建立的归化城集军事、政治、宗教等功能为一体,“已经具有完整的‘城市’的构造”。[287]俺答部落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已切实向城郭定居生活发展。若非明蒙间和平贡市的达成,游牧民族得到明朝农业物资的恒常贸易供应,这一转化的实现根本无法想象。
明蒙和平的实现,有力地保障了归化城地带农牧业的稳定发展。蒙古族非但“孳牧渐多”,其“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而且蔬菜种类有瓜、瓠、茄、芥、葱、韭之类“种种俱备”。[288]
隆庆和议以来,蒙汉人民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杂处,长城内外“风土日殊”[289]的景象已经转为“喜见车书同”。[290]大同到归化城之间的边疆地带出现“胡越一家气象”[291],得利于明蒙之间的和平互市,表现在蒙汉人民日常生活的变化上。原先,经济发展落后,生活水平低下的蒙古游牧民族,迅速接受中原先进经济文化影响,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过程,集中反映着边疆社会风貌的变迁。
蒙汉双方在长期和平交往中,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以及生活习俗上,彼此熏染渗透。隆庆和议之后长城沿线,“边人大都五分类夷,五分有京师气习”[292],到万历年间仍有“汉夷”[293]之称。通过互市渠道,游牧经济产品得以与中原农业经济产品进行交换,互市就是蒙汉融合的重要场所。吴震元记述了三娘子和俺答赶赴互市场所,交换农业物资时的情形:“少小胡姬学汉妆,满身貂锦压明王当;金鞭娇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294],反映了汉族物质文化对蒙古贵族生活的影响。万历七年(1579年),俺答为嫁女儿向当时宣、大、山西总督郑洛讨要些礼物,其中包括:金、银、剪绒、红_子、毡、南京箱、皮箱、帽料、蟒衣、水獭皮、海獭、豹皮、大小金段、连四纸、黄丝、香油、梭布、铁锤大小锯斧、钢、把盏、南京茶盘、汗巾、水牛角、鱼肠、琵琶弦、全鞍辔、筝、靴、火盆、狐皮、白铁桌、白表、京墨、京香、好茶、钢叶子、鞍子金、葡萄冰沙糖等各项什物,“都不是边防常有之物”。[295] 这样丰富多彩的物资流入蒙古地区,极大改善了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以至于长城边外的牧民饮食、衣饰、生活起居各方面都接近汉俗。“忠顺夫人”三娘子在隆庆和议之后的明蒙和平关系的维续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平日爱穿大红彩缎妆狮子汉服,喜爱用中原物资。万历十九年,三娘子写信给兵部尚书郑洛[296],直率地拜托郑洛为她购买一些日用物品:“今备丝银十两,万望老大人神力转买梭布八十疋、茶八篦、白绫汗巾五十方、硼砂二两、硫磺焰硝四两、小沙锅十个、凉扇十柄、书柬纸一百张。若肯赐发,我世代不敢有忘。”[297]三娘子还非常仰慕中原文化,“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298]至于一般牧民同样“渐习华风,多食谷,饮酪食肉必以盐。至夏则服布衣,与汉亡异”,[299]甚至于“皮帐之内设锥金傅粉,床榻蔽以帷帐”。[300]方逢时乃慨叹道:“_裘左衽之族化而成冠裳饮食之风。”[301]边境地区蒙汉人民间的通婚现象亦不鲜见,《万历武功录》记载:“甚至部夷,若虎儿合气妻我希含儿;小小四妻我歌儿;腮汗妻我顶子尖胯;羊羔子妻我张氏;唱小厮妻我小厮儿;薛目妻我吴氏。”这些人还在近边地区“买屋居以居之”,一年中有半年以上时间“居汉室,妻汉妇”。[302]蒙汉人民之间超越地域、语言、习俗等民族界限,互相婚嫁,反映隆庆和议以来的明蒙边境地带真正实现了民族间的和平与融合,确实达到“胡汉杂蹂,无复畦畛”[303]的程度。
另外,蒙汉和平的实现,极大地推动了蒙古地区宗教文化的发展。俺答方面“虽习番经字,不识文艺,每与督臣书札,皆出汉人手。多为群奸所波荡,往往书辞,以口传相背驰”。[304]于是,俺答向明朝请派识胡字的译者以及“金字番经及遣喇嘛番僧传习经咒”。[305]明朝遂派使者业文光携带番文字谱、忠孝经以及番文佛经到俺答处传授番文,讲忠孝大义,以“恢弘文教”。[306]昔日赵全等“管家”自不可与明蒙和平背景下的译者_文光同日而语。明方派遣_文光时,就“谕虏王敬文光”,俺答亦“大愉快,如获百朋”。[307]明廷积极扶持推动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意在使 “俺酋之雄心,半耗于奉佛。以后虏中得西僧,辄奉为活佛,中国因而縻之,尽得其力。佛教之有益于国家如此。”[308]在明政府看来,俺答潜心向佛是悔过向善的表现,其他蒙古部众受到喇嘛教教化,去威猛杀伐之气,有利于明朝保持北部边疆安宁。隆庆和议之后,明朝贯彻了这一羁縻政策,成为怀柔的重要工具,起到消弭战争的作用。而在客观上,喇嘛教的传入,提高了蒙古族民众的文化水平,促进了蒙、汉、藏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3、 空间的扩展与时间的延续
隆庆和议达成之后,处于明蒙军事冲突前沿的大同与丰州滩之间转而成为蒙汉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会聚的纽带,将中原与塞北之间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各方面互相依赖和交流千丝万缕地联结在一起,并在空间上以此为中心向周边辐射扩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末乃至有清一代。通过长时期的交流积淀,使长城以外的北疆更加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深远影响。
蒙古地区通过购买交换和贡赏,输入中国内地商品的总量,比走私贸易时代有大幅度增长。互市贸易市场上的畅销货物,如棉布、瓷器以及塞北特产皮毛、鬃尾等货品,不但极大地改善了塞北游牧民的生活状态,而且改变了江南汉族的生活,成为中原与边疆地带紧密联系的经济纽带。为了满足边境地区日益增长的商品需求量,明朝边关将领和民间商贾不得不向临清、河西务、张家湾等大运河上的商业中心,甚至到江南地区或远至广东寻求购买商品。王崇古即曾“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幅车奏塞下”。[309]北边互市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了各地商品,如上海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310];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必走浙之东”[311],求购东南地区的罗、绮、绢、_等产品。江、淮、湖广诸地商品输往塞下,须经贸易集散地临清、河西务、张家湾等地。开市之初,“官遣指挥一人,偕行贾,往临清,而以一千三百治段,一千二百治纟由,五百治布。段必二两以上,纟由亦欲坚厚阔机,布用兰红诸色。不足,则借朋合一万一千两,班价七千两,发四道。道各五千两。分往张家湾、河西务,治金缯诸货”。[312]大运河畔的临清完全倚靠外来商品的输入和转销贸易而兴盛。南方的棉、丝织品销往北边地区大多由临清中转,临清成为最大的南北贸易集散地。各地商人都云集临清市场,由此购买江南的纺织品运往北方贩卖,明人陈继儒就讲:“其氵斥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313]清源即临清。为了供应北方商人的转销需求,各种商品原产地的商人纷纷在临清开设商品批发店铺。隆万年间,临清城内有布店七十三家,绸缎店三十二家,布匹年销售量至少在百万匹以上。[314]就在明蒙互市开辟之后的隆庆、万历年间,临清藉着北边经济高涨局势,达到了它的鼎盛期。此外,河西务和张家湾二大商埠亦是南北贸易的重要集散地。由此可见,江南地区的纺织品北输的销售路线大体上是经过大运河运至临清,再由临清直接销往九边地区或再一次转经河西务、张家湾等地输往北部边疆乃至蒙古游牧地区。松江梭布为代表的江南棉织品将中国的商品经济中心——江南和北方草原畜牧业经济中心联为一体。而且,北边互市市场的大量需求,直接促进了江南地区棉织业、丝织业以及制陶业等手工业的发展。
隆庆和议以来,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之下,南北商品经济交往和信息流通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以烟草为例,“淡把姑烟草,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肉果。渐传至九边”。[315]在试种阶段产量较低的情况下,烟草已传至九边,并出现在互市中。[316]经济需求驱动市场运行,而商人则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敏锐地发现市场供求信息,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将闽南地区所产烟草运往北边马市。明蒙双方和平前提下的互市,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各地商人自发地云集到边疆地带,追逐商业利益,并由此带动着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的有效互补,掀起了边疆经济高涨局面。
