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书浅谈　杨伯峻等－《左传》

《左传》

　　第一节《左传》的传授过程

　　前一章讲到《春秋》一书。因为《春秋》叙一件事，只是寥寥几个字，很不容易了解，于是后人有给它作解说的“传”。根据《汉书·艺文志》，解说的《春秋》“传”有五家：

　　（一）《左氏传》三十卷

　　（二）《公羊传》十一卷

　　（三）《谷梁传》十一卷

　　（四）《邹氏传》十一卷

　　（五）《夹氏传》十一卷

　　但《汉书·艺文志》又说：“邹氏无师”，就是没有人为它传授下来。又说：“夹氏未有书”，连成文的课本都没有。因此，现在所存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种。

　　《左氏传》简称《左传》。古代《春秋》和“三传”（即左、公、谷）本“各自单行”，就是《春秋》是一种书，《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各自单独成书。《左传》不附《春秋》“经”文是肯定的。到后来，《春秋》经文按年分别写在《左氏传》文每年之前，成了目前这种本字。

　　《左氏传》成于战国时，本是用战国时文字写的。到汉朝，通行当时的隶书。《公羊传》和《谷梁传》写于汉代，当然是用汉隶写的。所以便把《左氏传》叫“古文”（“文”就是“字”），《公羊》和《谷梁》叫“今文”。《公羊传》和《谷梁传》两者“立于学官”，就是在国立大学开设专门课程，请专家讲授；《左氏传》却只在民间传授。

　　《左传》的流行，在战国已经开始。现在举出几条确凿无疑的证据。

　　（一）战国时，楚威王时有个太傅叫铎椒的，曾经摘钞《左传》，写过一本叫《抄撮》书，尽八卷。《抄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名为《铎氏微》，《汉书·艺文志》说《铎氏微》只有三篇。

　　（二）战国赵孝成王时，宰相虞卿也采取《左氏传》，写了八篇，叫《虞氏春秋》，既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又见于《史记·虞卿列传》。《虞氏春秋》，根据孔颖达《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的疏引刘向《别录》也叫《抄撮》，一共九卷，似乎比铎椒的《抄撮》丰富一些。

　　（三）西晋武帝咸宁五年，汲郡人叫不准的，盗掘魏襄王墓，发现一本叫《师春》的书，完全抄录了《左传》有关卜卦占筮的文字，连上下次第都没有改动。杜预和束皙都亲眼看到这书，并且认为师春是抄录者的姓名。

　　由以上三事看来，《左传》已被战国时人所爱好，并且采摘成书。

　　到汉代，汉高祖刘邦的谟诰便引用过《左传》，汉初的张苍，曾为秦朝御史，主持四方所上文书，也曾从荀卿学习《左传》，张苍又把《左传》传给贾谊，贾谊又传授给自己孙子贾嘉，贾嘉传给河间献王博士贯公，贯公传给自己小儿子贯长卿，贯长卿传给张敞和张禹，张禹传给萧望之和尹更始，尹更始传给自己儿子尹咸和翟方进及胡常，胡常传给贾护，贾护传给陈钦。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籍，发现孔壁中古文《左氏传》，又从尹咸和翟方进学习《左传》。这是西汉一代私人传习《左传》的过程。

　　第二节《左传》是怎样解说《春秋》的

　　刘向、刘歆父子都喜爱《左传》，刘向作《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采用不少《左传》的内容。刘歆曾竭力争取使《左传》“立学官”，在国立大学开设专门课程。但遭到守旧派的一些人反对，反对理由之一，说“《左氏》为不传《春秋》”。《左传》究竟传不传《春秋》，必须由《左传》自己说话。我们考察《左传》，肯定它是“传”《春秋》的。它传《春秋》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说明书法。如隐公元年《春秋》：

