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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齐伐燕乃宣王六年非湣王十年辨
《燕策一》：“燕王哙立，苏秦死于齐，而齐宣王复用苏代。代为齐使于燕，激燕王厚任子之。子之三年，燕大乱。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谓昭王。”其叙事甚明晰。《齐策二》载田臣思劝齐王乘秦、韩之战而攻燕，高诱亦谓是宣王。证之《秦本纪》《韩世家》是年乃秦惠王后元十一年，韩宣王十九年，秦、韩战于岸门，而《年表》均失载。《孟子》亦明记与宣王论伐燕事。按诸《索隐》所引《纪年》，是乃宣王六年也。历来儒者于孟子在齐年代，或主当宣王时，或主当湣王时，纷纷议论不能决。今以诸书参互稽考，则宣王之说自胜。（《日知录》：“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湣王元年为周显王四十六年，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以为湣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耶？”今按：顾氏此论极疏谬。不博考之《纪年》之佚文，无以发《史表》之覆，而以意为之移易，则终不足以徵信，而重起纷纭之争，复何益哉？又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谓：“伐燕杀哙，当从《通鉴》作宣王事。宣王即位之年，当从《史记》作显王二十七年。燕哙与齐宣王前后相左，当移上燕哙之年，以合齐宣，不当移下齐宣之年以就燕哙。”此说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已主之。不论其绝无证佐，全出臆断。且若燕哙年移前，此后燕昭年又难定。前人种种安排，总缘不肯细心一究《纪年》耳。）且余谓齐伐燕乃宣王六年，非湣王十年者，犹有旁证，可得而微论者。《史记》湣王伐燕事仅附见于《燕世家》中，而《田齐世家》顾独不载，又不着于《年表》，此史公自审其可疑，故掩而没之也。（汪之昌《青学斋集》卷十一，齐人伐燕年代考，谓“即就《史记》论，《齐世家》湣王四十余年中，绝无一语及于伐燕。《六国表》湣十年正值伐燕之年，亦未言及。《燕世家》全录《国策》，其云燕哙立，苏秦死，齐宣王复用苏代，亦仍其旧。既与《年表》《苏秦传》不符，下文又突入诸将谓齐湣王伐燕云云，一篇中忽宣忽湣，似不知燕哙之世当值齐何王之年”，其论最是。）又按：《田齐世家》有“桓公午五年，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桓召诸大臣而谋。驺忌主勿救，段干朋主救之。田臣思曰：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此文殊可疑。史公于齐威王前事皆不能详。（今《齐策》亦始威王。）此独记载明备，可疑一也。吴师道辨之云：“田臣思即田忌，与邹忌段干朋皆仕威宣，何于桓公时已预大政？”二可疑也。桓公时，秦、魏攻韩，楚、赵救之，齐不救，因而袭燕。其后宣王时，秦、魏伐韩，楚、赵救之，齐不救，因而举燕，何其事之脗合？三可疑也。且桓公时秦、魏事无见。《年表》桓公五年，魏、韩、赵伐齐至桑邱，齐伐燕取桑邱。既云三晋伐齐至桑邱，何又云齐伐燕取桑邱？韩自结赵、魏攻齐，则又与求救于齐之文戾。且田臣思之辞曰：是天以燕与齐，而仅为取桑邱乎？四可疑也。吴氏因谓“《史》乃误以《国策》宣王伐燕章附之桓公。”其说甚是。盖桓宣字相近，史公既以伐燕为湣王事，乃以意移此于桓公耳。意当时史公所据本文当有宣王五年之说，而史公乃移以为桓公之五年也。（按美国斐勒德斐亚大学博物馆藏陈囗壶铭文：“隹王五年，囗囗陈▲再立事岁，孟冬戊辰，内伐匽。”此齐宣王五年伐燕之可证于铜器者。又按：宣王五年，邹忌已先卒。《史》文与下威王二十六年及宣王二年两节全同，均不可据。）考《秦本纪》：“惠文王后元十年，伐取韩石章。十一年，败韩岸门。”惠文王后元十年，当齐宣王五年，其十一年，当宣王六年。是秦之伐韩在宣王五年，韩恃救以抗秦，至明年而大败，齐乃以此际袭燕。岁月情事皆恰符。则史公《田齐世家》桓公五年事，即宣王五年之误，夫复何疑？（《韩策》：“秦、韩战于浊泽，韩氏急，欲为和，楚伪救韩，韩遂绝和于秦，而大败于岸门。”《大事纪解题》云：“浊泽即修鱼之战，事在韩宣怀十六年，在岸门一役前四年。韩和战之计不定，故兵连祸结，中间重有请救于齐之事也。”）然则齐伐燕起宣王五年，而取燕则在六年，决非湣王之十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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