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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美德，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与“阶级”有各种各样的联系。统治阶级要求自己的成员具备的品质取决于权力的来源。因而，文人阶层不像军功阶层那样以体力上的优势和充沛的精力为荣耀。当然，统治阶级总要宣称自己拥有的品德是天底下最普遍承认的那种好品德，它们能为自己的更大利益服务，而且还能把好人和坏人区别开来。换句话说，统治阶级希望一般人都相信，把他们推上权力宝座，使他们高于他人的是美德，而不由于他们已经控制了政治和经济资源。
讨论女子美德时需要的话语及阶级基础与讨论男人美德时一样多。我在本章将考察对理想妻子的建构是宋代士人阶层产生的标志这种认识。经济上这个阶层依靠来自土地的收入，也因经常性的商业活动而更富裕。但是他们不只是一个生活舒适的阶层： 为了得到政治权力、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还必须熟练地掌握文学传统，并能参与和分享时代思潮及其格调。使男女都受赞扬的最主要的品质，简而言之，就是让一个家庭得到功名，跻身于士人阶层。在唐代，墓志铭里受到赞扬的男人和女人都因为他们有显赫的祖先，而且精通礼仪，行为举止得体，这些要素大多与世家大族紧密相连。贵族的妻子们还经常由于美丽而受到赞扬。①然而在宋代，一套相当不同的美德内涵变得引人注目，其中与此时论述的问题最有关联的，我相信，是在那个时代保持上层阶级的身份。
115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因素压倒或遮蔽了社会性别。好的妻子不是好丈夫的翻版。相反，她全心全意接受社会性别差异，视自己的角色为“内助”。她不仅小心翼翼不冒犯丈夫和公婆的特权，还做好任何需要做的家务事使他们生活得更舒适。第一章和第二章勾勒的儒家性别差异和家庭角色的模型支撑着宋代“内助”的理想型。然而对妻子美德的文字描述比原有意识形态的内涵要丰富得多： 它们多方位地关系到如何带领家族在上层阶级里延续和成功。宋代理想的上层阶级的妻子不仅简单地献身于丈夫的家庭；她还有管理方面的能力及文学天才和人际关系中高超的技巧，使她可以保持家庭的繁荣昌盛。
复合家庭中尽本分的儿媳
正如第三章所见，上层阶级的男子非常年轻就结婚了，一般在将近二十岁或二十出头。结婚时的男人越年轻，他的父母和祖父母就越可能仍然活着。（我研究的墓志铭史料里的男女，约一半人活到60岁以上，1/4到70岁。）此外，新郎家里大多都有一个或两个兄弟。（我研究的夫妇，3/4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子，一半有三个或三个以上。）②因此新娘开始婚姻生活时一般都是加入一个复合家庭，家里有丈夫的父母或二老之一，可能还有新郎的祖父母或其中之一，一个或几个兄弟，兄弟们的妻子，未婚的姐妹，多半还有兄弟们的孩子。
图13一个尽职的儿媳帮助丈夫照顾他的父母，李公麟（1040—1106）图解《孝经》之一，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L1986101）。
