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一五五、鲁仲连考

一五五、鲁仲连考

　　《汉志》儒家《鲁连子》十四篇，已亡不可考。《史记正义》引《鲁连子》云：“齐辨士田巴，服徂丘，议稷下。（《艺文类聚》引《新序》，称“齐王聘田巴先生，而将问政”，知巴亦稷下学士。）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刼者，其弟子曰鲁连，年十二，号千里驹，往请田巴曰：臣闻堂上不粪，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之众在聊城而不去，国亡在旦暮，先生将奈之何？若不能者，言有似枭鸣，出唇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田巴终身不说。”（《御览》四六四引略同。）今按秦围邯郸，鲁连义不帝秦，尚在信陵君夺兵救赵前，则为赵孝成王之七八年，至孝成王十五年，赵败杀燕将栗腹，鲁连《与聊城燕将书》，所谓“栗腹将百万之众，五折于外，公闻之乎”者也。详其语气，知距栗腹败不远。故徐广以聊城事为在长平后十余年，而《通鉴》《大事记》均系之之栗腹死后一年，即燕王喜五年者，盖为得之。是上距邯郸之围已十年。若其时鲁连年十二，则义不帝秦时，其殆为襁褓之婴孩乎？从来为伪书者，好事夸饰，而与年数每不仔细。此虽小节，可以示例。其堂上不粪云云，乃袭《荀子》书。

　　今《史记?鲁连传》载不帝秦及与聊城燕将书二事，又见于《赵策》《齐策》。余考《赵策?不帝秦篇》，盖袭《史记》，详玩其文体而可知。《史》作湣王，《齐策》作闵王，而今《赵策?不帝秦篇》亦作湣王，其为采自《史记》甚显。（文中“此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云云，在《史记》时有此类语法。又前后叙事极闘凑。在《策》文径自秦围赵说起，至此亦云“此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云云，殊为不称。当云“齐人鲁仲连游赵闻之”，即得也。推此类寻之，自见乃《策》文袭《史记》，非《史》袭《策》文矣。《国策》袭《史记》，昔人多有论及，此篇亦及一例。）余读其文，亦多讹。邯郸之围，湣王已死二十余年，文云：“今齐湣王已益弱”，似其人尚存，一误也。余据《纪年》考齐威王与周烈王不同时，此云：“齐威王为仁义，率诸侯朝周，周烈王崩，齐威王后至”，则齐威、周烈同时，乃与《史记?六国表》合。然又曰：“尊秦昭王为帝”，鲍《注》：“称谥，非当时语”，吴《注》：“追书之辞。”然则此文自出后人追记文饰，语已多误，决非鲁连当日之言，更非鲁连亲笔所记，则亦不可为典要。当与上举两例同等视之。否则齐湣事去鲁连不远，不应有误。其言齐湣不可信，言齐威又可知也。（雷氏《义证》亦谓：“烈王字未确。刘向《国策序》所谓错乱相揉莒，本字多误矣。《史记》因此遂谓齐威王十年当周烈王七年，此时齐威王尚未立，惟威之末年周显王陟，是《赵策》烈王或显王之讹，《史记》承其误而不悟，故凡言田齐事多与周秦以前古书不合。”今按《史记》之误，乃由漏去两世，非由据《赵策》，且《赵策》此文，亦未必定先于《史记》也。）余疑史公此文，或亦采自《鲁连子》十四篇中，正与年十二弹田巴先生同例耳。

　　又按《鲁连传》：“居岁余，周烈王崩”，徐广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义》：“《周本纪》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齐威王之十年也，与徐不同。”其语尽同，何云不同，显系有误。张氏《札记》依毛本改《集解》作“烈王十年崩，威王之七年”，谓：“此十与七互误，故《正义》引《纪》《表》以纠之。各本依《纪》《表》改，则《正义》赘矣。”又“天子下席”，《索隐》云：“谓烈王太子安王骄也。”《考证》：“烈王太子宜为显王。”今考《周本纪》显王乃烈王弟，亦不应称太子。《索隐》此条，显系有误。雷氏《义证》谓：“《索隐》误以此烈王为威烈王”，其说是也。惟雷氏极斥《索隐》，谓：“次烈王《汉书?人表》作夷烈王，乃威烈王之孙，元安王之子。威烈王时，齐田和始立，威王安得而及之？”余疑齐威王不及威烈王，其事至显，《索隐》不应于此有误。或者《索隐》本自以率诸侯而朝周者为齐太王，而今《索隐》复异其初，如《集解》之类欤？盖齐太公田和亦称太王，如《墨子》书称墨子见齐太王是也。而威王与太王则常相混。如《史记?田穰苴传》：“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是以太王误为威王也。《战国?秦策》：“魏伐邯郸，因退而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齐太公闻之，举兵伐魏，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其事乃齐威王，是又以威王误为太王也。疑《鲁仲连》书所谓“齐威王为仁义率诸侯朝周”者，其实乃自梁惠王朝周而齐威王伐之一事所误。又误齐威王为齐太公，因有威烈王崩而太王后至之说。故《索隐》以威烈王为说耳。否则烈王之后为显王，及烈王七年卒，为齐威王十年，此俱一按《年表》即得，何以《集解》《索隐》于此俱误？且张氏《札记》据毛本，知各家本《集解》均已依《纪》《表》改动，则安保《集解》《索隐》原文不又先有改动耶？张氏称：“裴氏《集解序》称：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钞纳。今《史》文之下着注寥寥，大非完帙。”《索隐》亦多改窜。今仅知《集解》《索隐》于此条统有误，又安从而推见其误前之真哉？（毛氏本《集解》此条已误，故《正义》纠之，今诸本乃误中又误。至《集解》原文，其在唐前有无更窜，则不可知。且《正义》经后人删削，舛误弥甚。则此条之纠《集解》，其原文是否如此，亦不可考也。）《集解》《索隐》可以经后人之改窜，则《史记》正文亦安保无之？余于此条，殊深有误。

