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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刚 平生两次游美，1980年的国际红学大会已有文粗记。1986年秋又重游，是去做Luce Sch olar (鲁斯学者)。提起Luce，早有缘分：我入燕京大学(1940年秋)，所到的第一处游赏之地即是 Luce Pavilion，乃Luce捐资所建，燕园中人则称之曰“岛亭”——它是未名湖中的一个小 岛，乾隆时旧园遗迹石舫，即在其东侧。我在亭中加入国剧社，唱了一段“西皮慢板”；中 秋夜独到亭旁赏月怀乡。那时如何想到我七十岁时又与其续结学缘。 闲话休题。且说1986年之爽秋，住下不久，就见一份华文大报上的一条斗大的铅字标题：《 红楼风雨急》!不禁大吃一惊。 细读了这整版的长文，方知是夏、唐两位老朋友因薄物细故的“《红楼》问题”而起了争端 —— 由学术竟发展到学术以外的感情用事，互揭互贬……唐德刚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大标题是：《 夏志清贴我的“大字报”》(此乃戏用大陆“文革”时的用语)。简直又惊人又逗人，一时轩 然大波，震动纽约教育、学术界。 但他们两位都非俗士常流，多年老友，一时“交锋”，不久就为关心的友好们“打和”了， 复交如初。这是一桩趣闻兼佳话，二人风格皆可师也。 我住的是威斯康辛大学所在地Madison。1987年暮春之初，纽约的学者及华人文化团体都来 邀我到纽约去讲红学。于是我才有了东行的机缘与兴会。 先说明，那春夏是两次访问了纽约。第一次是由普林斯顿转到纽城，第二次是直抵而未他顾 。 我是个不太好“挪动”的人，虽有Luce的旅行费，也不想到各城去广开眼界。忽有学友浦安 迪教授函邀，要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讲《红》。这是美国数一数二、几乎压倒哈佛的名 校， 我却愿去看看。于是商量讲什么题目，浦先生喜欢听我讲《红楼》结构学，约定后于3月3 1 日飞抵纽约，一位美国学生到站迎接，并开车直奔普城。到达寓所还未坐定，台湾籍名教授 高友工先生便热情来打招呼——后知他是向来不肯如此行动的，对我真是特例而破格之礼数 了。对此，我深为铭篆。 4月1日晨起，到餐室去早点，桌上已摆满了鲜花。那天是中华古历三月初四，我的七十岁 生日，见此好花，精神十分欣喜振作。 当时遇有一位日本访问学者偕夫人在室，已用餐完毕，致礼而去。 那天下午，在“壮思堂”讲《红》，颇受欢迎的情景，已有文粗记。讲后又有小型讲座，皆 大陆、港、台女学士，一位美国男士(他研究巴金小说，认为巴金受《红》的影响)。大陆二 女 士，一为吕正操先生的女儿，一位是在京熟识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吴得安(她毕业赴美，我 作数首绝句赠行)。晚上是浦先生请晚饭，特到一家华人饭馆，吴女士作陪——浦先生却在 一旁干坐着，因他是信教人，不食猪肉。 吴女士又于一日晚上请我(与女儿伦苓)和高友工教授吃饭。浦先生有事来不了。食次，高先 生劝促我，“你先把那几回 最关键的补出来!”这是指雪芹八十回后的佚文而言的。他的一篇英文论文讲《红楼》的 诗境，极好(可参看拙着《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又次日，浦、吴两位热情送我们到火车站，车票还优待老人。火车十分平静，缓缓而行，一 点儿也无杂乱之形迹。 到了纽约，本来只想会见夏志清与唐德刚两先生。唐先生在1980年红学大会上已然结识，成 了熟人，夏先生则闻名不曾谋面。可是，最先来访我的却是台湾籍的傅运筹、赵乐德伉俪。 我一到达，他们便知道了——不知由何渠道?其消息之灵通，实在让我惊奇。 傅先生在联合国工作，小行草钢笔字写得清秀之至。赵女士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先生 的曾孙女的女儿。夫妻二人，皆是“红迷”。从此，我们成了好友。 夏先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专家，其英文版着作在海外享有盛名。他邀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讲 ，却值彼校系里经费未到，无法承诺，他就自掏腰包，仍要我去践诺。他派一位大陆留学研 究生唐翼明先生到中国领事馆去接我。到校时，查建英女士已在楼内等候。 在他的办公室内，为一群美国学生讲《红楼梦》的意义与原着佚失的“后三十回”的探讨。 其时名记者陆铿先生与一位台湾的报人，都赶来旁听。 外国学生因下堂有课，都有点恋恋地、不得已地走了。查女士对“探佚”这门新红学很感兴 趣，对我讲的(推考而得的)情节表示惊奇。 因系里支不出报酬，夏先生过意不去，特意在一处名为“月亮宫”的饭馆设宴招待我晚餐， 查女士仍在座。奇 巧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4月1日遇上的那日本学者夫妇，也在那里晚饭，我眼拙，早不能认 出了，他们却记得我，起身向我行一个大鞠躬礼。这令我十分感动。 还有更奇的：到北京教过英语、与我大女儿月苓同事的一位美国女士不知怎么得悉我在那儿 ， 也赶来看我，并邀我与伦苓到她住处小谈叙旧。及至告辞出来，已然是满城灯火，目迷五色 ；宽敞的市街汽车如织。我们不识路，幸亏女士拦车“打的”，才于深夜回寓。 这些事，历历如在目前。 再讲唐德刚先生。 我和他初不相识，1980年国际红会的第一天第一场会，他正坐在我的右边，就好像他久知我 的一切，如旧交重逢的一般，并即席写七绝一首见赠。