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明经世文编序_皇明经世文编（明）陈子龙等选辑

●影印明经世文编序

　　吴晗

　　中华书局把清代列为禁书、流传很少的明经世文编影印行世，这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清乾隆时多次颁布禁毁书目，主要目的是要掩饰清代先世和明朝的关系，说成建州部族从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没有受过明朝册封等等，替祖先脸上抹金。明经世文编恰好收入清朝皇帝最不愿意为人所知的一些历史文献，例如王琼王晋溪本兵敷奏为计处夷情以靖地方事。说出建州左?一些首领「做贼」的行迳；张学颜张心斋奏疏抚辽疏和申饰边臣抚夷疏，说出建州领袖王台、王杲对明朝的不同态度；杨道宾杨宗伯奏疏海建二夷踰期违贡疏和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事，说明建州和海西两部对明朝的朝贡制度、时间、人数和奴儿哈赤兵力情况；熊廷弼熊经略集敬陈战守大略疏、上叶相公书、答友人书，更具体说出李成梁如何计杀奴儿哈赤祖父叫塲和他失，又封奴儿哈赤为龙虎将军，奴儿哈赤远交近攻，日益强大的原委；姚希孟姚宫詹文集建夷授官始末，更是原原本本阐述了建州和明朝的关系。这些真实的宝贵的史实，触怒了清朝统治者，明经世文编因之被列为禁书。现在这部书影印行世了，这一段被埋没的史实又重见天日了，值得我们高兴。

　　但是，这部书的史料价值决不止於此，还有它更大的意义。

　　明经世文编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实用的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後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书的编辑时间在明崇祯十一年（公元一六三八），二月开始，十一月便编成，时间极为短促。

　　在这年之前，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建州奴儿哈赤称帝，国号後金，建元天命。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一九）明朝派杨镐四路出兵，攻打後金，三路全军覆没。天启二年（公元一六二二）山东白莲教徒起义，崇祯元年（公元一六二八）陕北农民起义，三年（公元一六三○）後金军入关包围北京，八年（公元一六三五）李自成、张献忠会合，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张献忠攻安庆，李自成入四川。在这年之後，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李自成农民军攻下北京，明朝政权便宣告结束了。

　　这部书编辑的时候，正是明朝内部阶级斗争极为激烈的时代，对建州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黄澍序文所说：「南寇北奴，日益滋大。」正说明了明朝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情况。

　　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文人也罢，儒生也罢，对现实情况的反映如何，明经世文编几篇序文作了回答。黄澍序说：「乃文人柔弱，既已论卑气塌，无当上旨，凡而呫哦诵记，自章句而外无闻焉。」指出文人伊伊哑哑，除了章句之学以外，什麽也不懂。陈子龙序说：「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夫保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儒生是古非今，讲形式不求实质，训诂、词藻，成天揣摩，至於当前现实问题，世务所急，却从不用心，连是非得失也搞不清楚，结论是士无实学。至於作了官的士大夫呢，徐孚远序说：「今天下士大夫无不搜讨缃素，琢磨文笔，而於本朝故实，罕所措心，以故掞藻则有余，而应务则不足。语云：高论百王，不如宪章当代。」同样是只讲词藻，不了解过去，也不了解现实。许誉卿序更慨叹地说：「予惟学士大夫平生穷经，一旦逢年，名利婴情，入则问舍求田，出则养交持禄，其於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他们没有作官以前，读的是经书，和现实无关；中了科举以後，在家搞房子买田地，做官搞好关系作巧宦，对於现实问题的解决，毫不关心：国家有事，怎麽能依靠这种人呢！总之，一句话，儒生、士大夫中大部分人对现实问题不关心，更谈不上研究。

　　这就是明朝末年的文风、学风！空疏，不学：在文学方面，公安、竟陵是代表；在哲学思想方面，王学末流空谈性命的一羣人是代表。

　　明经世文编的编辑是当时一部分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反对这种有害的文风、学风，要求通过历史实际的学习，总结前人经验，来解决当前的问题的努力。

　　这部书的编辑也是有所继承的，前此，有陈九德的明名臣经济录，分为十目，取奏疏事蹟上有关治道的分别编列，时间从明初到正德末年止；有陈其傃的明经济文辑，分十七目；有万表的明经济文录等等。明经世文编继承了这个传统，规模更大。後於此。清朝人编的经世文编，那就更多了。

