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中越文化交流 文/何孝荣
明代的中越文化交流
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两国关系自古即非常密切。五代以前，越南曾作为中国的郡县达一千一百年之久。越南独立后，仍与中国宋、元各朝保持着藩属关系。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不断影响着越南。明代，中国与越南继续保持藩属关系，明朝甚至一度征服越南并在其地再置郡县，中、越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中国文化继续在越南传播。
一、中国各项制度的移植和模仿
中国是东亚首屈一指的文明古国，各项制度的起源和发达大大早于周边各国，为各国仰慕和效法，越南即是其中之一。明代，越南继续移植和模仿中国的各项制度。
1.中国政治制度的移植和模仿
明朝建立时,越南正处于陈朝末年。陈朝政治制度多移植和模仿中国,大抵以唐、宋为依归。1394年，陈朝太上皇（艺宗）绘周公辅成王等四辅图赐权臣黎季犁，希望他仿周公辅佐陈顺宗。1400年，黎季犁废陈氏少帝自立，建立大虞朝。1406年，明朝政府应陈氏后人之请，出兵越南，讨灭大虞朝，在越南设置郡县，推行中国政治制度。明兵退出后，后黎朝建立，继续移植和模仿中国政治制度。中央官制，后黎初以左、右相国平章军国重事，为文武大臣要职。次有吏、礼二部，又有内密院。又沿陈朝旧制，置中书、黄门、门下三省。黎圣宗光顺初年，改中央管制，置六院（可考者有仪礼院、司兵院、钦刑院），以尚书为首。又有六科，以都给事中为首。1466年，黎圣宗罢六院，仿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置尚书、左右侍郎等；又置大理、太常、光禄、太仆、鸿胪、尚宝六寺，寺置寺卿少卿等?。至于御史官，黎初沿陈制，台职官有中丞、副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黎圣宗改制，仍存台职，只是将官明改从明制，设都御史、副都御史、十三道监察御史。
地方官制，后黎初分全国为东、西、南、北、海西五道，各道分置行遣，掌军民簿籍；道下设路、镇，分知民事、军事；路下设州，州下设县。1466年，黎圣宗仿明制分国为承宣十二道（后又增为十三道），各置都、承二司，废诸路、镇，并设为府，州、县仍旧。1471年，黎圣宗在十三道又添设清刑宪察使司。于是，都司、承政使司与清刑宪察使司合为三司，分掌兵政、军民簿籍和陈言纠决、审谳狱讼，与明代三司职掌基本相同。
黎朝的刑法制度折衷于中国唐、宋、元、明，极为缜密。其刑法用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并有“十恶”、“八议”诸条，与中国基本相同。
2.中国教育制度的移植和模仿
陈朝仿中国唐、宋、在中央、地方都设立学校。1397年，陈朝于各府置学官，赐官田以养之。明朝占领越南期间，在其地广设学校。后黎朝建立后，黎太祖又仿明制在京城设国子监，选官员子孙及凡民俊秀充之；在地方设路学（府学），选民间良家子弟入学，立师儒教训。
关于选举制度，1396年，陈朝改试士法，分经义、诗赋、制诏、策论四场，与明朝基本相同。后黎朝建立后，继续移植和模仿明代的选举制度。1434年，黎太宗仿明三年大比之制，定试士三年一行，中选者并赐进士出身，考十分经义、制诰、诗赋、策论四场，并规定中者免徭役。?1442年黎太宗会试士人，定进士分三甲，即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并开始制进士题名碑。1449年，黎仁宗令识字民人就本道考试，合格者送礼部考试。1462年，黎圣宗定考试保结法，又改考试法，定四场，首场考“四书”、“五经”义，第二场试制、诏、表，第三场试诗赋骚选，第四场试经史时务策。次年，黎圣宗又定三年大比制，会试后有殿试，程序大致仿明?。
