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着_仁者国学

《史记》（上）

　　我们讲过了《尚书》、春秋、三传，附带提到《国语》、《国策》，差不多秦以前主要史籍，都简单地讲了。秦以后，汉代有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一路下来，就有廿五史，直到清末。以后我们是不知，但这秦汉以来二千年就是一部《史记》作标准。此刻我们讲历史，每把秦以前和秦以后分成两个很显然的段落。秦以前唐虞夏商周三代，可以称作“上古史”。秦以后，倘使我们学西方名称亦可叫做“中古史”。现在我们上古段落已经讲完，接下要讲中古。我想我们该再回头来重看一下，此是做学问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两眼只看着脚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阶段，该要抬起头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回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跑到山顶，当然不看脚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该一望，这是必然的。诸位读一部书，不能一条条尽作材料看，要懂得综看此一部书，又该懂得合看此诸部书，有一番登高远瞩的景象。

　　从《西周书》到《战国策》，古代史籍，我们都该通读一下。现在要讲汉代，该回头来凌空一望，我们该望到那没有书没有字的地方去。诸位不要认为《西周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都讲过，此外便是不很重要，该听汉代了。等于跑上一峰，又跑一峰，两眼尽在脚下，这等于没有上。现在古代已完，可说是中国上古的史学、或说是中国上古的几部史学名着，都在眼了！我们该要自己放开眼睛来一看。看些什么呢？此诸书是都看完了，正如两脚着地跑，已上了巅峰，现在该要一番掩卷、深思，这是做学问千万要记得的一个习惯，或说一番工夫。能学到这一点，做学问一项很大法门已开在这里了。

　　如何深思呢？这该我们自己发问，所以叫“学问”。读书就是学，到了发问，是第二阶段。无师可问，则且各自问自己。故说做学问要“会疑”。“会”者“能”义，我们要能疑、懂得疑。现在只说“怀疑”，要你不信，常怀着疑，如此又哪肯拼命读书呀！读了书要会疑，不是要不信，光怀疑了，又何必去读？“会疑”是要懂得疑。疑了自会发问。我今告诉诸位，中国有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到现在已两千年，但在司马迁《史记》以前，从《尚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到司马迁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现在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西周书》以前还有唐虞夏商，还有上面的，最少说也该两千年，或还不止。诸位听了这几次讲，自己心里该来一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学，才有《尚书》？这问题没有书本详讲过，可是我们心里应该有疑。好像我们到了这山望前山，前山那面又是什么？我们应该问：为何有了（尚书），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为何又隔了五百年有司马迁太史公的（史记）呢？这里至少是一番中国史学之演进。中国历史到了西周初年才有《西周书》，到春秋末年才有孔子《春秋》，要到汉初七十年代才有司马迁之《史记》。倘使照我上面讲，西周书重要的在周公，春秋背后当然是孔子，中国人尊经，但为什么后起的史学，不尊《尚书》、不尊《春秋》、不尊周公孔子，而尊司马迁的《史记》呢？为什么《尚书》、《春秋》都不为正史，此下的正史只是跟着司马迁《史记》这个系统呢？这问题值得研究。