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历史上，建文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以皇太孙身份即位的建文皇帝朱允炆刚刚御极四载，便被叔父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取代。得位不正的朱棣想抹去建文朝史事，革除建文年号，不纂建文实录，造成了这一段史事的歪曲与空白。从明代中期开始，私家建文朝史籍的编纂已经成为了明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引言—— 编纂源起

公元1402年，明燕王朱棣率领“靖难军”攻破南京城，夺取了侄儿建文皇帝的江山。由于得位不正，再加上众多的建文朝臣忠于旧主，不肯附从新朝，致使朱棣采取了残酷的杀戮手段来巩固统治。方孝孺被杀戮“十族”，株连门生故友；景清则遭到瓜蔓抄杀，攀延乡里百姓。朱棣继位，又发布诏令，革除建文年号，改建文元年为洪武三十一年，并将此信息传布藩国。[1]在帝王的淫威下，血腥的氛围中，无人敢言“靖难”之事，建文朝史事则更是被“千钩百索，只字不留”，[2]当时的“文学柄用之臣”为了附和新主朱棣，又“自饰其非”，“为史，肆以丑言诋之。”[3]结果，不仅致使建文朝四年间“政令阙而不传”，而且造成了这段历史记述的严重失实。

然而，专制君主的刑刀法剑却无法将历史事实斩断，建文朝史事的歪曲与空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宣德、正统以来，明人的许多诗歌中就寄托了他们重写建文史的愿望。宣德间大学士杨士奇路过沛县，作诗悼念埋葬在那里的建文朝死事大臣颜伯玮，诗云：“千载河山遗县在，一门忠义史官知”[4]；成化间泰和人伊直在黄观赞中写道：“孰记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则匿其名则声”[5]；正德时，浦田人彭韶还做有“哀江南”一诗，叙述“靖难之役”中建文诸臣“鼎镬甘如蜜”的死难事迹，诗中提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扣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6]，直接表达了他对永乐朝史臣歪曲史实，编造方孝孺叩头乞哀一事的义愤。

不仅是诗歌中，明人的笔记，如李贤《天顺日录》、王鏊《守溪笔记》、祝允明《野记》、叶盛《水东日记》中也留下了有关建文朝的史迹。还有一些有识之士不顾杀身之祸，撰写并保存了建文朝臣的史料。宣德中，建文死事大臣卓敬的门人黄翰光便编录了卓敬的年谱《卓忠贞年谱》。方孝孺的门人将他的文集私录成《侯城集》行世，仅此集就有天顺七年（1463）临海赵洪辑本，成化十六年（1480）太平谢铎辑本和正德十五年（1520）苏州顾璘辑本。览《千顷堂书目》文集类，我们发现许多建文朝臣的文集都得到了较好的保存，难怪距离建文朝二百多年后，张朝瑞于万历年间编着《忠节录》时说：“逊志死节事至今二百年，人皆历历能言之”[7]。

随着年代的久远和政策的宽松，人们开始尝试着触及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建文史事。弘治初年，礼部尚书杨守陈就大胆上奏：“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又说：“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8]，提出了改正建文史的建议，可惜这道奏章因杨守陈病死没有上达。此后，南京人陈镐和福建人宋端仪又进行了撰写建文史的尝试，但均因故未果。到了正德中期，临江新淦人张芹才继宋端仪的《立闲斋录》，终于写成了明代第一部完整的建文史籍——建文朝人物传记《备遗录》一卷[9]，记载建文殉节诸臣，目录列出四十六人，其中有事实者二十人，无事实者二十六人。继此之后，续作纷出，新着叠现，其势如潮。

促使人们编纂建文史籍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是国史（即实录）的失实，张萱认为“惟史失其职，故稗官虞初售其欺尔”所以“今记建文事无虑数十家”[10]，钱谦益亦言：“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辩证。”[11]这与国史不彰，野史大盛的原因同出一辙，此处不再赘言。