藉明蒙互市之机,由军事重镇发展成商业城市的还有毗邻大同的边防重地宣府张家口。万历初年,山西商贾开始大批聚集张家口,并定居设店,从事对蒙贸易。本来“华夷封界在咫尺,黄沙白草,满目萧条,盖向来商贾舟车,足迹所罕到之地”[317]的张家口迅速发展成商业巨镇,“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纟由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318]至清代,张家口作为旅蒙商重要贸易集散地,进而发展成联结中国江南与内外蒙古以至俄罗斯地区的经济枢纽。不可否认,明蒙间隆庆和议之后和平秩序的维续,为张家口这一边塞城镇在清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代,赫赫闻名的山西八大皇商即发迹于明末张家口。据乾隆《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皆山右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这些皇商打着大清国的商旗,从张家口大境门出发,进入蒙古草原,直达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并通过恰克图(在今蒙俄边界)延伸至莫斯科等地。在这条漫长的中俄贸易商道上,旅蒙商的足迹整整延续了三百七十多年。  
边疆商贸繁盛以及款市之利一直延续到明末。万历六年,巡按直隶御史黄应坤上疏列举宣府、大同两镇与嘉靖朝时截然不同的景象:“款贡以来,八年于兹,朝廷无北顾之忧,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惨,师旅无调遣之劳,钱粮无浩繁之费。两镇边垣,屹有成绩,官民城堡,次第兴修。客饷日积于仓廒,禾稼岁登于田野,凡此孰非款贡之利哉!”[319]万历十五年,款市之利愈益发展:“北虏款市已十六年,取既款后十五年与未款前十五年较之,通计二镇所省几一千一百二十八万有零。又城堡赖以修,边地赖以垦,盐法疏通,蓄积称富,而生齿亦号蕃庶,款市之利不既彰彰哉!”[320]至崇祯朝,军费节省、屯田开辟、盐法疏通等款市之利,已使明蒙边境地区“六十年来,塞上民物阜安,商贾辐辏,无异中原”。[321]
自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受封顺义王以来,蒙古部最高首领虽然并非由明朝直接控制,但顺义王号和顺义王印却成为蒙古最高权力的象征;而且在形式上,最高首领的地位,须经明朝正式册封为顺义王之后,才最终被认可。俺答、黄台吉、扯力克、卜失兔等四代顺义王都先后接受明朝册封,这种政治形式,显示蒙古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和向心情结。入清之后,边疆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仍受到隆庆和议以来边疆格局的影响。清太宗皇太极亲征察哈尔时,将归化城土默特部落“编为二旗,以其部长为左右翼都统,并还其世所守顺义王印⋯⋯”。[322]康熙年间,漠北喀尔喀蒙古在与沙俄作战时,遭到漠西准噶尔部突然袭击而全军溃败。其时,漠北部面临两种选择,逃往沙俄或投奔清朝。土谢图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表示:“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323]这种对中原王朝的文化认同不但阻止了分裂,还促使明崇祯年间被准噶尔部逼迫转移到伏尔加河一带的漠西土尔扈特部返回祖国。该部长途跋涉万余里,忍受巨大牺牲,历时八个月,全部返回祖国。当他们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抵达伊犁时,“犹有男妇大小人口二十七八万”,并“献其先世所受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324]如清人魏源《圣武记》所盛赞的,“高拱、张居正、王崇古等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于今受其赐”。[325]有明一代长时期的碰撞融合,尤其是隆庆边防新政以来的明蒙和议互市,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北部边疆得以巩固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结   语

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及其流动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脆弱性,决定了游牧民族必须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换。游牧民所迫切需要的铁器、布帛、茶、粮以及其他手工业产品,都通过交换而取给于中原。“这种经济上的要求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轴,有力地吸引着北方游牧民族。因此,北方民族共同的、重复发生的向心运动是由其本身经济要求所决定,同时又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客观规律运动”[326]。 历代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民族的一切行动,多半是出于经济需求动机;而中原政权对北方游牧政权的要求,则多出于政治目的。游牧政权以武力或结盟两种手段获取中原物资;中原农业政权则以物资供应作为防御和控制北方政权的筹码。总体上,游牧骑兵的灵活性和掠夺性决定了中原农业政权对北方游牧政权的防守态势,修筑长城就是为抵御游牧民族入犯而采取的防御措施。明蒙间天然的地理分布因素决定蒙古政权必须仰赖中原地区物资支援。大多数情况下,蒙古族靠战争掠夺方式获取农业物资,导致明蒙间长期以来的敌对战争。为此,有明以来,自始至终坚持修筑长城,在明蒙边境地区设重兵,建立起九边防御体系,大同等长城沿线的城市发展成为边防军事重镇。
从长时段看,明蒙之间经济、语言、文化、习俗各方面的渗透与交流,最终将发展成社会交往的共同趋向。这种民族间的共同生活趋向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影响敌对政权双方的决策方向。即使是明蒙两种政权之间正处于激烈的侵寇和防御战争状态下,亦不能将汉蒙两民族完全隔绝开来。明朝建立以来一直到隆庆和议达成之前,明蒙边境地区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战争洗礼,逐渐形成了汉蒙两民族间的过渡地带,共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蒙民族逐渐磨合而达成了一定的文化趋同。到嘉靖年间,在大同边外蒙古控制的丰州滩地区,开发出大小四十余个板升汉人农耕聚落。蒙汉民族超越军事碰撞和政权对立的阻隔,互相融合到彼此的生活中,共同在蒙古游牧地区开辟创建了农业基地,将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及物质文化传播到蒙古人民中间。板升的形成是蒙汉两个民族长期碰撞中融合的见证,是明蒙关系史上长时段因素发展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一旦遇到明蒙决策者政策导向的配合,就会决定明蒙关系发展方向。
把汉那吉事件就发生在明朝决策者们开始纠正嘉靖以来错误政策、推行边防新政,并获得初步效果的关键时刻。以此事件为契机,明蒙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向和平互市的方向发展。把汉那吉事件只是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它是历史发展转折点,并非是推动转折的根本力量。而这种根本力量是包括前期长时段碰撞磨合,双方经济互动以及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合力。若不是各种合力有效配合,把汉那吉事件不可能成为明蒙关系史上的转折点。
在敌对双方政策导向方面,明朝对蒙古政策、态度的转变至关重要。隆庆以来,明朝放弃嘉靖朝对北边蒙古的一味敌视又疏于防备的政策,开始全面整顿北部边防,提拔有政治才能和理想的一批实力派边将,加修加固长城,提高整体军事防御实力。并在此前提下,积极改善与蒙古的关系。张居正、王崇古、方逢时等人没有囿于长期以来明蒙敌对关系的窠臼,大胆有魄力地向朝中守旧反对势力提出挑战,抓住机遇,将明蒙关系推向和平发展。仅从《明实录》记载中蒙古对明朝北边的侵寇次数及规模分析,隆庆以来北边防御能力较之嘉靖年间有了实质性提高,证明边防新政取得了明显效果,明朝终于在军事上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防御。隆庆和议的达成显然是以明朝推行边防新政、军事实力提高为后盾才有可能实现。
