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被时人和后人视为浪子词人，是因为其人其词涉及了许多风流浪荡之事。其实，他在少年时代并非浪子，而是很勤勉的书生。他的故乡建州（今福建崇安一带）在当时是人才辈出的“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1]。柳永生长于此地一个传统读书奉儒之家，祖父、父亲、叔父都读书为官[2]，长兄柳三复也在真宗朝进士及第并为官。受此影响，柳永自幼也喜欢勤学苦读，他曾在其《劝学文》中写道：“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3]。他少年时写的诗已颇见功夫[4]。从青年时代起，他到汴京开始了漫长的举子生涯。他成为浪子词人，也就是在此时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这一方面是缘于性情和爱好，另一方面也是他以才取财，获得“润笔”以维持生计的途径之一。据宋人罗烨《醉翁谈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懂音乐，长作词，使他不仅可以尽情地到“烟花巷陌”去“浅斟低唱”、“偎红倚翠”，而且还能得到一些稿酬，这又助长了他的风流性情。他甚至结交一些“狂朋怪侣”，在京都的酒楼、妓馆里欢饮狂歌，纵情享乐。他的词风靡一时，从市井百姓到文人学士，甚至皇帝都喜欢他的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骩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然而，当柳永科考求官时，他在词中对浪漫情事的铺陈渲染和对自由意志的公开表达，恰恰成了他入仕的障碍。此时，浪子词人与正统君臣的人格美和艺术美意识的差异变成了社会性、历史性的冲突。

　　一、柳永与帝王人格美意识的冲突

　　以下三条史料是人们谈论柳永与帝王关系时常引用的。北宋末严有翼撰《艺苑雌黄》：

　　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稍后，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中云：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佑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5]：

　　柳三变景佑末登进士第……皇佑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菜》，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菜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以上三则史料所述，参以其它史料，大致可信，但仍有疑点。首先是《鹤冲天》的写作原因、时间及柳永的科考经历。先看其词：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中明言“青春”、“偶失”，当是初应科考落榜后所作。若非初次，当言“再失、”“又失”或“屡失”等。那么，柳永初试科举于何时呢？由于史料不足，柳永的确切年龄尚难断定，但学界考订柳永的生年不晚于雍熙四年[6]。以此年算起，则柳永在仁宗即位前已36岁。今存柳词中有《玉楼春》（凤楼郁郁呈嘉瑞）等，当系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作于汴京，其时柳永23岁[7]。从这一年到真宗朝结束，共开科考四次：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五年（1012年）、八年（1015年）、天禧三年（1019）年[8]。就是说，柳永23岁、27岁、30岁、34岁、均有可能应考。宋人多喜自言“老”，而自言“青春”当不过30岁。以柳永勤奋读书的经历，以其家庭父、兄辈的影响，他应考绝不会很晚。他进京就是为了应考，20多岁的举子在当时是常见的。据此推测，柳永在23岁、至迟27岁时已参加过科考，《鹤冲天》词则作于他初考落第之后。

　　第二个疑点是：《艺苑雌黄》所载“上曰”，是真宗还是仁宗？《鹤冲天》作于“上曰”之前还是其后？

　　细审前引三则史料，于本事多含糊其词，而宋人其它诗话、词话、笔记转述者，亦不考原委，皆言仁宗，而不确言“上曰”之“上”为何人，以致后人有“耆卿蹉跎于仁宗朝”[9]之误会。其实，柳永蹉跎于科场20多年，主要不是在仁宗亲政之后，而是在真宗朝和仁宗年少、章献太后听政朝间。严有翼说“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因而“上曰：‘且去填词。’”可知他的词名从他初试科场就已成为障碍，而命他“且去填词”之人，当是真宗。严有翼又说“由是不得志”等等，已说明柳永“无复检约”、“奉旨填词”实与“上曰”有因果关系。细审《鹤冲天》词中之抱怨、赌气之意，正由此而发。这样看来，严氏《艺苑雌黄》所记之事，正是柳永在真宗朝初次应考不中之事。

　　而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言仁宗因《鹤冲天》词而黜落柳永之事，并非“据严语而更演之”[10]，而应是发生在章献太后听政时期的另一件事。

