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春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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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继续提问,这一回详细问道了天人感应之事。我们很多人都熟悉李商隐一首咏叹贾谊的七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感叹政治新星贾谊好容易又得到了汉文帝的召见,本拟有机会施展抱负,可汉文帝关心的却只是鬼神之事,并非天下苍生的福祉。

  其实若说起大搞“封建迷信”,汉武帝比汉文帝可强出太多了,汉文帝再怎么着也不过是请个高知来问问情况,汉武帝却是把特异功能大师接二连三给弄到宫里,金银财宝不说,还把女儿往外赔。但是,从另外一层意义来看,“问鬼神”和“问苍生”并不矛盾,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事的两面,因为天和人是互相感应的:人世好了,就会天降祥瑞;人世坏了,就会天降灾异。这也就是说,当你发现UFO满天飞、麦田怪圈无处不在、妖魔鬼怪四处显灵、到处都有灵异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都是国家政治没搞好闹的。

  ——反正董仲舒就是这么解释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可不是我拍脑门拍出来的哎,我是有理论依据的。”他的这个理论依据,自然就是孔圣人的《春秋》。

  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上查天道,下验人情,网罗古事,考察现实。所以《春秋》所讥讽的,也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恶的,也就是灾异所降临的。”

  有人读到这里可能会大为不屑:“《春秋》怎么这么写呀,这还哪像是正史所为呀,还什么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呢,哼,说野史还差不多!”

  从历代官方说法来看,《春秋》原本还当真是部野史,因为孔子不过是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是没有权力来修治史书的。修史书是史官的职责,是官方的行为,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这也表现了历代官方对历史的重视。如果放任私家修史,你这么写,他那么写,一个人一个说法,也没有人来给敏感事件统一口径,这样的历史哪还有严肃性呢!所以,《孟子》里边提到孔子作《春秋》,说孔子感叹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原因很可能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孔子自己也清楚自己这种私家修史的做法是一种僭越行为。

  那么,如果真拿私家野史的标准来衡量,《春秋》大谈灾异似乎倒也说得过去。可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成为一个区分正史与野史的合理标准,因为在官方正史当中,灵异现象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春秋》对后世的影响力实在太大的缘故吧。

  赵翼的《廿二史箚记》里专门有“《晋书》所记怪异一条”,说:“采异闻入史传,惟《晋书》及《南》、《北史》最多,而《晋书》中僭伪诸国为尤甚。”这好像还真呼应了董仲舒的说法,在乱世最乱的时候,在三天两头有坏蛋僭越称帝的那些时代里,灵异现象总是在全国风起云涌。赵翼提到刘聪时代里,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陨石——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地球上每天都得掉个一吨半吨的陨石,这没什么稀奇,可这块陨石稀奇的是:大家以为它是石头,走近一看,却是一大团肉?!哎呀,都说天上不能掉馅饼,这还真就掉下一个来,看来馅饼的皮儿是在和大气层的摩擦当中燃烧掉了。这一大团肉,长有三十步,宽有二十七步,几里之外都闻得见味道,更有奇怪的,这肉旁边还有哭声!

  一件怪事的降临也许只是一系列怪事的开端,就在这个时候,刘聪的皇后生孩子了,生的是一对双胞胎,可惜不是人,而是一蛇一虎。这一蛇一虎伤人而走,大家去找,却在怪肉旁边找见它们了,而怪肉的哭声也奇怪地停了下来……

  赵翼又举一例:干宝的《搜神记》,尽人皆知书里全是怪力乱神,可干宝其人在晋朝却是位出色的官方知识分子,他曾被皇帝委任编修国史,成就出一部《晋纪》,颇受好评,时人称之为“良史”。可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史家,家里边却出了一桩史笔难以描绘的灵异事件:干宝的爸爸很宠一个婢女,等爸爸死后下葬的时候,失去了靠山的婢女被妒火中烧的干家老妈活活推进墓中,就这么连活人带死人一块儿埋了。干宝那时候还小,不大懂事,也就没受太大的刺激。又过了十多年,老妈也死了,干家人安排合葬事宜,挖开了当初埋干宝爸爸的坟墓。这一挖,只见地底下场面骇人,那个婢女栩栩如生地爬在棺材上,就像活人一般。大家用车把婢女载回了家,过了一天,婢女竟然醒过来,回忆墓中生活,说干宝的爸爸对她很好,给她好吃好喝,两人恩爱非常。后来,干家把这婢女嫁了人(也许是不敢把这么一位奇人留在家里吧),她婚后居然还生了孩子。

