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存宋人编辑的诗话总集,主要有三大部:《诗话总龟》、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和魏庆之的《诗人玉屑》。《丛话》和《玉屑》都成于一人之手,《诗话总龟》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它的第一位编者是阮阅,书原名《诗总》,成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大约没有刊刻。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在闽中有了刻本,改名《诗话总龟》。从此,《诗总》就为《诗话总龟》所代替,各书着录就只有《诗话总龟》了(如尤袤《遂初堂书目》)。宋代刻的《诗话总龟》,宋末元初的方回见到过七十卷本,没有流传下来。明代的传抄本是一百卷的。到了嘉靖年间,明朝宗室月窗道人刻了一个九十八卷本,这是《诗话总龟》流传到今天的唯一刻本。
阮阅字闳休,自号散翁,亦号松菊道人,舒城人。元丰八年(一○八五)中进士,榜名美成。做过钱塘幕官,后来以户部郎官出为巢县知县。宣和中做郴州知州(依《诗总序》及《郴江百咏序》,始官为宣和二年,《郴州志秩官表》“知军”作政和七年“由朝散大夫任”),曾用七绝作《郴江百咏》(《四库》着录,实存九十二首)。因为擅长绝句,所以有阮绝句之称。南宋建炎元年(一一二七)以中奉大夫作袁州知州,致仕后定居宜春。明抄本“绍兴辛巳(一一六一)长至日散翁序”说“戊辰(一一四八)春余宦游闽川”,就阮阅生平、仕历观察,序文显系伪托。阮阅的着作有《松菊集》五卷(今佚),《郴江百咏》,《诗总》十卷(即《诗话总龟》之前身),《巢令君阮户部词》一卷(见《皕宋楼藏书志》),《全宋词》存词六首。正德本《袁州志》有《重修郡城记无讼堂诗序》及《宣风道上题春波亭》两首七绝。《诗话总龟》后集的《阮户部诗》,疑即阮阅,所引仅七绝一首。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着录《诗总》为十卷四十六门,元初方回已见不到《诗总》旧本,他在《桐江集》中说:“今所谓《诗话总龟》者,删改闳休旧序,合《古今诗话》与《诗总》,添入诸家之说,名为《总龟》,标曰益都褚斗南仁杰纂集,前后续刊七十卷,麻沙书坊捏合本也。”今见《诗话总龟》前集,总卷数不同,门类仍为四十六,其中估计也有后人增补,一般当仍为阮阅原本之旧。而后集五十卷,基本上是《苕溪渔隐丛话》《溪诗话》《韵语阳秋》三书的杂凑,决为“书坊捏合”,非阮氏所有。因此,《诗话总龟》的价值,主要是在前集中。有关《诗话总龟》的版本源流,可以参看本书附录前人的着录和序跋。
《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后先成书,《诗人玉屑》最为晚出。黄升为了抬高《诗人玉屑》的地位,贬抑《总龟》和《丛话》说:“诗话之编多矣,《总龟》最为疏驳。其可取者惟《苕溪丛话》,然贪多务得,不泛则冗。”此论未妥。《四库全书总目》评《苕溪渔隐丛话》时这样说:
“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名目;此则唯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正;此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
这段议论,大体平允。同书在阮阅的《郴江百咏提要》里也说到《诗话总龟》,还强调它内容丰富:“而阅素留心吟咏,所作《诗话总龟》,遗篇旧事,采摭颇详,于兹事殊非草草。”
《天禄琳琅书目》认为《诗话总龟》“在诗话中荟萃最为繁富”,我以为如从资料丰富这一点来评论《诗话总龟》,其价值似不在《苕溪渔隐丛话》之下,远非《诗人玉屑》所能及。今天看来,也是《诗话总龟》值得整理重印的主要理由。《苕溪渔隐丛话》以人为纲,如果研究一位大诗人,它提供材料系统而集中,当然很方便。《诗话总龟》以类编排,如果研究同一题材的不同内容,那末分类编排的优点就不能抹杀。事实上细考《渔隐丛话》全书,它以杜甫苏轼为两大宗,一百卷中两人共占二十七卷之多。但同时也辅以以类相从的方式。比如在玉川子的名下,集中了咏茶的诗篇;用《长短句》一目集中有关词的论述;用《丽人杂记》集中妇女创作。可见以人为纲和以类相从的办法,不应互相排斥。从内容来说,《渔隐丛话》着眼大家,多附议论考辨;《诗话总龟》广收小家,但录其诗其事,排比异说,很少论辨。《四库提要》说“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是符合事实的。今天论述《诗话总龟》的价值,我以为首先在于它保存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可以从诗话、诗作和说部几方面来看:
从诗话说,《诗话总龟》前集共引书近一百种,其中诗话或与诗话相关的书占大半,而多数都已散佚。从事宋代及以前诗话辑佚工作,离不开这部书。今人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辑佚》大量取材于《总龟》及《丛话》,就是最好的证据。
从作品来看,可以补集部漏收的诗句还不少。如前集卷七:
“刘孝标《舞诗》曰:‘转袖随歌发,顿履赴弦余。度行过接手,回身乍敛裾。’”
这首诗丁福保辑的《全梁诗》就漏收了。又如五代诗人翁宏,《全唐诗》仅收诗三首,另有断句三联。而《总龟前集》卷十一引翁宏的诗就多出六联断句:
“《塞上曲》云:‘风高弓力大,霜重角声干。’《海中山》云:‘客帆来异域,别岛落蟠桃。’《中秋月》云:‘塞清万国土,冷辟四维根。’……《南越行》云:‘因寻买珠客,误入射猿家。’《细雨》云:‘何处残春夜,和花落古宫。’《途中逢故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国十年心。’”
《诗话总龟》多采小说家言,而所采之书,今天多所亡佚,即使今日仍存之书,也有亡佚部分,或者本来就不是足本,也可根据《总龟》加以补充。以孙光宪《北梦琐言》为例,原着录三十卷,今本为二十卷。缪荃荪《云自在龛丛书》本多辑了四卷,但都只取自《太平广记》。《诗话总龟》中就多出好几条。如《神仙门》下有王仙柯事一条,其中有“葆光子曰”,末注《北梦琐言》,必为孙书无疑。另如《南部新书》也和上例相同。至于《冷斋夜话》本非全书,《苕溪渔隐丛话》和《诗话总龟》都有多条不见于今本的。可见如从事说部的辑佚工作,《诗话总龟》应该算是可供开掘的宝藏。
《诗话总龟》今日易见的是旧《四部丛刊》影印的明月窗道人刊本,清朝一代无人翻刻过。这次校点,就是以《四部丛刊》第二次影印本为底本。前人批评《月窗本》“讹舛特甚”,的确中肯。从卷数说,《前集》少了《寄赠门》中下两卷,从出处说,漏注和错注的要以百数。更严重的有时两条不相干的截尾去头凑成一条。至于字句讹脱的可谓触目皆是。所幸的是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都藏有一百卷的明代抄本,可以补《月窗本》的脱漏,但两部抄本抄手都很拙劣。《天禄琳琅书目》着录的“抄手极工”的明抄本已经不在大陆,无法借校。北京图书馆另有缪荃荪校的《诗话总龟》,给校勘工作带来很大便利。《月窗本》和抄本编序大同小异,文字小有出入者至伙。这次整理,原则上尽量不改动底本,并力避繁琐,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一个较可信的本子,具体方式见“凡例”。这是一种尝试,未必尽善,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教。
整理时凡遇疑难,则多方求索,力求会通。如《前集》卷一:
“夏侯嘉正好炉火,仍以不得两制为恨……尝曰:‘使我得水银半两,知制诰一日,平生足矣。’”
我先怀疑水银半两有何难得,然而两个抄本皆如此。检《知不足斋丛书》本《玉壶清话》卷七作“干得水银半两”,一个“干”字表示炼水银为真银(药银)。后见缪校本作“水银银半两”。魏泰《东轩笔录》也记此事作“水银银一钱”,而明刻曾慥《类说》卷五十五引《玉壶清话》正作“水银银半两”,于是依缪校本补一“银”字。
由于资料不足,特别是《天禄琳琅》着录之本未能寓目,主观上见闻不周,校勘工作难如人意。出处漏误虽补正二百条左右,但未查考出者尚近百条,其中如卷八“蜀沙门尔鸟”条,底本无出处,抄本作“同前”,而前条为《北梦琐言》,今本《北梦琐言》未见此条,只能仍告缺如。尚祈海内鸿博,多所匡补。
后集最后的校核工作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陈新同志做的。
此书校点工作除原单位及出版社大力支持外,南京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同志借阅善本,不惮其烦,使校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谨此致谢。但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得《天禄琳琅书目》着录之本重加校定,使臻完善。“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周本淳记于淮阴师范专科学校 癸亥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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