　　仁宗即位时只有13岁。章献太后听政11年直至去世，24岁的仁宗才亲自执政。柳永在仁宗亲政的第二年，即景佑元年（1034年）终于及进士第。如果他因《鹤冲天》词而被黜落之事属实，则只能发生在太后听政期间。此间开科考三次：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天圣八年（1030年）。柳永从22岁（大中祥符元年）应考到48岁（景佑元年）中举，这26年间有七度科举，他到底参加了几次？现有史料尚难说明。但吴曾所言至少表明：他在天圣年间的三次科举中有一次已经入选进士，但在皇帝最后审批时，因《鹤冲天》之故而被黜落了。这时的仁宗虽未独立执政，但已开始参与处理政务了。

　　然此事令人费解之处亦多。史载仁宗“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11]。有一次他听到有考进士者因殿试落第而赴水自尽，不禁为之“恻然”，于是立了一项制度：凡经初试进入殿试阶段的举子，一律不再黜落。即便不令人十分满意，也收在榜末[12]。他亲政不久，既于景佑初年下诏曰：“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柳永“景佑元年方及第”，或许与此诏之意不无关系）。对读书人这样宽宏仁爱的仁宗皇帝，为什么对柳永就一次次地不客气呢？

　　《鹤冲天》惹祸的故事颇可疑。再来看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言故事，亦有可疑。这故事的关键是《醉蓬莱》词：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动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渑水燕谈录》所言三条令仁宗不悦的原因，前两条都是皇帝身旁的人察颜观色，猜测揣摩的，未必用了一个“渐”字，用了仁宗作真宗挽词用过的“宸游凤辇”几个词语，就能引起龙颜不悦，绝了人家的仕途。“太液波翻”的“翻”字的确不如用“澄”显得柔和、宁静。但如果仅是艺术趣味不同，似也不至于使龙颜变色。那么到底为什么仁宗对柳永这么严厉苛刻呢？

　　以上三条记载，虽有疑点，但柳永仕宦蹉跎确是事实。那么这位才子词人为何仕途不畅呢？仔细想来，这三条记载倒是透露出一些历史的必然性：浪子词人和正统帝王之间一直存在着文化观念、审美意识的冲突，不是词应该怎么作，而是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首先是放浪形骸与正统、谨慎的品行差异。仁宗是个生性谨慎、“务本向道”的正统帝王。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记载，仁宗有一次夜间观看众僧做道场，遂“各赐紫罗一疋”。众僧致谢时，他嘱咐说，“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中，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还有一次，他在很受宠的张贵妃那里见到一个定州红磁器，就追问“安得此物”？贵妃说是大臣王拱辰进献的。仁宗训斥贵妃不该与臣僚通馈赠，并用柱斧打碎了磁器。后来他又发现贵妃身着灯笼锦，问清是潞国公文彦博送的，很不高兴。后来文彦博任宰相，台官唐介弹劾他，涉及送灯笼锦的事。仁宗以对上失礼的罪名把唐介贬谪到边远地方，同时也降了文彦博的职，贬他出判许州。还有一次仁宗举办赏花钓鱼宴，内侍们用金碟盛钓饵放在桌上。王安石当时知制诰，他不经意间，随手把钓饵吃光了。仁宗第二天对宰相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仁宗就是这样一个生性谨慎，规范意识很强，很注重生活小节的人。

　　柳永和仁宗恰恰是两路人。他是个容易放任性情、只图一时痛快的风流才子。其实风流才子在当时也是照样可以做官的。做官的人也有风流韵事，只是大家不说出来。柳永却不但写出来，让人到处唱，而且还夸张渲染地炫耀。这就犯了忌讳。而那首《鹤冲天》词又分明是对皇权的轻慢。那种揶揄圣主、戏谑卿相、玩世不恭的浪子情调，写出来便是挑战。仁宗不可能给他好果子吃。其实，柳永做不成官也没什么冤枉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并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明确的审美追求，其最深层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反叛规范、放纵天性的生命自由意识。