隆庆以来边防新政的核心内容就是大规模修筑和加固长城。但是,关于修筑长城是否明智的问题,在当时以至到今天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当代学术界有人提出长城“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327],长城本身为“限制文明空间的环”[328];日本学者青木富太郎《万里的长城》一书认为:“长城以北的异民族无论其所处的历史环境,都有越过长城侵入长城以南地区的历史记录。可以说,长城几乎都没有起到防备的作用⋯⋯它只是给予中国人一种拥有坚固防备的心理安心感,对异民族而言,只是施加了一定的威压感而已。”[329]台湾学者陈正祥亦持相同观点:“长城所给予中国人的是民族心理安全感超过了实际的防御价值。”[330]事实上,本文所述张居正、王崇古、戚继光等构筑并运用长城防线的战略、战术思想与实践,以及关于隆庆边防新政前后明蒙战例的统计分析,已经证明在任将得人、用兵得法的前提下,长城防线还是具有重大防卫价值,对抗御游牧民族入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确如明人谢肇氵制所说,这是“但据纸上空谈”的书生所无法“轻诋”的。[331]更为重要的是,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作为军事防御线上的长城同时是中原农业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的会聚线”,“当双方相互戒备中通过长城线上的关市、马市进行和平贸易时,长城作为会聚线上的作用就显着了”。[332]长城不但是“促进北疆经济开发的生命线”,而且是“联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333]构筑长城和屯田实边、交通的开辟以及互市贸易相辅相成,整体关联,铸成环环相扣的链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长城防线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为巩固长城防御所实施的开辟屯田、交通以及互市贸易等措施则成为刺激北部边疆开发的动力。明代尹耕总结时人的实践,精辟地论述了筑塞、塞垦、塞丁、塞兵之间的互动关联:“夫当长城之未成也,塞下粟有斗数钱者乎?塞下人有舍内郡而愿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廪给地自养为官战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句拘摄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汇集者乎?”尹耕据此提出“长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举之莫能犯也,大举之易于调伏为应援突击也,虏虑归之难而不敢深入也”。[334]隆庆和议之后,军事重镇大同发展成商业重镇,“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明蒙边境地区出现经济高涨局面,将农牧经济、江南与塞北有机地联系起来,极大地改善了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的生活结构和水平,边疆社会容貌得以发生质的变化,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尹耕关于“议长城之无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335]的批评信非虚言。
总之,明代蒙汉两个民族长期碰撞融合于长城沿线。至嘉靖年间,这一现象更加突显,越过长城的人口及物资流动更加频繁,长城沿线北部丰州滩地区形成板升交叉过渡带。在蒙古控制下的板升地区,蒙汉人民长期共同生活和共同开发,客观上打破了战争状态下的森严防线,成为明蒙之间人口、经济、语言、习俗、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因素交叉汇聚的地区。这些因素的长期积淀,决定和左右了明蒙关系。隆庆和议的达成是明蒙长时段碰撞交流、明朝隆庆以来的边防新政、蒙古俺答部的经济需求以及把汉那吉降明事件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隆庆和议之后和平的维续,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明朝北部边防的继续加强,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和平秩序。长城的修筑不但起到有效的军事防御作用,还为明蒙人民的和平交往及互市贸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参考文献

基本史料:
1、《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2、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
3、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4、《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5、(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97年版。
6、(明)陈子龙等撰:《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7、(清)夏燮撰,王日根、李一平、李王廷、李秉乾等校点:《明通鉴》,岳麓书社1999年版。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8、(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
9、(明)王圻:《续文献通考》
10、(明)王世贞:《庚戌始末志》
11、(明)王世贞:《北虏始末志》
12(明)冯时可:《俺答前志》,《俺答后志》
13、(明)《赵全谳牍》
14、(明)刘绍恤:《云中降虏传》
15、(明)《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
16、(明)高拱:《伏戎纪事》
17、(明)郑洛:《抚夷纪略》
18、(明)焦_:《通贡传》
19、(明)吴震元:《三娘子》
20、(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
21、(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崇雅堂丛书》本。
22、(明)萧大亨:《夷俗记》,《宝颜堂秘芨》本。
23、(明)尹耕:《塞语》,(清)王灏编《畿辅丛书》,清光绪五年开雕,谦德堂藏版。
24、(明)尹耕:《乡约》,(清)王灏编《畿辅丛书》,清光绪五年开雕,谦德堂藏版。
25、(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6、(明)方孔火召:《全边略记》,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印行。
27、(明)苏志_:《译语》,《纪录汇编》本。
28、(明)陈仁锡:《无梦园初集》,明崇祯六年序刊本。
29、(明)谢肇氵制:《五杂俎》,日本刊本。
30、《万历邸抄》,台湾学生出版社1968年版。
31、《明清史料》,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版。
32、(明)王士性:《广志绎》,《元明清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1年版,1997年湖北第二次印刷。
33、(明)黄景日方着,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4、(明)范濂:《云间据目钞》,《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三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
35、(明)兵部编:《九边图说》,《玄览堂丛书》本。
36、(明)杨时宁:《宣大三镇图说》,《玄览堂丛书》本。
37、(明)张天复:《皇舆考》,《玄览堂丛书》本。
38、(明)杨时乔:《皇朝马政记》,《玄览堂丛书》本。
39、(明)张鼐:《边夷略》,《玄览堂丛书》本。
40、(明)叶向高:《四夷考》,《宝颜堂秘芨》本。
41、(明)郑晓:《皇明四夷考》,1933铅印本。
42、(明)沈朝阳:《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4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80重印版。
44、(明)高岱 :《鸿猷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
45、(明)陈讲撰:《马政史》,明嘉靖二十九年序刊本。
46、(清)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7、(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975年京都中文出版社用顾氏手稿本影印。
49、(清)魏源撰,韩钢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50、万历《大明会典》,《元明史料丛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

地  方  志:
1、(明)杨宗气修、(明)周斯咸纂:《山西通志》,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米国国会图书馆藏摄旧北平图书馆藏据嘉靖四十三年钞本景照。
2、(明)李维桢修:《山西通志》明万历刻后印本,收于《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四册,中国书店1992年版。