这种复合家庭里的新娘被期待着拿出全部精力侍奉公婆并讨好每个可能讨好的人。正如图13手绘卷轴《孝经图》展现的，这种服务的象征是献上食物，③画面上描绘了正在做奉献的儿媳，作者强调她缝纫、做饭、亲自侍奉公婆吃饭，而不是打发下人去做。一个儿媳，看起来应该扮演得像她公婆的仆人一样。比如说陈氏（960—1038），她的丈夫辗转各地当官时，她用做饭、侍候宁愿留在老家的公婆度过了婚后的第一个20年。陈氏的同时代人王氏（959—1038）从不让仆人侍候婆婆，她亲手做好所有适合老年女人吃的东西，天气最热时甚至不断为睡着的老人打扇。李氏（1019—1053）嫁进一个大家庭，家里有丈夫的奶奶、父亲、两个叔叔、四个兄弟。但是没有婆婆，116因此这给她留下照顾病痛中的公公的重任。公公病危时，她用自己的钱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游氏（1077—1132）的公公喜欢招待客人。作为最小的新娘子，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客人，从不让嫂子们替换她。她还有一个严厉的婆婆，20年里从来不许儿媳们在她面前坐下。由于游氏是惟一顺从得足够讨她喜欢的儿媳，她有病时只接受游氏的照顾。孙汝静（1206—1263）婚后立刻宣布接过婆婆承担的一切重活，她说，婆婆太老了，不能再做体力劳动。婆婆生病时，她照顾她，晚上点上香，祈求减少自己的寿命以延续婆婆的寿命。④
117新娘还会因慷慨大方地拿出陪嫁的东西受到丈夫家人的赞许。我们得知，方道坚（1115—1191）结婚时带过来的箱子多得出奇，但她把每一件东西都交给了婆婆和丈夫的奶奶，后者没有几个人能讨她喜欢。王氏（1132—1192）嫁入一个由长嫂当家的大家庭。她不久就捐出一些首饰维持家庭开支。戴氏（1161—1205）嫁到一个生活朴素、家境一般的家庭，遂卖掉一些衣服、耳环补贴家用，表明自己不吝啬。我们得知，她的公公对她赞赏有加，说她“真吾家妇也”。⑤
复合家庭很难保持和谐，因为家庭成员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人们赞赏那些看起来不为妯娌和侄子得到好处而生气的妻子们。曾季仪（1079—1113）的丈夫江褒（1069—1117）平日不与兄弟们一起过日子，但是并没有分割家产。江褒靠官俸度日，把家里地产的收入留给了兄弟们。我们得知，他的妻子“未常商有无计彼我也”。后来，江家长子打算移居到京城，但缺少费用。当江褒试图想办法帮助哥哥时，曾氏走进自己的房间，拿出嫁妆里剩下的东西，告诉他把它们交给哥哥。⑥
胜 任 的 管 家
传记资料非常愿意把上层阶级妇女描写得聪明能干。正如孙觌所写：“予尝谓妇人女子虽以幽闲静专为德，而尸居傀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则为愚妇。”曾巩（1019—1083）赞美妻子的聪明才智道：“于事迎见立解，无不尽其理。”⑦
女人为完成“妇功”——穿衣、吃饭和一切与家务有关的事——而付出的艰辛困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财产的多少。有些士人阶层家庭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家里的女人无法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可爱。范普元（1143—1222）尽管出生于富裕人家，在夫家遭受财务上的损失后，“躬蚕桑，若补纫等事”。袁燮（1144—1224）说他的嫂子赵氏（1164—1213）尽管曾过过宗室家族的奢侈生活，仍像一个穷人的女儿那样辛苦地纺、织、缝缝补补。118张幼昭的丈夫是知名学者陈傅良（1137—1203），家里不断有人慕名而来。张氏亲自为来访者做饭，只有一个婢女帮忙。叶适（1150—1223）记载，他母亲结婚的第一年，一股洪水肆虐于周围几里以内，洪峰过去后，没留下一间房子、一件家具。一家人只好停留在任何一个可停留之处，迁移了11次。“夫人无生事可治，然犹管理其微细者，至乃拾滞麻遗紵缉之，仅成端匹”。⑧
