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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厕所·便器

  何谓“厕所”?从字义上看,古代的“厕”,从广,广像屋;从则,则当侧,这可将厕所解释为“设于房子旁边的侧屋”。

  较早的典籍称“厕”为“清”,或作“溷”、“圊”。《说文》云:“厕,清也。”《释名》云:“溷,为浊;圊,为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厕所又称“偃”,《庄子·庚桑楚》:“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注云:“偃谓屏厕。”看来古人参观居住房屋,必到厕所去检查一番,而厕所还须用屏障掩蔽。

  以上释说,大致勾勒出了厕所的最初形状及作用。它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厕所的建设和使用就已经十分规范。《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公共厕所发展到了汉代,已需专人管理。《太平广记》卷八《刘安》条记述:

  刘安成仙,遇仙伯,坐起不恭,语声高亮。于是仙伯的主者奏刘安不敬,应斥遣去,让刘安“谪守都厕三年”。

  这虽是神话,但由此可见汉代的城市公共厕所已有一套规矩,而且水平也不低。

  又如豫东所发现西汉梁孝王之王后墓,为目前国内最大崖洞墓,其主要建筑结构有天井、贮冰室、车马室、排水道、棺床、庖厨、浴室、厕所……墓中最为叫绝的用具之一就是厕所——便池右侧立一石质扶手,镶于便池后立石板中,坐便池上有两块靴状

  汉代厕所造型画像石,其上用阴线刻手法刻画有楼房,常青树和几何纹图案,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坐便已不亚于现代装饰豪华的坐便池。

  当然,这种厕所并非普遍,汉代较为普遍的厕所样式为与猪圈相连,以使养猪、积肥并重。《汉书·武王子传》“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就证实了汉代厕所的这一特点。还有,东汉魏晋时的随葬冥器,郑州后庄王199号墓出土的汉代与厕所相联的灰陶猪圈,徐州十里铺姑墩出土的东汉晚期的厕所与猪圈,均可证实,这种猪圈与厕所相联,饲养猪兼及积肥,已作为一种较为标准的生活方式,在汉代普遍实行开来……

  与汉代互相映照的是《梦粱录》中临安的那种有专人收集粪便的方式: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这叫“倾脚头”。这些“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到官府诉讼。这种专人管理,由专人收集粪便,专倒一处的方式,已具有了行业的性质,这也是公共厕所的一种。由于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得好,宋代城市卫生洁是闻名于世的,有所谓“花光满路”之誉。可并不是每个朝代的公共厕所事业,都是建设、管理得好的。明清北京大街上公共厕所就非常少,以至有“京师无厕”之称。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曾绘声绘色作赋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报苦无处起居。”

  清代佚名《燕京杂记》说:北京的公共厕所,入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夏仁虎《旧京琐记》也说:行人便溺多在路途,虽有厉害的官吏惩治,但颓风不可挽,有的官员也在道上便溺。至清末时,这种状况略有改观。北京各街遍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备有车辆,装载粪便,以摇铃为号。《京华百二竹枝词》中专有诗歌咏这一公共厕所事业:

  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

  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

  从宏观角度观察,明清南方的公共卫生要强于北方,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过这样的评论。公共厕所的建设、管理得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明末清初佚名者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通过湖州乌程县乡村的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就反映出了这样的一面:

  一是清代城市厕所较多。穆太公就是因为到城里去,见道旁都有“粪坑”,才动了脑筋,做厕所生意的。在他看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

  二是乡村厕所也非常规范。穆太公请了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他又请了一位镇上教书先生,为这个厕所题了个不伦不类的“齿爵堂”名字。

  三是厕所生意也要做广告。穆太公怕众人不晓得他所砌的厕所,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方贴起,上面写着: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四是厕所还需美观、方便。穆太公将厕所“粉得像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乡间人便后揩屁股,“用惯了稻草瓦片”,穆太公便配上现成的“草纸”,加上他开的厕所“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连那女流也来上粪坑,穆太公便又盖起了一间女厕所。

  五是厕所的粪便可以出售。明末清初的《沈氏农书》就有去杭州买人粪的记录,穆太公卖粪正可互证:一时种田的庄户,都在他家来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

  六是厕所文明已经形成。“那些大男小妇,就如点卯一般,鱼贯而入,不住穿梭走动”,穆太公每天“五更便起,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这使人感受到明清之际乡村开化习气的吹拂。  

  这如同张宗法在《三农纪》中论述如何造好厕所一样:“忌当前门、后门及屋栋柱,不可近灶、近井。……出入当讳,扫治洁净。”

  细细地立规矩,定章法,清代已将厕所的建设,当成居家讲究、宅之美观的标准。以上所叙只是平民厕所概观。若转换视点,看一看贵族厕所则又是另一番风光。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魏晋时期的数则轶闻。如《世说新语》载: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其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