　　编辑采用主编负责、集体选辑的方法。

　　主编的主要人物是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三人：都是江苏松江人。

　　陈子龙（公元一六○八－－一六四七）字卧子，擅长制艺（八股）文字，诗赋古文骈文也写得很好，年轻时就很出名，崇祯三年举人，十年中进士。官绍兴推官，升兵科给事中。清兵南下，子龙和太湖义兵相结，事败被俘，投水自杀。

　　徐孚远（公元一五九九－－一六六五）字闇公，崇祯十五年举人。清兵破松江，孚远从鲁监国漂泊海岛，後来到台湾依郑成功，死在那里。

　　宋徵璧原名存楠，字尚木，天启七年举人，後改名徵璧，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和弟徵舆都投降了清朝。

　　明朝末，东南各地知识分子纷纷组织文社，讲求制艺，议论朝政，声势最大的是苏州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松江则有几社的组织。几社取义於绝学有再兴之几，和知几其神的意义。几社的主要成员同时也参加了复社。初创时有所谓几社六子：徐孚远、陈子龙、夏允彝、杜麐徵、彭宾、李雯。宋徵璧是後来参加的。初创於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以文会友，搞得很热闹。後来便和书坊合作，选刻时文，由徐孚远主持编选，从崇祯五年到十四年，刻了几社会义五集，会义很受要参加考试士子们的欢迎，参加几社的人也越来越多，超过百人了。在选刻时文的基础上，陈子龙等编辑了明经世文编。

　　据宋徵璧所撰凡例，编辑分担任务，徐孚远、陈子龙十居其七，宋徵璧十居其二，此外李雯、彭宾、何刚等都曾参加商酌。以此，文编各卷都列有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三人姓名，其余一人则李雯、宋存标等轮流列名。综计全书，列名选辑的二十四人，列名参阅的一百四十二人。选辑的都是松江人，是负实际工作的；参阅的则是分散在各地的人，参加文集的搜集或校选工作的。

　　选文的原则，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明治乱：「此书非名教所裨，即治乱攸关，若乃其言足存，不以人废，分宜（严嵩）老奸，秩宗之文，采其数篇。近者熊芝岗（廷弼）刚悻自用，已经伏法，然筹策东隅，多有英论，无讳之朝，可以昭揭。」

　　二，存异同：「异同辩难，将以彼我未通，遂成河汉，就其所陈，各成一说。如大礼之议，张、桂与新都并存；河套之役，襄愍与东涯各异。一哈密也，或主闭关，或主授爵；一倭奴也，或主封贡，或主征讨。又若军伍之虚，边墙之修废，胶莱海运之通塞，得失虽殊，都有可采，不妨两存，以俟拣择。」

　　三，详军事：「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羗又次之，如北摧劲虏则详於王威宁，南伐麓川则详於王靖远，两广寇乱则详於韩襄毅，剿灭土达、绥戢荆襄则详於项襄毅，处置宁藩则详於王文成，河套恢复则详於曾襄愍，倭奴抄掠则详於胡少保、戚总戎、唐荆川，顺义封贡则详於王监川，平播则详於李襄毅，水蔺地界则详於郭青螺，西征则详於梅客生，东征则详於宋桐岗，若经略奴酋则详於熊芝岗，抚赏插部则详於王霁宇，水西本末则详於朱恒岳。

　　全书包括范围，大体上有时政、礼仪、宗庙、职官、国史、兵饷、马政、边防、边情、边墙、军务、海防、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河、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钞法、税课、役法、科举、宗室、弹劾、谏诤等各个方面。

　　材料的搜集，除了松江本地的藏书家以外，还通过文社的关系，吴、越、闽、浙、齐、鲁、燕、赵各地的儒生、士大夫，都?策?力，访求徵集，所得文集在千种以上。其中有些是文集作者子孙所收藏的，例如朱纨的甓余集、钱薇的承启堂集、徐阶的徐文贞公集、王忬的王司马奏疏、陆树声的陆宗伯文集、徐陟的徐司寇奏疏、宋懋澄的九龠集等都是。尽管如此，有些着名人物的文集，已经散佚，还是得不到。凡例说：「如韩襄毅（雍）、徐武功（有贞）皆本吴产，襄毅疏草、武功文集，访其後人，竟未可得。琅玡缨簪累叶，代有文人，而思质（王忬）司马之集，已失其半。灵宝四许，鼎盛一时，问宦其地者，云诸集皆已散佚，访求之难，大概可见。」明朝人选录明朝人的文章，当时已经这样困难，现在隔了三百二十多年，文编所收的文集，其中有些已经没有传本，只是通过文编的选录而保存下来，意义就更重大了。

