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嘈杂的市声中，有一种鹰鹘的呼啸声、振翮声，这是从东京的潘楼街南的专营“鹰店”传来的……潘楼为东京最热闹的商业街，“鹰店”周围皆是真珠、匹帛、香药等铺席，紧挨着的“界身”一巷，均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的金银彩帛交易之所，“鹰店”在这样规模的商业活动中，仍然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这表明，东京市民对鹰的需求量相当之大，而且非常讲究。

　　鹰是人们射猎习武最为得力的工具。淳化三年（992），西夏向太宗献“海东青”鹰，太宗考虑西夏地控边塞，时出捕猎，又将“海东青”赐还给了西夏。鹰鹘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具体如“海东青”则又需多说一句，它本产于辽东，力最强，性最猛，空中攫猎，竟能一下将重达20斤的天鹅打落尘埃，所以辽金北方民族极爱驯养。西夏将“海东青”献于太宗，自然是驯化好了的。

　　从鹰鹘的属性看，它枭悍无比，极难养驯，梅尧臣的诗句可以证明：“野鹘性决裂，所食唯狞飞。小鸟不入眼，拳发强弩机。”故必须对鹰鹘加以调教。据东京大量分布的鹰店可以推知，驯鹰在宋代城市中已是较为流行的了。以着名画家黄荃为例，他家里就养鹰鹘以写神俊，这些供写真用的鹰鹘不可能是黄荃捕捉，只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驯鹰”。由于黄荃豢养了很多只鹰鹘，供给就经常有缺，这些鹰鹘不免去掘鼠填其肠胃，后来黄荃的子孙有不继承先辈画业而专事田猎的，就架着鹰鹘去捕鼠到市场上去卖。

　　这种现象引起了梅尧臣的兴趣，他专为此写道：

　　范云荃笔不取次，自养鹰鹘观所宜。

　　毰毛植立各有态，剜奇剔怪乃肯为。

　　寻常饲鹰多捕鼠，捕鼠往往驱其儿。

　　其儿长大好飞走，其孙卖鼠迭又衰。

　　黄荃喜好鹰鹘，并以此作为自己绘画生涯中的主要描绘对象，甚至子孙相承，饲养鹰鹘并以此维持生活。这表明，当时调教这种非常难以驯化的鹰鹘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

　　有地近武林的一族人家，以养鹰鹘为生而闻名。有一中贵人物，曾到他家买一只他养教的鹰鹘，就需花费百余千钱，他家里还有一本题为《嗽》的书，据说是宫中太监送给的。书中全是饲养鹰鹘之语，其中的饲养调教鹰鹘法全可实用。

　　这一事例透露出：在城市中专业养鹰鹘户已出现，而且经过专业饲养调教的鹰鹘的价格非常高，饲养调教鹰鹘的理论专业书籍也已问世，并在城市中广泛流传，加上专营的“鹰店”遍布京城，这就汇成一个信息：调教鹰鹘在城市中已成时尚。

　　这种对动物感兴趣并加以调教的现象，在宋代城市中唤为“教虫蚁”。虫蚁，是飞禽走兽、昆虫鳞介之总称。人们之所以对调教虫蚁有浓厚的兴趣，究其原因，就是虫蚁可以领会人的意愿，堪称人类的知音好友。

　　如吕德卿在盆池中蓄养了一只绿毛龟，每天中午，主人用一根小竹杖去拨水面，这只绿毛龟必应声而出，主人便用小竹杖头插数片生猪肉喂它，绿毛龟吃完便沉入水底。如此这般两年，没有任何差错。谁知吕家稚儿想以此为戏，一天中午击水，待绿毛龟应声浮出水面，稚儿将它置于盆中。第二天中午，再敲小竹杖，却无动静，过了六七天，主人去盆中取出绿毛龟，才知它已死了。龟愠于人之失信，宁可不食，以死表示无声的抗议。至于那有声的，则更感人肺腑了。

　　沪南长宁军有一位养教“秦吉了”的人，由于这只“秦吉了”被调教得能作人语，有一夷酋便想以50万钱买走。主人和“秦吉了”商量：我太穷了，把你卖了吧。谁知“秦吉了”却说：“我汉禽，不愿入夷中。”不久“秦吉了”就死去了……

　　由于虫蚁经过调教，可以具备以上所叙的那样的龟、鸟的优良品质，所以宋代市民非常愿意调教虫蚁，以它为伴。如李昉将自己调教的五只飞禽，像朋友一样冠以名称：白鹇叫“佳客”，鹭鸶叫“白雪”，孔雀叫“南客”，鹦鹉叫“陇客”，仙鹤叫“仙客”，这确实为自己的精神生活增添了一派别致的乐趣。总括起来，贵族巨贾，豢养调教得较多的，主要为鸟类，当时流传着许多动人佳话——

