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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史卷三十六 志第十五 交通
一 驿站
太平天国水陆都设有驿站,叫做疏附衙,以为递送文报之用。自天京沿江而上,以至安徽、江西、湖北、凡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每隔三、五十里设一疏附衙,由主管一人率助手二、三十名管理。凡递送文报都有执照,文报后黏有排单,到处登填时刻。陆路骑马,水路则用八桨快船〔一〕。
寻常文报日行百多里。若紧急军情,文报上加印圆戳,中刻有翅飞马,周围刻云,名为云马文书,其圆戳都系镇守各地主将始有,是不轻用的。凡云马文书一到,即须转递,每一时辰(即今天的两小时)必须驰五十里〔一〕,虽夜半都得入城〔二〕。陈庆甲纪事诗有句道:「封头紧急加圆马,忙煞当差疏附衙」〔三〕,即咏此事。后来紧急文报又有加火牌限刻飞递的制度〔四〕。
在太平天国前期,虎踞武、汉、九江时,驿站以水路为主。船行上下水日行里数定有限程:每船下水顺风定以每日行二百四十里,上水顺风日行百多里,上下水无风各若干里,逆风不行。令各船逐日沿途登薄,每日何风,船泊何处,行程若干,到天京时先在正疏附衙查对逐日风簿,不对不收。正疏附衙在汉西门内添设一馆,竖立定风旗,派人逐日觇风登簿,专司稽查收文。至天京内各领导人物府第并丞相、检点、指挥衙内,都立风旗,也有人专司觇风记簿〔五〕。
如两地都为辖境,中途有敌兵间隔,或远征军深入敌境,疏附衙不能通往来,遇有机密事,即用白色紬绫,上书蝇头小字,中盖官印,缝成小卷,塞入雨伞竹柄中,命送文书的薙发,扮作乡民客商之类,潜行敌境,前往投递〔一〕。在此种情况下,机密文书常常敌人截获。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十六日,北伐大将林凤祥、李开芳等在河南朱仙镇回覆北王韦昌辉军情禀报说:「临怀(淮)至此,着人带文回朝数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这一封禀报,由送文者经过了敌境重重的关隘,已经回至扬州城西的司徙庙,离天京不远了,就被敌人巡逻兵截获〔二〕。李秀成自述原稿记扶王陈德才大军远征陕西事也说:「调陈得才来到苏省当面订分,令其上去招足人马,廿四筃月回来解救京城议定。今许久尚未回来,虽言(然)疏疏有信回报,来往甚难通信,故而今日之悮事也」。太平天国因通过敌境因难,遇到有外国领事馆人员前来接洽的时候,便托他们代递文书,可是,外国略者是不愿太平天国各地得到互通消息的,文书就被没收在他们的手中。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忠王李秀成率大军进攻武昌,援救安庆,进军到湖北兴郭州一带,他不知北岸英王陈玉成大军及安庆确实情况,适汉口英国领事金执尔(Gingeell)来军前,因写了一封文书给镇守黄州的杰天义赖文光告知进军情况并询问北岸军情,托金执尔西返经黄州之便代送赖文光。这一个侵略分子,就把这一封关系重大的文书中途扣留起来,后来就把它送到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去!同年的春天,英国参赞巴夏礼上黄州会见英王陈玉成,据他报告说作为统帅的陈玉成对各路太平军战事消息知道得很有限〔一〕。这就是因为通过敌境文报困难所致。
在太平天国后期,当武昌、九江、安庆次第陷落,长江为敌人控制之后,太平天国的驿站就只有陆路。曾国藩指出:这时期太平天国的「文报最迟」〔二〕。其原因当是由于督察不力,而与当时整个行政的废驰有关。例如庚申十年六月十九日从天京用云马飞递到苏福省交给忠王李秀成诏旨一道,现在还保存有递文路程单,其登填沿途到站时刻如下:
庚申十年六月十九日午时接诏旨一件,登即交递东门。
六月十九日未初接诏旨一件,登即交递麒麟门。
六月十九日申初孝陵卫接诏旨,即递汤水讯。
六月十九日开时接到诏旨。
六月二十日寅时接到诏旨,即递行香塘汛。
六月二十日辰时接到诏旨。
六月二十一日荣时丹阳汛接到诏旨。
六月廿一日午时吕城汛接到诏旨。
六月廿一日未时常州塘汛接到诏旨。
六月廿二日戚墅堰接到诏旨。
六月廿五日午时接到诏旨。
六月廿九日辰时詻社汛接到诏旨。
六月卅日无锡塘汛接到诏旨。
六月卅日新安汛接到诏旨。
七月初四日辰时接到(浒关汛)诏旨。
七月初六日午时苏福省汛接到诏旨。
案苏福省城(即苏州)距离天京仅四百五十里〔一〕,这一道云马飞递紧急文书竟走了十八天才到!每天平均走二十五里,其为迟滞,不待说的了。这对军事的影响,当然是很重大的。
二 船运
太平天国初期,辖境西至湖南岳州,长江都归掌握,拥有船只以万计。当时交通以船运为主。船运首先给太平天国的军事运输以极大的便利。每作战,都用船运军队,行则帆如叠雪,住则墙若丛芦,船多势盛,所向无前,乘风急驶,飘忽靡常,使敌猝不及防,要取的城池,不战即得,敌人兵单无船,莫不望风披靡,完全丧失了防御的力量〔一〕。
船运同时给天京解决了粮食运输的大问题。天京粮食仰给于上游,以湖北、江西、安徽为大供给所,必须解决运输的大问题,始能够保证天京粮食的供应。东王杨秀清对这一个问题十分重视,他一再诰谕所司,其中有一道诰谕说道:「着尔某某乘坐水营左三军船一千三百条,配带兵士,前赴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带,收贡收粮,解归天京,不得违悮」!旋又诰谕所司说道:「尔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条,将黄州、汉阳妖魔惊走,所办粮米速用船全数装载天京,切勿违悮,务宜灵灵,不可为妖魔所抢」。复有诰谕褒奬恩赏丞相张子朋等说道:「湖北、黄陂、孝感、德安各处广有粮米,尔能骇走妖魔,解到粮米二万三千石,全行收到,足见灵灵有干」。当时天京粮食全靠船运,长江几千里,帆墙如林,
粮米源源运入天京〔一〕。在癸好三年底,天京就存谷一百二十七万石,米七十五万石〔二〕。
同时,在商业方面,长江上下游商业运输也全靠船运。当时太平天国用船运淮盐到湖北兴郭、蕲州、黄州一带卖于民间,回航又将湖北的布疋、棉花运回卖与安徽、江南百姓。运输便利,成本低廉,故商业繁盛,民生乐利。船运之功为多。
自甲寅四年,曾国藩水师东犯,船只初被焚于湘潭,再被焚于城陵矶,复被焚于汉阳小河、田家镇两役,计前后损失船只七、八千艘,船运局势从此不振。当时反革命分子就已经叫嚣说,太平天国今后不但不能运兵四出,且不能运粮回天京,认为焚船「为一伟绩」〔三〕。其后武昌、九江相继沦陷,船只被毁更多,长江辖境也愈蹙,船运就愈益衰微了。但是,在安庆还雄峙的时候,安庆以下的长江交通还在太平天国掌握,那时候,徵收江南数郡的粮米运出太乎郡城,徵收江北数郡的粮米运出裕溪口,用船运并输天京,清朝江南大营虽在城外围困,而太平天国仍擅长江船运的便利,挹不竭的来源〔一〕,故虽在危难之中,仍得争取时间,转危为安。及到辛酉十一年,安庆失守后,曾国藩从安庆进犯,芜湖、东西梁山、太平郡城、裕溪口等要隘都失陷,长江全为敌有,太平天国船运遂全部丧失,而天京的安全就受到根本性的威胁了。
