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明朝灭亡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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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役篇

 

  1.1.萨尔浒大战(上)

  明朝与女真(满族前身)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双方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看双方的兵力。

  女真方面,八旗兵约六万人,当时女真全部人丁不过数十万。

  明朝方面,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女真族的一支部落,努尔哈赤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总兵力达二十万左右,号称四十七万。并且明军还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

  从这些数据来看,明军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不过,兵力、武器和战斗力未必是成正比的。

  这里对明军的兵力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明军总兵力仅为九万。

  二十万和九万,差距可不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数字偏差呢?

  这可能和明朝军事制度有些关系。

  明朝的军人主要来源于“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世代代做炮灰。明朝号称军队可以自给自足,实行的就是三国时期的军屯那套,士兵们战斗时候打战,和平时候种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花国家的钱。

  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军屯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主要表现为军丁、屯地、屯粮严重失额。明朝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承认屯田民地化,扩大募兵制,向农民加增粮饷。

  可是明朝政府一向都很穷,又不习惯增加大笔的军费开销,加上后期几个皇帝如万历、崇祯都要搜集财物的癖好,总是想方设法克扣或者拖延军饷,导致明朝后期军饷问题尤为严重。

  在明朝后期,朝廷被迫采用募兵制为主的征兵方式,可是普遍的结果却是民众一拥而上,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

  明朝后期,明军的战斗力也很成问题。

  倭寇横行时期,曾经柴家鹿一战,倭寇仅以四十二人就杀退明军官兵千余人,杀死明军六十余人;浙江兵备副使刘熹曾率兵五千攻击倭寇据点,倭寇以二百余人迎战,就击溃明朝军队,明军士兵未发一弓一箭便望风而逃。

  到了这种地步,谁也没想过能打胜战。

  军官们为了行贿长官,或者是乘机捞一笔自己享用,虚报兵数从中牟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并且愈到明朝后期就愈严重。

  到底手下有多少士兵,恐怕军官们自己也不太清楚了。

  所以萨尔浒战役明军投入的总兵力究竟是多少,当时的将军们心里也没数,可能是一笔糊涂账。

  当然,不管怎么统计,相对于女真,明军还是占有兵力和兵器的优势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战斗的地点――萨尔浒。

  “萨尔浒”是满语,汉语翻译过来叫做“木橱”,也就是树木茂密意思,位置在今天的抚顺市,历史上的萨尔浒一带是北方古老女真族(即满族前身)繁衍、生息和清王朝龙兴之地。

  这场战役,是属于明军的一场主动挑起的入侵战,在别人的领土上作战,明军没有地理优势。

  那么,挑起战斗的原因是什么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还得从头说起。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

  女真族在明初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努尔哈赤是属于建州女真那部分。《后金实录》所记之女真三大系统,即:“后金国”就是建州女真,“呼伦国”是海西女真,“东海”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另一支为黑龙江女真。各系统又分为若干部,各部人丁多少不一,地域广宽不等,这大大小小的百个部落城寨的女真,人丁总共约有六至八万。

  《后金实录》提到:

  时各地之国为乱。后金国之苏克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甚乱。

  女真族各族蜂起,各自称王争长,互相残杀。

  在这种混战的局面下,女真族人感到痛苦不堪,这时候迫切的需要有人来统一女真族,努尔哈赤就应运而生了。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努尔哈赤统一了整个女真部落,后来努尔哈赤即汗位于赫图阿拉,定国号为后金。

  努尔哈赤称汗之后,发布“七大恨”告天征明。

  七大恨,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一六一八年(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后金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其文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朝政府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要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

  那么,努尔哈赤所提出的“七大恨”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出于政治目的编造呢。

  我们先来看“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一事。

  明朝政府自认为是天朝大国,看不起女真族,那是很正常的。就算是到了明朝快灭亡的时候,也都没有把满族人放在眼里,这一点有些像清朝后期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还要说“恩赐”一样。欺凌少数民族的事情,也算是中国汉人正统的老传统了,早在五胡乱华时期,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残暴统治和奴役就导致了疯狂的报复。各民族平等的意识那是直到近代中国才具有,在这之前各个民族多是相互看不顺眼,势力大的一族,自然就欺辱弱小的一族。女真自元以降,三百多年里,由于涣散分裂,先后隶于元、明君主之下,受尽了压迫剥削。