富裕兴隆之家的妻子们也被指望着辛勤劳动。何逮（1153—1203）说他的妈妈杜氏（1133—1186）在家里富起来很久以后，始终如一地辛勤纺织，直到变老。夏氏（1129—1192）帮助丈夫经商得到信赖，她家财产增殖到几千亩土地，因此成为州内屈指可数的人家。涉及到官宦之家的一则逸闻说，一位妻子去世后，她的仆人疯了，开始像女主人曾经做过的那样，挨门逐户紧盯着向佃户收租，并且下令把拖延的人打一顿。这个故事之所以形成和流传为这种样子，多半因为宋代学者希望妻子照应好日常生计，确保丈夫专注于学业。韩元吉（1118—1187）在对李氏（1104—1177）的描写里清楚地表达了这层意思。李氏的丈夫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公事里，“未尝问家有无”。李氏把管理家产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她买进肥田沃土，在溪边盖起房屋。有一天，一个农夫扛着一袋稻谷走进她家院子，她丈夫对此惊奇不已，全然不知农夫为何人，扛着什么东西。李氏只得笑着说：“此吾家租也。”⑨显而易见，像李氏这样的妻子是有田产的人家的财富，家里的男人因此可以集中精力致力于文学和政治。
在大家庭里，通常由一个女人掌管家庭内部全部财政并管理和指挥所有的仆人。有时甚至由刚来的新娘负担起重任。崔氏（999—1067）嫁进一个二百多口人的大家庭，她的公公，“常患内事无主，一日召夫人于庭告之故条家事付主之”。她开始有点推辞但最后承担起工作。事实证明她处理问题十分严肃认真，但对仆人并不严苛，“未常过行笞呵”。这种可能带一点过失，但尽量减少摩擦的管理仆人和妾的能力得到很高评价。范氏（1015—1067）对妾常和颜悦色，但“至有所整肃亦莫敢犯者”。傅氏是严格的管家；对待妾她从不发怒生气，但是“细大毕入于规矩”。李淑英（1196—1255）因使家里的一切井井有条而受到称赞，119她教导女儿对妾要好一点，提醒女儿“彼亦人女也”。她总是教婢女和妾学怎样纺织，怎样缝纫，而且自己总先示范一遍。
节俭是成功的管家必须做到的重要原则，因为很多士人家庭还远非富裕。韩琦（1008—1075）抱怨最近流行的女服和首饰接连不断地花样翻新，因此人们总要丢掉旧的，热衷于做新的。为此他表扬侄媳张氏（1012—1063），她不赶时髦，对此无动于衷，也不愿奢侈浪费乱花钱。同样，我们还得知，杜衍（978—1057）的妻子相里氏（988—1065）穿着朴素的衣服“无采翠珠玑之饰”进宫朝拜，遭到人们嘲笑时，她一点也没有忐忑不安。胡氏（1077—1149）从来没有穿过奢华、艳丽的衣服；她还有一件洗过、补过很多次但仍没扔掉的长袍。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边氏（1155—1203），我们被告知，三十多年来，她一直穿着结婚时带过来的嫁衣。
把妇女作为非常胜任的管家进行表扬时，墓志铭的作者经常使用类似今天我们用来称赞高效的秘书时的用语。这类女人令人惊奇，因为她们使生活对于丈夫而言非常舒适，使他们可集中精力做生命里真正重要的事，如学习，学术研究，或为官作宦。当李友直（1134—1199）的妻子史氏（1139—1197）59岁去世时，他向请来为她写墓志铭的人例数她的美德和妇功。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她管理方面的才能：“吾游太学久乃得仕。未尝屑意家事。凡出入有无，丰约之调度，皆吾嫔处之，不以累我。”这些女人自己也用同样方式看待自己吗——负责地履行对男人有利的策略？或者说她们在学着怎样给男人留下这种印象，让他们高兴，从而自己的生活也更快乐？没有女人自己写的史料。此时思量着多半是两种女人兼而有之，除此以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
贤明的劝导者
