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到　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於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　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攻不可胜数，而复　者有二焉。是何以异於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於偏战也，犹其於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後可与适道矣。 　　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诸侯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间也。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於内，尔乃顺之於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於变，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间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到於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於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於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着，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於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於清丘、断道。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惧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曹卫，四国相辅，大困之奸，获齐顷公，　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後，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霄，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是福之本生於忧，而祝起於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於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後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到尊为不可以加於到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到辱为亦不可以加於到尊大位，故难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固然方获而虏邪。其於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於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於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於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尝此之时，死贤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置王於春正之间，非日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为王也云尔。 　　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 　　《春秋》曰：“郑伐许。”奚恶於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　卒，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於蜀，以盟而归，诸侯於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其子未逾年，有称伯不子，法辞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云：“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於人，子施失恩於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於前，己起大恶於後。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到，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是也。楚与中国侠而击之，郑罢疲危亡，终身愁辜。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熟计，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义，同事不审时，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