3、(明)阙名修:《山西通志》,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内阁文库藏明崇祯二年序刊本景照本。
4、(清)胡文华等纂修:《云中郡志》,清顺治九年刊本。
5、(清)吴辅宏修、(清)王飞藻纂:《大同府志》,清乾隆四十七年刊本。
6、(明)刘效祖纂修:《四镇三关志》,明万历中抄本。
7、(明)康丕扬等撰:《三关图说》,明万历三十五年刊本。
8、(明)刘以守纂修:《山阴县志》,明崇祯三年序刊本。
9、(明)王日新纂修、(明)宋子质补:《马邑县志》,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米国国会图书馆摄旧北平图书馆藏据明万历三十六年刊本景照。
10、(清)秦扩修、(清)霍景等纂:《马邑县志》,清康熙四十四年刊,清乾隆五十七年补刊本。
11、(明)赵之韩修、(明)王浚初纂:《浑源州志》,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米国国会图书馆摄旧平图书馆藏据明万历三十九年刊本景照。
12、(清)张崇德等纂修:《浑源州志》,清康熙元年刊本。
13、(明)王有容修、(明)田惠纂:《应州志》,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米国国会图书馆摄旧北平图书馆藏据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景照。
14、(清)吴炳等纂修:《应州续志》,清乾隆四十三年刊本。
15、(清)郭磊纂修:《广灵县志》,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16、(明)杨守介修、(明)党照纂:《怀仁县志》,明万历二十九年刊本。
17、(清)房裔兰修、(清)苏之芬等纂:《阳高县志》,清雍正七年刊本。
18、(清)刘士铭修、(清)王_纂:《朔平府志》,清雍正十一年刊本。
19、(清)汪嗣圣修、(清)王_纂:《朔州志》,清雍正十三年刊本。
20、杨家骆主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版。
21、(明)孙世芳修:《宣府镇志》,1967年东洋文库据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影印。
22、(明)孙世芳修、栾尚约辑:(察哈尔省)《宣府镇志》,《中国地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19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据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影印。

专   着:
1、[台]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出版委员会1973。
2、[台]札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3、[台]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丛书  正中书局1991。
4、[台]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
5、[台]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1。
6、[台]孟森:《明代边防》,台湾学生书局1968。
7、[台]黄丽生:《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1995年版。
8、[香港]黄麟书:《边塞研究》,香港造阳文学社1979。
9、 [日]和田清着,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版。
10、[日]江上波夫着、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版。
11、[日]岛田正郎:《明末清初  法  研究》,创文社1986年版。
12、[日]青木富太郎:《万里  长城》,近藤出版社1972年版。
13、[日]植村清二:《万里  长城:中国小史》,中公文库。
14、[日]艹秋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80年版。 
15、[日]和田清:《东洋史研究蒙古篇》,东洋文库1959年版。
16、[日]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明代满蒙史料研究篇》,京都大学文学部1963年版。
17、[日]爱宕松男、寺田隆信:《  大明帝国》,东京讲谈社1998年版。
18、[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  研究—明代  商人  商业资本》,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版。
19、[日]谷光隆:《明代马政  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版。
20、[日]野口铁郎:《明代白莲教史
  研究》,雄山阁出版1986年版。
21、[日]松本隆晴:《明代北边防卫体制  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版。
22、[日]奥山宪夫:《明代军政史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版。
23、[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版。
24、[俄]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版。
25、[英]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商务印书馆1981版。
26、[美]拉特摩尔着、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正中书局1945铅印。
27、[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版。
28、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
29、竺可桢、宛敏谓:《物候学》,科学出版社1980版。
30、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版。
31、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版。
32、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版。
33、何新:《中国文化史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版。
34、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版。
35、刘谦:《明辽东长城防御考》,文物出版社1989版。
36、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版。
37、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 
38、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版。
39、杨绍猷:《俺答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版。
40、白翠琴:《瓦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版。
41、赖家度、李光璧:《明朝对瓦剌的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版。
42、戴鸿义:《明代庚戌之变和隆庆和议》,中华书局1982版。
43、袁祖亮:《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版。
44、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
45、马大正、华立:《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版。
46、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版。
47、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版。
48、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版。
49、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
50、范金民:《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
51、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
52、王叔磐、孙玉溱主编:《历代塞外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版。