  明朝皇帝以及手下的文武官将,贱视女真,称其为“东夷”,任意欺凌,百般盘剥。史载明臣“藐视女真诸大臣欺凌侮辱,用拳殴打,不许站在门口”,“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苦害欺凌,千态莫状”。

  明朝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停止朝贡互市,严重地阻碍了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军事上经常派兵深入女真境内,大肆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因此不断激起女真人民起来反抗,却遭到残酷的镇压。

  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那是明朝政府的战略。

  明朝政府因顾忌女真“兵满万人,则不可改”,而对其实行“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女真各部之间制造矛盾,进行离间分裂活动,致使女真社会动乱不安,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阻碍女真各部的统一,诛戮欲国统一之领袖。

  统一女真部落带来的军力强盛对明朝政府的确是一个威胁,才能出众的努尔哈赤,更是受到明朝政府的猜忌,所以明朝政府支持与努尔哈赤为敌的女真叶赫部落。

  干涉和阻挠女真统一的事情,明朝政府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做出来的。

  不过这样一来,明朝政府和努尔哈赤政权的关系就越闹越僵。

  基本上“七大恨”所提出的事情属实,这里就不一一详细说明了。

  因为从根本上女真的统一和明朝政府的利益是矛盾的,所以双方通过决战来解决纷争在所难免。

  站在双方各自不同的利益考虑,很难说是谁对谁错,各人都有各人的立场。

  明朝政府为了自身的安全,对少数民族挑拨离间,采取压迫的手段,并不光彩,但是出发点还情有可原。而女真族希望结束自身战乱纷争,反抗压迫和欺凌,那也是正义的行为。

  话又说回来,明朝政府非但对女真是压迫,对自己的子民一样也是剥削和残酷统治,逼反李自成、张献忠,逼反百万流民,逼反这些有口饭吃就会老老实实种地的农民。

  明朝政府不是靠开明、积极的政策来使国家强大,反而对内镇压异己、实行特务统治,对外则强势凌人,将安全建立在少数民族的痛苦之上,最后结下不可解的仇怨。待到国内火山的爆发,无可避免的就是政权的总崩溃。

  事实上,明朝政府也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应对乏策而瓦解的。

  在努尔哈赤宣布了“七大恨”之后,女真步骑二万进攻抚顺,明朝游击李永芳出降,于是捣毁抚顺城,掳掠人畜三十万而归。两月后,又攻下抚安、鸦鹘关、清河等城,使“全辽震动”,北京“举朝震骇”,就连三十多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也十分焦急起来。

  辽东乃是京师左臂,如有一失,就要威胁到明朝首府的安危。

  虽然“辽事议者,以必剿为主”,但是“而今九边空虚,亦惟辽左最甚”,此时“辽东战士不满八千,而建州控弦之骑三万”,兵力对比十分悬殊。

  明在辽东的驻军,正如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所说:“今之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援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许多士兵“不能开弓,或开弓而不及十步”。

  因此,明朝政府只好从全国调兵遣将,赴辽对后金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政府调往辽东的基本上是南方的士兵,比如四川等地,这些士兵不熟悉当地的地形,也不适应严寒的气候,甚至不熟悉他们的统帅。

  万历四十六年,即1618年,明朝政府任命所谓“熟谙辽事”的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杨镐经略辽东,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到了万历四十七年,援辽的各路明军先后到达。

  这时,明朝政府担心师老财匮,欲其速战,不断发红旗催战,于是杨镐依据明军兵多将广的优势,制定了声东击西,分兵合击的战略。明朝政府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这也就是萨尔浒战役的发生原因。