　　柳永和仁宗人格美意识的第二点差异，是追求风流与追求儒雅的审美情趣差异。古代文人常常既风流又儒雅，柳永是风流有余，儒雅不足，仁宗则是“留意儒雅，务本向道”。他绝不会象日后的宋徽宗那样去京城名妓李师师那里走走，他重用的臣僚都是正统儒雅之士，宰辅如晏殊、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之臣如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等。他当然不喜欢让那个放任自由的浪子词人领他太多的皇粮。

　　第三，柳永与仁宗的人格美意识有率真和修饰的差异。这并不是指他们的道德人格有高下之分，而是指他们各自的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人格。仁宗所欣赏的人格美是经过儒家理性加工、修饰过的规范人格意识。按封建时代的规范，皇帝占有多少女人都合乎规范，臣子就有限度了。妻妾成群还可以，总和妓女们混在一起就不好了。宋代允许妓女存在，也允许官僚们听听她们的歌，看看她们的舞，甚至自家也可以养几个歌儿舞女。但像柳永这样总在烟花巷陌中寻访意中人，眠花宿柳，而且还把这种生活体验不无夸张渲染地大加炫耀，到底有些过分，做官总不太合适。相比之下，柳永是过于率真任性了。

　　二、浪子词人与宰相词人艺术美意识的差异

　　宋张舜民《画墁录》载：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相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柳永比晏殊至少大四岁，但晏殊此时是堂堂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这次会晤大约在晏殊53岁左右。此时柳永中进士差不多10年了，但还是沉于下僚，于是他想和宰相谈谈心，希望这位宰相词人能理解自己。这真是当局者迷。晏殊可是旁观者清。他知道皇帝不喜欢的是什么。两个人一开始就心照不宣地谈到了词。晏殊开口就点题：“贤俊作曲子么？”柳永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当然不能让步，马上指出：我虽作曲子，却不像你那么放肆。

　　这次短暂的会晤中隐含着长期以来两种审美意识的冲突。这表面是词美意识的冲突，其实是如何做人的观念冲突。

　　柳永是浪子词人，“恣游狂荡”是他的自我评价。晏殊是正统文人，14岁就以“神童”身份被宋真宗接见，15岁受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42岁任参知政事。以后虽有浮沉迁徙，但基本是身居高官要职。他生性谨慎，行为规范，很合仁宗的脾气。他举荐、提拔过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名儒。这些人后来都受到仁宗重用，成为一代名臣。他绝不会违反皇帝的意思而举荐柳永。《珠玉词》137首中，仅有两处使用“狂”字：“无端一夜狂风雨”（《采桑子》），“醉来拟恣狂歌”（《相思儿令》），皆与柳永“争不恣游狂荡”的“狂”不同。这次谈话虽不多，但若把《乐章集》和《珠玉词》进行对比，就会看出他们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都有明显分歧。

　　柳词今存213首，其中直接涉及男女情事的约130—140首。这些词除写离别、相思等内容外，约有一半左右写到男女艳情。晏殊批评他时所举的词句，出自《定风波》（自春来），而柳词中描写女性体态容貌、洞房情事、床笫欢愉比较直露的词作远过于此。如被黄升批评为“丽以淫”[13]的《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又如《尉迟杯》（宠佳丽）、《慢卷紬》（闲窗烛暗）等。严有翼批评这些词是“闺门淫媟之语”[14]，并不过分。清人周济尝为柳永辩护，但也不能不批评其词中“恶滥可笑者多”[15]。这类词，晏殊是不会写的。晏殊今存词137首，无一首像柳永这样坦率地写男女艳情。晏词中纯以女性或男女情事为题材的词只是一小部分，写得也比较含蓄、优雅。如《清平乐》写女性美：

　　玉碗冰寒滴露华，粉融香雪透轻纱。晚来妆面胜荷花。　　鬓亸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一场春梦日西斜。

　　既使写恋情，也很含蓄。如《诉衷情》：

　　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　　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时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