沿着汉代刘向撰写《列女传》时确立的传统，很多女性传记的作者强调她们怎样给丈夫大公无私的劝诫，鼓励他学习，效忠皇帝，或多行善事。120毋须列举许多例子，让我讲讲李纲（1083—1140）笔下其岳母黄氏（1063—1121）的故事。黄氏的丈夫被贬到遂昌县以后，他打算放弃这个职位，这样他祖父就可以代替他得到一个位置。每一个人都试图劝阻他，说他年轻，有才能，应该耐心；有朝一日会得到很有威望的职位，光宗耀祖。只有妻子黄氏支持他的决定。后来他得到了更重要的地方的职位，并且可以让一个儿子凭恩荫入仕。但是他更愿意举荐小叔叔代替儿子。当他告诉妻子时，妻子欣喜地说：“公方壮年为祖谢仕。今始得子孙之恩复以推叔父。皆人所不能。而公优为之其助风化多矣。愿亟抗章无疑。”李纲感叹道，“嗟夫仕宦进取鲜不为妻孥计。而龙图公所为绝人远甚，益有夫人为之内助而。为人妻者能勉其夫以义如此尤所难也。”
在这篇传记后面，李纲列举了黄氏另外一些贤明的建议。当丈夫长期滞留于郡治位置时，她劝告他耐心等待，说现在的位置使他有机会把从前学过的东西用于实践。自从察觉到丈夫有点耿直鲁钝以后，她给他讲解佛教权宜之计的概念，劝他要灵活变通；他陷入烦恼时，她通过说他还没有达到佛教“智”的境界所需要的忍耐的限度，鼓励他振作起来。黄氏还有意识地在丈夫的弱项上给他做些找补。“龙图公作家以严，而夫人济之以宽。莅事以宜，而夫人济之以和。伉俪垂四十年，日以忠孝相警戒。故龙图公立身行道无愧古人夫人助之为多。”一个始终不渝鼓励丈夫坚持按士人阶层男子看重的价值观为人行事的妻子，显然比轻视或贬低丈夫工作的妻子要好。
才女
一副图解《女孝经》的宋代绘画画着一位坐在放着书的桌子旁边的女子（见图14）。画家认为一个模范的女人，在孝顺父母公婆、服从丈夫的同时，还可以是知识女性。传记作者经常称赞女性谙熟诗书。孩童时代她们可能已熟读了班昭的《女诫》，121还有《蒙求》和《孝经》等启蒙书，或标准的儒家经典，如《诗》、《书》、《论语》、《孟子》和《春秋》。有些女子还读佛经。在士人阶层里，有文化似乎使女子更有吸引异性的能力和条件。张孝祥（约1129—1170）劝说一个朋友撮合自己妹妹和对方兄弟成亲时，特意说明自己的妹妹有文化，能背诵佛经。
图14一位知识妇女和她桌子上的书，宋代绘画，图解《女孝经》之一。故宫博物院，北京。
传记作者也乐于强调他们的女性传主多么聪明。曾巩（1019—1083）赞扬王安石的母亲吴氏（998—1063）“好学强记”。反过来，多半受母亲的影响，王安石视女性的文学才能为魅力，他把王氏（1007—1059）描写为一位不错的诗人，把曾氏（989—1058）描写为热衷于史学的学生，能像当时任何一位知名学者一样讨论历史问题。黄氏（1063—1121）身为书香门第之家的长女，据说年轻时特别聪明，122善于学习，“诵书日十数百言”。有一个例子是外祖父发现外孙女戴氏（1121—1192）特别易于教授，遂让她与两个兄长一块儿读古文经典。顾静华（1186—1238）有一位身为着名作家的父亲。多半作为结果，頋氏年轻时“于百家传记，至老佛之书。多贯通古今文章悉成诵。儒生精博者不能及。”我们还知道，她的书法像男人那么好。女性的才智包括观相术、医药、音乐、占卜学等领域的知识和各种技艺。父亲和丈夫都当官的丁氏，“自幼颖惠，无所不能，其善相人，盖出天性。”她瞥一眼与丈夫谈话的官员以后，就可准确地预测他的命运。她甚至可以凭手书算命。