  单是这么一件事,倒也没什么太让人奇怪的,也许这婢女是个特异功能大师呢。可让赵翼感觉奇怪的是,这事居然是堂堂正正记载在正史《晋书》里的?!赵翼说:这事怎么想怎么不可信,但干宝正是因为自家出了这件怪事,这才四处搜罗灵异事件,编写出了《搜神记》来的。如果这是干宝瞎编的,他这不是自曝爸爸的隐私和妈妈的妒忌么,念过书的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呀。也许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吧。

  赵翼举例只是随手点检,而《晋书》里紧接着还记载了干宝家另外一桩奇事:干宝的哥哥曾经断了气,一连好几天,身体都僵硬了,后来却奇迹般地醒转,述说自己见到了鬼神,宛如一场大梦,不记得自己曾经死过。

  ——我现在深夜写字,写到这里也仿佛见了鬼:赵翼说的婢女复生事件确实《晋书》有载,可在《搜神记》里却没有这篇呀,只有两三个类似的故事而已。如果不是版本问题,那就真是见了鬼了!咳咳!

  两晋南北朝天下大乱,正史里居然也鬼怪满街跑了,也许老天和人世当真有着什么奇妙的感应吧?当然,也许是写历史的人出于安全第一的考虑,不大着墨于人世而更多地着墨于鬼怪了。世界名着《鬼家村》也许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吧?^_^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过一句非常着名的话,说他写作《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排比荡气回肠,很容易稀里糊涂就读过去了,如果细看一下,这个“天人之际”还能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司马迁可是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的,而且,以前的历史学家同时还得是天文学家。

  进一步来说,很多人都知道“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提出来的,而事实上,这种观念由来已久,董仲舒不过是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作了一次恰当的阐发而已。那么,这种观念到底由来多久呢?嗯,至少在《春秋》里就已经有了。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论道: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

  这段是说:孔子作《春秋》,上查天道,下证人事,参考历史,分析现实。所以《春秋》所讥讽的,也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厌恶的,也就是怪异所降临的。孔子是把国家的过失与灾异现象写在一块儿的,以此来彰显善恶。古代掌管文教的官员致力于以道德感化万民,人民全被感化之后,监狱里也就一个人都没有了。而现在,古风不存,人民得不到教育感化,心里已经没有仁义了,为了赚钱可以连命都不要,所以犯法的人才这么多,一年里边摊上刑事官司的人就有成千上万。这样看来,古法是不可不用的,所以《春秋》对改变古代制度的事情总是大加讥讽的。

  董仲舒在这重要的一段里暴露了三个问题。一是他的“天人感应”理论来自《春秋》;二是《春秋》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复古”;三是露了狐狸尾巴——前边一直都说秦朝法制横行,刁民逐利犯法,结果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敢情汉朝如今也是这样啊!

  还是着重说说第一个问题好了:《春秋》当真是大讲“天人感应”吗?既然都说《春秋》是孔圣人所作,而孔圣人又一贯“敬鬼神而远之”,一贯“不语怪力乱神”,那《春秋》难道真会讲什么灾异吗?

  ——这还的确是真的。

  《春秋》记事非常简略,一年的事情也统共不过几句话(前边咱们已经见识过了),全书一共也不过一万多字,可对日蚀就记了好几十次,另外还有不少对彗星、流星雨等等“怪异”天象的记载。天上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人间可就真得好好得捉摸捉摸。

  那么,《春秋》就是“天人感应”的源头么?

  ——也不是。我们看看《论语》最后一篇“尧曰篇”里有这样一段: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这里的“予小子履”就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这段话是他在一次祭祀活动当中的重要讲话:“我用黑色的公牛献祭,告诉伟大的上帝: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仆人我对您老人家不敢有任何隐瞒,这您是知道的。我如果有罪,您就惩罚我一个,别牵连天下人;天下人如果有罪,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对这段话的解释历代专家们是有些分歧的,我这里姑取一说,大意不差。虽然有人怀疑“尧曰篇”晚出,但这里的思想似乎倒也与孔子相合。《论语》这种语录体的东西有一点很讨厌:经常不给出上下文,只是孤零零一句话拿出来让人去猜。好在这事在其他书里另有记载,让我们可以一窥端详。

  ——有趣的是,如果说这事《论语》有载、不属于“怪力乱神”吧,可偏偏《搜神记》这部“怪力乱神大全”里也有收录:

  【【汤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汤乃以身祷于桑林,翦其爪、发,自以为牺牲,祈福于上帝。于是大雨即至,洽于四海。】】

  《搜神记》讲得非常简洁:商汤灭了夏朝之后,连续遭逢七年干旱,洛水枯竭。商汤剪掉指甲和头发,以自己的身体为牺牲,在桑林中向上帝祈祷。大雨立刻降下,全世界都得到了滋润。