　　柳词中的女性主要是秦楼楚馆，烟花巷陌中的女性，写得比较艳，比较露，比较性感；晏词中的女性主要是豪门华筵上唱歌跳舞或侍奉宾主的女性，写得比较典雅、含蓄、优美。柳词中的男女之情常常涉及房中床上的情事和体验，晏词则绝不写这些。晏词中的女性都是交际场上的，柳词中则多是风月场上的。晏词中的男女之情仅限于情感意念范围，而且写得委婉含蓄，柳词中则常常突破这个限度而涉及两性的云雨欢合。即使是写相思或回忆往事，或向往未来，柳词也常涉及两性间的床笫之欢。柳永不想对感情遮遮掩掩，他喜欢坦露真情，喜欢铺陈渲染。即便对风尘女子，他也敢坦言真诚的爱恋和同情之心。他把男女之情写得太真切了。

　　晏词中大量篇章写男女情事之外的生活和感受。他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常常是一位雍容典雅的达官贵人，在那里伤春、悲秋、感慨时光流逝、节序变化；或在清风明月之中，山水花草之间，渲泄一点官场上的厌倦和郁闷；或在小园香径中独自徘徊，看一看落花飞燕，叹息一番生命的衰老。他也写梦、写醉，写宾客往来，写听歌赏舞吟诗作词之事。总之他只写“高贵者”的生活，不写“卑贱者”的生活；只写正统文人清客的情趣，不写风流浪子的情趣；他追求词篇的雍容、典雅、闲适、清淡、委婉、含蓄之美，不喜欢秾艳、华丽、坦率、风流、俚俗之美。

　　其实，柳词的文化市场远比晏词广阔。晏词的市场在文人骚客之中，柳词则无论市井民众还是正统文人、达官贵人都喜欢，皇帝也要听。晏殊也熟悉柳词，不然他怎么能开口就拈出柳词句子呢？后来的文人也都爱读柳词。秦观还有意无意地学柳词句法。苏轼也很熟悉柳词，以至一眼就能看出秦观词中像柳词的地方。

　　看来，当时的文人以至帝王都不否认柳词的审美价值。执政者只是认为他这个人不适合从政，应该去专门写词。柳永也就真的成了“专业”词人了。正统文人则认为柳词可听可唱可读，但其中艳的部分切不可学，学了就有失身份。

　　其实，浪子词人只是柳永人生角色之一。如前所述，他青少年时代是个勤学苦读的书生，为官后是个被后人列入“名宦”之林的好官。他的词也有许多是符合正统审美观念的高雅之作。比如写都市繁华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写羁旅情怀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写离愁别绪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写悲秋念远的《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写执着追求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等等，这些词艺术性极高，历来被认为是柳词的代表作，是极标准的文人雅士之词，是宋词中第一流的精品。柳永拓宽了词的题材，发展慢词（长调）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把俚俗词语用到词中（这一点在当时和以后都受到批评）。他是北宋词坛一个新的美学流派。他的词不仅影响到词的创作，而且影响到戏曲。清况周颐《惠风词话》卷三云：“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

　　（刊于《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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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嘉靖建宁府志》卷四。

　　[2]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下《送柳宜通判全州序》有载。

　　[3] 见《建宁府志》卷三十三，又日本刊本《古文真宝》亦收录（仅80余字）。

　　[4] 厉鹗《宋诗纪事》卷十三录柳永诗三首，其中《中峰寺》咏崇安名胜古迹胜中峰寺，可知是其在家乡读书时作。

　　[5] 王辟之乃宋英宗治平年间进士，去柳永不远，且其《渑水燕谈录》“所记质实可信，多与史传相出入”（《四库提要》）。

　　[6] 参见唐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三期），蔡厚示、李国庭所作《柳永》评传，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前言》等。

　　[7] 《宋史》卷七《真宗纪二》卷一一二《礼志可参证。》

　　[8] 据《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五》。

　　[9] 清·宋翔凤《乐府余论》。

　　[10] 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前言》。

　　[11] 《宋史》卷九《仁宗纪纪一》。

　　[12] 《邵氏闻见录》卷二。

　　[13] 《唐宋诸贤艳妙词选》卷五。

　　[14] 《艺苑雌黄》。

　　[15] 《介存斋论词杂着》柳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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