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四六、魏文侯二十五年乃子击生非子罃生

四六、魏文侯二十五年乃子击生非子罃生

　　魏徙大梁乃惠成王九年非三十一年辨

　　阎若璩着《孟子生卒年月考》，论《纪年》不足信，举两事。一曰：“《纪年》云：惠成王六年，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公孙鞅未相，公子卬未虏，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迁都以避之？”又曰：“《六国表》《魏世家》并云子罃生于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后惠王立，是年已三十。若如《纪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计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为改元后之年，不一百四岁乎？《纪年》不可信如此。”今按：《纪年》与《史》抵牾，阎氏以《史》说绳《纪年》，宜其不可通也。余考魏灭中山。在文侯四十一年，（详《考辨》第五十四。）其时子击尚年少，故文侯见中山使者赵苍唐，而曰中山君长短若何也。（《韩诗外传》《说苑》。）疑《史》书二十五年子击生子罃者，是年实子击生。史公既博采杂说，误谓伐中山在十七年，而子击之生转在其后，显属舛乖，故乃谓子击又生子罃也。其实击生于文侯之二十五年，至四十一年灭中山，击年十七，始守中山。后三年，苍唐为使，则击年二十左右。其少子挚，（《韩诗外传》作欣，此从《说苑》。）当十五六以下，正舔犊爱厚时矣。是年召子击，改封子挚，即中山武公也。（详《考辨》第四三又五四。）据此则武侯年二十六始立，立二十六年，五十二岁而卒。至惠王年岁无可考。惟武侯之卒，犹未立嫡，惠王与公中缓争立，在位又五十二年，则其即位在壮岁可知。此不得谓《纪年》之误。

　　其前一事，细按知亦《史》误。惠王十八年，魏围赵邯郸，齐救赵。孙膑教田忌曰：“救闘者不搏扌戟，形格势禁则自解。今梁、赵相攻，轻锐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魏志王昶传》，高贵乡公三年三月，王昶增邑迁官诰：“昔孙膑佐赵，直凑大梁。”）则其时魏已都大梁也。若犹在安邑，大梁乃外鄙，何为释其久围必得之赵，而渡河远救乎？《世家》魏徙大梁在三十一年，而三十年魏伐韩，齐田忌救韩，亦直走大梁。庞涓、太子申去韩还救，涓死申虏。（语均详《孙吴列传》。）此又情势之至显者。使大梁非魏都，何以大将、太子顷国奔救，若此之惶促耶？《通鉴》于此两役，皆云直走魏都，易去大梁字，盖亦已疑《史》说之不可通。而不知《史》言大梁固不误，特误于不知其时大梁之已为魏都耳。又《秦纪》：“孝公十年，（即魏惠十九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年表》《商君传》均载此事，而独不见于《魏世家》。盖安邑魏都，其君在焉，岂得围而便降？而徙都犹在十二年后。殆史公亦自知其不可安而灭去之者。（《通鉴》于周显王十七年书秦大良造伐魏，不书安邑降秦，亦为《魏世家》所惑。）《志疑》觉其不可通，而谓安邑乃固阳字误，（《日知录》亦谓是字误，然不应三处皆误也。）则亦屈为弥缝，而不悟其破绽之不止于此也。又《秦策》：“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此即《齐策说闵王篇》从十一诸侯以朝天子事。详细《考辨》第八三。）”《通鉴》：“显王二十六年，秦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胡《注》引《括地志》曰：“逢泽在汴州浚仪县东南二十四里。”据此则逢泽近大梁。《秦策》云“退为逢泽之遇”，知其时魏已都大梁。否则渡河而南，远至逢泽，何云退？故知《史记》三十一年徙都大梁之说必误，不得据以疑《纪年》也。且其前赵徙邯郸，韩徙郑，亦岂得以见逼而迁为说？又是年与秦战败少梁，公叔见虏，即谓见逼而迁，亦正合情事。阎氏考古精博，而论孟子年岁多疏。以自来治先秦史，多不信《纪年》，阎氏亦未能免也。

　　胡朏明论《纪年》，谓：“此书乃战国魏哀王时人，往往称谥以记当时之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阎若璩则曰：“《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齐田肦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此非当时史官据实书当时之事乎？与《春秋》曷异乎？”今按二氏说皆是也。盖《纪年》于战国事多可信据。春秋以上，容多传闻异说，不可信者。正由战国时事，乃出当时史官据实而书，其前则由杂采他书传说而成故也。（吕东莱《大事记》亦云：“《竹书》盖魏国当时之史，其载前世治乱，虽多讹谬，至于书战国事，必可信。”此论最确。）