二、理学与佛教、道教的传播
1.理学的传播
由于越南与中国的长期交往，儒家学说很就传入了越南。宋、元之际，程、朱理学也传入越南，开始流行于陈朝士大夫之间。陈朝末年，黎季犁阴谋篡位，作《明道》十四篇，攻击韩愈为“盗儒”，诋称程、朱等人“学博而才疏，不切事情，而务为剽窃”?。1396年，黎季犁又作越语《诗义》并序，序中多出己意，不从朱熹《集传》，颇为士人不满。
明朝占领越南期间，将其尊奉程、朱理学的政策推广于越南。1419年，明政府颁《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数于越南各学校，以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这样，程、朱理学在越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为后黎朝理学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后黎朝一反越南李朝、陈朝以来的三教并重政策，独尊儒学，提倡程、朱理学。后黎朝仿明朝制度在中央、地方广设学校，实行科举，以程、朱为标准。黎太宗不仅实行科举取士，而且刊刻《四书大全》，使程、朱理学在越南日趋兴隆。黎圣宗在位期间，提倡程朱理学尤其不遗余力：设五经博士，令专治一经以授诸生；颁“五经”官板于国自监，以便生徒学习；重定科举考试程式，而以“四书”、““五经”取士主旨则未变。黎圣宗死后黎朝国势渐衰，但各个朝代仍奉行崇儒政策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后黎朝前期明儒辈出，其中以阮荐、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申仁忠最为着名。阮荐字抑斋为后黎初硕学通儒、开国元勋，举凡太祖檄文、诏诰以及与明将往来书信，大多出其手笔。太宗时拜相，曾删定律书六卷。阮秉谦号白云先生精于《易经》，“博学穷理，遇事前知尧夫媲美”?。潘孚先是史学家和思想家，曾奉命编撰《大越史记》，仿司马光史笔发扬儒学精神，并有《越音诗集》。吴士连也是越南着名的史学家和理学家。他称赞朱熹“集诸儒之大成，而为后学之矜式”?，反对黎季犁非议程、朱理学申仁忠兼有经、史、文才，曾奉黎圣宗撰《天南余暇集》（一百卷），备载制度律例文翰典诰。又撰《亲征纪事》，绘述黎圣宗征占城、老挝等国的过程。
2.佛教的传播
越南最初作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桥梁，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八世纪以前，越南佛教主要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八世纪以后，随着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越两国僧人的频繁往来，越南佛教已主要接受中国佛教的影响。越南佛教的禅宗前派、禅宗后派、雪窦明觉派、竹林临济禅和莲宗；都和中国佛教有很深的关系。
陈朝继丁、黎、李朝之后，继续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政策，因此佛教在越南得到迅速发展。1381年，陈朝曾命大滩国师督僧人壮者为兵，以击占城，可见其僧人之多。1384年，明朝派使者至陈朝征僧人。由于佛教兴盛，僧人过多，陈朝于1396年下令汰僧道，年未五十者令还俗。后黎朝独尊儒学，对佛教进行限制。1429年后黎朝考试僧道不知诵经，不持戒律者一律勒令还俗。黎圣宗时，实行更严厉的抑佛政策。1461年，后黎朝禁止擅造寺观，四年后，后黎朝有下令改革民俗，矫正民间溺信佛教的流弊，监视僧侣的行踪。因此，佛教逐渐失去往日的声光，衰颓不振了。
在佛教思想方面，中国宋明以来的诸宗融合的倾向也影响着越南佛教。如，越南十七世纪的竹林派禅，渐渐带又净土教的色彩。越南的莲宗，由竹林派中分枝兴起，而思想源于中国南宋的白莲宗，成绩着宋明以来禅教净融合的风气?。