一是彰明忠义的心理使然。在“靖难之役”中，建文朝臣民死难之多，死难之惨烈震动人心，张燧在“革除死难之多”一条中记载说：“我国朝革除，虽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当时死难不屈之臣，上自宰辅，下逮儒绅不具论，而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异哉！此亘古所无也。”[12]这种人重名节，士惜廉耻的忠义事迹不仅感动着明代的史学家，也反过来促使他们挥笔汗青之端来表彰忠义。

一是怀旧心理的使然，陶懋炳先生《李贽史论新探》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其中的因由，他认为明成祖以下诸帝都是成祖子孙，但是明后期国是日非，士大夫失望之余，同情怀念“靖难之役”中的失败者建文帝。于是关于建文帝的种种野史杂说纷至沓来，不迳而走。[13]

一是政策日益宽松的结果。实际上，明代官方对建文君臣的态度一直处于缓和之中。永乐皇帝死后，即位伊始的明仁宗便立即释放了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和各功臣家为奴的建文家属，给还田土，宥为平民，而且明白地告诉群臣说方孝孺辈皆忠臣，于是“天下始敢称诸死义者为忠臣”[14]。天顺初，英宗复辟，又释放了被囚系五十余年的建文帝之子文圭。在这种宽松的的气氛下，弘治初年，杨守陈开始提出应补撰建文朝国史的愿望。此后，又不断有人为改正建文朝史事上疏，这些都促进了建文史籍的编纂。

关于明代建文史籍的数目，无人做过具体的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杂史类着录了二十种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杂史类十四种，传记类六种；清人陈田编辑的《明诗记事》乙签中提到了四十一种。[15]若除去其中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吴士奇《皇明副书》、伊守衡《史窃》、朱国祯《史概》等五部综合性的历史着述，单记建文朝事的史籍也有三十六部；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建文史籍则多达五十九种，当然，这个数字远远不能囊括明代所有的建文史籍，但数目已相当可观。明代建文史籍的编纂可分为正德至嘉靖时期、万历时期、万历以后三个时期来叙述。

一  正德至嘉靖时期的建文史籍。

从正德中到嘉靖末，流传较广的建文史籍有张芹的《备遗录》、何孟春《续备遗录》、姜清《姜氏秘史》、郁袤《革朝遗忠录》、黄佐《革除遗事》、大岳山人《建文备遗录》（又称《建文事迹》）、符验的《革除遗事》、许相卿《革朝志》、郑晓《逊国记》等多种。人物传记是史书最基的本形式，最早的建文史籍，如正德时期张芹的《备遗录》、何孟春《续备遗录》等都是以人物传记的形式编着的，但很快就发展为编年、纪传和人物传记各类体裁并存，如姜清《姜氏秘史》为编年体，符验《革除遗事》、许相卿《革朝志》为纪传体。这一时期的史籍多以“备遗”、“革除”、“革朝”命名，表明永乐靖难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建文朝还没有合法地位，史家们的笔触尚未能放开。但是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已经以保存史实为基本特征，和一些笔记小说中出于猎奇的记载目的截然不同，这表明史家们已经走上了客观描述建文朝历史的道路。

然而，这些史籍的编撰一般比较粗疏，后成之书依照前书，采择不广，缺乏考订，而且有很强的因袭性，一开始都是一种续作的形式。如何孟春《续备遗录》是补充张芹的《备遗录》，郁袤的《革朝遗忠录》据《备遗录》、《革除遗事》、《续备遗录》三书取舍而成，《建文皇帝备遗录》为割裂《备遗录》诸书传记资料缀合而成。[16]黄佐《革除遗事》又“本甫田宋公端仪《革除录》、清江张君芹《备遗录》，旁采诸家传记增 之。”[17]其中记载的建文忠臣只有33人，另有外传记载建文降臣25人。符验的《革除遗事》又“因嘉兴郁衮之书而修辑之”[18]；