他为人忠厚风趣，口才并不高，可文 章写得真漂亮。 他与胡适之先生关系甚深，着有胡适之口述自传(原英文)汉译。 后来他访大陆来到北京，又有好几首诗赠我。 其中一首今录于此： 汝昌兄辱诗索和，用通叶原韵 试考芳园八九分，花枝巷口有脂痕。 排场戏续忘真假，“评”“证”蝉联见梦魂。 我到大都访邸宅，人传耆宿别宵昏。 绍兴相国原居首，君住京华第二轩。 等到这次重到北美，一到纽约，他也就立即联系上了。因他正好为他所在的纽约市立大学筹 备一项新课程：世界各国文化代表作，将《红楼梦》列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名着。彼校的文学 院长、系主任等根本不懂《红楼梦》是怎么回事，难做决定，他遂让我去给这些领导人士和 教授等讲讲芹书的意义。 那回我很着意，因为这是《红》书的荣誉。我在美国虽然受到多次“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的称许，可那是一般日常酬对的口语和较易讲解的课程。轮到讲《红》的伟大意义 ，我这已然丢失了五十年不说不用的英语，可就怕不敢保准了，我特嘱德刚兄替我请了一位 英 语流畅的沈教授作为“准备译员”——如遇到我表达有了困难时，我就改用华语，他来用英 语转达一番。 这是个大难题!向全然不懂的洋人讲什么《红楼梦》?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烦大得多呀! 我记得也是先从解说“红楼梦”三字的意义讲起。他们听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好不容 易归到了一句话：“这部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丰厚的中华文化 意义”时，德刚兄听到了我说出cultural significance时，他立刻大声呼出“There”一字 。 这个字，在我们中国话里不能译为“这里”，而应译成“正是这话了!”“这才说对了!” 这么一来，院长们才像释然，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讲后，德刚兄送酬金，我正访夏先生于府上，他竟找到了。这回聚会，也留了照片。 ——我的记忆和叙法有了疏误：我和夏先生初次见面，是德刚兄安排的一次聚餐，他邀了好 多位在美华人作家作东作陪，请我和夏先生上座。我带了一幅墨书红楼诗奉赠夏先生，他很 高兴，立时起立合影，把字幅当作二人的“中间人”。第二天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讲时，他又 特意将它带去，展在桌上让同学们看。 夏先生赠我一册书，掀开末页给我看，见一段题记，其末句写的是他是个“周迷”——指喜 读我的红学拙着也。 分别后，他有一次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读到我的纪念胡适先生的七律诗，特意来函加 以赞语(他与胡先生的关系并不甚洽睦，然不因此而妨碍见赏拙句，此即可见格高)。 后来《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在台湾出版，中有引及他的论《红》警语，故寄赠请正。又得赐 函，末云：“兄学大如海，弟万不能及也!” 这些过奖之言，固不敢当，然亦应当一记，庶不负他的一番心意。 他的论《红》名着题曰Love and Compassion(《爱与怜悯》)，多有精辟的识见。 我与夏先生是学术之交，言不及它，此会唐先生撰有专文纪实，发于报端。夏先生还夸我的 英语“到底是燕大出身的，果然不同”。我试问他：“我若请您到大陆去开红学会，您去吗 ?”他答曰：“你若请我，我就去。”言外之意是别人请，那是没门的。 这次到纽约，草草叙来，已如此冗长，谁知不久又第二次重访。 记得那是纽约亚美协会的主事者萧女士忽惠函来邀，说办一个夏令年会，要我去讲讲《红 楼》的事。我说刚回来不太久，不想再往了。她不答应，一再恳洽，说一切费用全部由会 方负担，务必前来!我见如此恳切，不宜再辞了，就鼓兴再行。 简而言之，是到一个“岛”上的“金氏学院”(本名 King's College，义为 “国王学院”， 南人读“金”如King也)去聚会。那儿十分热闹，有各种节目。在美同胞见了我们都很亲热 。 讲时，有港校两教授和台湾女作家李昂同台。主题原是“环境保护与文学”。三位讲了轮我 换题。 我演讲的题目是“《红楼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的“开场白”说《红楼梦》也有环境 污染——大家很惊奇。我说：林黛玉葬花，不是就因 为随水流出，园外就脏的臭的乱倒——花还是沦于不洁之地了吗?这正是环境污染之证。 大家一下子把兴趣提高了。 我讲雪芹原本的真故事真价值，与程高伪续后四十回绝然不同。香港教授在我按时限结束时 起立说：我要讲的有一点周先生已然讲了，不必再述，我愿让出20分钟，让周先生续讲。 谁知，20分钟又讲完了，台下听入了“迷”，主席女士宣布：“离晚饭还有一小时，请周先 生再续，如何?”听众热烈鼓掌。于是我一直讲下去。好像有大陆记者还报道了此事。 第二天，傅先生开着车来了，把我们接到他府上小住。也是讲红学的事，听者是他请来 的台湾文界人士，男女多位。而因此会，才又引起了把拙着新稿《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付台 湾出版的拟议。一位李莉女士为此尤为热情出力。在此志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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