不时有女人可以得到诗人、画家或书法家的声誉，然而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女性的作品能幸存到今天。魏泰（约1050—1110）列举了他同代人当中擅长写诗的女性，并以王安石家为例： 王安石的姐姐、妻子和女儿都写出了让人传诵的诗句。宋代最广为人知的女作家是李清照（1084—约1160）。与她同龄的男人承认她是真正有天赋的诗人，围绕她的诗作进行的讨论与男诗人一样多。在李清照的例子中，非凡的天赋伴随着不寻常的优越环境。她的父母亲都是作家，使她得到扎实的历史学、经典和诗辞方面的教育。结婚以后，丈夫乐于与她一起讨论诗辞、艺术和历史。而且，他们没有孩子，因此她比很多妻子有更多的时间献身于写作。由于丈夫总出游并且早逝，李清照为与丈夫分离而感到沮丧，因而多描写失落而可爱、敏感、倦怠、优雅的女士。这样一来，她的诗辞很容易与长久以来男诗人一直描写的感伤的美女形成比较。这个领域里李清照写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吸引、激励了男诗人；它证实、强化了这一点，即男人几个世纪以来忽视的女人的情感确实是敏感多情、充满灵气的女人所拥有的。
这个女人的成功促使我们更有必要考虑为什么很少有别的妻子可以与她相比。当然男人不鼓励女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女作家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描写了一个女人的聪明才智以后，传记作者一般都试图让读者相信女作家仍是谦虚、庄重的，并没有自作主张滥用文学天才。曾巩描绘了短短一生写了七百多首诗辞的周氏（1040—1065），“静而正，柔而不屈，约于言而谨于礼者也”123——他很少用这些话赞扬一位男诗人。王安石声称齐氏（1011—1065）写了出色的诗篇但是从不让别人看。其他的女人甚至放弃学习作诗。陆游（1125—1210）觉得有一件事值得写进表亲的女儿孙氏（1141—1193）的传记，她十几岁时，女诗人李清照自愿教她作诗，但她拒绝了，说：“才藻非女子事也。”1182年朱淑真诗作“序言”的作者开篇写道： 我曾听说写作美文不是女人的事。但是偶尔看到有的女子具有非凡的写作天才和不必有的性格，她们写的诗文赛过男人。她们不希望别人知道她们的姓名，但那是不可能的。女诗人去世不久，他出版了她的诗辞，非常欣赏她把感伤的情怀表达得那么好，他显然被打动了。
为什么妻子们不愿把自己的诗作示以他人？是不是因为会与丈夫一比高下，而丈夫正试图在男人必须表明自己才是作家的世界里取胜？是不是这样就在某种意义上暴露了自己，因为妻子不该被家庭以外任何人看见的原则是压倒一切的？很多男女都明确感觉到文学追求中自我表达的取向不符合妻子的形象。进一步而言，很多已婚妇女发现，拘泥于已经确立的女性行为模式，很难写出令人满意的好诗辞。因为结婚以后，忙于抚养孩子、管理仆人、讨好姻亲时，她们不再可能被那些因没有男人而迷惘、漫无目标的女性形象打动，不像平安时代的日本和明朝末年的中国，士人阶层的宋代女性未能给自己制造出一批听众，也没有找到更吸引她们的创造性作品所需要的文学语言。
理学的兴起是否限制了妇女的文学创造力？由于早已论述过的儒学复兴的趋势已经出现，我猜测确实被限制了。所有的理学家都赞成让女人学会读、写，这是真的。司马光在《家范》里引用班昭的观点，女人如果知道怎样阅读，会成为更好的妻子。司马光还加上自己的结论：“凡人不学则不知礼义，不知礼义则善恶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识也。……然则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他在《居家杂仪》里依据《礼记·内则》为男孩女孩提出了学习的主要课程。即便女孩子不学与兄弟们相同的功课，也可以读《论语》、《孝经》和《列女传》。朱熹同样鼓励姑娘们读道德训诫小册子，特别提到司马光的《家范》。但是这些男人，124就像大多数积极参与复兴儒学的人一样，对男女诗人作品的价值都怀有同样矛盾的心理。司马光明确反对教女孩子作诗。程颐述说了他母亲自己已感觉到的这种矛盾心理：“夫人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平生所为诗，不过三十篇，皆不存。”程颐本人只记得她作的一首。