二  万历时期建文史籍的特点

万历年间，建文朝史籍的编撰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从万历初年到万历末年，朱睦 的《革除逸事》、汪宗伊的《表忠录》、屠方叔的《建文朝野汇编》、许有毂《忠义存褒什》、张朝瑞《忠节录》、焦竑《逊国忠节录》、朱鹭《建文书法拟》[19]等史籍不断推出。史家中既有朝廷官员（如张朝瑞为鸿胪寺官、屠方叔为御使。）又有草野布衣（如许有毂、朱鹭均未仕进），既有明代宗室（朱睦 为周王橚五世孙），又有专职史臣（如焦竑曾官翰林院修撰），出现形成了朝野史家积极撰写建文史的状况。与前朝相比，万历朝建文史籍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万历年间撰写的建文史籍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褒扬忠义的性质增强。万历年间的建文史籍的编纂和前朝一样，遵循两个方向：一是建文四年的史事汇编，一是建文人物传记的编写。但是和前朝相比，万历时期建文史籍褒扬忠义的目地更加明显，出现了《表忠录》、《忠节录》、《忠义存褒什》、《逊国忠节录》等一批专门表彰忠孝气节的史籍，而象《建文朝野汇编》、《建文书法拟》一类综合性的史籍中（指不单有列传的史籍），收载的人物也都是义不仕二君的忠臣义士，改变了以往建文朝史着中建文忠臣和靖难功臣并书的现象。（如嘉靖时的建文朝史籍，许相卿《革朝志》、黄佐《革除遗事》均有“外传”一类，为建文降臣和靖难功臣的传记。）以“忠义”、“忠节”为名的人物传记。

（二）　征引博洽。博采是万历朝建文史籍的一大特点。张朝瑞的《忠节录》参阅了十七家建文史籍，涉猎了各类方志和笔记中的有关内容。屠方叔的《建文朝野汇编》和朱鹭的《建文书法拟》征引更为丰富。屠方叔撰写史书时广涉各类史料和史迹，“凡国家之掌故，郡县之记牒，以及山经地志，崖镌冢刻之属”[20]无不留意，引书和其他资料达134种。《建文书法拟》也体现了“博收”这一特色，其“征引书目”一篇中开列的引用资料达64种，它的“附编”中还不次收入了各朝与建文史事有关的诗、论、叙、赞、铭、跋等内容近百余条。它们征引的广博是前朝的建文史籍无法相比的。但是一味的博采也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如《建文朝野汇编》中采入明宣宗为建文帝之子的传言，显得荒诞不经。

（三）体例趋向严密，编次清晰完整。万历朝建文史籍的体例和编次一般较为严密清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屠方叔《建文朝野汇编》和朱鹭《建文书法拟》。《建文朝野汇编》共二十卷，包括“逊国编年”六卷，“报国列传”十二卷，“建文传疑”一卷和“建文定论”一卷。“逊国编年”编年叙述史事，“凡朝政日系月，月系岁，令次第可考”[21]，“报国列传”按照官署、职务等分类，为建文诸臣树传；“建文传疑”叙述的是“闻见相沿”，而“是非真伪复相半者”的建文皇帝逊国为僧的事迹；建文定论“汇编了历朝奏请褒扬建文忠臣的章奏。各部分合在一起，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记传体建文朝史。《建文书法拟》则：“事系月，月系年；而其记事，纲提目，目承纲”[22]，按“纲目体”史书进行史事编排。前有“建文皇帝年表”表列建文朝四年大事；又列“忠臣谱”一篇，按职官、部属等类列出287人，标明死因和去向（如弃官去、遁去等）。“表”、“谱”之后，分“前编”、“正编”则毫不隐讳地标注为“建文本纪”，叙述建文一朝事。在编次上，以黑体大字标出事件主旨为纲，其下以小字注明原委，所涉人名和论赞标题皆以空心字体书书，这种写法使一朝史事纲目清晰，沥沥可辩，体例的缜密程度超过了以往的建文朝史籍。