壬戌十二年夏,曾国藩派其弟曾国荃带湘军进犯到天京。天王诏忠王李秀成从松江率军回救。李秀成回到苏福省开军事会议,指出敌人「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逸,水道难争」,上奏天王主张坚守以老敌师。天王不从。这年九月,李秀成率各军回天京,进攻曾国荃湘军。在战事开始后十二天曾国藩在安庆就看出了太平军不能持久,他自己已操胜算。他写信给曾国荃说:「季弟所守江滨一段,系粮运至要之地,……季能稳慎有条,……又能联络水师使之乐为我用。……再过十日,贼若无如弟何,自必溃而之他。贼数闻以十万计,每日须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守事既稳以后,余惟多办银米、子药接济,弟可放心,断不缺乏。宁国守城之事已有把握。此后只求金柱关一带水师不挫,则处处皆稳矣」〔一〕。这一役,太平军的威力,虽然使曾国藩「心已用烂,胆已惊碎」〔二〕,但是,大战了四十三天,竟因为缺粮和运不到冬衣,无法持久,结果没有把敌人攻下而不得不撤退。双方的胜负,竟决定於谁的运输方便或困难。当时船运关系的重大可以想见。
三交通管理
太平天国处在革命战争时期,为着杜奸细,防盗贼,故对行旅商贾发给路凭,以为境内通行证。柯超辛壬琐记载太平天国治理浙江慈溪事说:「凡有进出者,都给有路凭,或限十日为满,或以半月为期,填注凭内,过此作发」。浙江嘉兴人沈梓自述从新塍要搭船赴双林,须去乡官局中领取路凭〔三〕。这是行旅须领路凭的记载。又考壬戌十二年保天侯朱发给盛泽镇德兴楼茶馆卡凭上载:「照得盛镇地方,商贾并臻,群工毕集,行商既领路凭,坐贾岂无执岂」。据此知道往来做买卖的商人也是一律须要领路凭的。当时商人经常是往来太平天国辖境和清朝辖境做买卖的,在清朝境内,凡遇有留长发的人都行捕杀,故商人都剃发〔一〕,因此,如果没有通行证检查,就会给奸细容易混入,所以太平天国对行商就更加有发给路凭的必要了。至於外国人在太平天国境内旅行,也必须领取路凭,然后得通行〔二〕。那些在太平天国工作的外国人员出入,也同样要领路凭,如忠王李秀成发给呤唎的路凭便是〔三〕。癸开十三年六月白聚文到苏州帮助太平天国,过了两个多月,他离开苏州时,除了「厚给盘缠,备船派人」用盛礼送他出境之外,还要发给路凭,以备沿途关卡检查。在白聚文离苏州之前,他的部下马敦(M.Morton)带领兵士离开苏州,不领路凭,太平天国关卡就用武力制止他们通过〔四〕。不仅行旅、商人、外国人以及外国工作人员须领路凭,就是太平天国的官员外出公干,也都要领取路凭,以通过关卡。如癸开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开朝勋臣万天安任会殿分发军务陈发给汤天安部下官员路凭说:
开朝勋臣万天安任会殿分发军务陈为给发路凭以便稽查事:兹有汤天安队饬官乙员带领兵士壹名,船壹条,水手叁名,自海宁起程,为买麻丝、石灰、白米事,前往硖石镇地方,限回日缴销。仰沿途把卡官兵,验凭放行,毋得挡阴。须至路凭者。
太平天国通行制度岩密至此,故「关卡稽查甚岩,倘无路凭,断难私越」〔一〕。这样,就对杜奸细,防盗贼,起了大作用。
在太平天国管理交通的事件中,有一件事应该特别提出来说的,就是为着建设新社会,而对旧时代的封建码头岩行取缔。安徽和州东南太阳河牛路(即牛渚)一带码头,与长江东岸采石矶相对,是当时长江两岸的一个交通要道。这一带码头船户,任情讹索,存在着极浓重的封建性。太平天国为着儆刁顽,而安行旅,就特地在甲寅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太阳河牛路码头上树立一渡船规条碑,颁布了新的码头交通条例,岩厉地取缔码头船户的封建把持,碑文大书特书道:
(上略)太阳河牛路一带码头,系□□往来客商之要路。设舟对渡,原以利民,有行人涣(唤)渡者毋客(容)阻滞,有急务催行者不可迟延。码头船户任情讹索,恐太阳河码头渡船规条碑说明碑高95.0厘米,宽46.0厘米,已残破不全,仅存三块,但形制和主要内容还可以看出。此碑於一九五五年冬在安徽当涂县江心洲太阳河村寻得。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