到南宋后期，理学对诗歌创作的反对已经广为人知并被接受。诗人姚勉（1216—1262）写到他妻子邹妙庄（逝于1257年），她出生于一个与朱熹儒学学派有紧密联系的家庭。她的外祖父李恕已本人从学于朱熹，童年时期，她家严格按照儒家原则进行管理。邹氏得到文学方面的教育，每天都读几段《论语》和《孟子》，还喜欢读唐诗。她知道怎样作诗但从来不作，以“非女子事也”作为解释。姚勉知道她能写出漂亮的句子，曾看见她写过，但仍因敬慕使她不炫耀自己天才的“深静”而不说穿。
孝 敬 的 妻 子
妻子被期待着协助丈夫完成祭祖仪式，有很多女人细心、虔诚地履行这一职责的描述。比如说俞氏（1121—1194），她作为新娘踏入家门后就询问公婆喜欢吃什么，今后便可按照公婆的口味准备四时祭品，为此她受到赞扬。还有一些女人因为仔细地清洗祭器、准备食物而受表扬。王氏的传记引用了她的话，“祀享人之大事。故须严洁以表至诚。”
在基本的儒家职责、义务以外，妻子们对佛教、道教和地方庙坛有强烈的兴趣。看得出来连对宗教活动相当冷淡的男人也经常仰慕虔诚信教的妇女。像前边谈过的贤明的劝导者黄氏，被描述为利用佛教教义帮助丈夫完成崇高的儒家职责，并且照顾着所有的家庭成员。
佛教教义可能真的对妇女有吸引力；如果她们对现世的生活不满，可能会集中精力献身佛教企图使来生变得更好。女人捐赠给庙坛的东西与男人一般多，有时候把自己的画像放在125信奉的佛像或观音菩萨像下边（见图9）。宗教活动也因打破了固定、狭隘的日常生活而产生吸引力。祈祷神明、添油上香等事务使妇女有了离家外出的理由，或至少可以让生人到家里来。各种阶级和阶层的女人都可以到庙、坛去，有时结伙而行。庙宇给女人们提供了相会的空间，比如杭州的天竺寺，女人们每月在那里聚会一次研读经文。偶尔有的女人成为教派领袖。11世纪，拒绝结婚的崔氏得到来自各种阶层的追随者，他们都相信她会不朽。
女人传记里最惊人的，无论如何不是利用宗教活动逃避家庭，而是献身于佛教使她们得到了退避三舍、深居内闱的途径。李氏（976—1031）经常诵经，每月斋戒10次。崔氏（999—1067）喜欢佛教书籍已久，但是当读到《圆觉经》时，她说：“使我早研悟此理。”从此她让自己从世俗事务中脱身，减少食量，完全禁止享受生活。刘氏（1005—1085）喜欢背诵佛经而且接受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边氏（1025—1093）每天都烧香、读经。她一边念着达摩的名字，一边捻着佛珠。邵氏（逝于1121年）“诵佛书日不辍。夜讽秘咒，施饿鬼食。风雨疾病不渝也，数有异应。自书观音‘偈心念不空过五字。’”观音菩萨在宋代经常表现为女身，似乎对女性有特殊的吸引力。比如杨氏（逝于1271年），写了几种儒家经典研究着作的学者之妻，她的墓里有一座小小的观音菩萨像（图15）。
图15杨氏（逝于1271）墓出土的观音菩萨小瓷像，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载《考古》1983，11：1004—1018。
大的复合家庭里的妻子们似乎特别喜欢献身佛教。张氏（1074—1122）是几十口人（或者，如传记更形象的记载，有“千指”）大家庭里的妻子，她“喜浮屠学，日诵其语。食不击鲜，奉观世音尤力。课所谓大悲咒者数以万亿计。常得寒疾滨死。观世音现白衣璎珞像。升卧榻以杨枝荆芥袚其体。寻汗浃顿愈。”胡氏（1077—1149）的家庭更大（“千指”之家），她每天清晨念诵佛经，沉浸于埋头苦读。126她不能忍受杀生之事，也不吃肉。仲灵湛（1133—1184），一位儒家学者兼官员之妻，年轻时曾研读儒家经典，包括列女传，但是后来更被禅宗吸引。她曾经会见过禅宗大师大慧宗杲（1089—1163），127大师对她的悟性印象很深，安排她跟随自己的一个弟子研修。“未三十，即斎居蔬食，除割世欲，书课经梵，夜习禅观。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为亘古今不能亏也”。