  其实这个故事在古代文献里非常常见,《搜神记》是比较晚的,早些的还有《墨子》和《国语》等等。也许正因为商汤也是儒家吹捧的圣王之一,而天和人又可以如此感应,所以流风绵延到秦、汉以后,直到晚清、民国,皇帝要祭天、祭地、祭祖,也要这样作作自我批评——“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话成为了皇帝们的经典台词。当然,皇帝如果这么说,大家听了自然也会舒舒心,可皇帝心里是否真这么想,这却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可能有人早就怀疑了:“旱灾就旱灾好了,不过饿死一批草民罢了,只要加强管制、加强宣传,连哄带打别让他们闹事就行了。商汤一国之君,难道一遇到自然灾害还真拿自己当牺牲啊?!——什么是‘牺牲’,就是献给神的祭品,一般都用猪、牛、羊,是要活活杀掉的。商汤这要么就是当真感动上帝了,要么就是运气好,可如果在他祈祷完毕却还是没有下雨,他这一国之君的小命难道还真会丢在这里不成?董仲舒对汉武帝大谈天人感应,如果哪天汉朝也闹旱灾了,汉武帝也学着商汤的榜样去祈祷,万一不灵,难道汉武帝就这么死了?两千多年来这么多皇帝,到底有几个是真把自己作牺牲而死在祭坛上的?!”

  是呀,这事仔细一想,确实处处透着荒诞。商汤的事迹渺茫难考,随便那些知识分子们怎么说就怎么是,看来我们也只能拿它当故事听了。这也就是说,在后世如此重要的一个理论/行动,竟是部分地扎根在一则虚构的故事之上?!

  事情也许并非如此。在那个遥远的年代,这个故事也许确实是合情合理的。郑振铎有一篇《汤祷篇》,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

  郑先生不愧是搞文学出身,在《汤祷篇》的一开始,就以文学的笔法渲染了全部的汤祷场面,说连年干旱,搞得人心惶惶,于是——

  【【没有下田或采桑的男妇,他们都愁闷的无事可作的聚集在村口,窃窃的私语着。人心惶惶然,有些激动。左近好几十村都是如此。村长们都已到了城里去。

  该是那位汤有什么逆天的事吧?天帝所以降了那末大的责罚,这该是由那位汤负全责的!

  人心骚动着,到处都在不稳的情态之下。

  来了,来了,村长们从城里拥了那位汤出来了。还有祭师们随之而来,人们骚然的立刻包围上了,密匝匝的如蜜蜂的归巢似的,人人眼睛里都有些不平常的诡怪的凶光在闪露着。

  看那位汤穿着素服,披散了发,容色是戚戚的,如罩上了一层乌云,眼光有些惶惑。

  太阳蒸得个个人气喘不定。天帝似在要求着牺牲的血。

  要雨,我们要的是雨,要设法下几阵雨!

  祷告!祷告!要设法使天帝满足!

  该有什么逆天的事吧?该负责设法挽回!

  农民们骚然的在吵着喊着;空气异然的不稳。

  天帝要牺牲,要人的牺牲!要血的牺牲!我们要将他满足,要使他满足!——仿佛有人狂喊着。

  要使他满足!如雷似的呼声四应。

  那位汤抬眼望了望;个个人眼中似都闪着诡异的凶光。他额际阵阵滴落着豆大的黄汗,他的斑白的鬓边,还津津的在焦聚汗珠。

  诸位——他开始喊叫,但没有一个听他。

  抬祭桌——一人倡,千人和,立刻把该预备的东西都预备好了。

  堆柴——又是一声绝叫,高高的柴堆不久便竖立在这大平原的地面上了。

  那位汤要喊叫,但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他已重重密密的被包围在铁桶似的人城之中。额际及鬓上的汗珠尽望下滴。他眼光惶然的似注在空洞的空气中,活像一只待屠的羊

  …… …… ……iii】】

  七十年前的白话文现在读起来倒别有一番风味。郑振铎“逼真再现”了商汤的那一次影响深远的桑林祷告,我就简洁一些来复述好了:后来,商汤被推上了柴堆,诚心诚意地向上帝祷告——这时候他没法不诚心诚意,因为当真若再不下雨,祭师和村长们就该在柴堆上放火了。

  也不知道是商汤的诚意感动了上帝还是事有凑巧,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下雨了,商汤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祭师和村长们护拥着走下柴堆,享受着人们的欢呼。

