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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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红学三友

  ——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刚

平生两次游美,1980年的国际红学大会已有文粗记。1986年秋又重游,是去做Luce Sch olar (鲁斯学者)。提起Luce,早有缘分:我入燕京大学(1940年秋),所到的第一处游赏之地即是 Luce Pavilion,乃Luce捐资所建,燕园中人则称之曰“岛亭”——它是未名湖中的一个小 岛,乾隆时旧园遗迹石舫,即在其东侧。我在亭中加入国剧社,唱了一段“西皮慢板”;中 秋夜独到亭旁赏月怀乡。那时如何想到我七十岁时又与其续结学缘。

闲话休题。且说1986年之爽秋,住下不久,就见一份华文大报上的一条斗大的铅字标题:《 红楼风雨急》!不禁大吃一惊。

细读了这整版的长文,方知是夏、唐两位老朋友因薄物细故的“《红楼》问题”而起了争端 —— 由学术竟发展到学术以外的感情用事,互揭互贬……唐德刚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大标题是:《 夏志清贴我的“大字报”》(此乃戏用大陆“文革”时的用语)。简直又惊人又逗人,一时轩 然大波,震动纽约教育、学术界。

但他们两位都非俗士常流,多年老友,一时“交锋”,不久就为关心的友好们“打和”了, 复交如初。这是一桩趣闻兼佳话,二人风格皆可师也。

我住的是威斯康辛大学所在地Madison。1987年暮春之初,纽约的学者及华人文化团体都来 邀我到纽约去讲红学。于是我才有了东行的机缘与兴会。

先说明,那春夏是两次访问了纽约。第一次是由普林斯顿转到纽城,第二次是直抵而未他顾 。

我是个不太好“挪动”的人,虽有Luce的旅行费,也不想到各城去广开眼界。忽有学友浦安 迪教授函邀,要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讲《红》。这是美国数一数二、几乎压倒哈佛的名 校, 我却愿去看看。于是商量讲什么题目,浦先生喜欢听我讲《红楼》结构学,约定后于3月3 1 日飞抵纽约,一位美国学生到站迎接,并开车直奔普城。到达寓所还未坐定,台湾籍名教授 高友工先生便热情来打招呼——后知他是向来不肯如此行动的,对我真是特例而破格之礼数 了。对此,我深为铭篆。

4月1日晨起,到餐室去早点,桌上已摆满了鲜花。那天是中华古历三月初四,我的七十岁 生日,见此好花,精神十分欣喜振作。

当时遇有一位日本访问学者偕夫人在室,已用餐完毕,致礼而去。

那天下午,在“壮思堂”讲《红》,颇受欢迎的情景,已有文粗记。讲后又有小型讲座,皆 大陆、港、台女学士,一位美国男士(他研究巴金小说,认为巴金受《红》的影响)。大陆二 女 士,一为吕正操先生的女儿,一位是在京熟识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吴得安(她毕业赴美,我 作数首绝句赠行)。晚上是浦先生请晚饭,特到一家华人饭馆,吴女士作陪——浦先生却在 一旁干坐着,因他是信教人,不食猪肉。

吴女士又于一日晚上请我(与女儿伦苓)和高友工教授吃饭。浦先生有事来不了。食次,高先 生劝促我,“你先把那几回 最关键的补出来!”这是指雪芹八十回后的佚文而言的。他的一篇英文论文讲《红楼》的 诗境,极好(可参看拙着《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又次日,浦、吴两位热情送我们到火车站,车票还优待老人。火车十分平静,缓缓而行,一 点儿也无杂乱之形迹。

到了纽约,本来只想会见夏志清与唐德刚两先生。唐先生在1980年红学大会上已然结识,成 了熟人,夏先生则闻名不曾谋面。可是,最先来访我的却是台湾籍的傅运筹、赵乐德伉俪。 我一到达,他们便知道了——不知由何渠道?其消息之灵通,实在让我惊奇。

傅先生在联合国工作,小行草钢笔字写得清秀之至。赵女士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先生 的曾孙女的女儿。夫妻二人,皆是“红迷”。从此,我们成了好友。

夏先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专家,其英文版着作在海外享有盛名。他邀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讲 ,却值彼校系里经费未到,无法承诺,他就自掏腰包,仍要我去践诺。他派一位大陆留学研 究生唐翼明先生到中国领事馆去接我。到校时,查建英女士已在楼内等候。

在他的办公室内,为一群美国学生讲《红楼梦》的意义与原着佚失的“后三十回”的探讨。 其时名记者陆铿先生与一位台湾的报人,都赶来旁听。

外国学生因下堂有课,都有点恋恋地、不得已地走了。查女士对“探佚”这门新红学很感兴 趣,对我讲的(推考而得的)情节表示惊奇。

因系里支不出报酬,夏先生过意不去,特意在一处名为“月亮宫”的饭馆设宴招待我晚餐, 查女士仍在座。奇 巧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4月1日遇上的那日本学者夫妇,也在那里晚饭,我眼拙,早不能认 出了,他们却记得我,起身向我行一个大鞠躬礼。这令我十分感动。

还有更奇的:到北京教过英语、与我大女儿月苓同事的一位美国女士不知怎么得悉我在那儿 , 也赶来看我,并邀我与伦苓到她住处小谈叙旧。及至告辞出来,已然是满城灯火,目迷五色 ;宽敞的市街汽车如织。我们不识路,幸亏女士拦车“打的”,才于深夜回寓。