有的论述明确说信佛使女人变成了更好的妻子。魏氏（992—1064）的佛教信仰使她为丈夫张沔（983—1060）考虑得更周到，因而得到信任。张沔从不注意家里的财务。他返家与父母住在一起后，家里总是入不敷出。“夫人薄衣约食不以其不足累于张公。盖夫人学浮屠，通其书之说。故其于穷达之际，能泊然安于命，而不以外物动其心”。胡氏（逝于1093年）有一位必须照顾的患慢性病的丈夫。她“闲则读佛书灰心释虑。不以不幸见于辞色，以伤夫之心”。
偶尔有夫妇双方都对佛教感兴趣。据说陈孝常（1015—1082）喜爱佛教书籍，可以机智地与禅宗大师讨论佛教的性质这类问题。他的妻子庞氏（1028—1101）喜欢背诵佛经，几乎长期手不释卷。黄珙（988—1062）提出，儒学可用来修身，而佛教提供了养心的方法，他诵金刚般若经四万卷。他的妻子许氏（987—1074）一生读了十八万卷佛经。不过这些史料都没有提到夫妇二人一起祈祷；相反，有相同的精神兴趣似乎只不过是巧合。
偶尔有儒家学者试图劝说妻子不再信佛。刘宰（1166—1239）记载他的第二个妻子梁氏（1170—1247），来自于信佛教的家庭：“梁氏故奉佛君之来犹私以像设自随时若有所讽诵。余既与论释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实理，恍惚若有所悟，自是遂绝。”陈傅良的妻子张幼昭（1146—1195），据说她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追随丈夫，包括他信什么，她也信什么，因此她不信妖术，不信佛教和道教，她也不怕鬼。
妻子们进入中年或晚年后常变得笃信佛教，明显地表现在35岁以后。尹氏（1026—1087）“晚而好禅学。不以事物累其心。宴坐终日，无所思营及属纩，不戚不乱，顺受而待。”128陈氏（1039—1115）年轻时就被佛教吸引，但中年以后对佛教的理解达到更高水平。“晨起斋袚坐诵。虽事颠沛于前，不辍以观。哺则置酒戏诸孙为笑乐，日以为常。”我们得知，黄氏（1063—1121）中年时笃信佛教。“世味益薄，独扫一室，燕坐终日，以禅悦自愉。”虞道永（1103—1182）晚年研究佛教，一天清晨，决定把首饰丢到一旁，戒酒戒荤；然后穿上朴素的衣服，只吃蔬菜，度过余年。当她的儿子们打算给她申请一个荣誉头衔时，她以已放弃世俗生活为理由予以反对。戴氏（1121—1192），童年时代和兄长一起读儒家经典，“晚而好佛，读其书甚悉。委诸子家事，淡然无营。”
这些妇女在哪里学习佛教箴言？只有极少数人明确说是追随禅宗大师学习。有些人可能接受请进闺门之内的尼姑的教导。袁采警告不能把佛教和道教的尼姑、道姑请进家门，因为她们显然就是常客。但是很多女人也许至少从身为世俗信徒的家里的长辈——妈妈、奶奶和姑姑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教诲。胡氏（968—1030）读完了全部佛教真经并且记住了十几卷。我们得知，后来她就教其他闺门之内的女人们读佛经。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人在晚年即将面对死亡时宗教倾向会更强烈。我们也知道很多女人在四五十岁孩子们离开家时经历着感情危机。大概这些已构成中年的文人之妻对佛教感兴趣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的观察者并没有发觉宋代妇女关注死亡、再生或救世这类问题。她们的儿子也不离开家： 事实上，她们经常被孙子们围着。宋代作家描写了她们如何热切地救助自家的成员，同时也在寻求个人的安宁和顿悟。儒家学者愿意表扬她们，因为虔诚使她们看起来似乎已成为更好的妻子和婆婆。
