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

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

　　《孟子离娄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之，寇退而返。”焦氏《正义》引周柄中《辨正》云：“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鲁，此并无所据。《左传》哀二十一年，越人始来。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诸鞅来报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孙舒帅师会越人纳卫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来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尝与鲁泗东地方百里。以此观之，越自灭吴后，与鲁修好，未尝加兵。而哀公尝欲以越伐鲁去三桓。武城近费，季氏之私邑在焉。说者因谓越寇季氏，非寇鲁，亦臆度之言耳。”今按谓越寇季氏，非寇鲁，实有确据，非臆度也。《说苑》云：“鲁人攻鄪，曾子辞于鄪。鄪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鄪，数之十罪，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鲁师罢，鄪君复修曾子舍而复迎之。”此即《孟子》越寇事，而所记有不同耳。鄪君者，季孙也。（孟子书有鄪惠公。《鲁世家》言：“悼公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则季孙固宜称君矣。）《孟子》言越寇，而《说苑》称鲁人者。《鲁世家》：“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吴越春秋》亦谓：哀公奔陉，三桓攻哀公，奔卫，又奔越。鲁国空虚，国人悲之。来迎哀公，与之俱归。）夫三桓攻公而出之，国人迎而归之，越人送之，攻鄪而数以十罪，必此时矣。又按《左传》云：“秋八月，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晋语》：遂施刑侯氏，韦《注》：施，劾捕也。杜预曰：有陉氏即有山氏，公孙有山氏，乃上年公如越，与越太子适郢相得，适郢将妻公，多与之地，而公孙有山以告于季孙者也。《正义》据《左传》驳《史记》云：“《传》称国人施罪于有山氏，不得复归而卒于其家，吕东莱引颍滨苏氏曰：子贡言哀公不殁于鲁，而史称哀公自越归，卒于有山氏。归于有山氏而不归国，事未可信。”窃疑哀公归国而卒于有山氏，正为有山氏所弑，有山氏殆当鲁越通道，而党于季孙。鲁人劾捕之，正为其弑君。定哀之际多微辞，即《传》文亦不明显耳。（及门黄少荃女士谓《谥法》恐惧从处曰悼。考春秋以来，如晋厉公弑于栾书、中行偃，齐晏孺子弑于田乞，卫出公被逐亡死，楚声王盗杀之，皆不得其死，其次立之君均谥悼，谓其恐惧从处，承叛乱之余而即位也。鲁哀公卒，子宁立，谥悼公，则鲁哀之不得其死信矣。）曾子于此时前后，皆居武城。王符《潜夫论》：“鄗毕之山，南城之冢。”章怀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足徵曾子居武城之久。（俞氏《癸巳类稿》，书武城家乘后，谓“《檀弓》云：季孙卒，曾皙倚其门而歌，以曾皙在费，故附会其事。又云：曾子之席华而脘，曰：季孙之所赐。知曾子父母及身，始终皆在费。可证南武城在费。”参读《考辨第二九》。）

　　[附]越徙琅邪考

　　越都徙琅琊，事见《越绝书》及《吴越春秋》。《今本纪年》，于越徙都琅琊，在晋出公七年，当鲁哀公之二十七年，是岁，越使后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盟平阳，盖即越北徙时矣。（《吴越春秋》，句践二十五年霸于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今按：越灭吴在句践二十四年，其明年，决不急遽北迁。《吴越春秋》记句践灭吴年，及卒年，皆误。见《考辨第十八》。）然则武城被寇时，越都已在琅琊。今考琅琊地望，古有三说。《汉志》东莱郡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台馆。《史记秦始皇本纪》：“穷成山，登之罘而去。南登琅邪，大乐之。”《集解》：“《地理志》云：‘越王句践尝治琅邪县，起台观。’”《正义》，《括地志》：“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邪台，越王句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吴越春秋》云：“越王句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观台以望东海，遂号令齐、晋、秦、楚，以尊辅王室。”《水经潍水注》：“琅邪山名，越之故国。”此皆指越徙琅琊，在今山东之诸城也。其故城在今山东诸城县东南一百五十里，僻在齐东之海滨，越为求霸中原，何为择都于此，衡以地理形势，知必不然。顾栋高《春秋大事》云：“春秋时琅邪，为今山东沂州府。”谓琅邪近今日照，此与诸城琅邪台百里相望，波涛可接，其说实近情理，而恨辨之犹有未尽析者。按《续汉郡国志》：“东海国赣榆，本属琅邪。注印《地道记》，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三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也。”又《水经淮水注》：“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东北倾，石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二字。”今按《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凡九百九十七字。其辞有曰：“乃抚东土，至于琅邪”云云。是始皇登琅邪，拧今东海之赣榆，而《水经潍水注》复云：“琅邪山名，越王句践之故国，秦始皇灭齐以为郡，城即秦皇所筑。遂登琅邪，大乐之。山作层台于其上，谓之琅邪台，台在城东南十里，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傍滨巨海，秦始皇所作。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刊石立碑，纪秦功德，汉武帝亦尝登之”云。是郦氏言琅邪秦碑，本有两处，一在琅邪，一在赣榆，而余疑句践琅邪，实应在赣榆，不在诸城。何也？按《水经淮水注》又云：“游水东北迳赣榆县北，又东北迳纪鄣故城南，东北入海。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由是出。”则赣榆为自昔海道要港，秦末之田横，东汉初吕母，避居海中，皆在此邑。越为海国，其北徙琅邪，以争中原，宜当在此。自赣榆北七十五里，即达山东之日照，县北四十里有会稽山，县志相传，越王尝登此，号小会稽山。又赣榆西境八十里有羽山，《尚书》殛鲧羽山，越为禹后，故鲧之故事，亦迤而在此。山东郯城县东北七十里有羽山，即赣榆之羽山也。郭璞《山海经注》，谓羽山在东海祝其县东南，亦即此山。此皆越都琅邪，其传说之犹有遗迹可推寻者。《墨子非攻》中篇：“东方有莒之国，不敬事于大，东者越人夹削其壤，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莒在日照西五十里，越都琅邪在赣榆、日照间，则莒在其西，地望正符。顾氏谓春秋时琅邪，为今山东沂州府。考琅邪为临沂国治，乃东汉时事，虽临沂、日照、赣榆三邑，疆境毗连，适如鼎足之峙，然证以秦始皇琅邪碑石，则越都琅邪，当定在赣榆、日照一带滨海之地，为尤惬也。