　　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则说：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传文对经文作了二个解释。第一个解释“王正月”的“王”，《左传》在“王”下加一“周”字，说明这王是周王，也就说明，这个“春正月”是遵循周王朝所颁布的历法而定的。第二个解释是，因为依照《春秋》条例，鲁国十二君，于其元年，应该写“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隐公元年却没写“公即位”三字，《左传》加以解释，因为隐公只是代桓公摄政，所以不写“公即位”。这个理由是有根据的。隐公元年冬十月，改葬隐公和桓公的父亲惠公，隐公却不为丧主，便是不敢以继承君主者自居，传文也明白地表示惠公在世，桓公已被立为太子，一也。二年冬十二月，桓公的母亲子氏死了，用夫人礼，史书薨，而隐公自己母亲于第二年夏四月死了，却不用夫人礼，只写“君氏卒”，便说明隐公自己只是摄政（代行政事）者，桓公实际将为正式鲁君，所以用夫人礼对待桓公母，而对待字迹母亲却却不用夫人礼，二也。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就是替桓公之亡母别立一庙而落成之，这表示对待桓公之母何等尊重，也就表示隐公之把幼小的异母弟桓公视为鲁君了，三也。隐公十一年传：

　　羽父（即公子翚）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同“太”）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地名），吾将老焉。”

　　就是说明羽父请求隐公允许他把桓公杀死，他自己以此要求太宰的官。隐公说：“因为他（桓公）年轻，所以我代他为国君，我不久便把君位交还给他。我已派人在菟裘这地建筑房屋，打算在那儿过老。”这更表明隐公无意于留恋君位，这杀证据之四。由此足以说明《左传》之说隐公代桓公摄行政治，完全是当时史实，鲁太史因此不书隐公即位。这种说明“书法”之处很多，这不过是一例罢了。

　　第二种方式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鲁隐公实是被杀而死。羽父求隐公杀桓公，隐公不同意，并且表示本心，但隐公太不警惕了，对羽父这样的坏人未加处置。羽父反而害怕，因此向桓公挑拨，这样，隐公被暗杀，并且使某些无辜者作了替罪羊。而《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好象是病死的。《左传》便把这事源源本本叙述出来。

　　第三种方式是订正《春秋》的错误，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传》则是：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下略）

　　“日有食之”是当时习惯语，等于今天说“日蚀”。《春秋》和《左传》只有一字之差，《春秋》是“十二月”，《左传》是“十一月”。《左传》有一条例，杜预叫做“传皆不虚载经文”。意思是《左传》作者，如果对《春秋》经文某些条文没有补充、修改或说明，便不为这条经文立传，所以《左传》中有不少经文没有传文。这一条传文，则是《左传》作者订正《春秋》经文的错误。根据古代天文历法家，如后秦姜岌（姜岌是世界上第一位能追算日食并发现蒙气差的天文学家）、元代郭守敬（郭守敬是元代大天文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等人的计算，实是十一月乙亥朔入食限，根据今法计算，这是当时公历十月十三日的日全蚀，乙亥朔应在周正十一月，日蚀就在这天。《春秋》作“十二月”，可能是当时的笔误，也可能为后人的误钞，而《左传》作者根据更可靠的资料改订为“十一月”。

　　第四种方式是，《春秋》经所不载的，《左传》作者认为有必要写出来流传后代，于是有“无经之传”。《左传》开头便写了“惠公元妃孟子”一段，这本是和“元年春王正月”相连结为一章的，因后人分经之年，每年必以“元年春”开始，有时便截断上下文，把“元年春”的上文截置于上年的传尾。这一段也是如此，还不能算是“无经之传”。以隐公元年论，《春秋经》共七条，都有《传》；《传》有十四条，有七条是“无经之传”，而且传文都说明太史所以不书于《春秋》的缘故，这些都是对《春秋》史料阙失地补充。《春秋》经文仅一万六千多字，除掉无传之经，还不足一万字，而传文则有十八万多字，绝大多数是叙述史实的，而且行文简练含蓄，流畅活泼；描写人物，千姿百态，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既是较可信的史料，又可作为文学作品欣赏，如果没有《左传》，《春秋》的价值便会大大下降。例如鲁庄公二十六年《春秋经》：“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经又书：“宋杀其大夫。”这两条都没有传来说明或补充，那么，杀者是谁，被杀者又是谁，为什么被杀，其经过如何，一切无法知道。杜预作注，也只得说，“其事则未闻”。无怪乎东汉初桓谭在《新论》中说：

　　《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这是《经》待《传》而明的例子。也有《传》待《经》而明的例子。如成公十七年《经》：

　　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

　　《传》却说：

　　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

　　《传》仅说“诸侯”，如果没有《经》所记载的“晋侯、齐侯”等，离开了《经》，谁也不知道“诸侯”是哪些国君。桓谭说《经》不能离开《左传》；其实，《左传》也不能离开《春秋经》。