宋代男作家认为一个好内助的正面特征不是被动的或辅助性的。聪明能干，足智多谋和精力充沛都被视为积极的性格。作为家务的管理者，一位妻子要做许多事，还不说当妈妈（见第九章）。长期以来只要她出场时表现得主要在帮助男人而不是追求自己的目标，129她就会因胜任和高效而受人尊重。
从可以得到但不够完美的大部分史料当中，我至多能察觉到士人阶级里的多数女人已经把所论及的好妻子内涵的大部分变成了自己的想法。李清照非常愿意表达自己对时政的非难和失去丈夫后的沮丧心情，但即便是她，也从不抱怨作为女人受到的限制。看起来扮演了支持的角色的大多数女人，不仅因为那是被期待的，还由于她们自己也认为那是恰当的。
理想妻子的概念就像法律一样始终把女人置于辅助性位置，或许比法律更有效。由于这种话语限制着女性，当代学者似乎经常认为妻子的理想型是由男人而不是女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传播的。男人是本章列举的叙事史料的作者，这是真的。然而我相信，由于这种言说已构成一个模型，这就不仅仅是儒家哲学家的创造，也不只是男人的追求。
让我提供两种论点。第一个论点涉及到形成这种话语的过程中女性的参与。毕竟是女人在养育女儿、教训儿媳。老年女人希望看到什么样子的年轻女子呢？因为女人整天都在内闱度过，她们比男人有更多的理由愿意内闱里保持平静与和谐。难道她们不愿女儿活泼快乐，儿媳顺从，婆婆像圣人一样英明吗？男人经常谴责女人找机会分家，毫无疑问有的妻子确实打算这么办。但是祖母们从来没有被描写得怀有同样的感情；当家里的女人有了长大的自己的儿子，这个家变大了，她会像丈夫一样忧虑，避免分家。她希望女儿和儿媳都和睦相处。
第二点涉及作者为妻子们做传时所写的与作者写其他题目之间的关系。传记资料里妻子美德的那些话语明显与传统儒家理解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伦理有关。但是传记的言说似乎并不与宋代第一流思想家主要的理性关怀有特别紧密的联系。深刻认同理学的男作者们，如程颐、朱熹、黄干和魏了翁，像其他宋代作者一样，就女人所写的，大多是同一类的事。他们似乎甚至并不更喜欢表扬妻子们在祭祖一事上的奉献，也不喜欢记录她们对佛教的虔诚。我对此大胆的解释是做传记时不能完全放手自由地写。死者的亲属自有一套什么才使女人成为好女人的标准，并希望写自己的女亲属时凸显她们。
130他们设想的成为好女人的要素与宋代士人阶级的性质有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个阶层的女人应该与下层社会的女人不同，就像上层阶级的男人不同于农夫： 他们都克制、沉着、知书达理。除了体现这个阶层起源的功名一类的特征，上层阶级妻子的形象还应该有助于保持家庭的地位。上层阶级的女人因制造出平和、安详和和谐而得到大肆赞扬，这是因为这个阶级的复合家庭非常脆弱，女人经常被视为紧张、分家、吵架的主要原因。袁采写道：“人家不和，多因妇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辈。盖妇女所见，不广不远，不公不平。”下层阶级的女人也经常被描绘为这种形象，如胡颖（1232年中举）写的：“大凡街市妇女，多是不务本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三五为群，专事唇舌。邻舍不睦，往往皆因于此。”于是，上层阶级男人的好妻子就不能用女人的自然本性行事，但是已经克服了这些倾向的女人，就有可能使她们的家庭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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