  ——这事在我们看来实在匪夷所思,难道帝王祭祀就是这么搞的吗?真要是下雨下得再晚一些,商汤还不就真被烧死了?可没听说过秦皇汉武们这么搞过呀!这样的领导谁敢作呀?试想一下,如果董仲舒这么样让汉武帝去搞“天人感应”……

  但是,郑振铎这里绝非小说家言,在“逼真再现”之后就是详实的考据工作了。我们也跟着他的考据来看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老师先是讲了历代专家对汤祷一事的分析质疑,质疑得最为有力的要算清代的辨伪大家崔适。崔适广征博引,认为此事太过不合情理,他赞同明人李九我的逻辑:“商汤是位着名的圣王,兢兢业业治理国家,难道上帝看不见他终日的辛劳,却只相信他两句话的祈祷词?上帝这也太没头脑了吧!”

  李九我这番话非常有力,但这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同时,却带来了新问题:既然上帝是有头脑的,既然“天人感应”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像七年大旱这样的超级自然灾害只应该降临在暴君当政的时代,却怎能出现在圣王统治的时期呢?

  是呀,这可真难回答了。我们想想,刚才讲过两晋南北朝灾异频频,分明是昭示乱世;如果大臣向皇帝进谏,也常会借灾异来说这是老天爷在发警告了。所以,“天人感应”理论的逻辑分明是:圣主有祥瑞,昏君有灾异。可到商汤这个例子上,怎么却讲不通了呢?

  照理说,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留到明清才让人研究的,董仲舒要圆上自己的理论,必然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完满解答,不然的话,一经其他学者问难,张口结舌答不上来,这个面子可就跌大了。

  董仲舒自然给过解答,崔适自然也没有忽略,他说:“董仲舒当年是这么说的:商汤时期的超级旱灾不是商汤招来的,而是上任夏朝暴君夏桀留下来的余虐。”

  ——这么说也很有道理哦,我们都知道上古时代有两个着名的暴君,一个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夏桀,一个是商朝的末代君主商汤。夏桀实在太坏了,搞到天怒人怨,所以,商汤虽然推翻了他,建立了全新的商朝,可夏桀留下来的烂摊子不是一下子就能清理干净的。

  我还得再插一句:古人的引述一般并不像现代人这样严谨,经常不核查原文,只凭记忆一写,大意差不多就行。所以呢,崔适这里引的董仲舒的说法并不是人家的原话,在《春秋繁露·暖燠常多》,董仲舒说的是:

  【【禹水汤旱,非常经也,适遭世气之变而阴阳失平,尧视民如子,民视尧如父母,《尚书》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四海之内,阏密八音三年。”三年阳气厌于阴,阴气大兴,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残贼也,汤,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残贼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阳也,故汤有旱之名,皆适遭之变,非禹汤之过,毋以适遭之变,疑平生之常,则所守不失,则正道益明。】】

  这段是说:商汤时期的大旱只是特殊情况罢了,与此相同的还有大禹时代的洪水,都是起因于世道变化而产生的阴阳失调。话说尧圣人当领导的时候,把人民群众当成儿女一样,人民群众也把尧当成父母一样。《尚书》里说:“尧死的时候,老百姓们都悲哀得像死了亲爹亲妈一样。这悲哀的情绪弥漫在四海之内,没有了音乐,也没有了娱乐,就这样一连过了三年。”——看,一连三年啊,这三年里,阳气一直被阴气压抑,阴气盛行,所以后来才有全国范围的大洪水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大禹治水。商汤大旱的道理也是一样:商汤改朝换代,灭了夏桀,而夏桀是天下头号大坏蛋,灭了他就导致阳气旺盛;商汤是天下头号大好人,他掌了权,使盛德布满天下,这也是促使阳气旺盛的。而同一时间里阳气全都旺在一起了,这就像人上火一样,所以就有了大旱了。(熊逸按:这两句原文有些费解,加之我的水平有限,解释得不一定准确,但想来大意应该不差。)所以呢,大禹时代的洪水和商汤时代的大旱都是事出有因的,偶然而已,并不证明大禹和商汤不够圣王的标准。

  这就是董仲舒的经典解释。看似说得很圆,可如果较真一下的话,如果汉武帝的时候天降灾异,完全可以托词说那是秦始皇暴政的余虐呀。这天人之间的感应如果不一定是即时生效的,很多事情可就真都说不清了。

  崔适可惜没和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然的话,他去问难一番,肯定很有看头——崔适对董仲舒的解释明显抱持不屑的态度,他说:“按您董老这个逻辑,嗯,商纣和夏桀可是同一个级别的坏蛋,那为什么武王伐纣那次改朝换代就没有商纣的‘余虐’呢?那时候可是丰年啊!看来这事不可信,商汤以己身为牺牲的说法尤其不近情理。”