　　其叙与聊城燕将书一事，错误亦多。《史》云：“田单围聊城”，又云：“遂屠聊城。”吴师道皆辨之，谓非事实。其言曰：“考之《单传》，自复齐之后，无可书之事。齐襄王十九年，当赵孝成王元年，赵割地求单为将，次年遂相赵，必不复返齐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单岂得复为齐将哉？此因岁余不下之言，聊、莒、即墨之混，而误指以为单也。”又云：“燕将被谗畏诛，连书亦无此意，此因乐毅而讹也。《史》又称燕将得书自杀，单遂屠聊城，尤非事实。齐所杀燕将惟骑劫耳，不闻其他，此因骑劫而讹也。”梁氏《志疑》亦引孙侍御云：“聊城齐地，田单齐将，何以反屠聊乎？”（今按纵非田单，要为齐将可知。）此论《史记》之误也。而《策》文亦有误。云：“燕攻齐，取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不下。齐田单以即墨破燕，杀骑劫，燕将畏诛，遂保守聊城不敢归。”误并聊城事于湣、襄、昭、惠之际，其误尤甚于《史记》。吴师道已详辨之。而云：“论此事者，一考之仲连之书，则《史》《策》之舛讹混淆，皆可得而明矣。”余谓鲁连此书，史公或亦采诸《鲁连子》十四篇中。《鲁连》十四篇，如田巴之辨，不帝秦之议，语出后人文饰，皆非当时信史。至此书虽无破绽，亦未能定其果为鲁连手笔与否。惟《史》《策》之误说，则彰灼甚显也。

　　又按今《策》文记聊城事，又有“初燕将攻下聊城，人或谗之”十一字。据吴师道说，为他本所无，当是后人又据《史记》羼入。而《史记?燕世家》有齐城之不下者，独惟聊、莒、即墨一语。《志疑》云：“考《史?乐毅》《田单传》及《齐》《燕策》，并无聊，惟《燕策》又有三城未下之语，《史》或因此增加以实之。盖牵合燕将守聊城不下事而与莒、即墨乱也。”（按本为燕守聊城不下于齐，今讹为齐守聊城不下于燕，其误甚显。）然《后书?李通传论?注》，引《史》此文无聊字，与今本异，则见今本有聊字又系后人据《燕策》羼入。盖《策》因《史》误，史又因《策》误，其迹可见有如此。

　　余为此书，据《纪年》校《史记?六国表》，重定齐威、宣、湣年世，不徒合于《纪年》，亦复合于《史记》，合于诸子之书。惟《国策》《史记》载鲁连“周烈王崩齐威王后至”二语，显背于《纪年》，而转合于《年表》，若足为余说病。余故详为指陈《策》文之袭《史记》，而《史记》与《国策》又各有讹误，并多经后人改窜，多可疑之迹，不足为信史。俾考古者勿轻据单文，尽疑余前后所论引也。

　　又按《齐策》：“孟尝君有舍人勿说，欲逐之，鲁仲连说孟尝君勿逐。”又鲁连面论孟尝君未为好士。余考孟尝为魏求救于燕、赵，当魏昭王十三年，即齐襄王元年。时孟尝已老，殆不久而卒。而鲁连游赵论帝秦厉害尚在此后二十五年。如鲁连游赵年已五十，则上溯孟尝为魏乞救燕、赵时，年二十五也。其时孟尝已老，仲连尚未及壮。至若孟尝豪举好士，当在其入秦相昭王前后，犹在此前十六年。观《齐策》两节，固不类孟尝晚年语，疑亦如鲁连说田巴之比，未必可信。以鲁连年世考之，游赵说勿帝秦，至迟不出五十岁，说燕将聊城在六十左右，其卒稍晚，或亦寿及七十上下耳。（《太平御览》百八十四又八十，及《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并引《鲁连子》：“鲁连先生见孟尝君于杏堂之门”，鲁连齐人，伪为其书者必谓见孟尝君。鲁连、孟尝时固可及，语则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