但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诸位都说中国人只懂得尊孔子、尊六经，但写史便尊司马迁，写文章又有屈原《离骚》一路到汉赋、《文选》，这些都不关孔子，这些也都是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在书本之外，是凭空的，要得读书的人自己懂得发问，却不一定能找到答案。问题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诸位且莫要“急功近利”，有了一个疑问便立刻要一个答案，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急着要成果。今且不要着急，问题不能立刻就解决，倘使拿不到结果，那些问题就不发生，如此一来，则成为“浅见薄识”，便是不会疑，更不会深一层疑，就没有大见解。见识则必求深厚，深厚始成重要，要在自己能问。好学深思，使此问题“存在”，存在于自己脑子里。诸位搅学科学，科学上很多大发现，便都从一个小问题上慢慢地花了一辈子乃至几辈子工夫来解答这一个问题。如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掉，往地下落？当然立刻无法回答，书本上也没有回答，而此问题发生了，亦终于解答了。到今天，在很多科学家的脑子里，总存有很多很多问题，无答案，慢慢儿在那里研究。大答案研究不出，先研究小答案。大问题搁在一旁，在大问题中再举出几个小问题。如说：我们人为什么要老？这在医学上也是一大问题，不晓得有多少科学家在从各方面研究，但至今没有确切答案。诸位做学问，要有像此一般的精神，或者可说这即是做学问者之生命所在。要有问题而不急求答案，书能一本本一部部地读，埋头读。有《尚书》，读《尚书》。有《春秋》，读《春秋》。有《左传》，读《左传》。现下又有《史记》，我便读《史记》。埋着头跑向前，但跑到一地方，该要放开眼睛四边看，学了要懂得问。所谓的“高瞻远瞩”，又说是“博览综观”，要综合起来，向高远处看。如我刚才所讲，中国人有了历史文化两千年，才有周公的《西周书》。再进五百年，才有孔子《春秋》。再进五百年，才有司马迁《史记》。再进两千年到今天，当然下面的问题不再是《史记》了！但又是怎么呢？

　　这问题我曾问过章太炎先生，我说：现在是廿五史，下边该怎样？他没有能回答我。此一问题，我仍留在脑子里。诸位千万不要当我是在空谈，诸位要学史学，便该学到这个地方去。我不教诸位做学问的方法要凭空瞎想，或胡思乱想，只是讲过了这几堂课，便该总结起来说，中国有历史以来两千年有周公的《尚书》，中间又经过五百年而有孔子《春秋》，又经过一千年而有太史公《史记》，太史公《史记》到今两千年，这些话千真万确，没有一个字落虚，但“为什么？’那是一大问题。下边我们该怎样？又是一大问题。诸位做学问能到这地方，诸位胸襟自宽，抱负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虽有个远大前途在你前面，但也不一定达得到。这样一来，至少使你做学问可以不厌不倦。

　　我且说《尚书》、《春秋》（《左传》也在里边）、《史记》，这是中国史书中三个阶段，也是三种体裁。如做一件袍子，或条裤子，怎么裁？诸位现在只知要材料，要的是布，但有了布应要懂得剪裁。这便是创造，或说是制作。袍子、马褂、短衫、裤子，各从其便。《尚书》、《春秋》、左传》和《史记》，虽然都是写的历史，而其体裁各不同，此层前人都讲过。《尚书》是记事的，《左传》是编年的，而《史记》是传人的，中国历史体裁不外此三种：事情、年代。人物分别为主。一切历史总逃不过此三项。《尚书》是一件一件事地写，写出就是一篇篇的《尚书》。《春秋》与《左传》是一年年地记载，而太史公《史记》，就一人一人地写下。这里却有一个要特别提出的，我已在上一堂讲过，即是中国人事中兼有话，讲话也看在事之中。其实讲话当然也是一件事，如我今天上课，即是一件事。但此事特别重要的在讲，讲这一堂课，就是一件事。在中国古人有记言记事之分，但不能拘泥看。如我今天讲这句话，诸位回去记下，某月某日某先生讲此，这是记言，同时亦即是记事。《尚书》中诏、诰、命、谟，言中均有事，事中均有言。如《左传》记叔孙豹讲三不朽，郑子产讲鬼神，何时向何人所讲，是事。然而像此两番讲话，实与事无关。既不是外交，也不是军事，更不是法律，又不是政治和经济，什么都不是。那只是记言，记他讲过了这样一番话。而在中国历史里，记言的地位和分量很重，可能超于记事分量之上。