5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土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第二次印刷本。

参考论文: 
1、[美]亨利·赛瑞斯:《明代的汉蒙贸易》,《蒙古学信息》1994年第1期。
2、[日]佐佐克明:《江上波夫教授谈“骑马民族征服王朝”》,《民族译丛》1982年第4期。
3、[日]村上正二:《征服王朝论》,《民族译丛》1982年第4期。
4、[日]森川哲雄:《十七世纪前半叶的归化城》,《蒙古学资料与情报》 1985年第3、4期。
5、[日]青木富太郎:《归化城  发展》,《内陆  史论集第二》国书刊行会、1979年版。
6、[日]小野和子:《山西商人  张居正——隆庆和议  中心  》,《东方学报》1986年第58卷。
7、[日]艹秋原淳平:《明代嘉靖期  大同反乱  (上)(下)——农耕民と游牧民との接点》,《东洋史研究》1972年30-4,1972年31-1。
8、[日]艹秋原淳平:《   板升》,《东洋史研究》1955年14-3。
9、[日]田村实造:《明  蒙古  关系
  一面观——特  马市  中心  》,《史学杂志》1941年52-12。
10、[日]岩井茂树:《十六·十七世纪  中国边境社会》,小野和子主编:《明末清初  社会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版。
11、[日]横地得三:《明  对虏策  俺答  封贡》,《支那学》1932年6-2。
12、[日]森川哲雄:《把汉那吉  降明事件  》,《历史学地理学年报》1986年第10期。
13、[日]谷光隆:《明代茶马贸易
  研究——虏寇  中心  》,《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1968年。
14、[日]川越泰博:《明蒙交涉下
  密贸易》,《明代史研究》1974年第1期。
15、[日]野口铁郎:《明代北边  白莲教  活动》,《清水博士追悼明代史论丛》1962年。
16、[日]野口铁郎:《万历期  板升
  》,《史学研究》第204号、1994年。
17、[日]永井匠:《隆庆和议  右翼
  汉人》,《史观》第145册、2001年。
18、[澳]费克光着、许敏译:《论嘉靖时期(1522~1567)的明蒙关系》,《民族译丛》1990年第6期。
19、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
20、曹大为:《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碑》,《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
21、曹大为:《长城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光明日报》1994年10月3日。
22、曹大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评长城的历史作用》,载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版。
23、余同元:《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烟台大学学报》(哲社)1990年第3期。
24、李凤山:《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述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1997年第4期。
25、洪用斌、张泽凡:《“抽刀断水水更流”蜒略述明代的蒙汉关系》,《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26、周良霄:《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中的几个问题》,《民族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7、曹永年:《嘉靖隆庆年间板升自然灾害及其与“俺答封贡”的关系蜒呼和浩特白塔明代题记探讨之二》,《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28、曹永年:《阿勒坦汗和丰州川的再度半农半牧化蜒阿勒坦汗研究之一》,《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1980年第2期。
29、曹永年:《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历史学专集)1981增刊。
30、曹永年:《从白塔题记看明初丰州地区的行政建置蜒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之三》,《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1992年第3期。
31、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文物》1977年第5期。
32、其其格:《张居正与“俺答封贡”》,《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1996年第2期。
33、胡凡:《论明穆宗对北部边防的整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
34、任冠文:《俺答、张居正与蒙汉关系》,《晋阳学刊》1993年第6期。
35、荣丽珍:《略述阿勒坦汗》,《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1981年第2期。
36、薄音湖:《三娘子在明代蒙汉关系中的作用》,《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4期。
37、薄音湖:《明代蒙古史研究概况》,《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2期。
38、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燕京学报》第23期。
39、阿萨拉图:《明代蒙古地区和中原间的贸易关系》,《民族团结》1964年第2、3期。
40、余同元:《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41、萧国亮:《明代后期蒙汉互市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2期。
42、李漪云:《从马市中几类商品看明中后期江南与塞北的经济联系及其作用》,《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1984年第4期。
43、姚继荣:《明代宣大马市与民族关系》,《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
44、尹自先:《清代至民初张家口汉商与蒙人通商述略》,《张家口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
45、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46、毛佩琦:《明代临清钩沉》,《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88年第5期。
47、冷东:《从临清的兴盛看明代漕运的经济影响》,《松辽学刊》1985增刊。
48、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起》,《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49、哈斯巴雅尔:《有关阿勒坦汗时期蒙古民族皈依喇嘛教历史的若干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19。

后   记

论文完成之际,首先感谢导师曹大为教授。早在十年前,老师就已经提出“长城不但是促进北疆经济开发的生命线,而且是联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在长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这篇论文的主题和结构就是受到老师论点的启发下确定的,而且细微到字句行文,都得到老师的严密把关。
支持这篇论文的大部分资料是在日本搜集的。日本国士馆大学的奥山宪夫先生不但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复印资料,还介绍我参加了日本的明代史研究会。以此为契机,有幸结识了山根幸夫先生。山根幸夫先生和奥山宪夫先生在学业和生活上的亲切关怀,为我短暂的留学生涯增添了光彩。山根先生带领我参观了东洋文库,并给我办理东洋文库的阅览证,我得以在东洋文库搜集到很多在中国已经佚失的宝贵资料。参加明代史研究会,我切身体会到日本的汉籍资料研读方法,更有幸目睹了日本明代史研究界川越泰博等几位老师的风采。在此,对山根先生和奥山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另外,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还得到曹永年老师和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先生慷慨的资料相赠与中肯的指点,深表谢意!