（四）注重考证，记载求实。明代史家初始迫于文禁，不敢编写建文朝史书，后来禁令稍解，撰述日夥。人们从同情建文帝的角度出发，将“建文出亡”的传说随意夸大，“假髡缁遁去”，归自滇南，寿终大内的记载纷出，竟成聚讼之局，纠结不休。万历朝的建文史籍对这些传奇有不同程度的考辩，如朱睦 的《革除逸史》在序言中，《建文书法拟》在“正编下”都辩明正统年间被送到朝中的滇南老僧不是建文帝；《忠节录》中更是从年龄不符和当时的目击者“三杨”（杨溥、杨荣、杨士奇）三个重要朝臣不可能不置一词两方面来考辩，《四库全书总目》中称其“其考证最为明确”[23]。《忠节录》中还有“考误”一卷，列出考证十五条，对以往史籍、志书、笔记中的讹误加以辨析。

“求实”是这一时期建文史籍普遍追求的目标。屠方叔编写《建文朝野汇编》时“或检一事而反覆他篇，或覆一人而流连竟帜；或重复以证其迹不同，或互见以求其理之近”[24]，对采入的每一条史料都注明了出处。《建文书法拟》也受到了当时着名史家焦竑的称赞，认为“博收约出，宽严得衷，比较往牒，殆无遗憾。”[25]为了使记述更加客观，这两部史籍还采引了《南京帖黄册》、《勘合底薄》、《锦衣卫监薄》、《鄱阳军册》、《教坊司记录文薄》、《南京吏部卷》等故牍档案资料。《忠节录》亦注重求实，从各类“革除记事”中“酌其近实者汇为一编，有的无证据者削之。”[26]《忠义存褒什》也力求人物各有出处，叙事按《吾学编》、《逊国臣记》节要收入，对于不能确定的，则“参诸家实录，不敢漫言”[27]。注重求实和考证的严肃撰史态度是万历时期建文史籍质量较高的一大重要原因。

另外，万历时期的建文朝史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特点，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基本上都集中列载了明历朝政府宽容建文君臣的诏书和大臣们请求追复建文年号的奏疏。这类记载一般都冠于卷前，如《忠义存褒什》前有“历朝追宥奏录诸贤详书”一十九则，《忠节录》前有“纶音”，都是此类诏书的汇编。《建文书法拟》前冠有“颂圣德”十条，记明历朝宽恕建文君臣的圣旨；“述公论”六条，记明历朝请复建文年号的奏章。《建文朝野汇编》中，这些诏旨则被附于卷末，定名为“建文定论”。通过这些集中记述，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政府对建文君臣政策的日渐宽松，建文忠臣的冤屈也因此不辩而雪，这里体现了史家们还历史以公论的意图。

万历时期，建文史籍的编纂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出现了一些伪托之作。如伪托明初失名所撰的《奇秘录》、伪托史仲彬所撰的《致身录》、伪托程济所撰的《从亡随笔》等都是这一时期流传的史籍，这些作品专门记载建文皇帝出亡和诸臣从亡的事迹，将杂记讹传载于史书，编造了许多故事和人物。史仲彬、程济都是建文朝大臣，托名他们撰写史籍，不外乎是让人们相信建文出亡实有其事。这些伪托之作的出现不是偶然，明中叶以后，人们好谈殉国之事，于是，便有好奇者编造小说野记，加以渲染，夸大建文出亡的传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万历以来，朝廷有着为建文朝臣平反的倾向，官修正史时也有改正建文史事的意图，这种背景下，更能激起人们对建文帝的同情，给他安排了一个出亡的善终结局不足为奇，而编写从亡诸臣的事迹，也和社会表彰建文忠臣的呼声相映。这些托名之作的出现使得“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辩证。”[28]混淆了人们的视听，但反之，也表现了人们对建文事迹的关注。

万历时期积极编写建文朝史籍局面的出现和史籍特点的形成决非偶然，这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就是万历朝政府对建文君臣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隆庆六年（1572）七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刚刚登基，就发下诏书：“革除间被罪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无二，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储养忠臣义士”[29]，明令褒扬忠义，并令各有司官员查明他们生长的乡邑，“特为建祠”，或附于本处的忠节祠。万历十二年（1584）御使屠方叔又请推恩建文忠臣的家属和后代，“大慰忠灵，以培圣代纲常”[30]，也得到批准。可以看出，万历政府已经下了决心，为义不事二主的建文忠臣彻底平反，褒扬忠义也就成了这一时期编撰建文朝史书的指导思想，而要给忠臣建祠堂，又须有一个“忠臣谱”之类的名单，这是《表忠录》、《忠节录》、《逊国忠节录》产生的直接原因。