为何中国人更看重记言，那得重新讨论。诸位当知，事有轻重大小，写历史者不能拿一切事都记下，便只有选择。如新闻记者访问一事，十位记者访问同一件事记下，可能十篇文字各不同，此因选择不同。如我今天这番话，诸位每人写一篇报告，也可写来都不同。或你看重在此，他看重在彼，仍是选择不同。如扩大写一篇听某人讲中国上古史学名着，诸位把今天以前听过的各记一篇，这将是不同更大。你所听经你选择，此外的忘了。有的没有忘，认为不重要也不记下。可见本领在挑选。如写一本民国史，各人一篇，限五万到十万字，写来还是各不同。亦有人根本不能写历史。写史须有见识有选择。有组织，不能老是要参考材料。六十年的大事，只把许多材料凑配，写史者自己却变成了工具。做学问该以自己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不是为材料所用的一个工具。我们要问，周公当时为何会有一部《西周书》，诸位把《西周书》十几篇文章都看过，便见那里记言重于记事，这至少有周公的选择。诸位当知，在周公时，中国古人本没有所谓历史、史学的观点，连周公脑子里也还没有。直到司马迁时，还没有所谓史学。不仅如此，在周公时也没有所谓经学。孔子作《春秋》，孔子脑子里也何尝有所谓经学，更不论史学。后来人崇重他的《春秋》，奉之为六经之一，但孔子《春秋》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变成史学了，但在孔子脑子里也没有如我们所谓“编年史”三字。但又为何写出了一部编年史，写出了在他脑子里所没有的东西来？在周公脑子里，也没有所谓记言记事的分别，但却编出一部《西周书》。诸位当知，学贵创作，如是才是真创作。我们强说要学创作却只是假创作。要别人给我一题来找材料，这怎么能创作？创作既有真假也有高级与低级。讲到这里，我们就该懂得做学问用心之所在，来怎样用我们自己的心。书大家会看，文章大家会写，材料大家会用，但这里有一甚深妙义，则在各人的心。当时周公如何般用心？周公久已死了，也更没有人来讲这些，我今提出此问题，说周公当时心里怎么样？其实完全力的是政治，全是一套政治措施。古人谓之制礼作乐，这“制礼作乐”四字，诸位都知道，这是旧话，我们该以新义来翻译旧话。诸位不能尽查书说礼是什么，乐是什么，礼乐只是当时周公拿来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政治措施。在这一套政治措施的背后便有周公的一套政治思想和理论。讲到此处，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演进和西方有不同。诸位读希腊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他们一套政治思想写在书上，但他们没有在政治上做事。周公是中国一位大政治家，难道他没有一套政治思想吗？然而没有着作，没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论的书。诸位假使能看《西周书》来写一篇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这不是个大题目吗？要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先从周公写起，把《西周书》做材料。如我上一堂所举，周公只讲文王不讲武王，武王明是用兵得了天下，为什么周公反而不讲他？这里便见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重过“事”。周公制礼，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而文王这些功德，则写在《诗经·大雅》文王之什里，这就又接上了历史。周公讲了文王，还要讲上去，讲后稷、公刘，那么周代一路下来的历史在《诗经》里全有了。孔子懂得周公，《论语》中称文王也比武王伟大。中国人此一套精神直传到今天，为西方人所不懂。经济、武力，群相讲究，像周文王便打不进近代人心里去。今再问：周公为何把此许多事都写在《诗》里，而不写在《书》里呢？我上面已讲过，周代的历史不仅在《书》，还在《诗》。这里却有一个比较小的新问题。即是文学与史学的问题。