注   释:
[1]《辽史》卷32《营卫志中》。
[2]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版。
[3](美)拉特摩尔着、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正中书局1945铅印,第13页、第280页。按,此处“中国”当指中原。
[4](清)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
[5]《明史》卷91《兵志·边防》。
[6](明)李维桢修:《山西通志》卷24《武备》,明万历刻后印本,收于《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四册,中国书店1992年版。
[7](明)杨宗气修、(明)周斯咸纂:《山西通志》卷二《建置沿革》,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米国国会图书馆藏摄旧北平图书馆藏据嘉靖四十三年钞本景照。
[8](明)叶盛:《边关紧要疏》,《明经世文编》卷59,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9]参见(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26-432页。
[10]《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六月庚申条。
[11]《明史》卷222《方逢时传》。
[12]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9页。
[13]参见田村实造:《明  蒙古  关系
  一面观——特  马市  中心  》,《史学杂志》1941-52—12。
[14](明)叶向高:《四夷考》卷七《北虏考》。
[15](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十六《云中处降录》。
[1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1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18](明)钱薇:《论急遣抚臣安边靖虏疏》,《明经世文编》卷214。
[19](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20](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21](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22](明)阙名修:《山西通志》残八卷,卷25《武备下》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内阁文库藏明崇祯二年序刊本景照。
[23](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24]日本学者  淳平氏结合蒙古地区板升的发展,详细分析了这两次大同兵变。  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同朋舍刊,1980版。
[25]《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26]《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66页。
[27]根据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参考松本隆晴《明代北边防卫体制  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11月版。表中文字俱引原文。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29](明)高拱:《伏戎纪事》,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70页。
[30](明)谢肇氵制:《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31]《明穆宗实录》隆庆五年七月戊寅条。
[32](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33]《明穆宗实录》隆庆五年七月戊寅条。
[34](明)《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04页。
[35]“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万达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偏、保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页。
[36]《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初二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39页。
[37]《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45页。
[38]《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54页。
[39]《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56页。
[40]《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十三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61页。
[41](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42]《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41页。
[43]《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43页。
[44]《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46页。
[45](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46](明)阙名修:《山西通志》卷二十五《武备下》,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内阁文库藏明崇祯二年序刊本景照本。
[4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48](明)阙名修:《山西通志》卷二十五《武备下》,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内阁文库藏明崇祯二年序刊本景照本。
[49]《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页。
[50]《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905-906页。
[51]《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906页。
[52](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53](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54]《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797页。
[55]《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九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09页。
[56]《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42页。
[57]《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54页。
[58]《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七年三月辛丑条。
[59]《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67页。
[60](明)阙名修:《山西通志》卷二十五《武备下》,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内阁文库藏明崇祯二年序刊本景照本。
[61]《明史》卷327《鞑靼传》。
[62](明)王世贞:《庚戌始末志》,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8页。
[63](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64](明)王世贞:《庚戌始末志》,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9页。
[65](明)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叶向高:《四夷考》卷五《北虏考》同。
[55](明)王世贞:《庚戌始末志》,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1页。
[6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68](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69](明)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5页。
[70](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71](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一《安攘考》,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06页。
[72]《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八月壬申条。
[73](明)方孔照:《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
[74]《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八月十七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92页。
[75]《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六月壬戌条。
[76](明)张居正:《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明经世文编》卷326,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7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78]《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93页。
[79]《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93页。
[80]《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81]《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条。
[82](明)王鏊:《上边议八事》,《明经世文编》卷120,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83](明)王琼:《北虏事迹》。
[84](明)谢肇氵制:《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85](明)谢肇氵制:《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86](明)苏志_:《译语》,《纪录汇编》卷161。
[87](明)尹耕:《塞语·虏情》,(清)王灏编:《畿辅丛书》,清光绪五年开雕,谦德堂藏版。
[88](明)方逢时:《云中处降录》,《大隐楼集》卷16。
[89](明)方逢时:《云中处降录》,《大隐楼集》卷16。
[90](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0《俺答封贡》。
[91](明)冯时可:《俺答前志》,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26页。
[92]《明史》卷223 《王宗沐传》。
[93]《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11页。
[94](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95](明)苏志_:《译语》,《纪录汇编》卷161。
[96](明)曾铣:《复套条议》,《明经世文编》卷240,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9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98](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99]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附录《万部华严经塔金、元、明代汉文题记摘抄》,《文物》1977年第5期,第64页。
[100]尚有字而模糊不能确定的字注在□内;已经脱落或漫漶的字用□;脱落或漫漶字数不明的用囗/ ;原来错别字加注正字在()内。
[101](明)魏时亮:《题为圣明加意虏防恭陈大计一十八议疏》,《明经世文编》卷317,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102](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103]藉三十年马市之机,明朝向俺答索捕了李定、阎仓、王得道、吕明镇、曾大敖、左纪、陆继先、陆塘、张淮、贺友质、张廷春等数十人。而乔源、丘富、刘景阳得以逃脱。见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104](明)刘绍恤:《云中降虏传》,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01页。
[105](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106](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6《云中处降录》。
[10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又见叶向高:《四夷考》卷七《北虏考》:“俺答每欲盗边,先置酒全家,计定行。”;《明史》卷327《鞑靼列传》:“赵全教敌益习攻战事,俺答爱之甚,每入寇必置酒全所问计。”
[108](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6《云中处降录》。
[109]《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13页。
[110](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111]参见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70页。
[112](明)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5页。
[113](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114]《明穆宗实录》隆庆二年八月十四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6页。
[115](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11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11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118]青木富太郎:《万里  长城》近藤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107页。
