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书浅谈　杨伯峻等－《尚书》

《尚书》

　　作者：刘起釪

　　第一节从《书》到《书经》

　　我国有一部最古的史书，叫做《尚书》，它大体是相当于奴隶制时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是上代的意思，“书”就是历史简册，用现代的话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但两千年来儒家却把它作为儒经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尊称为《书经》。而这部《书经》却有一半是假的，那是晋代出现的“伪古文”各篇；只有一半才是真的，即汉代传下的“今文”各篇。

　　这一半真的“今文”，主要是商周两代统治者的讲话记录。不过商代的几篇在流传中受周代语言文字的影响，经过加工，有些篇是到周代才由商的后裔宋国人写定的。另有关于虞夏的四篇，其中最简短的《甘誓》，可能是夏代作为口耳相传的重要祖训传下来，到商代写成文字，到周代重新加以写定的。其余三篇当是战国时根据一些古代所传资料及神话传说等加工编造成的。只有西周几篇才是保存下来的当时的原有文献。

　　这些真文献原来只称《书》，是经常跟在统治者左右的史官记下来的。当时左右的史官分别用竹简记“言”和记“事”，记“言”，就成为上面所说的统治者的讲话记录，保存下来的就是《尚书》；记“事”，就成为编年大事记，保存下来的是《春秋》，后来还发现了《竹书纪年》。《尚书·多士》记周灭商后，商遗民不服，周公就对他们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是说商的上代传下来的典册（即竹简，“典”是放在架上的竹简，“册”是绳子编连着的竹简）里，记载着商汤革掉夏命的事，说明周革商命，是有你们祖宗的先例可援的，你们也就用不着怨恨周人了。由这就可知商代史宫的记载到周初还存在。《墨子·贵义》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说明当时存在的《书》确实还不少，周公掌握了它们，所以很熟悉商代史事。

　　但是由于竹简容易毁坏，经过二三百年后就无法保存下去，这只要看传下来的《春秋》就知道了。《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史记，当然应从鲁国第一位国君伯禽开始。可是传下来的《春秋》却从伯禽以后的第十四位国君隐公开始，就是因为鲁隐公以前的竹简，在鲁哀公以后整理时已毁坏了。即使是隐公以后的也断烂了不少，例如《桓公十四年》云：“夏，五”，《庄公卄四年》云：“冬，郭公”，这显然是残缺的结果。可见古代史官虽然记下了大量史书，却又遭到了大量的毁坏。加上统治者有意的破坏，如《孟子·万章下》所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史记．六国表》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有了这些情况，就使古代历史文献受到很大摧残，能传下来的就很少了。

　　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是我国古代学术繁荣时期，各家都鼓吹自己的学说，尽量拿往古的历史来做论证，因而都设法搜集古代文献史料，于是百不存一的古代的《书》，也就被先秦学者搜集了一些。当时引用《书》的次数最多的是《左传》，共达五十多次，所引到的篇名有十八篇，而《墨子》引到的达二十二篇，其余儒、法、杂等百家及一些史书都纷纷引用，除了泛称《书》的以外，所引到的篇名合计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是现存《尚书》中所没有的，可知道这些战国人读过的《书》，后来又失传了。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诸子没有引用的也有十四篇。可知在战国时《书》的存在情况颇纷歧。就是战国人所引的各篇，彼此的出入也很大，例如儒家的《书》中有《甘誓》，《墨子·明鬼下》也有，二者中心内容完全相同，但文句有很大歧异。又即使墨学一家所引同一篇书，也互有纷歧。例如《墨于·非命上、中、下》三篇都引《仲虺之诰》，文字却各有出入；又《天志中》及《非命上、中、下》都引《泰誓》，文字也各有不同，当然与儒家《孟子》及《左传》引的更有出入。这是由于竹简在流传中易造成损坏断烂，更因各家传抄，又易有错乱脱误，以致造成了这许多纷歧现象。