　　由此，可以得一结论：《左氏传》是“传”《春秋经》的。它和《春秋经》相结合，正如桓谭所论，好比衣服之有表有里，不过它的“传”《春秋》是根据大量可靠史料来补充、甚至订正《春秋》脱露和错误的，也有说明“书法”的，不像《公羊传》《谷梁传》多逞臆说罢了。

　　第三节《左传》着作年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氏春秋》（即《左传》）成于左丘明，西汉初的严彭祖甚至说，孔丘和左丘明一同到周王朝看所藏史料，一个作《春秋经》，一个作《左氏传》（见《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正义》引沈氏说），这些话虽然是西汉人说的，却不能相信。左丘明这个人，见于《论语·公冶长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慝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丘引左丘明以自重，说明其人至少和孔丘同时，年龄或许还大于孔丘。可是《左传》最后记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最后一段说明智伯被灭，还称赵无恤为襄子，足以说明《左传》之作在赵无恤死后。智伯被灭距孔丘之死已经二十六年，距赵襄子之死已经五十三年。孔丘活到七十二岁，假若左丘明和孔丘同年，赵无恤死时他已一百二十五岁，怎么还能着书？

　　根据上文说楚威王太傅铎椒曾经采择《左传》作《抄撮》，那在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末年）以前《左传》便已流行，《左传》当完成于公元前329年以前。闵公元年《左传》说：

　　（上略）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

　　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毕万本是周代毕国的后代，到他本人，早已为衰微，沦为一般自由民。到此时，刚到晋国做官，得到魏邑的赏赐，职位为大夫。《左传》作者说毕万所占得的卦是“公侯之卦”，他的后代一定会“复其始”，意思是恢复为国君。《左传》作者好讲预言。预言灵验的，便是《左传》作者所目见耳闻的；不灵验的，便是预测错了，他未尝料想到的。他的毕万之后代一定昌盛而恢复为公侯，证明他曾见到魏文侯为侯，却不曾见到其后称王。那么，由此可以推测，《左传》作于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即魏斯称侯以后。

　　《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因此，我们不纠缠作者为谁的问题。但着作年代却在战国初年，公元前403年以后。

　　宣公三年《左传》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这里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这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这也是从西晋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是把东周的哀王和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376年，东周年代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年代。我们可以大胆推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

　　第四节怎样读《左传》

　　《春秋左氏传》是一部重要典籍，研究先秦史者固然必须读它，研究先秦文学者也一定要读它。但它所包内容比较丰富，某些地方不大容易理解。从西汉贾谊作《春秋左氏传训故》以来，便不断有人替《左传》作注释，但在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后，以前那些注释《左传》的书都已先后亡佚。杜预作《集解》时，还见到十多家注解《左传》的书，也曾采用西汉末刘歆、后汉贾徽、贾逵父子、许淑、颖容之说，为什么没有采用当时尚存的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见《后汉书·儒林传下》）呢？孔颖达《正义》认为“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指上文刘、贾、许、颖五家），故弃而不论也”。杜预作《集解》，的确费了很大功力。他自称有“左传癖”。他作《集解》之外，还有《春秋释例》、《春秋经传长历》当书，可惜都已散佚，《春秋释例》，《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其余则仅存于孔颖达《正义》的引文中。《春秋左传注疏》是《十三经注疏》之一，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杜预以后还有一些关于《左传》的着作，但比较完善的却没有。清洪亮吉《左传诂》，着笔不多，有意排斥杜预的注释，而引用贾逵、服虔之余说较多，谈不到通释《左传》。刘文淇有意作《春秋左氏传》新疏，可惜他和他儿子、孙子几代用功，还仅写到襄公初为止。而且从今天看来，难以使人满意。一则为他们所处时代所限制，缺乏科学性；二则刘氏过于相信《周礼》，用《周礼》来套《左传》，往往龃龉不合，反而不如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往往能够求学术之真。

　　最近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已经出版，和《春秋左传注》相配合的有沈玉成的《左传译文》（已出版），杨伯峻的《春秋左传词典》也即将出版。这是目前通释《春秋左传》的一部较有功力的书。作者广泛采取古今中外有关春秋一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加以己意，务求探索本意，不主一家之言。尤其重视更可靠的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地下发掘文物等加以印证，是一部较好的《春秋左氏传》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