　　文编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例如宋濂渤泥入贡记、商辂赠行人刘偕立使西南夷（满剌加）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诸岛的友好往来；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说明了澳门被蒲都丽家（葡萄牙）所占领，和澳门的情况；徐学聚报取回吕宋囚商疏，说出当时吕宋惨杀华侨万余人的惨状；姚夔捷音手疏记成化三年明朝和朝鲜合攻建州杀李满住之役；余子俊添设将官事记建州三?迁居苏子河，明朝杀董山事；宋懋澄东征纪略记杨镐攻建州，三路覆军情况；毛伯温广时议以防虏患疏，记修建北京外城；杨荣固安提记记永定河水患；桂萼论开濬河道疏讲北京河道情况，杨鼎通惠河旧道事宜疏则更具体说明：「元时水在宫墙外，船得进入城内海子湾泊。今水从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难循故道行船。」什刹海在元明两代的不同情况；周忱与户部诸公书，指出苏松户口流亡的严重性，并以太仓为例，批评了当时的敝政；耿裕灾异疏说光是光禄寺的厨役，原额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四名，後来又添了一千五百名，一个小衙门的人员如此庞大，其他衙门也就可想而知了：类此纪载，都对研究当时史事有极大的帮助。

　　当然，由於编选时间过於短促，缺点是难免的。例如选文重复，杨溥杨文定奏疏预备仓奏和杨文贞集论荒政文字完全相同；夏言夏文愍公集勘报皇庄疏和查勘功臣田土疏也和林俊林贞肃公集传奉敕谕查勘畿内田地疏文字大半相同；梁储请罢中官盐引等疏和蒋冕乞取回刘允及停止张玉不差题本，实际上是同样的；又如桂萼的田夷图序和魏焕的经略总考的前三段，也是相同的。其次是断限不严，如王禕送胡仲渊参谋序是元至正十五年写的，金幼孜序滦京百咏集是给元人杨允孚着作写的序，都和明朝无关，就体例说，是不应该收入的。第三是有所顾忌，如凤阳巡抚李三才请停矿税疏，措词激烈，在当时政治上是有作用的；但文编竟不收此文，而收入措词和缓的停止庐州开矿疏，显然是去取不当。

　　此外，有关万历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明人议论极多。有关东林党的正面、反面文章也很多，文编也完全不收，看来也是有政治顾虑的。至於明末农民起义的史料，文编没有收入，那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编选文编时，农民起义正在发展中，有关农民起义的章奏都还没有收入文集，文编又何从编选呢！

　　文编由松江书坊雕板印刷：当时书坊和儒生、士大夫的合作情况，虽然没有纪载可以查考，但从十八世纪前期着作的儒林外史，还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为书坊选文的情况，如第十三回蘧駪夫求贤问业：

　　（蘧駪夫）那日从街上走过，见一个新书店里贴着一张整红纸的报帖，上写道：「本坊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墨程，凡有同门录及朱卷赐顾者，幸认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坊不误。」

　　选文是有报酬的，第十四回马二先生对差人说：「我的束修其实只得一百两银子。」第十八回匡超人在文瀚楼选文，则只有二两银子。第二十八回诸葛佑请萧金铉选文，则是拿出二三百两银子，租了僧官的房子，叫了七八个刻字匠，边选边刻。随着选文的人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陈子龙是新科进士，宋徵璧是举人，徐孚远是秀才，参加编辑的夏允彝也是新科进士，都是一时名士，编选这部书时又得到地方官方岳贡和当时名流陈继儒的支持，比之马二先生独力选文，气派规模都大得很多。不过，从儒林外史的纪载，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出版情况。

　　文编的主要编选人陈子龙因抗清被俘自杀，徐孚远坚持抗清，投奔郑成功，夏允彝在嘉定城破後，投水自杀，他的儿子夏完湻也以陈子龙案牵连被杀，何刚抗清牺牲。这些人都具有坚强的民族气节，在平时关心政治，讲求经世实用之学，到危难时坚决抵抗，不惜议牲自己的身家性命，表现了英雄气概。另一些人如宋徵璧兄弟等人，则走了相反的道路，投降清朝，作了清朝的官。同是复社、几社的人，在面临严重考验时，却走的截然相反的道路。这一事实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分化和两面性。由此看来，最近正在讨论的明末地主阶级对清军入关的某些论点，是值得重新商讨的。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