3.道教的影响
道教产生后，也很快传入越南，并逐渐为越南人接受。
陈朝尤其尊奉道教，历代国王和王旗多有舍尊荣为道士者，因此道教在越南得到迅速发展。1368年，陈裕宗召至灵道士玄云赴京，“问以修炼之法”，赐所居洞曰“玄天洞”?。黎季犁为了篡夺陈朝政权，还令道士阮庆劝废帝禅位东宫，“奉道入仙籍”，移居“葆青宫”，自为“太上元君皇帝”?。最后的少帝，也被黎季犁逼迫出家，“奉道教”，居淡水村玉清观。可见当时道教与统治阶级上层的关系，道教之盛也可想而知了。
后黎朝对道教加以抑制。黎太宗、黎圣宗或考试僧道，或禁止擅造寺观，已见前述。黎朝其他诸王也多奖励儒学，排斥道教。因此，越南道教渐陷于不振。不过，道士在社会上仍保留某种权威。如，1467年，醉心儒学的黎圣宗曾命道士禳蝗灾，并曾祈雨于“昊天至尊玉皇上帝。”道教思想，更是深入人心，连国王诏书都会引用道教经典中的章句，以推行政令。
三、中国文学、史学的影响
1.越南的汉文学
早在越南作为中国的郡县时，汉字即作为官方文字传入，并被广泛使用。越南独立后，
无论是官方文告或者科举考试都通用汉文，一般着作也以汉文撰写。由于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近代以前，越南的文学一直以汉文学为主流。
陈朝汉文学兴盛，国王、朝臣、文士多能诗善文，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迈前代。陈朝末年，着名的汉诗文作家有陈艺宗、黎季犁等人。后黎朝时期，由于提倡儒学，用科举取士，汉文学大兴，进入全盛时期。后黎朝开国伊始，越南汉文学洋洋乎有兴旺气象，其代表人为阮荐。阮荐，陈朝文学家陈元旦的外孙，陈末探花阮飞卿之子。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才气横溢，文学造诣湛深，着作宏富。所作《平吴大诰》气势磅礴，堪称一代雄文，与李朝的《迁都诏》先后辉映史册。黎圣宗时，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越南的汉文学达巅峰状态，代表人物为黎圣宗本人。黎圣宗，名灏，思诚，后黎朝的第四代国王。他生平爱好文学，曾邀集东阁大学士申仁忠等二十八人，组成文学团体“骚坛”，互相唱和，时称“骚坛二十八宿”。黎圣宗自称“骚坛元帅”，设馆曰“琼苑九歌”，堪称越南汉文学史上的创举。他着作较多，期中《琼苑九歌》、《古今百咏诗》、《春云诗》等都是名篇佳构。圣宗一代，除骚坛气象峥嵘外，散文方面的洪德文体驰誉文坛，风靡一时。洪德体的特点是文尚雅瞻，信手拈来，随意用字，四、六参用，因而开一代新文风。其后，越南着名的汉文学家有阮秉谦。他学识渊博，精于数理，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其弟子冯克宽，亦以诗文名噪一时。另一弟子阮屿着传奇漫录文笔奇绝情节动人世称千古奇笔?。
2.中国史学的影响
越南的史学，无论是修史制度，还是史学思想，还是史书体例，都深受中国的影响。
在修史制度方面。中国古代提倡编修历史，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中国历史编修制度的影响下，越南从陈朝开始成立国史院，任命史臣记载、撰写越南历史。后黎朝建立后，更注意国史的编撰。黎太祖命文臣撰《蓝山实录》，记载蓝山起义抗明的事迹。1455年，黎仁宗命潘孚先撰《大越史记》，记载陈太宗以后至明军退出越南的史事。越南《四字经》赞曰：“文休孚先，才长于史，本纪篡修，汉之班固。”1479年，黎圣宗又命吴士连综合陈朝黎文休《大越史记》和潘孚先《大越史记》，参以各种野史、传、志、及所传授见闻，撰修《大越史记全书》。《大越史记全书》于1479年完成，后有加入佚名的本纪实录，共二十五卷，成为越南一部最完备的国史。1511年，武琼进《大越通鉴通考》（二十六卷）。1520年，黎昭宗命撰《大越历代史记》。
