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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关于“西”字的问题。现成的有陈庆浩先生文字可引，就不必费词了： 脂批对“西”字特别敏感。靖藏本第十三回秦可卿丧事，“另设一坛于西帆楼（蔡按：诸本已改作‘天香楼’）上”有眉批：“何必定用‘西’字？读之令人酸鼻。”第二回“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句旁有夹批：“‘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蔡按：后一条为‘诸公’中的另一位所批，是对前批的回答。因前者见‘西’字便‘酸鼻’‘堕泪’动感情，所以与他开个玩笑）。”第三回写荣国府花园，有批：“试思荣国府今在西，后之大观园偏写在东，何不畏难之若此。”这些批语有的写在己卯前，有的写在己卯后。下面两条提及“西堂”之批，则是己卯后所写：“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合灵芝之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壬午重阳日。”“谁曾经过，叹叹！西堂故事。”按雪芹祖父曹寅爱用“西”字，织造署的花园称“西园”，园中有“西池”、“西亭”。北京和南京府中都有“西堂”的书斋，他自称是“西堂扫花行者”，有人称他为“西堂公”。他在真州巡盐御史使院内有“西轩”。他有词集《西农》，他的诗集《荔轩集》又名《西轩集》。“西”字是曹家繁华时代的象征，所以批书人见到“西”字甚多感慨。（《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导论》111、112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很显然，批这些触“西”生情的评语的，只有曹家内部的人。可是欧阳健的思路特别，他认为这是伪造者故意影射作者与曹寅的关系以蒙人。他说：“其实，‘后一带’是相对于‘前面’的大门而言，决无用‘西一带’之理；饮酒行令乃极平常事，有何‘西堂故事’可言？”我们已说过，清代人对小说作者是谁，根本没有认真研究的兴趣。至于说到曹雪芹而提及曹寅之名的，也只是个别的学者文人，且有时连曹寅的字号及其与雪芹的关系都弄错了。所以，光用一个“西”字或提“西堂故事”是达不到蒙人的效果的。因为读者不知道那些事，不明其所云何指，哪里就会联想到什么“曹寅自称西堂扫花行者”？以为可借此作假，全是今天已接受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红学考证成果的人的头脑里生出来的念头。脂评说“‘后’字何不直用‘西’字”，并非真在说语句的用字，这一点我不知道欧阳健是真不懂还是装作不懂，怎么认真从语法角度上去反驳它说“决无用‘西一带’之理”，难道这就能证明自己有理？饮酒行令，当然是“极平常的事”，但总有怎么饮法和如何行令的具体情景，小说中写的是用“大海饮酒”、行令时要说“悲”“愁”“喜”“乐”四字，要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还用古诗、成语“席上生风”等等，脂评以为它取材于“西堂故事”，故引起了他怀旧的感慨，加了批。这究竟与事情本身是“极平常的”还是极奇特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因其平常而欲否定其真实性，岂非强词夺理。 例六：皇帝见贾代善临终遗本，动了顾恤之心，“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甲戌本夹批：“嫡真实事，非妄拥也。”要知这额外赐加主事之衔的真事，是要先费一番考证功夫的。欧阳健也轻率地认为这是作伪者故意“影射作者与……曹（即小说中的贾政）的关系”以骗取读者信任，然后他就板起面孔来批判曰：“贾政即曹，更系牵强附会的不根之说。”我们不禁想问：加此评是为了影射作者与曹的关系，你是怎样才知道的？难道脂评说过贾政就是曹吗？“牵强附会”、“不根之说”的指责怎么可以凭空加在脂评头上呢？必须指出，曹之名，在清代任何评红文字中都没有出现过，因为压根儿不知其人；作伪者（如果真有的话）也无从知道，又怎么能去影射呢？是因为贾政生了宝玉、曹生了雪芹吗？雪芹之生父竟是曹还是曹？现在又出了一个曹《（说什么是”金水生”故生“”），笔墨官司至今还在打，今人尚不确知，何况对作者家世几近无知的清人。曹是也领过织造主事之衔的，但那是继领亡兄之衔，非承亡父之职，更不是额外赐加的。脂评所指乃曹事（当然，用其事，不等于说曹就是贾政；曹死后只留一遗腹子，而贾政则生有儿女五人，可见附会无疑，小说人物本多拼凑而成，如鲁迅所言。脂评也只在细节上提供现实素材之来源，从未有某人影射某人之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初三曹折：“荷蒙万岁旷典殊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继承父职；又蒙天恩，加授主事职衔……”（《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529页）可见脂评所说不妄。此事连欧阳健都没有弄对，即便作伪者有天大的本领能作，作了又给谁看？ 