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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永历朝廷的“打虎”

  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二月,永历帝逃到广西梧州,进入陈邦傅的势力范围,朝廷风向立即改变。户部尚书吴贞毓、礼部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万翱、户科给事中张孝起等十四人联名上疏揭发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的罪行②。朱由榔对五虎依仗李成栋、李元胤父子的兵权,骄横狂悖的行径早已不满,当即决定将刘湘客等四人逮捕,下锦衣卫狱拷打审讯;袁彭年当时因养母去世丁忧,念其反正有功免予处分,实际上是因为袁彭年同李元胤等人关系更为密切,朝廷有所顾忌。在拷问时,金堡不肯服罪,大呼二祖列宗;丁时魁、刘湘客、蒙正发则丑态毕露,“满口老爷饶命,万代公侯等语”,叩头如捣蒜①。

  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从邸报上得知朝局翻转后,立即上疏申救五虎。他在二月初七日上的奏疏颇能道明五虎一案的背景,其中说:“就使诸臣而果罪状昭彰,一如疏中所指,处分岂无时日,而汲汲为此朝不待夕之举动?又且不先不后,恰当勋臣邦傅到梧之时,能无我虽不杀伯仁之疑否?……然则诸臣此举,直借皇上以行其报复之私,而又巧乘皇上之跸梧、庆国(即庆国公陈邦傅)之来朝,为迅雷不及掩耳之谋,以断其救援之路。且诸臣驱除异已,骎骎渐及于臣,以臣与五臣,夙称莫逆,每朝政皆得相商,杀五臣即所以杀臣,去五臣即所以去臣。臣既为党魁,不杀臣不止,臣今日且不知死所,尚敢以危疑之身,为皇上奏恢疆之烈哉!”②二月十三日疏中又说:“若以媚东(指“东勋”,李成栋部将)误国为题,试问:向者举用杜永和、罗成耀等,未必尽出五臣也,事先则未见诸臣力争,事后则偏欲五臣受过,宁足以服天下人之心乎?况东粤必不可弃,即不戒而南、韶失守,犹望东勋镇努力以冀桑榆之收,以雪会稽之耻。先以媚东二字为驱除锄剪之方,是用以慑东勋镇之魄乎?抑用以激东勋镇之勇乎?……至于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贞营耳。忠贞奉援楚恢江之命,两载于兹。自督辅臣腾蛟在时,已逗遛不进,今庆国勋臣邦傅之力,遂能必其悉甲破虏乎?况忠贞与东勋必不相睦,未得破虏之功。先开内地之衅,东之为东,竟不可知矣。”①瞿式耜的奏疏清楚地透露了永历朝廷“门户歧分,元黄角立”的政治分野。鲁可藻说:“时魁等入朝,全恃式耜标榜之力,挟式耜以倾动同朝,弹压东人;乃合东人以威胁主上,奔走群小。式耜于时魁等竭心力、物力而奉之;金堡到桂,尤加礼焉。堡入朝,式耜不论关防衙门关切必寄揭帖。而式耜题升之官再不复贿,时魁等则又睁眉怒目而争。故式耜之嫡表施召征寄书到桂曰:留守亦是勋镇气息。”②

  从上面引用的材料可知永历朝廷的“打虎运动”实质是各勋镇为争夺朝廷权力的一场内讧。朱由榔在肇庆时,五虎神气活现;一旦进入陈邦傅的地盘,立即失宠受辱。这一事件再一次说明永历朝廷始终不能威福自操,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朝廷依附的是哪一派军阀。袁彭年等人固然不是正人君子,陈邦傅更不是忠贞之士。尽管有大学士瞿式耜、严起恒等人再三上疏申救,五虎均未能幸免,除袁彭年以丁忧为名解任外,其他四人都予以革职充军、追赃助饷。

  ② 《瞿式耜集》卷一《救刘湘客等五臣疏》。参见钱秉镫《所知录》卷四。

  ① 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卷二。

  ② 瞿式耜《救刘湘客等五臣疏》,见《瞿式耜集》卷一。

  ① 瞿式耜《再救五臣疏》,见《瞿式耜集》卷一。

  ②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四。按,瞿式耜之母施氏,即施召征之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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