  当时的明朝政府的“擒奴赏格”中说。

  “凡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任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金事世袭”。

  “北关金、白两首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其中“八大总管”及“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代善、阿敏等贝勒,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是指额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级官将。“北关金、白两首”,是指叶赫国主金台石、布扬古贝勒。从这个“擒奴赏格”可以看出,明朝政府的目的是希望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并且鼓励其世仇叶赫立功,还许诺将建州赐予叶赫。

  明朝政府就是想消灭整个建州,也就是消灭女真族,这场战争,或许明朝政府没什么正义可言吧。

  对于女真来说,萨尔浒战役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决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就是被消灭。

  命运就是这么惨酷,女真必须要面对强大的明帝国。

  明朝国力强大,手工业和农业十分发达,是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国家,当时明朝统计人口数量有六千万,那时候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相对女真而言,可算有近乎无限的恢复补给能力。明朝的常备军维持在120万以上,还有配备有火炮、火枪等先进武器。

  而女真仍属于奴隶制,生产力低下,其时人口不过数十万,士兵为最多六万左右,一经战败,就无力回天。

  他们手中的筹码少得可怜,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努尔哈赤的军事才能,以及他们的运气,或者,还有对手的愚蠢。

  那时候的女真族上下都充满了绝望的悲壮吧。

  萨尔浒战役发生在了1619年,即万历四十七年。

  这场战役被后人评定为影响中国的一百次战争之一,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如果女真不幸战败,女真族就将彻底消失,那么中国以后几百年的历史就会完全改变。我们今天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中国还有一个满族,中国的命运也会显得扑朔迷离,李自成能不能取明帝国而代之,中国近代能不能逃过那段最屈辱的历史,都令人悠然神往。

  只是,历史没有假设。

  1.2.萨尔浒大战(下)

  明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共同商定方略:

  以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为目标,分进合击,4路会攻。

  具体部署为:

  总兵杜松率兵担任主攻,由沈阳(今属辽宁)出抚顺关(今辽宁抚顺东)入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是为西路军。这一路是属于明军进攻的主力,兵力最盛。总兵马林率所部及叶赫兵出开原(今属辽宁)经三岔儿堡(今辽宁抚顺市北),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是为北路军。总兵刘铤率兵会合朝鲜军队经宽甸(今属辽宁)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东南面进攻,称东路军。在杨镐的布置中,刘铤这路军是属于诱敌部队,据说是杨镐和刘铤不合,故意陷害。

  总兵李如柏率兵经清河堡(今辽宁本溪县北清河城)、鸦鹘关(今辽宁新宾西南三道关),由西南面进攻,是为南路军。

  另外,明军还有一支机动部队保障后方交通。

  总将杨镐坐镇沈阳指挥。

  杨镐命令明军4路兵马会攻赫图阿拉。当时明军原拟二十一日出兵,但是十六日天降大雪,又改成了二十五日。

  也不知道杨镐吃错了什么药,可能自以为大军会攻,胜利在握,在出师前的二十四日,竟派人向努尔哈赤下战书,无异于将进军日期告诉了敌人。

  努尔哈赤得到明军分路来攻的消息之后,准确的判断出杜松的西路军是主力,采取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

  据此,努尔哈赤将兵力集结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迎战。

  西路军于二月二十九日,出抚顺关急进,三月初一抵达萨尔浒。杜松将自己的部队一分为二,以主力驻扎萨尔浒山,自率万人渡河进攻吉林崖。

  杜松没有等到友军的到来,鲁莽冒进的举动遭致了后人的批评,认为他的冲动直接导致了明军的总溃败。

  杜松是明朝的一员猛将,人称“杜疯子”,属于打起战来不要命的那种,当然,也是属于不用脑子的那种。

  当时吉林崖虽然只有数百名女真兵防守,不过因为吉林崖地势险峻,设施坚固,杜松率队数攻不下。

  此刻,努尔哈赤调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等率二旗兵增援吉林崖;自己亲率六旗兵进攻萨尔浒一带杜松军主力。