　　顾氏《大事表》又谓：“《史记》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东侵，广地至泗上，与鲁泗东地百里，越既灭吴，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在今滕县，非江苏徐州也。）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鲁山东诸侯之侵界，岂其弃江淮不事？且既弃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来，及出兵侵鲁，岂反假道于楚耶？又范蠡既雪会稽之耻，变姓名，寓于陶，陶为今曹州府曹县，盖先时吴屡伐齐、鲁，沂曹之边地，吴尽略而有之。哀八年，吴尝伐鲁，入武城，武城人或有田于吴境，拘郐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吴师至，拘着遂道之以伐武城。观此，则沂州之地，久已为吴之错壤，越灭吴，因有其地，则其迁都琅琊，盖尽吴之境，与北方诸侯争衡，岂有反弃江淮之地，以资劲敌之楚耶？”按顾氏引《史记》见《楚世家》，越灭吴，在楚惠王十六年，徙都琅琊，在惠王二十一年。越三年，惠王二十四年，句践卒。楚东侵地至泗上，则在惠王四十四年，已在越朱句时，不得牵混为说。又《越世家》，句践已平吴，乃已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其事皆当在元王时。而句践之徙琅邪，则在贞定王元年。裴骃《集解》误以楚东侵地至泗上，释越以淮上地与楚，吕东莱《大事记》仍之，顾氏《大事表》又仍之，皆误也。《越绝书》亦云：“越行伯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期、开阳复之于鲁，中邦侵伐，因斯衰止。”此与《越世家》文大体相合。浮陵地望无考，殆即所谓淮上地。开阳者，《左氏》哀三年，叔孙、季孙城启阳，杜注：“琅琊开阳县”。《大事表》，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开阳故城。临期亦无考，《史记》有临原侯国，在山东临朐县东，或其地。此皆所谓泗东地也。以《越绝》证《史记越世家》，知句践一时实有正疆界归诸侯地事。惟所谓不能正江淮北者，张守节《正义》谓，江淮北谓广陵县徐、泗等州，此说似较谛。考春秋吴与楚争，其出兵常在今安徽境，而吴之北争中原，则或由邗沟，或遵海道，皆不经安徽。越人乃袭吴北争中原之故道，而无意于西向与楚角逐。故《楚世家》谓越灭吴而不能正安江淮以北，当指吴、楚角逐之旧战场言。《越世家》谓越灭吴而横行于江淮东，则指吴、齐争衡之新路线言。越人承吴北争中原之故道，而又以海国，便于舟船，故径北徙琅琊，雄距今赣榆、日照一带之海滨，西向而会诸侯于滕，北指而夺齐、晋中原之霸权。今皖北豫南，凡昔吴师西向以入楚者，则弃不复问，于是楚人乃得乘间东侵，广地以至泗上也。春秋战国间，史文缺佚不详，故为约略推测其形势焉。（参读《考辨第四一》。）

　　又按今安徽滁县亦有琅邪山，《元和郡县志》，晋琅邪王伷出滁中，即此地。《太平寰宇记》，东晋元帝为琅琊王，避地此山，因名。（又按《史记田齐世家》，田常既杀简公，立平公，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今按：句践徙都琅邪，在齐平公十三年，时田常尚在，其势方盛。琅邪在其封内，是必指诸城琅邪言。古史地名，往往连绵移植，一名之同，散播数处。或其时诸城、日照，本已俱有琅邪之名。则滁之琅邪，安见必迟起自东晋时乎？惟句践所徙，殆不在滁，则略可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