而且在古代，似乎运用韵文还比运用散文来得较省力，《诗经》比《尚书》反易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会读。只十几个字，一讲通便能读，而尚书就难。为何韵文易读，散文难读，只是散文运用难，韵文运用易。这里我试牵涉出去讲得远一点。正因中国是象形文字，西方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就拿字拼出他们的讲话来。本来西方如埃及，文字开始也是象形，但后来这条路走不通识能改成拼音了。在地中海周围做生意人，相互讲话，只用文字拼音，而中国人能从象形文字跳出，有象意、象事、象声、转注、假借共六书。这样一来，中国文字就变成全世界惟一的一种文字，可同口语脱离。把文字卜的话同口里的话脱离，好让两条路进行。当然这两条路还是有关系，还是时常纠合在一起，但我们还可以说它分着两路进行。若单就一面讲，在同一时代里，《诗经》中韵文流利反而胜过了《书经》中之散文艰涩。中国古代散文，直从龟甲文到钟鼎文，《尚书》里的字法句法，一路而下，要到孔子《春秋》，才是中国散文字法句法上一个大进步，试举一诸位易懂之例：如《春秋》用“崩”“薨”“卒”“死”这四字，其实只一“死”字就得，但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卿大夫死称“卒”，而庶人之死才称“死”，孔子《春秋》里便把这“崩、薨、卒、死”四字分清楚。因此《春秋》不书死，因庶人死了跑不进历史。孔子之死也称“卒”，因孔子也是鲁国的大夫。今试问孔子为何牢守此分别？我们便称之为封建头脑，这是今人对古人硬下批评，这中间本无学问可讲，至少做学问不该先骂人。孟子明明说：其文则史。孔子《春秋》里的文字，大体根据周史官，则天子称“崩”，诸侯称“薨”，那是远有来历的，我想周宣王派出史官就有这一套，而这一套也就是周公制礼作乐里的一番礼。它自有阶级观，这是当时政治上的东西。而这“崩、薨、卒、死”四字，便成为当时的一种“官用话”。至于死了就叫“死”，这是民间话。如孔子在《论语》里说：“予将死于道路乎？”用的是“死”字，并没有用“卒”字。又如说：“颜渊死，子哭之恸”，也没有叫“颜渊卒”。庄子说：“老聃死”，也只用死字。文字流用到民间，此在孔子以后事，而后“崩。墓卒”这些字眼再不需用。又如《尚书·尧典》称“涉方乃死”，只这一字，我便觉得《尚书·尧典》是后人作品，想必到了《论语》、孟子》以后，大家只用一死字也用惯了，所以伪造《尧典》的作者也随手用了死字，而孔子《春秋》则依然用了崩薨卒诸字，孟子似乎早知道我们今天会群起诉骂孔子，故早为之解释曰其文则史。但试问：只用崩薨卒诸字，又于事何补？所以又继之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有些处，我们且莫先骂古人无知，该自责备自己读书不细心才是。

　　我再推想到一部说文中间有很多花样还值得研究。如马，可因颜色不同，而造字不同。有黑马、有黄马，便有各别的字。此可见中国古人把文字和语言分开。如说“骊”，诸位要问这是什么颜色？骊马和黄马不同何在？我们只有查字典，查说文了。但到今可谓此骊字已废不再用，这是一匹黄黑色的马，拿口语来写下便是。如此之类，《说文》里有极多字现在都废，用口语代替了。在没有废这些字以前，可知古人看了这字就懂得，可用一字来代替这一话，这样的文字运用实还不够进步，后来才又进步到多用口语而省去了异字。今试再举一例，此是《春秋》中最出名的例。有“陨石于宋五”与“六鹢退飞过宋都”这两条。“石”同“鹢”是名词，“陨”是动词，“飞”是动词，可是“陨”放在石前，“飞”放在鹢后。“五”、“六”是形容词，但又称石五六鹢，岂不很复杂？《公羊春秋》讲此极好，他说：石记闻，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鹢退飞记见，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谷梁》说：先陨而后石，陨而后石也。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鹢退飞，先数，聚辞也，目治也。这里就显见是《谷梁》后起，知道了《公羊》说法而改变其辞。简单说，这只是文法问题。后代顾亭林《日知录》据此取笑《公》《谷》，认为行文造句自当如此，不值大惊小怪。但在后代散文文法进步以后固极简单。