在史学思想方面，中国古代寓褒贬、劝善惩恶以及为尊、亲者讳等史学思想业影响着越南的史学。吴士连在《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中明确表示：“必善恶具形褒贬，始足示于劝惩。必翰墨久役心神方可观于着述。劝善惩额不亦明乎？”他还表示，“效马史之补年，第惭补缀。法麟经之比事，敢望谨严。”在叙事之后，吴士连又写下“史臣吴士连曰的评论，阐发其封建史学观点。
在史书体例方面，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采用了司马千创造的“本纪“一体，武琼《大越通鉴通》考以鸿庞氏至十二使君为外纪，以丁先皇至后黎太祖为本纪，也深受中国史书体例影响，等等。
四、中国自然科学的影响
1.历法
越南至陈朝宪宗以前，一直使用中国历法。陈宪宗时，采纳太史令邓辂的建议，改元朝颁给的《授时历》为《协纪历》。1401年，黎季犁建立大虞朝后，废《协纪历》，行《顺天历》，实仍用《授时历》。明朝在越南重置郡县时，又恢复中国制度，行《大统历》。后黎朝建立后，造《万全历》，实仍是《大统历》。
2.数学
越南自李朝以来，一直仿效中国，举行算学考试，遴选专门人才。1404年，大虞朝举行乡试，试法仿元，前四场试文字，第五场试书、算。1437年，黎太宗考试书算分为三场，首默写古文，次真草书，次算法。结果，中试六百九十人，补内外各衙门属。黎圣宗时，1482年考军民书、算，1486年试官员子孙书、算、文。1506年，后黎威穆帝试军民书、算。1512年，襄翼帝试官员子孙书、算。由此可见，越南历朝都很重视算学，因而使中国算学在越南得到广泛传播。明末清初，中国算盘传入越南，推动了越南数学的发展。
3.医药学
后黎朝仿明代设立医官制度。在太医院之外，还设立民间医疗机构济生堂，1403年负责济生堂的阮大能是针灸专家。随着两国的交往，中国的一些医籍，如李《以下入门》、张介宾《景岳全书》、冯兆张《锦囊备录》等传入越南。这些医籍的传入向越南人民普及了中国医药学知识，提高了越南医药学的水平。越南无名氏着《新方八阵国语》，即取材于《景岳全书》。潘孚先于1432年着《本草植物纂要》，期中大部分是中国出产的药材，表明中国药材大量出口越南，且为越医所采用。与此同时，越南一些医师来中国供职，越南的一些医药学着作，如陈元陶《菊堂遗草》、阮之新《药草新编》等也传入中国，其结果是或多或少地向中国传入了越南的医学和药学。
五、中越手工及兵器技术的传播
1.中国陶瓷技术在越南的传播
越南从中国学得陶瓷烧造技术。后黎朝时期，越南的陶瓷烧造技术进一步发展，陶瓷的色泽、花纹都比较丰富，渐趋成熟。当时，越南的古窑多集中于北部。北宁是着名的陶瓷产地，据说该地主要陶窑是从老街迁入的中国陶工在1465年创建的。越南另一个制瓷中心潘朗出现于十六世纪前半期，有人把它比作“越南的景德镇”。
2.中国印刷术对越南的影响
中国雕板印刷技术于十世纪传入越南。后黎朝时期，越南运用雕板印刷技术，大量刻印书籍。如前所述，黎太宗黎圣宗先后颁《四书大全》板、“五经板”。黎圣宗还诏求遗书，藏于秘阁，先代之书往往间出。黎圣宗统治时期，是后黎朝最繁盛时期，也是越南雕板印刷大发展时期。当时，因书板众多，故特于文庙造库贮藏。此后，越南印书业获得长足的发展，到十八世纪似可自给。
河内是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刻书中心。当时，河内除官刻外，私人刻坊林立，这些官私刻坊所雇佣的刻工，几乎全部来自海阳省嘉禄县。据越南史籍记载，后黎朝长津县（即今嘉禄县）红蓼村人、探花梁如鹄于1443年、1459年两次奉使入明，学习了中国的刻书技术，回国后传授给乡人，依样仿刻经、史等书，印行流通。同县柳幢人也学会了这些技术。因此，嘉禄县的刻工挟技而走向全国。越南刻工为了纪念梁如鹄的功绩，尊奉他为刻字业的祖师。
3.阮安与北京的营建
中国的土木建筑技术传入越南也很早。随着中越文化交流的发展和越南人们的不断探索研究，越南的建筑技术不断提高。明代，越南建筑技术开始传入中国，其突出表现是越南人阮安对营建北京的贡献。