  崔适的问难似乎言之成理,但郑振铎批评崔适说:不该以后人的常识来判断古代事情的有无。

  郑振铎这话很是在理,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社会风俗和道德观念,文明开化程度也不相同。郑振铎举了两个《史记》里以活人来做牺牲的事情:一个是妇孺皆知的魏国西门豹治邺为河伯讨老婆,一个是“六国年表”里的“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

  可郑先生的这两个例子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以活人来作牺牲,这在古代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后世打仗还常有杀人祭旗的呢,要举例子一定得举以国家领导为祭祀牺牲的事情才好。

  那么,“初以君主妻河”,好像有点儿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把国君扔到河里给河伯当老婆?——怪怪的哦?

  同一个词,古代也有,现代也有,可意思不同,读起来最是让人糊涂。古人说“君主”通常并不是在说国家最高领导人,而是说“公主”。所以,“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意思就是:在秦灵公八年,开始以公主作河伯之妻。估计就是把公主给沉到河里去了。

  郑振铎给出的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却是外国的事情:

  【【希腊古代神话里,曾有一个可怖的传说:Athamas做了achai地方的国王。古代Achai人在饥荒或瘟疫时,常要在Laphyatius山的高处,把国王作为牺牲,献给Zeus。因为他们的先人告诉过他们,只有国王才能担负了百姓们的罪:只有他一个人能成为他们的替罪的,在他的身上,一切毒害本地的不洁都放在他们身上。所以,当国王Athamas年纪老了时,achai地方发生了一场大饥荒;那个地方的Zeus祭师,便将他领到Laphyatius山的高处而作为Zeus的牺牲……我们的汤祷的故事和此是全然不殊的。汤的祷词:“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的云云,也可证其并不是什么虚言假语。

  后来的帝王,无论在哪一国,也都还负有以一人替全民族承担的灾患的这种重大责任。我们在希腊大悲剧家Saphocles的名剧《Oedipus the King》里,一开幕便见到Thebes城的长老们和少年人,妇人们,已嫁的和未嫁的,都集合于王宫的门前,有的人是穿上了黑衣。群众中扬起哭喊之声,不时的有人大叫道:

  “奥狄甫士!聪明的奥狄甫士!你不能救护我们么,我们的国王?”这城遭了大疫,然而他们却向国王去找救护!但在比较文化进步的社会里,这一类的现象已渐渐的成为“广陵散”。国王也渐渐的不再担负这一类的精神上的或宗教上的大责任了。然而在我们的古老的社会,却还是保存了最古老的风尚,一个国王,往往同时还是一位“祭师”,且要替天下担负了一起罪过和不洁——这个不成文的法律到如今才消灭了不久!iv】】

  回顾一下郑老师的意见,嗯,他有些话说得不够严密,比如商汤时期未必就真有什么城乡之别,但他的意见确实给人以很大的启发。这样看来,董仲舒在文明社会里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其源头竟然有可能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虽然时代早就变了,世界早就变了,但人的思想上总还有些胶柱鼓瑟的意思。更加要命的是,当事人往往对此浑然不知。——这样的事,无时无刻不在历史和现实当中发生着。

  郑振铎很好地解答了汤祷问题,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很容易又从此产生出一些新的疑问。比如说吧,疑问之一:传统上,求雨不都是向龙王来求吗,为什么商汤是向上帝来求呢,这时候龙王在干什么呢?疑问之二:郑先生的这句话“因为他们的先人告诉过他们,只有国王才能担负了百姓们的罪:只有他一个人能成为他们的替罪的,在他的身上,一切毒害本地的不洁都放在他们身上”,读着虽然不太通顺(可能是编排有误吧),但猜想其中心意思应该是说国王身上担负了全部老百姓的“毒害本地的不洁”——如果这样的话,国王岂不是成了麻风病人的角色,人们的合理逻辑应该是:既然我们所有的“不洁”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了,那么,把他给烧死(或者用其他什么类似的办法处死)不就同时也把所有的“不洁”都消除了吗?疑问之三:等社会发展了,国王的权力更大了,国家机器更厉害了(比如董仲舒及其以后的时代),国王(或皇帝)如果也面临商汤当时一样的巨大灾异,并且祭祀无效的话,那又会面临怎样的结果呢?反正肯定不会真被扔到柴堆上烧死的吧?(至于商汤为什么要剪掉头发和指甲,深究起来也颇有一些意义,不过我就不扯那么远了,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

  注释:

  iii 郑振铎:《汤祷篇》(收录于《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64-66页)

  iv郑振铎:《汤祷篇》(收录于《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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