在古代，孔子（春秋》以前，如此简洁明净的句法，实也少见。韩昌黎所谓文从字顺各识职，《春秋》此两条正可为例。《公》《谷》纵是村学究，对此两条用力发挥，说君子于物无所苟，石鹢犹且尽其辞，而况于人。正见当时人对文字文法上之欣赏，实足证明孔子春秋时代，散文有新的开始，文字的运用，文法的组织，都大见进步。西周时代这五百年中，正是中国散文文学一大进步的时代。若使周公当时早有孔子春秋时代般的文字文法，便也不会有像《西周书》艰涩文体之出现。这些都是随便讲，我们是在讲史学，但诸位若有人对文学有兴趣，这也是个大题目，里边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我不过举一个例。若论材料，则很简单，不多几部书，一翻便完，但这里大有文章。我们研究《说文》，研究龟甲，只跟前人走一条路，不开新路，总嫌太狭。如做菜，最先只懂放盐，后来才懂放酱油、放油、放糖、放醋，还要放点辣，或许还要放牛奶，放别的，菜愈做愈好了，总不能单纯一味。做学问也千万不该做一味一色的学问。诸位尽说是专门，但一味总是太单调了。先把自己聪明阻塞了。我们定该把自己聪明活泼而广大化，不要死限在一区域，一格局。

　　现在我再进一步讲孔子《春秋》为什么来一个编年史？刚才讲的是为什么周公来个《西周书》，我话并不曾讲完，也不能尽在这上讲，且由诸位慢慢去想。今要讲孔子《春秋》为什么来编年？今天诸位读西洋史仅是记事，而记吉在记事里的分量又来得少，《西周书》专重记言已可异、春秋》编年更值得当一个问题。近代科学大部分主要的方法在能观察，观察所得，要懂记录，如天文气象报告，雨量啊，风向啊，温度啊，一切都得经过观察与记录。中国人对于人事上的观察与记录，从古就注意到，那就是“历史”。中国人对于人事特别看重“本末常变”四个字。人事有本有未，又有常有变。能把一件事分着年记载下，一年中又分着时月日记载下，这才可以记载出这件事情演变的真象。前人如何做学问，也不易知，但有个简单方法，便是读他的年谱。他怎样开始做学问？怎么想到着作？又怎样写出？后来怎样写成的？一年一年看下，便可懂得。又如研究一人思想，也该读年谱。如王阳明怎会发明良知之学？读阳明年谱较易见。写历史能写到编年史，那么本末常变都在里面。如中国人八年抗战，日本人打进中国，而止于无条件投降，此事并不简单。要从卢沟桥事变起一路看下，这八年中国人打得真辛苦，一路失败到最后，始获得了胜利。所以我们要懂一件事，定该把这事分开看。一人几十年做学问，我们也要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看。如我们来台湾二十年了，下边怎样？我们不知。前面呢，该懂得讲究。不能待将来成败论定后，再来写台湾二十年历史，那多半将成假历史，靠不住，最好是从初到台湾就有人写，直到最后，年年写下，才是真历史。我们今天不晓得明天事，且先把今天事写下，不要到了明天再来追记今天，这里就易出问题。事情的复杂性，变化性，定要从编年里去看，才懂得这事之本末与常变。何况孔子《春秋》已经是列国纷争的时代，所以这时的历史有晋国的、有齐国的、有楚国的、有鲁国的，更非编年不行。回顾周公时代只隔五百年，但变化相距已很远。在周公时代写史还不需要编年，而孔子时代写史，则正贵有编年。但为何又从孔子《春秋》变成了《史记》？太史公也不是忽发奇想心里来一个直觉。他不照孔子编年而分为一个一个人来写，他这一套，正又是从孔子以下五百年中间慢慢儿造成出。这是时代演进，不是太史公的私心创造。在太史公以前，已经有一个来源远远在那里。诸位且先想一想，怎么从孔子编年到太史公列传？有没有些痕迹机缘，我们可以拿来讲太史公《史记》的来历？列传体怎么来？如此般的讲，固然是讲周公。讲孔子、讲司马迁，然而也即是在讲时代、讲演进，看重它的一层又一层般地演进。我虽极崇拜孔子，但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只要学孔子。纵是学孔子，而我们此下尽不妨有一个新天地新创造。我们的史学也不必定要学司马迁，我们下边的新历史池还有新创造。只要我们把上边弄清楚，下边就能来。上边的弄不清楚，诸位说：这二十五史全已过了，现在该要新历史了，但新历史究在哪里呢？让我说穿一句，诸位只想一意学西洋，但西洋这一套还比中国落后得多，而且西洋也有西洋的来历，这非一言可尽，我今天且只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