头船户以儆刁顽以安行旅
乘舆之济诚可深恶而■(痛)绝之也荷蒙
漓人心尽壤江河日下
恩我
□鸿恩暨
王厚恩正时(是)万国来朝之候太平一统之时窃以太阳河牛路一带码头系□□往来客商之要路设舟对渡原以利民有行人涣(唤)渡者毋客(容)阻滞有急务催行者不可迟延码头船户任情讹索恐于行旅有亏腰间富有自能放艇而行手内空虚未免临江而叹为此晓〔谕〕码头船户人等知悉自今以后□于远近往来客商对渡务(务)宜随到随行无谕车子肩挑发及牛骡驴马猪羊等物悉遵已定之章同□不邗(刊)之款倘若汲(仍)蹈前辙贪诈存心一经查出定按
天法究治决不宽〔贷〕凛之慎之毋贻后悔特此晓谕
计开所定规列后
一凡车身人出钱贰拾文
一凡挑担人出钱四拾文
一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告示
于行旅有亏:腰间富有,自能放艇而行;手内空虚,未免临江而叹。为此晓〔谕〕码头船户人等知悉:自今以后,□于远近往来客商对渡,务(务)宜随到随行,无谕车子肩挑,以及牛骡驴为猪羊等物,悉遵已定之章,同□不邗(刊)之款,倘若,汲(仍)蹈前辙,贪诈存心,一经查出,定按天法究治,决不宽〔贷〕。凛之,慎之,毋贻后悔!特此晓谕。
计开所定规列后:一、凡车身人出钱贰拾文。
一、凡挑担人出钱四拾文。
一、凡牛骡驴马每条出钱贰百文。
一、凡羊每只出钱拾文。
一、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怀,务(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这一份条例,具体地岩格地规定:明确要求船户,对「往来客商」不分「远近」,在时间上「务宜随到随行」,不得「阻滞」、「迟延」;在收费上,「无谕车子肩挑,以及牛骡驴马猪羊等物」,都须按照规条分别收费;尤其是最后一条,特为「无钱之人」而设,他们不仅是不再像从前那样「临江而叹」,而是可以和缴费的人们一样安渡彼岸了,而且,还进一步规定,他们遇有紧急事情的时候,「虽系一人,亦须送去」。在这短短的二十二个字裹,充分表现了太平天国对贫苦劳动人民的恳切关怀。这一座太阳河牛路码头渡船规条碑,生动地说明了太平天国在交通管理上具有极强烈的阶级性和极鲜明的政策性。此外,太平天国在交通要路都建有指路碑,如现存在襄安虹家桥指路和嘉兴指路碑等都是。癸开十三年冬,又在浙江海宁修建道路,计阔一丈,自县城至花溪、硖石、黄湾、尖山各市镇地方,使五马可以同时并驾齐驱〔一〕。
四
筹划建设近代交通
在太平天国的交通事业裹,还应该提到当时曾经筹划到建设近代交通这一件事。已未九年,洪仕玕到天京,他向天王上资政新篇,在他列举仿效西洋资本主义建设廿八条裹,第二条就是造火车,建钱路,他计划在中国二十一省,先修二十一条大铁路。天王在这一条上批道:「此策是也」。第三条就是造火船、气船。他认为「大商则搭客运货,国家则战守缉捕」,「若天国兴此技,黄河可疏通其沙而流入於海,江、淮可通有无而缓急相济,要隘可以防患,凶旱水溢,可以救荒,国内可保无虞,外国可通和好,利莫大焉」。天王在这一条上也批道「此策是也」。
从天王的批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是预备要建设这些近代交通事业的。虽未能实现。而在中国历史上,筹划建设近代交通,却以太平天国为最先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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