　　更有一情况是，战国时各家利用旧文献，只是要求为自己的学说服务，如果原有适合自己的，他自然正好利用；如果没有完全适合的，他们可以改造，甚或索性自己来编造。《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于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所以儒家就编造了作为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前两篇就是儒家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古代固有的历史提出；后一篇《禹贡》原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是两干多年前的地理学家关于亚洲东部地理的一部科学杰作，可是儒家却拿它来作了大禹时代的作品，把禹美化为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把这三篇和《甘誓》同商、周两代的《书》配起来，儒家的古史系统就结构完备了，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就有本本做凭据了。

　　大抵在战国时儒、墨等学派手中都有《书》，而且还按王朝汇编成了《夏书》、《商书》、《周书》。不过在战国时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还没有《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过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尚书》这一书名，是汉代今文家提出的。

　　战国时儒家的课程原是“诗。书、礼、乐”四项，《礼》、《乐》只是他们经常在讲堂外排练的实习课，因此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两种。可以说《诗》是他们的文学课本，《书》是他们的历史课本。由于儒家的教育宣传影响大，《诗》、《书》就成了当时士大夫的两本典型读物，《商君书》提出要秦国禁绝的也就是这两种。但到孟子、荀子时的儒家课程中加上了《春秋》，成为五种；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占卜用的《易》，成为六种，合称“六艺”。（《庄子·天下》亦列此六种，《天运》有了“六经”之名，然此二文不属《庄子·内篇》，其写成时代较晚）。因为古时“乐”的谱子无法写成本本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作为“五经”。这部原来的古史文献《尚书》，便成为儒家所宣扬的“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武）及周公、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烃煌圣典，尊为《书经》，儒家所倡导的“道统”就靠这部《书经》坚实地树立下来，成了两千年间统治中国人民的主导思想。

　　第二节《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

　　汉代的这部经书，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躲过秦的焚书和楚汉战乱才传下来的。他从屋壁里取出时，竹简又断烂了不少，经过拼凑整理，只存得下列二十八篇；

　　《虞书》、《夏书》：《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

　　《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伏生使用这二十八篇在齐鲁之间传授门徒，门徒中经过数传后，形成了西汉《尚书》学三家：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小夏侯氏学。在汉武帝到宣帝时，先后列于学官（等于现在的大学，但在王朝内），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武帝时民间所献伪《泰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把《盘庚》分为三篇，共三十一篇）。伏生的本子最早应是秦朝原通行的小篆字体，后来改用了当时通行的隶书，等到西汉中后期古文本出现后，便被称为“今文”，意为汉代现今用的文体，这三家便被称为“今文三家”。今文家原是些方土化了的儒生，他们在汉代神学“阴阳五行说”的思想指导之下解释《尚书》，以之与谶纬之说相结合，使经学成了“神学的侍婢”。他们的说法神秘、空疏、繁杂，而又特别强调“家法”、“师法”，必须严格遵守。他们又强调“通经致用”，常举一些经文做标签，用方士式的神秘说法为汉王朝服务。至汉末熹平年间，把欧阳氏本《尚书》刻入《汉石经》，作为统一文字的官定本。

　　汉代又曾出现《古文尚书》。所谓“古文”，是指早于小篆的先秦和六国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字体。当时离先秦时间不远，出现这种文字的本子是完全可能的。计自西汉中期开始，先后相传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是《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的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本，比今文多“逸书”十余篇。第二次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中古文”，刘向用以校三家经文。第三次是《汉书·儒林传》所说的成帝时张霸献的“百两篇”，即离析二十九篇为百篇，又加这百篇的“书序”编成的两篇。当时以中古文相校，发现它是伪造的，便被废黜，但“百两篇”中所载的《书序》却从此流传，成了《尚书》学上影响最大的事。第四次是《汉书·楚元王传》中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说的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壁中古文，多出“逸书”十六篇（其篇名载《尚书·尧典·正义》），由孔安国献上，刘歆请把它和其它三部古文经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反对，从此引起了中国学术史上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第五次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记东汉初年始有的传说，谓河间献王得到《古文尚书》。以上五个本子只有第一部孔子家传本较确切，其余诸本都有些扑朔迷离，又诸本只有经文，而没有传注。第六次是《后汉书·杜林传》所说的杜林所得漆书古文本一卷，他整理加工，并授门徒，传下同于今文篇目的二十九篇，没有所谓古文“逸书”。由门徒卫宏，再传贾逵、马融、郑玄等，先后都做了传注，马、郑本并将《盘庚》、《泰誓》各分为三篇，《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共为三十四篇。这些古文家的注，不同于今文家宣扬神学和漫无边际的杂说，而是在尊祟“圣道王功”前提下多做文字训诂、制度名物等的解释，因此使《古文尚书》大显于世，终汉之世虽没有立于学官，却取代了今文三家的地位。后来到魏晋时，贵戚王肃做了注，终得立于学官，并在魏正始年间刻入了《三体石经》中。