任意曲解，缠夹不清 明明不是这个意思，欧阳健却偏要说是这个意思。这些地方，我不知如何与你辩论。比如第十九回有一条脂评说，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耳”，要评出他是怎样的人物来很难，只有黛玉一人与之可对，最后说：“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是何等人物。”这本是我们很能理解的话，说明小说实非作者简单的自传，曹雪芹也并非照自己的样子来塑造宝玉形象的。作者利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体验、积累，创造出两个全新的、独特的艺术形象，而这些形象不是某一种概念的代表，也不是生活中某一真人的仿制，或在某本书中可以找到的。它相当复杂，要想用几句话说清楚并不容易。我想大体是这个意思。可是欧阳健怎么说？他说这是“明白宣示批点者对作者身世与小说本事毫不了解的批语”。这里哪有一丝一毫关系到“作者身世”？艺术形象的个性独特怎么可以跟什么了解不了解“小说本事”扯在一起呢？欧阳健还想用脂评来证明戚本（有正本）早于甲戌、己卯、庚辰本，说得也够怪的。大家知道戚本虽与甲戌、己、庚本没有直接过录关系，但它的整理成书，却比上述诸本迟得多，其中脂评也可能是不止一种本子评语的集合，并经过删除和改动，所以不免时有讹误。如第二十二回黛玉问宝玉：“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你有何贵你有何坚？”原来的脂评是：“拍案叫绝。大和尚来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至戚本，却讹成“拍案叫绝，大都尚未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正误是一目了然的。但诸如此类的例子，欧阳健却有相反的说法。如第十五回宝玉于送殡途中，留情于邂逅之村姑二丫头，小说写其离去时有“争奈车轻马快”之语，甲戌评“车轻马快”曰：“四字有文章。人生离聚未尝不如此也。”至戚本，“文章”已作“文意”，“离聚”已作“难聚”，都因形近致讹。欧阳健却倒过来说：“‘车轻马快’，纯从宝玉之意绪写出，故曰‘四字有文意’，而甲戌本侧批改‘文意’为‘文章’，就不通了，又改‘人生难聚’为‘人生离聚’，也与文情不合。”居然以通为不通，以不通为通，真是少有的怪事。请问老兄在什么地方曾见到过“有文意”这样可笑的用法？宝玉遇二丫头是“聚”，又上路是“离”。批者以为作者用“车轻马快”四字，话中有话（即所谓“有文章”），它包含着更深的感慨：人生恰似过客，离合聚散，皆来去匆匆，瞬间即还；欲寻旧迹重见无期，此亦“雪泥鸿爪”之叹。二丫头非宝玉长相思而不得相见者，又刚刚才见过面，这里如何用得上“难聚”二字？ 类似这样可笑的是非颠倒，还有欧阳健驳周汝昌先生的一段话： 周汝昌认为，己卯、庚辰本夹批的署名，是被甲戌本与戚本（有正本）删去的。他说：“最可笑的是戚本，他好像不明白这个署名是什么玩意儿，不但删去，而且还添上别的字充数。例如庚辰本第十六回一夹批云：‘补前文之未到，且并将香菱身份写出。——脂研。’戚本无‘脂研’字样，却多出‘来矣’两字，以致末句变成‘写出来矣’，令人绝倒！其余类此者有很多处，杜撰的字如‘奈何’、‘者也’、‘如见’、‘理’、‘纸上’、‘妙甚’、‘确甚’等闲话，全是删掉‘脂砚’又接上文而续出来的！”（《红楼梦新证》）其实，事情恰好应该倒转过来，“脂砚”二字正是把有正底本上的相关的文字改动而成的。 周先生的判断是对的，戚本之所以删去其不知为何物的“脂砚”署名而要用闲话填补，我以为这与该本是准备石印出版，故要求抄写必须整齐美观有关。大概初时每条评语抄成双行的式样，照有署名的字数设计好了，后要删去署名，就会多出空格来，所以要填补。删二字的就补二字；二字补不好，补一字也行，因为双行批语末了留一个空格还是可以的。这样的添补，自然难免出现蛇足。如果照欧阳健的颠倒说法，是己、庚本改戚本评语最后二字而成“脂砚”，这就完全想不出有什么必要了。己、庚本想署名就署好了，反正作眉批、旁批，多二三字有什么要紧，就作双行夹批，己、庚本也未曾严格要求双行的字数相差不得超过一个，不信翻翻本子，第二行空一大截的尽有，与戚本之整齐划一全然不同。那么，它何不惮烦地非要砍去批语的尾巴而改成署名不可呢？道理上也根本讲不通。周先生举“写出来矣”为例，说它末二字“杜撰”得可笑；欧阳健却以为原应如此。孰是孰非，只好让稍能写写文言文的人来判断了，反正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写出来矣”或者“看出来矣”“哭出来矣”一类的句子。 我主张搞学术研究应该反对“三不”作风，即应反对不顾常识、不择手段和不负责任的作风。没有起码的严肃态度，很难算得上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一种新说，无论它说得怎么天花乱坠，耸人听闻，能引起社会上的轰动效应，如果它不想实事求是，不是为了弄清是非，追求真理，那它至多也只能走红一时，到头来总不免成为浪花中的泡沫，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将以此自勉，也希望与红学界的朋友们一道，共同引以为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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