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礼部尚书陈于陛的奏请下，明代官方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编撰纪传体本朝史的史学活动，为此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也为建文史的编撰提供了一个契机，此年八月，礼科给事中孙羽侯条奏：“纂修正史，议本纪则建文、景泰两朝宜详稽故实，创立二纪，勿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31]于是，改正建文朝史事被提上日程，万历二十三年（1595）七月，礼科给事中杨天民上奏说建文朝的缺典难以湮没，恳请及时修举，“以成祖德，以光信史”[32]。接着，御使牛应元也应次上奏。史官焦竑在他的《上修史条陈四事》中亦将改正建文实录列为首位。[33]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建文一朝单列本纪，也就是通过这次修史来改正已经过“钦定”的附建文朝于洪武朝且不书建文年号的作法。这些建议没有被完全允准，但是皇帝最终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同意直书建文年号，但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在政府修史的鼓舞下，朝野史家都以积极的态度进行了建文史籍的编纂，除去彰显忠义外，他们的一大愿望便是补苴国史，为官方修史提供参考，因此在编撰时注意了博采，以备政府修史时选用，这便不难理解《建文朝野汇编》和《建文书法拟》为何都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了。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嘉靖、隆万以来，在杨慎、王世贞、焦竑等人的倡导下，出现了一股维护史学客观性严肃性的思潮[34]，万历朝建文史籍在注重考证和求实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与这种思潮相适应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万历时期建文史籍的编撰是政治影响修史的明显表现，在这种影响下，屠方叔、许有毂、张朝瑞等人从表彰忠义、巩固纲常的角度出发编撰史籍，这又使史学的“裨风教”作用被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如储昌祚称赞许有毂的《忠义存褒什》“有裨世风”，所以“聊为之申言于末简”[35]。焦竑在为张朝瑞《忠节录》所作的序言中也认为这部史书可以“旌群哲之义烈，化兆人之肝胆，修二百年之轶事，挽千万世之颓风。”[36]

更应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万历朝建文史籍的编撰活动，对史官责任感的强调也被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陈继儒为《建文朝野汇编》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对于建文朝史事“灭曲直不载，不若直陈其状而征示以无可加也；斥野史为尽讹，不如互述其异同，而明见其不必尽情也”[37]。这是针对官方修史而言的，指出了史官应当担负起阐明历史真实情况的责任。朱鹭更是提到了史臣的“史权”，他认为史臣有改正历史错误和叙写历史真实情况的操笔之权，这种权力“天子有所不能制”，针对建文一朝记述失实，他说：“且夫史官而禁之书，能必野史之不书邪？与其为野史书，传疑述伪，逐影寻响，夸张其说而矫诬其事，宁正之今日乎？秉史笔者尤得以弥缝讳饰岂间而不至于滋万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权可不用邪？”[38]极力主张政府史官运用他们的“史权”改正失实的建文朝历史记载。事实证明，并非专职史官的朱鹭也行使了他的“史权”，在朝庭没有同意将建文朝事单列本纪的情况下，他在《建文书法拟》“正编”中大胆地标立了“建文本纪”的名目，为从内容和形式上彻底校正建文朝史事作出了榜样。

三  万历以后的建文史籍

万历以后，建文史籍的编纂仍在继续进行，周镳的《逊国忠纪》、钱士升《皇明表忠纪》曹参芳《逊国正气纪》是万历以后最具代表性且有影响的史籍。《逊国忠纪》十八卷、《皇明表忠纪》九卷是人物传记，撰成于崇祯年间。曹参芳《逊国正气集》为纪传体史书，分年表，让皇帝本纪，让皇帝外记和列传四部分，《逊国正气纪》有着不同的版本，《明史·艺文志》曰为九卷，《四库全书总目》中云《明史·艺文志》误，应为二卷，且首尾完具。而笔者所见之书则为八卷，其撰成时间也较特殊，书前曹氏序曰“崇祯甲申中秋前一日”，则是书当成于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后。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有两大特点：