这些事,历历如在目前。

再讲唐德刚先生。

我和他初不相识,1980年国际红会的第一天第一场会,他正坐在我的右边,就好像他久知我 的一切,如旧交重逢的一般,并即席写七绝一首见赠。他为人忠厚风趣,口才并不高,可文 章写得真漂亮。

他与胡适之先生关系甚深,着有胡适之口述自传(原英文)汉译。

后来他访大陆来到北京,又有好几首诗赠我。

其中一首今录于此:

汝昌兄辱诗索和,用通叶原韵

试考芳园八九分,花枝巷口有脂痕。

排场戏续忘真假,“评”“证”蝉联见梦魂。

我到大都访邸宅,人传耆宿别宵昏。

绍兴相国原居首,君住京华第二轩。

等到这次重到北美,一到纽约,他也就立即联系上了。因他正好为他所在的纽约市立大学筹 备一项新课程:世界各国文化代表作,将《红楼梦》列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名着。彼校的文学 院长、系主任等根本不懂《红楼梦》是怎么回事,难做决定,他遂让我去给这些领导人士和 教授等讲讲芹书的意义。

那回我很着意,因为这是《红》书的荣誉。我在美国虽然受到多次“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的称许,可那是一般日常酬对的口语和较易讲解的课程。轮到讲《红》的伟大意义 ,我这已然丢失了五十年不说不用的英语,可就怕不敢保准了,我特嘱德刚兄替我请了一位 英 语流畅的沈教授作为“准备译员”——如遇到我表达有了困难时,我就改用华语,他来用英 语转达一番。

这是个大难题!向全然不懂的洋人讲什么《红楼梦》?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烦大得多呀!

我记得也是先从解说“红楼梦”三字的意义讲起。他们听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好不容 易归到了一句话:“这部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丰厚的中华文化 意义”时,德刚兄听到了我说出cultural significance时,他立刻大声呼出“There”一字 。

这个字,在我们中国话里不能译为“这里”,而应译成“正是这话了!”“这才说对了!”

这么一来,院长们才像释然,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讲后,德刚兄送酬金,我正访夏先生于府上,他竟找到了。这回聚会,也留了照片。

——我的记忆和叙法有了疏误:我和夏先生初次见面,是德刚兄安排的一次聚餐,他邀了好 多位在美华人作家作东作陪,请我和夏先生上座。我带了一幅墨书红楼诗奉赠夏先生,他很 高兴,立时起立合影,把字幅当作二人的“中间人”。第二天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讲时,他又 特意将它带去,展在桌上让同学们看。

夏先生赠我一册书,掀开末页给我看,见一段题记,其末句写的是他是个“周迷”——指喜 读我的红学拙着也。

分别后,他有一次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读到我的纪念胡适先生的七律诗,特意来函加 以赞语(他与胡先生的关系并不甚洽睦,然不因此而妨碍见赏拙句,此即可见格高)。

后来《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在台湾出版,中有引及他的论《红》警语,故寄赠请正。又得赐 函,末云:“兄学大如海,弟万不能及也!”

这些过奖之言,固不敢当,然亦应当一记,庶不负他的一番心意。

他的论《红》名着题曰Love and Compassion(《爱与怜悯》),多有精辟的识见。

我与夏先生是学术之交,言不及它,此会唐先生撰有专文纪实,发于报端。夏先生还夸我的 英语“到底是燕大出身的,果然不同”。我试问他:“我若请您到大陆去开红学会,您去吗 ?”他答曰:“你若请我,我就去。”言外之意是别人请,那是没门的。

这次到纽约,草草叙来,已如此冗长,谁知不久又第二次重访。

记得那是纽约亚美协会的主事者萧女士忽惠函来邀,说办一个夏令年会,要我去讲讲《红 楼》的事。我说刚回来不太久,不想再往了。她不答应,一再恳洽,说一切费用全部由会 方负担,务必前来!我见如此恳切,不宜再辞了,就鼓兴再行。

简而言之,是到一个“岛”上的“金氏学院”(本名 King's College,义为 “国王学院”, 南人读“金”如King也)去聚会。那儿十分热闹,有各种节目。在美同胞见了我们都很亲热 。

讲时,有港校两教授和台湾女作家李昂同台。主题原是“环境保护与文学”。三位讲了轮我 换题。 我演讲的题目是“《红楼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的“开场白”说《红楼梦》也有环境 污染——大家很惊奇。我说:林黛玉葬花,不是就因 为随水流出,园外就脏的臭的乱倒——花还是沦于不洁之地了吗?这正是环境污染之证。

大家一下子把兴趣提高了。

我讲雪芹原本的真故事真价值,与程高伪续后四十回绝然不同。香港教授在我按时限结束时 起立说:我要讲的有一点周先生已然讲了,不必再述,我愿让出20分钟,让周先生续讲。

谁知,20分钟又讲完了,台下听入了“迷”,主席女士宣布:“离晚饭还有一小时,请周先 生再续,如何?”听众热烈鼓掌。于是我一直讲下去。好像有大陆记者还报道了此事。

第二天,傅先生开着车来了,把我们接到他府上小住。也是讲红学的事,听者是他请来 的台湾文界人士,男女多位。而因此会,才又引起了把拙着新稿《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付台 湾出版的拟议。一位李莉女士为此尤为热情出力。在此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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