  载:“陈宛盛其居,上厕,上术汤盥手,槐板覆敞粪穴,为都城第一。”

  《襄阳记》载:“刘香和如厕,从香烟上过。”贵族拥有的经济优势,使其使用的厕所也富丽无比。

  《云林遗事》记明代贵族的厕所,建成高楼式样,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在旁边将粪便移去,根本闻不到臭气。这倒是对厕所建设的一个贡献。

  厕所对贵族来说,并非是单纯的排泄脏物,在政治方面也起到过作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列举了许多这样的故事:

  汉文居灞北,临厕使慎夫人鼓瑟;晋侯食麦胀,如厕陷而卒;赵襄子如厕执豫让,高祖鸿门会如厕召樊哙,金日如厕擒莽何罗,范雎佯死置厕中,陶侃如厕见朱衣,沈庆之梦卤簿入厕中,崔浩焚经投厕中,蒯盟孔悝于厕,曹植戒露顶入厕,等等。吕后切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名为“人彘”。宋话本《拗相公》描写王安石是在“坑厕土墙上”见到八句诗后受到刺激。这都使厕所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厕所也有其明快的一面。左思创作《三都赋》,就将笔砚置厕所中进行。欧阳修则常在厕所上读书。更为重要的是紫姑神,刘敬叔《异苑》记载:

  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

  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补充道:“亦必须净洁。”

  沈括《梦溪笔谈》则说:“迎紫姑厕神,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之。”

  实际上这是人们通过树立厕所之神,寄托一种不可歧视厕所的作用,要保持其洁净的美好心境。所以祭祀紫姑厕神,成为妇女的专职,进行占卜、求吉、求蚕桑丰收等,成为正月里一项具有喜庆色彩的活动。使人可以与此生发具有同等意义联想的是在元代大都市民之家,小孩的便器是“溺葫芦”。这是对厕所的一种变化,揭示出我们的古人,是很注意厕所以外的便器的设计和创造的。清代曹庭栋《养生随笔》就专门提出:

  老年夜少寐,不免频起小便,便壶实为至要。制以瓷与锡,俱嫌取携颇重,惟铅可极薄为之,但质轻又易倾覆,或须边直底平,规圆而扁,即能平稳。大便用圊桶,坐略久,即觉腰腿俱酸,坐低而无倚故也。须将环椅于椅面开一孔,孔大小如桶,铺以絮垫,亦有孔如椅面,桶即承其下,坐既安然,并杜秽气。

  《山居清供》曰:

  截大竹整节,以制便壶,半边微削,令平作底,底加以漆,更截小竹作口,提手亦用竹片黏连。又有择葫芦扁瓢,中灌桐油浸透。制同于竹,此俱质轻而具朴野之意,似亦可取。再大便用环椅如前式,下密镶板,另构斗室,着壁安置,壁后凿穴,作抽替承之。

  当然,最高级的还是应推帝王将相的便器。他们的便器又称“虎子”或“伏虎”,有的用玉制作,有的用七宝装成,珠光宝气,价值连城。这些帝王的便器无论从制造技术还是新奇、质量诸方面,都未能超过慈禧太后的檀香木便器。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中记载它的具体形状:外边刻着一条大壁虎。啊呀!这条大壁虎,刻得不用说有多好看了。它好像碰到什么猎物要进行捕捉一样,四只爪子狠狠地抓着地,这就是官房底座的四条腿;身上有隐隐的鳞,仿佛都张起来了;肚子鼓鼓地憋足了气,活像一个扁平的大葫芦,这正好作官房的肚子;尾巴紧紧地卷起来,尾梢折回来和尾柄相交形成一个8字形,巧妙地做成了官房的后把手。壁虎头翘起来,向后微仰着,紧贴在官房肚子上,下颔稍稍凸出,和后边的尾巴正好是平行地位,手的虎口恰好可以托住,正好作为前面的把手。壁虎头往后扭着,两眼向上注视着骑在背上的人,嘴略略地张开一条缝,缝内恰好可以衔着手纸!两只眼睛镶着红红的不知叫什么的宝石,闪亮闪亮的。整个官房比瓷盆略高一些,可以骑在上面。官房的口是略长的椭圆形,有盖,盖的正中卧着一条螭虎,作为提手。……我不知有多少次看着老太后骑在上面,用手纸逗着大壁虎玩。大壁虎的肚里,是香木的细末,要干松而蓬蓬着,便物下坠后,立即滚入香木末里,被香木包起来,根本看不见脏东西,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恶气味了。这种便器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使用一次,在感觉上不啻于一次美好的享受,但这种享受只能专属一个人。这种在便溺时也要保持天下第一的尊严和极舒适的享用姿态,也是封建王朝典章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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