  三月二日,两军在萨尔浒交战。

  决战的时候正是午时,但却天色阴晦、咫尺难辨。

  明军以火把照明,希望通过火炮给后金造成大规模的杀伤,但是因为气候寒冷,天色昏暗,再上后金的骑兵移动速度极快,而明军的火炮笨重,结果火炮攻击收效甚微。而女真兵正好利用明军的火把,由暗击明,集矢而射,多数命中。

  奇袭得手,努尔哈赤趁机以优势兵力发动强攻,在大雾掩护下,越过堑壕,拔掉栅栏,攻入明军营垒。

  杜松军主力死伤甚众,无力反击,四散溃败,萨尔浒大营瓦解。

  正在吉林崖作战的明军,听到大营已失的消息,军心动摇。杜松虽然奋不顾身,督队力战,但是大势已去,他本人被后金兵团团围困,最后中矢落马而死,其部将王宣、赵梦麟等相继阵亡,士卒死亡万余人。

  努尔哈赤歼灭西路军,转兵北上,集中力量对付北路军。

  北路马林军于三月二日夜,抵达尚间崖(今辽宁抚顺县哈达附近)一带,得知杜松败亡的消息,不敢前进。

  马林将部队分驻三处:一部西向进驻斡珲鄂谟(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

  一部趋东南,扎营斐芬山;自率主力驻尚间崖,命军环营挖掘三层壕沟,置火器于壕外,以骑兵继后,作就地防御。

  三日晨,努尔哈赤集合兵力直向尚间崖逼来。

  努尔哈赤分兵两路:一由四贝勒皇太极率领,直冲斡珲鄂谟;一由自己亲率主力,由大贝勒代善为先锋直逼尚间崖。

  当天双方接战。

  后金先在尚间崖击败以逸待劳的马林北路军,继而在斐芬山全歼该地明军。

  至此,北路军全军覆没。

  而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

  马林的消极防御无法抵挡住努尔哈赤的重点进攻,这是显而易见的。

  不管怎么样,抛弃了士兵独自逃走将军率领的部队总是士气低落的,北路军之败不能不说没有这个原因吧。

  击败杜松、马林兵后,努尔哈赤立即统帅八旗返回赫图阿拉。

  刘铤所率领的东路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由宽甸出发。由于沿途山路崎岖,加上努尔哈赤在沿途设置三道路障,分兵阻险,进军十分艰难,所以直到三月初四日,才进至富察(今辽宁宽甸东北)一带。因为不知道西路、北路失利,刘铤还是按原定计划行进。努尔哈赤击败北路马林军以后,立即移兵南下。一面令主力在阿布达里冈(赫图阿拉南)设伏以待;一面诈称杜松军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铤速进,以诱其入伏。

  刘铤不明虚实,当即下令轻装急进,于三月五日到达阿布达里冈,后金伏兵突然而起,刘铤中箭身亡,部队大部被歼。东路军残部撤至富察,又遭到努尔哈赤挥兵扑灭。

  朝鲜兵见到刘铤的死亡大惊失色,不战而降。此刻,东路军彻底失败。

  讽刺的是,本来作为明军诱敌的刘铤部最晚到达了战场,并且对于己方主力被击溃一事茫然无知,最后居然还中了女真的诱敌之计。

  据说杨镐当时向刘铤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可是明军低下的通讯效率使得刘铤无法及时收到命令。

  当女真的袭击到来时,刘铤正的纵队还处于行军队形。

  刘铤是明末名将,他有个绰号叫“刘大刀”,一口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可于马上轮转如飞。他曾经远征缅甸、朝鲜,战功卓着,威名远镇海内。

  据说刘铤不光个人作战勇猛,而且还治军极严,他的部队“行则成阵,止则成营”,并且炮车火器齐备,装备精良,是明军中少有的善战之师。不过朝鲜方面的资料称,女真来袭的时候,刘铤的士兵们正在村庄中抢劫。