[119](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6《云中处降录》。
[120]《明穆宗实录》隆庆五年十二月乙未条。
[121]《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04页。
[122]《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21页。
[123]《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条。
[124](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125]《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11页。
[12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12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128]《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13页。
[129]万历《大明会典》卷167,《刑部九·律例八·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元明史料丛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6-2327页。
[130](明)刘以守纂修:《山阴县志》卷五《武备》,明崇祯三年序刊本。
[131]关于明中期以前,明蒙交涉下的走私贸易情况有川越泰博氏的专文论述。川越泰博:《明蒙交涉下  密贸易》,《明代史研究》第一期,1974年3月。川越泰博氏以《明实录》为基本材料,从走私贸易物品种类、走私贸易的参与者、明朝法律对走私贸易的惩罚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明中期之前明蒙之间的走私贸易情况。
[132]《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528页。
[133]《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15页。
[134]《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甲申条。
[135](明)苏志_:《译语》,《纪录汇编》卷161。
[136]《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14页。
[13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138](明)沈朝阳撰:《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卷九,嘉靖三十五年三月。
[139](明)杨宗气修、(明)周斯咸纂:《山西通志》卷27《武备上》,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米国国会图书馆藏摄旧北平图书馆藏据嘉靖四十三年钞本景照。
[140](明)阙名修,《山西通志》卷二十五《武备下》,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内阁文库藏明崇祯二年序刊本景照本。
[141]《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142]《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143](明)杨宗气修、(明)周斯咸纂:《山西通志》卷27《武备上》,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米国国会图书馆藏摄旧北平图书馆藏据嘉靖四十三年钞本景照。
[144]《明史》卷213《高拱传》。
[145](清)夏燮撰,王日根、李一平、李王廷、李秉乾等校点:《明通鉴》卷65,隆庆五年三月己丑条,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830页。
[146]松本隆晴:《明代北边防卫体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11月版,第252页。
[147]《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四年正月壬子条。
[148](明)高拱:《伏戎纪事》,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71页。
[149](明)刘焘:《修边》,《明经世文编》卷304,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150]《明史》卷222《谭纶传》。
[151](明)戚继光:《练兵条议疏》,《明经世文编》卷347,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152](明)张居正:《重筑松滋县城记》,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第26卷《城池部·艺文二》。
[153](明)戚继光:《请兵破虏疏》,《明经世文编》卷347,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154]参考胡凡:《论明穆宗对北部边防的整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二期,第45页。
[155]《明穆宗实录》隆庆元年九月十四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999页。
[156]《明穆宗实录》隆庆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页。
[157]《明穆宗实录》隆庆二年四月戊子条。
[158]《明穆宗实录》隆庆二年十月十一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7页。
[159]《明穆宗实录》隆庆三年九月丙子条。
[160]《明穆宗实录》隆庆三年九月乙未条。
[161]《明穆宗实录》隆庆三年十月甲寅条。
[162]《明穆宗实录》隆庆三年十一月丁丑条。
[163]《明穆宗实录》隆庆三年十一月丙戌条。
[164](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165](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166]《明史》卷222《谭纶传》。
[167](明)刘效祖纂修:《四镇三关志》,明万历中抄本。
[168](明)戚继光:《请建空心台疏》,《明经世文编》卷348,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169]《明史》卷222《谭纶传》。
[170]《明穆宗实录》隆庆二年七月三十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5-1006页。
[171]《明穆宗实录》隆庆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8-1019页。
[172](明)张居正:《答王鉴川策俺答之始》,《明经世文编》卷326,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173](明)张居正:《答方金湖计服三卫属夷》,《明经世文编》卷327,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174]曹大为:《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碑》,《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第116页。
[175](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十三章,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版,转引自曹大为:《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碑》,《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第115页。
[176]《明史》卷212《戚继光传》。
[177](明)冯时可:《俺答前志》,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29页。
[178](明)谢肇氵制:《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179](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180](明)冯时可:《俺答前志》,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29页。
[181](清)夏燮撰,王日根、李一平、李王廷、李秉乾等校点:《明通鉴》卷65,隆庆四年十一月丁丑条,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827页。
[182](明)张居正:《答宣大巡抚计处黄把二虏》,《张太岳集》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83](明)张居正:《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明经世文编》卷326,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184]《明穆宗实录》隆庆五年十二月乙未条。
[185](明)张居正:《与王鉴川计四事四要》,《张太岳集》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86](明)郑洛:《抚夷纪略》,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41页。
[187]《明神宗实录》万历元年二月十六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9页。
[188]《明神宗实录》万历元年二月十六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9-1040页。
[189]《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年二月十三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7页。
[190]《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年四月初二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7页。
[191](明)郑洛:《修边预诫虏王》《抚夷纪略》,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48页。
[192]《明史》卷327《鞑靼传》。
[193]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194]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序》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出版委员会,1973年版。
[195](美)拉特摩尔着、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正中书局1945铅印,第56页。
[196]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附录《万部华严经塔金、元、明各代汉文题记摘抄》,《文物》1977年第5期,第63页。
[197]曹永年:《嘉靖隆庆年间板升自然灾害及其与“俺答封贡”的关系蜒呼和浩特白塔明代题记探讨之二》,《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第63页。
[198](明)王崇古:《_(核)功实更赏格以开归民向化疏》,《明经世文编》卷316,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199](明)张居正:《与蓟辽总督谋俺答板升之始》,《张太岳集》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00](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1《与张阁老论边情书》。
[201](明)张居正:《答鉴川策俺答之始》,《张太岳集》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02](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203](明)张居正:《与蓟辽总督谋俺答板升之始》,《张太岳集》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04](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6《云中处降录》。
[205](明)萧大亨:《夷俗记·战阵》,《宝颜堂秘笈》。
[20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207]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06页。
[208](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209](明)刘绍恤:《云中降虏传》,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02页。
[210](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6《云中处降录》。
[211](明)陈仁锡:《无梦园初集·车一》明崇祯六年序刊本。
[212](明)冯时可:《俺答后志》,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34页。另见《万历武功录》,《云中降虏传》。
[213]黄丽生:《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1995年版第231页。
[214]记载把汉那吉降明原因经过的明朝史料很多,这些史料的观点大体在两个问题上有两种分歧,对此前辈学者已有深入研究。第一个问题是把汉那吉与三娘子的关系问题:根据《明穆宗实录》隆庆四年十月癸卯条记载,三娘子为我儿都斯(鄂尔多斯)之女,把汉那吉欲娶之,为俺答所夺。其女即俺答外孙女也。取此说法的有《全边略记》《山中闻见录》《明史》的《王崇古传》、《鞑靼传》等;另有《万历武功录》的记载,袄儿都司要娶俺答的外孙女为妻,因其美貌,俺答据为己有,而将把汉那吉所聘的女子作为抵偿给了袄儿都司。取此说法的还有《伏戎纪事》《俺答后志》《四夷考》《通贡传》《武备志》《三云筹俎考》《大隐楼集》《明史纪事本末》等。第二个问题是三娘子的出身即三娘子到底是否是俺答外孙女的问题:对此明朝史料多半肯定三娘子就是俺答的外孙女。珠荣嘎根据《俺答汗传》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三娘子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第87页),认为三娘子不是俺答的外孙女而是卫拉特吉格根阿哈的女儿。
[215](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1《与王军门论降夷书》。
[216](明)王圻:《续文献通考》,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34页。
[217]《明史》卷213《高拱传》。
[218](明)张居正:《答鉴川策俺答之始》,《张太岳集》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19](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6《云中处降录》。
[220](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1《再与王军门论降夷书》。
[221]参见《明穆宗实录》隆庆四年十月癸卯条。
[222](明)高拱:《伏戎纪事》,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60页。
[223](明)黄景日方着,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24]《明穆宗实录》隆庆四年十月丁未条。
[225]详见(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6《云中处降录》。