　　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今、古文都散亡，连石经也遭破坏。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仍要靠儒家思想维持统治，又广求经典。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西汉今文二十八篇，但把它析成三十三篇（分《尧典》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下半为《益稷》，《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盘庚》仍分三篇）。又从百篇《书序》中采十八个篇题，从当时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成二十二篇（十八篇中《太甲》、《说命》各作三篇），另新撰《泰誓》三篇，这就是伪古文二十五篇，用此来凑成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数。全书各篇有标为《孔安国传》的注，并有一篇《孔安国序》。但从《史记》、《汉书》看，孔安国并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又二十五篇与刘歆所举孔安国逸书十六篇的篇题也不一致，它的破绽显然存在。但它积聚了八百年来人们所称引的《尚书》和四百年来今古文经师的解说，加以章栉句比，做到每句都有解释，这在《尚书）学上是一个很高的成就，因此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加上王朝的提倡，于是就盛行于世，一直传下来，被人们看成是汉代孔安国所传的真古文。

　　到唐代，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尚书》就以这部《孔传》作正注，孔颖达撰的《正义》作疏，成为官定本颁行全国，其经文并刻入《唐石经》中。宋代把《孔传》和《正义》合成《尚书注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中。

　　到宋代，有了与汉学不同的学术思想，经过吴棫、朱熹等人的探索，由蔡沈总括两百年间探索成果，撰成《书集传》一书，明清时刻在《五经大全》中。它是宋学的代表作，与《尚书注疏》分别代表了《尚书》学史上的两个时代。此后它就成了科举法定本，元明以后民间乡塾中都只读它。

　　既然是伪书，不论怎样被推崇为神圣的经典，迟早总要被人识破。所以唐代就开始有人怀疑它，宋代吴樾正式提出了考辨，以后递经明梅鷟、清阎若璩、惠栋等人进行了严密考证，最后判定这部书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这一本子是“伪孔本”。但伪孔本中保存了今文二十八篇，它们是商周文献的孑遗，仍是今天研究古史的珍贵史料。

　　第三节清代及近世学者对《尚书》的研究

　　这些珍贵史料的最大的问题是艰涩难懂。因为它主要是三千多年前岐周地区一个民族的方言，早成了死文字，战国时人就只引用少数好懂的句子。到汉代更难懂，司马迁就只把一些能懂的抄到《史记》里，而对于一些明明是重要史料的“殷盘周诰”，只因它不好懂，就都一笔带过。加以后来“又有脱简、错简，今文三家及古文、伪古文各有传抄错误，到唐代改写成楷书时又有改错，就使此书非常难读，因此韩愈以“佶屈聱牙”作为此书的特点。幸喜自清代中叶的学者开始用文籍考辨之学去研究它，至今已二百余年，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如段玉裁、王念孙父子、俞樾、吴大澂、孙诒让及皮锡瑞、章炳麟等，都有很好的研究。还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陈乔枞等搜集的资料亦有参考价值。近代又在清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上西方学术影响，以及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熟，新材料的增多，把《尚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如王国维、杨树达、郭沫若、陈梦家及于省吾、胡厚宣、徐中舒诸先生等，皆有新成就。顾颉刚先生更以极精博的功夫研究它的一个个问题，从而把《尚书》的研究推向日益深入。在经过这样的科学整理研究之后，这部最古的历史文献，必将很好地应用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去。

　　如果读者手中有一部《尚书》，要很快就能辨别其中各篇的真伪，以免把伪篇误作真材料使用，只消知道上文所举西汉今文二十八篇才是真的就行。或者查看蔡沈《书集传》，其中在篇题下注明“今文古文皆有”的，就是真的，“今文无、古文有”的，就是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