　　余既辨《史记魏世家》梁惠王徙都在三十一年之误，其后得读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则已先辨之，而其论有余所未及者。谓：“惠王之徙都，非畏秦也，欲与韩、赵、齐、楚争强也。安邑迫于中条、太行之险，不如大梁平坦，四方所走集，车骑便利，易与诸侯争衡。赵之去耿徙中牟，又徙邯郸，志在灭中山以抗齐、燕。韩之去平阳徙阳翟，又徙新郑，志在包汝颍以抑楚、魏。岂皆为避秦哉？《东周策》：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齐王大发师以救之，秦兵罢。齐将求九鼎，颜率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沙海之上，久矣。鼎入梁，必不出。晖台、沙海，皆大梁地。（按《元和志》：“沙海在汴州开封县北二里。”）是时为东周惠公。惠公薨于梁惠王十一年，则梁之徙都在前，彰彰明矣。本书三十一年，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传闻者乃以为沟之岁为迁都之年，而史迁又巧为安邑近秦之说，遂不知《竹书》之为实录矣。”据朱说，魏徙大梁年，自以《纪年》为信。惟《水经渠水注》《汉书高帝纪注》引《纪年》，皆作“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而《史记集解》《孟子疏》引，皆作九年，两说相歧。朱氏据《水经注》编入六年，余则依《索隐》定在九年，此其异。

　　余草《诸子系年》稿粗定，乃博涉诸家考论《纪年》诸书以相参证，最后惟雷氏学淇《纪年义证》未得见。雷氏书亦能辨《纪年》真伪，当与朱氏《存真辑校》同列，非陈氏《集证》以前诸贤之见矣。然余犹得读其《介庵经说》略窥一斑。其论孟子时事，盖亦得失参半。粗具涯略，未尽精密。而论魏徙大梁，则其说犹在朱氏《存真》之前。朱氏之说，雷氏又复先言之。兹再钞录，以见考古之事，虽若茫昧，而烛照所及，苟有真知，无不同明，有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者，而亦所以志余之陋也。雷氏之言曰：“魏徙大梁之说，当从《竹书》。魏之迁都，不必定因秦虏太子，地东至河，逼近安邑也。战国时，秦及韩、赵皆尝迁都，岂皆有所逼乎？且《世家》谓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地，七年，始尽如上郡于秦。是惠王三十一年时，秦地亦未尝东至河也。若云迁都之岁，秦实虏其太子，则《年表》亦有九年与秦战少梁，虏我太子之说，此史迁之所以误此为彼欤？考《竹书》九年迁都后，与赵榆次、阳邑，发逢忌之薮以赐民。韩人来伐，军于晶泽，王与厘侯会于巫沙。十三年，又归郑侵地，厘侯数来朝。二十八年，齐败我马陵。三十一年，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按惠王十年先已入河水于圃田，又为大沟而引圃水，见《水经渠水注》。顾栋高云：“圃田泽在今开封府中牟县西北七里。”）此实皆九年迁都之证。盖惠因迁都而睦陋惠下，韩疑其逼近相并，故来伐。即《史记》败韩于浍之事也。浍即郐水晶泽，乃韩、梁界上之地，今在尉氏西南。韩即败而就赵，遇于上党，（原注：见《赵世家》。）使为解和，故与厘侯会于巫沙也。马陵之战，《国策》称申为梁太子。《史记》谓齐使田忌将而直走大梁，庞涓闻之，去韩而归。设非九年迁都，此何以云耶？盖子长误以三十一年公子卬之事为虏太子痤，又误以三十一年北郛之役谓即迁都也。”（原注：《索隐》疑迁都当在二十九年师败于秦之后，亦误。迁都在四月，败在十月。）越一年，得见雷氏《义证》写本，其议论与《经说》大同。（雷氏《义证》初无刻本，其家以稿本送北京大学蔡孑民校长，请求传刻，由象山陈汉章教授为之校字。余见其稿于北平读书馆，迻写一通。嗣为排印流传。适值抗战军兴，遂不及有所题识也。）余复节录十数条，散入诸篇，间加商订。又越年，得见其《考订》十四卷，议据略同，而不如《经说义证》之详。（又按：谓《史记》误以北郛之役为徙梁之年，周广业《孟子四考》亦先言之。）

　　余又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亦辨此事，谓：“《史记魏世家》惠王九年，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螦痤，而《年表》则曰虏我太子，盖误以是年虏公孙痤之事为《世家》三十一年秦虏公子卬之事，因又误以是年徙都大梁之事移于三十一年。”此说亦与雷氏相似，皆主梁于九年迁都也。再观于雷氏睦邻惠下，韩疑逼来伐之说，则迁梁之年，固当以九年为定。（又阅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谓六年之说，与近本在显王四年者同，当从之。然今本或自据《水经注》《汉书》定在六年。今本之去取，不足即为九年、六年说之定谳。）

　　又按《汉书地理志》魏县，应劭曰：“魏武侯别都。”王先谦《补注》引《续志》：“魏县故城内有武侯台。”元城，应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水经河水注》：“河水左会浮水故渎，昔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赵南至浮水繁阳，即是渎也。”据此，魏之去安邑，且不自惠王始。武侯已徙魏县，其公子元食邑元城，亦正与武都密迩。至惠王益徙而南，遂越大河而居梁。赵以中牟易其故都。决不为避秦而徙，益以显矣。（中牟有河南、河北两处。河南中牟近大梁，时盖赵地，故以易之魏也。）