[226]《明穆宗实录》隆庆四年十二月丁酉条。
[227](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6《云中处降录》。
[228](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14页。
[229](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14页。
[230]《明穆宗实录》隆庆五年二月庚子条。
[231]万历《大明会典》卷107,《礼部六十五·朝贡三·顺义王》,《元明史料丛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5页。
[232](明)王士性:《广志绎》,《元明清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1年版 ,1997年湖北第二次印刷。
[233](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234](美)亨利·赛瑞斯:《明代的汉蒙贸易》《蒙古学信息》1994年第1期,第11页。
[235]关于互市开辟、发展情况国内外学者已有深入研究。如(美)亨利·赛瑞斯:《明代的汉蒙贸易》,《蒙古学信息》1994年第1期;(台)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燕京学报》第23期;阿萨拉图:《明代蒙古地区和中原间的贸易关系》,《民族团结》1964年第2、3期;余同元:《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5等。
[236](明)张居正:《与王鉴川计四事四要》,《明经世文编》卷326,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37](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21页。
[238](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239](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14页。
[240](明)梅国祯:《请罢榷税疏》,《明经世文编》卷452,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41](明)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42](明)梅国祯:《请罢榷税疏》,《明经世文编》卷452,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43](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244]《明穆宗实录》隆庆五年九月癸未条。
[245]小野和子:《山西商人  张居正——隆庆和议  中心  》,《东方学报》1986年第58卷,第562页。
[246][247](明)方逢时:《为恳乞议处疏通市马疏》,《明经世文编》卷320,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48]《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年七月初一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7页。
[249](明)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318,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50](明)梅国祯:《再请罢榷税疏》,《明经世文编》卷451,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51](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252]以上见(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253](明)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318,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54](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2《上内阁张太岳论虏情书》。
[255](明)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318,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56]《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年十月乙卯条。
[257](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22页。
[258]李漪云:《从马市中几类商品看明中后期江南与塞北的经济联系及其作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第35页。
[259](明)李维桢修:《山西通志》卷六《风俗》,明万历刻后印本,收于《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四册,中国书店1992年版。
[260](明)王日新纂修、(明)宋子质补:《马邑县志》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米国国会图书馆摄旧北平图书馆藏据明万历三十六年刊本景照。
[261](明)赵之韩修、(明)王浚初纂:《浑源州志》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米国国会图书馆摄旧北平图书馆藏据明万历三十九年刊本景照。
[262](清)张崇德等纂修:《浑源州志》清康熙元年刊本。
[263](明)王有容修、(明)田惠纂:《应州志》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米国国会图书馆摄旧北平图书馆藏据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景照。
[264](清)郭磊纂修:《广灵县志》卷五《税务·梭》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265](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三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
[266]《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14页。
[267](明)王崇古:《为北虏纳款执叛求降疏》,《明经世文编》卷317,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68](明)焦 _:《通贡传》,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48页。
[269](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5《辕门记谈四》。
[270]《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271]《明史》卷222《方逢时传》。
[272](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273](明)郑晓:《皇明四夷考·序》。
[274](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十《晾马台碑铭》。
[275](明)高拱:《伏戎纪事》,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70页。
[276](明)方孔照:《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
[277](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2《与内阁兵部论边情书》。
[278](明)梅国祯:《再请罢榷税疏》,《明经世文编》卷452,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79](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三《险隘考》。
[280](清)胡文华等纂修《云中郡志》卷二《方与志》清顺治九年刊本。
[281](清)吴辅宏修、(清)王飞藻纂:《大同府志》卷七《风土》,清乾隆四十七年刊本。
[282](明)谢肇氵制:《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283]“(板升)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徕,丰州之地可虚矣”,见张居正:《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明经世文编》卷326,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84]黄丽生:《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1995年版第287页。
[285]《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年十月丙子条。
[286]黄丽生:《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1995年版第290页。
[287]黄丽生:《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1995年版第291页。
[288](明)萧大亨:《夷俗记·耕猎》,《宝颜堂秘笈》。
[289](明)金刘迎:《八达岭》,《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61。
[290](明)方逢时:《塞上谣》,王叔磐、孙玉溱主编《历代塞外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91](明)黄景日方着,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92](明)戚继光:《陈边情及守操战车》,《明经世文编》卷350,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293](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19页。
[294](明)吴震元:《三娘子》,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10页。
[295](明)郑洛:《答虏王西回谢恩及求乞》,《抚夷纪略》,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57页。
[296]1590年(万历十八年),蒙古西海部落在洮、河地方与明朝发生摩擦,引起明蒙关系的危机。兵部尚书郑洛通过三娘子,说服蒙古诸部,云集于洮、河地区的蒙古部落陆续回故地驻牧,明蒙危机得以化解。三娘子这封信即写于从洮、河地区东归途中。
[297](明)三娘子:《与经略尚书郑洛书》,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76页。
[298](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
[299](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3《长昂列传》。
[300](明)阙名修:《山西通志》卷二十七《续野史》,昭和四十二年东洋文库用内阁文库藏明崇祯二年序刊本景照本。
[301](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十《晾马台碑铭》。
[302](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青把都列传》。
[303](明)王圻:《续文献通考》,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35页。
[304](明)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305]《明神宗实录》万历元年三月己亥条。
[30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30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308](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30《耗雄心》。
[309]《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310](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311](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
[312](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313](明)陈继儒:《陈眉公全集》卷59《天税议》。
[314]参见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41页。
[315](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九《草木类》。
[316]参见李漪云:《从马市中几类商品看明中后期江南与塞北的经济联系及其作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第36页。
[317](明)梅国祯:《请罢榷税疏》,《明经世文编》卷452,中华书局1997年第三次印刷本。
[31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55《宣化府风俗考》。
[319]《明神宗实录》万历六年九月甲戌条。
[320]《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峰、张焯主编:《<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9页。
[321](明)陈仁锡:《无梦园初集·漫二》明崇祯六年序刊本。
[322](清)魏源撰,韩钢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
[323]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注》转引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
[324]何秋涛补注:《蒙古游牧记》卷14。
[325](清)魏源撰,韩钢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0页。
[326]周良霄:《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中的几个问题》,《民族史论丛》第309-31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27]《河殇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166页。
[328]何新:《中国文化史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47页。
[329]青木富太郎:《万里の_城》近藤出版社 1972版,第51页。
[330]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版。
[331](明)谢肇氵制:《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332]金应熙:《作为军事防御线和文化会聚线的中国古代长城》,《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7月。
[333]曹大为:《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碑》《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第116-117页。
[334](明)尹耕:《塞语·城塞》,(清)王灏编:《畿辅丛书》,清光绪五年开雕,谦德堂藏版。
[335](明)尹耕:《塞语·城塞》,(清)王灏编:《畿辅丛书》,清光绪五年开雕,谦德堂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