阮安，一名阿留，越南人。永乐五年（1406年）明军平越南黎季犁之乱时被俘，入南京，选为阉人。他有巧思，善谋画，尤长于土木营造之事。永乐年间，明成祖决定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当时，北京宫殿、城池、府署等皆由他负责设计修建。他用了四年时间，初步完成这项繁重的工程。经过修建的北京建筑群，布局匀称，庄严雄伟。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议修九门城楼，工部侍郎蔡信以为役大，非征十八万民工不可。结果，阮安负责这项工程，仅以京师聚操之卒万余人，自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动工，至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门楼城濠桥闸均完工，这就是今天北京内城九门的前身。正统五年（1440年）三月，阮安受命重建北京宫殿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他在已有的基础上精思擘画，至次年十月而完工。重建后的三大殿，比原来的建筑更为壮观。正统七年（1442年），阮安又受命设计建筑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翰林院等诸司公宇。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他再受命督工修甓北京城墙，这就是后来的北京内城城垣。此外，他还督修国子监，负责治理杨村驿河等。
阮安是东方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是明朝永乐至正统年间几乎所有重大建筑的总设计师。因此，史称其“修营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诸司公宇，及治塞杨村驿诸河，皆大着劳绩。工曹诸属，一受成说而已”。阮安对营建北京作出的巨大贡献，尤其值得称道，在中越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4.黎澄和越南火器制造技术传入中国
越南的火药制造技术最初也从中国学得，但发展很快。明代，越南人黎澄将其国内的火器制造技术传入中国，成为与阮安齐名的对中国文化作出主要贡献的越南人。
黎澄，字孟源，号南翁，陈末权臣黎季犁长子，官判上林寺事。大虞朝时，官至左相国。永乐五年（1406年）被明军俘获，送入南京。他谙悉越南的火器制造技术，至是向明朝介绍。明政府任命他为行在工部营缮司主事，专督造兵仗局铳箭火药。后历官工部郎中、右侍郎、左侍郎，正统十年（1445年）升工部尚书。次年去世，年七十三。其子叔林继父职，仍督造火器，官工部右侍郎，亦七十岁以后破例留用。黎澄传入的越南火器，《明史?兵制志》载：“用生、熟赤铜相间，其用铁者，建铁柔为最，西铁次之。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发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意而用，为行军要器。”清人赵翼对这段话进行解释，称“用车”者即当时“大炮”，“用架、用桩”者即“鸟机炮”，“用托”者则是“鸟枪”。但据后人研究，当是传入的“用托”者是没有照门、准星及枪托的“神枪”之类，而非鸟枪。
越南火器制造技术传入中国后，中国大量仿制，对提高明朝部队战斗力、抗击侵略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成化年间兵部侍郎藤昭说：“克敌制胜，率赖神枪，永乐、宣德间操演得法，最为虏贼所惧”。同时，中国军队编制也受其影响。当时，京军有所谓“三大营”，其中“神机营”即专门操演越南火器。由于黎澄把越南火器技术传入中国，因此明代军中凡祭兵器，并祭黎澄，奉之为“火药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