  而南路军,从三月一日出鸦鹘关,迟迟不进,逗留观望。

  南路李如柏和女真建州有着很深的交情,在明军兵败后,李如柏选择了自杀谢罪,大概也是无法交待自己在萨尔浒一役中的消极表现吧。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等到杜松、马林两路战败,他才慌忙调南路军的李如柏回师。

  李如柏的南路军回撤,据说途中自相践踏,死伤千人。

  此役,双方作战五日,女真大获全胜。

  这战真是令人扼腕叹息,明军以兵力和火器的绝对优势,加上事先通盘考虑的战略部署,竟然毫无反抗之力,就这样子速败了。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明军的失误之处。

  将帅方面,杨镐文人出身,缺乏战争经验,没有能力统筹全局,加上私心自用,故意陷害刘铤,而西路军杜松的轻举妄动,贪功冒进,南路军李如柏处境尴尬,用兵迟疑,都是直接导致明军兵败的原因。

  杨镐这个人还算是懂一点军事的,曾经夜袭蒙古军,也曾开荒种田立过功,后来远赴朝鲜与日本人作战,大败,不过朝中有人,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萨尔浒大败之后,有御史弹劾杨镐,可是明神宗置之不理。没多久,开原、铁岭又相继失守。这时候言官再次弹劾杨镐,杨镐这才被逮捕下狱,于崇祯二年被杀。

  战略方面,明军采用的是分进合击,四路会攻的战略,当然,这样的部署本身不足已成为致命要害,但是必须认识到,要分进合击,就必须对四路军马进行全面地把握,要求主帅能够及时了解战况,要求各部队能够相互支援,要求各部队之间保持信息的畅通,而这几点,明军都没有做到。

  在明军主力西路军受到围歼时,杨镐远在沈阳,一无所知。没有对努尔哈赤的奇袭做出任何反应,也没有调度部队进行增援,更没有修改自己的分进合击计划。就这样任其各个击破。

  三月三日,明军的西路、北路已经溃败,而东路军在三月四日竟然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仍然按照原定计划行事,最后中伏惨败。

  杨镐手中握有一支实力不弱的机动部队,并且还有一支实力完好无损的南路军,在整个战役中居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甚至连掩护兄弟部队败退都没有做到。

  杨镐身在后方对战况茫然无知,而前线又没有人统一指挥和协调,以至先机尽失。文人领兵,多是如此,纸上谈兵,纵横无敌,实际操作起来却应对乏策。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女真的努尔哈赤雄才大略,用兵如神。

  努尔哈赤对敌情了若指掌,并且针对明军的情况作了及时而有效的调整,尤其是两日之内连破明军主力西路和北路大军,其战斗力之强、调度之机动灵活,令人叹服。

  正是利用敌人分兵突进的时间差,短时间内己方可以形成兵力的局部优势,采取集中兵力突破性攻击战术,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取得了胜利,其实也就是努尔哈赤的战术。

  不过,努尔哈赤面对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他要仔细了解敌情,并且准确判断敌人的主力所在,还要利用敌人的每一个失误,用间谍诱使东路军中伏,随时提防南路军和杨镐的增援部队,更要在五天之内转战各地,和三支不弱于自己实力的部队交战并且击溃敌人,看上去很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努尔哈赤做到了这些,取得了胜利,也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

  此役,明军惨败,“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

  消息传到开原、铁岭,“人逃之尽矣”。随之沈阳、辽阳也风声鹤唳,“民逃军逃,将哭道哭,大小将吏,无不私蓄马匹为逃走计者”。

  与此同时,京师上下惊恐万状,“人心?怯,谈虎生变”。“大小臣工,无不骇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卒多携家避难而去”,甚至感到“国家之计岌岌乎殆哉”,“其间惶惶之状,不能以旦夕待”。

  萨尔浒之战的结果,使得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女真则由防御转入进攻。

  萨尔浒战后不久,女真又连下开原、铁岭,并且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

  中国的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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