　　又按《水经浊漳水注》：“邺，本齐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筑五鹿、中牟、邺以卫诸夏也。后属晋，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然则魏文初年，先曾都邺矣。（西门豹治邺，屡见称述。《魏世家》卜相一文，“西河之守，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于邺称内，正以其为魏都。故《寰宇记》（卷五十五相州下）云“《史记》曰，魏文侯出征，以西门豹守邺”，则为魏都也。而《魏策》“西门豹为邺令，辞乎文侯”云云，《淮南子》“西门豹治邺，文侯身行其县”云云，则似西门豹治邺，魏文已不居邺。则或仍居安邑。要之其时诸侯都邑，迁徙无常，又不一其居，固不得以后世之事相比例。）《汉志》谓魏绛自魏徙安邑，至惠王而徙大梁，其实亦疏说耳。（《秦策》：“汾水利以灌安邑，绛水利以灌平阳。魏桓子、韩康子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分。”则魏至桓子时固尚居安邑。）方氏《通雅》云：“赵自晋献赐赵夙耿，赵襄子居原，简子居晋阳，献侯居中牟，敬侯元年始居邯郸。”屡迁其居，正与魏似。

　　又《浊漳水注》同条引《纪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考之《魏世家》：“武侯卒，子罃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罃与公中缓争为太子，今魏罃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懿侯说，乃与赵成侯合军伐魏，战于浊泽。（雷氏《义证》云：浊泽近安邑。《括地志》所谓浊水原出蒲州解县东北平地者也。）魏氏大败。赵欲立公中缓，割地而退。韩欲两分魏。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索隐》云：“《纪年》武侯元年，封公子缓。赵侯种、韩懿侯伐我取蔡。（《水经沁水注》，《路史国名纪》皆作葵。《索隐》作蔡，乃字误。司马彪《郡国志》“山阳有鄈城。”京相璠曰：“山阳西北六十里有鄈城。”雷氏《义证》云：“今故址在河南修武县西北界上。”）而惠成王伐赵围浊阳。（《义证》云：“浊阳赵邑，即上党浊漳水北之邑名也。”）七年，公子缓如邯郸以作乱，是说此事也。”王氏《竹书辑校》云：“武侯元年，当作惠成王元年，据本文自明。”余考魏武侯立年二十六，公子缓又惠成王弟，诚不能于武侯元年封。王氏辨是也。窃疑惠王元年封缓盖居邺，而惠成王则居安邑。一为文侯、武侯旧都，一则魏绛以来所居。东西分踞，对抗之势已成。故公孙颀谓其挟上党，固半国也。七年，公子缓如邯郸作难，雷氏《考订》谓是七月之误。惠成王封缓七月而缓与赵谋，结韩伐魏，欲杀罃自立也。惠王封缓本出不获已，非情欲封之。云邺师，正指公仲缓而言。否则《纪年》魏史，不应自称本朝为邺。韩人主两分魏地，虽不能行，而缓之与罃固已东西对峙，俨若两国。公仲缓居邺近赵，赵主立缓，无缘相攻。盖韩以与赵不合而去，魏惠遂得败赵、邺之师。疑《水经注》所引，当作败邺师、邯郸师于平阳。《后汉郡国志》邺有平阳城。《水经浊漳水注》：“漳水又迳平阳城北”，即此。《义证》：“平阳故址，在邺城西北二十五里。”是平阳即在邺。赵、邺之联军既败，惠王乃得固其位。《世家》所谓：“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二家谋不和，明指赵、韩而言。赵、韩联军，故先败魏于浊泽及葵。及韩退而赵败，魏以得全，然亦未能并邺。自是魏县邺城终入于赵，魏不得复有之。即《水经河水注》所谓：“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也。而此后韩与惠王睦，魏乃修宿仇，卒拔邯郸，胥于此种其因。此虽推测之辞，亦差可补逸史之阙文。而邺之曾为魏都，亦可藉作助证矣。（陈氏《集证》亦疑《水经注》此条，而云“原文当作败郑师邯郸师于平阳”，则未是。雷氏《义证》谓“邯郸之师取道于邺而归，邺之守令要而击之”，更属强说。又按《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五引《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败邯郸之师于平阳”，足为我说之证。）

　　又按《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索隐》引《纪年》：“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朱右曾《纪年存真》云：“洛阳当作洛阴。《史记》文侯攻秦，还筑洛阴是也。故城在陕西同州府大荔县西。安邑故城在山西解州夏县北。王垣故城在山西绛州垣曲县西。（徐文靖《统笺》“洛阳疑当作汾阳”，不如朱说为审。）盖皆边秦兵争之地，故为城之。”此亦足证其时魏都决不在安邑。否则当时史官，亦不如此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