其一，极力表彰忠义。天启、崇祯以来，道德沦丧，社会上下疾呼忠义，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史籍对建文逊国事实真伪的考订不再是主要的，史籍都采取了史仲彬《致身录》的说法，不考虑王诏《奇秘录》、史仲彬《致身录》、刘玉海《拊膝录》的真伪，反而被看作是“忠义不泯”[39]的反映，极力表彰忠义。

《逊国忠纪》列出了或诛死，或战死，或沉于渊，或焚于火，或卒于狱，或殁于道，或鸩毒，或雉经，或从亡，或行遁，或谪戍，或投城，或弃官，或辞召等十二种纪忠的情况，认为：“忠纪者，纪忠也……虽有殊迹，要无二心，故并书之，臣谊绝者削不书。”[40]既然表彰忠义，那么对不忠者，当然是切齿义愤，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分亲臣列传、殉难列传、死义列传、死事列传、死战列传、从亡列传、隐遁列传、后死列传和三不忠传九类，其“三不忠传”的设立是很有特色的。其中记述了开门迎降的李景隆、献密计纳款的茹常、请追戮建文忠臣的建文降臣陈英的事迹，钱士升立此传的用意非常明显：“三人罪不可宥，独不能以前劳赎乎食报之酷，亦深恨其不忠，为千古立炯戒耳。”[41]《逊国正气集》撰成于明亡的特殊时期，更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中我们可见许多痕迹。使得作者“由今追昔，欷嘘凭吊”的是逊国之际，“一堂鼎革，朝市不更，钟箕无恙，亦若可死可不死，已而诸臣宁负顺天应人之举，不忘歌薇叩马之心，宁甘鼎镬刀锯之惨，决不效槛车改面之辱。”建文朝臣的这种舍生取义与崇祯大臣的开门迎降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所以作者表明了自己的着书目的：“以为怀二心者愧也”。[42]

其二，反思现实。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还开始进行了一些反思，钱士升道出了他列《殉难诸臣传》的原因：“昔人有言，平时有直言犯谏之士，则临难必有仗节死义之臣，有国家者欲收忠义之报，其务先储养哉？其务先储养哉？作殉难诸臣传。”[43]希望国家能够接纳、储养一批直言敢谏，仗义死节的大臣。他在撰着中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反思。如其论永乐皇帝杀戮之惨曰：“钩党之祸始于汉季，圣朝方隆盛治而逆党诛夷于前，奸党歼戮于后，何其酷也。”[44]

在记录何州、周恕两位宦官的事迹后，曹参芳论述的是有明一代宦官祸国情况：

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宫府谧如。虽让皇帝纷更祖制，此独尊之加严焉，以故遗恨内臣，密谋通燕。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俨保之谮行而抚监岌岌矣，监军之势张而马骐以交趾予敌矣。延至逆振，举万乘之尊轻掷蛮夷，丧中原锐气多矣。而吉祥辈复积骄成怨，积怨成逆。汪直之启衅，缧絏盈朝，积骨盈边，可胜悼哉？正德间，八虎横一豹吼，逆瑾惨烈，祸延宗社，虽幸发自内，然三五狡弁，宁免拒虎进狼之讥耶？继以魏珰，狐豕满朝，忠良膏野，上公称而庙貌祀，窃号窃名，古今惨变……”[45]

这又对有明一代的宦官专权带有总结的意味，有探讨明代亡国之因的意图，是和以往着述所不同之处。

纵观明代建文史籍的编纂，在不同的时期作者有着不同的撰着意图，前期是主要是弥补国史。万历年间，史书彰忠义的性质增强，史家开始注意编纂体例，主张还历史以公论。万历以后的建文史籍将表彰忠义推向极端，并开始进行一些反思，曹参芳的《逊国正气集》还将笔触指向了对有明一代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