　　熙宁六、七年（1073～1074）间，有一姓段的巨商，养一鹦鹉，在他的调教下，这只鹦鹉不仅能朗诵陇客诗和李白宫词，还能在客人来时，寒暄问安。时隔不久，段生以事入狱，半年方得释。一到家，段生向鹦鹉说：我在狱中半年，朝夕所想的只是你啊。鹦鹉回答：你在狱中数月不堪，不异鹦哥笼闭岁久。这话感动得段生泣不成声，下决心把这鹦鹉放归自由天地。段生特备车马，将鹦鹉携至秦陇，揭开笼子，一边哭，一边祈祝：你可以归巢了，好自随意吧。然而，这只鹦鹉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后终飞走。它将巢筑于官道陇树之末，凡吴商驱车入秦者，这只鹦鹉必鸣叫着到巢外问：客还见我段二郎否?然后悲哀地祝说：若见到时，请代我说：鹦哥甚忆二郎……段商和他的鹦鹉，简直像一对依依难舍的恋人。这种人禽心意相通的现象是很独特的，它证实了鹦鹉经过调教，是可以达到和人思想共鸣的。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宋代城市上流社会是很愿意养教鹦鹉的，例如经常教鹦鹉学念诗句——

　　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新诗。

　　碧窗尽日教鹦鹉，念得君王数首诗。

　　有的官吏甚至在调教鹦鹉时，还自愿去充当鹦鹉的知音。如贬到新州的蔡确，心情压抑之中误触响板，他调教的鹦鹉以为蔡确又要传侍儿奏乐，便去呼唤。蔡确愈发觉得这只鹦鹉理解他，以至因此患病不起……调教虫蚁是为了使精神得到慰藉，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作用，调教虫蚁另一个方面的作用，是为了发挥虫蚁的属性——　　

　　隐居杭州孤山不仕的林逋，养教了两只仙鹤。林逋将仙鹤训练得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则复入笼中。有时客人来林居，而林逋坐小船去西湖诸寺了，一个小童子一面招呼客人坐，一边开笼放出仙鹤，让它去寻唤林逋。过一会儿，林逋必划船归来，十分灵验。

　　又如蜀人来东京时，有事则用鸽寄书，不到十天，家中便可知其音信。商人坐船过海涉洋，也用鸽子通讯，携鸽至数千里外，纵之还家，以报平安。这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确实能收到迅速便捷之效。养教鸽子在宋代城市中渐成风气，尤其东南一带，已成习俗。在那晴空中，常常有一群群鸽子，它们色分锦灰褐黑，上下翻翔，又像斑斓的彩练，乘风飘舞……高丽国人也慕名来买这样的鸽子。

　　显然高丽国人是钟情于鸽子的通讯报信的功能。事实上，宋代驯鸽已不限于给商人通讯报信，还被驯化运用于驻扎在城市的军队的联络中——

　　如魏公一次去名将曲端的部队视察，曲端向他奉上所率五支军旅的簿子，魏公点了一支，曲端便在廷间打开一笼，纵一鸽飞出，一会儿，魏公点视的军队便随着这只驯鸽赶来。魏公为之愕然，索性都要看看，曲端便将五只驯鸽一齐放开。顷刻间，五支军旅随着这五只驯鸽迅疾集合而来，果然是戈甲焕灿，旗帜鲜明。

　　曲端之所以能够运用驯鸽带动军旅，就是因为他看中了鸽子有悟会人性的功能。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调教虫蚁者，都是着眼于运用发挥虫蚁的属性，有不少的调教虫蚁者单纯是为了猎奇——

　　元佑年间（10861094），释惠洪在万安军并海遇见一位八九十岁的老道，他养教了一只大如倒挂的鸡，一只小于蛤蟆的玉狮，一只状如铜钱的龟。他将鸡放在枕头中，让它啼即梦觉。他用线将玉狮系在案几上，唤它跳踯凳几唇作危坐状。他还将小钱龟放在盒子里，时时揭开盒盖让它爬出，到自己的衣袖之间游戏。释惠洪为之感慨：真是用诗都难写出其高韵来。

　　也是同一时期，邹浩在南迁时，曾去湖南的零陵澹山岩游逛。当他将到时，寺僧已出来迎接了。他很奇怪地问寺僧怎么知道他前来?寺僧回答说：是寺里养教了一只狐狸，凡是有贵客来，这狐狸就鸣叫报信。邹浩极为赞赏，欣然作诗曰：

　　我入幽岩亦偶然，初无消息与人传。

　　驯狐戏学仙伽客，一夜飞鸣报老禅。

　　狡猾的狐狸，养教到如此能观察动向又非常通晓人性的程度，是很难的。它是受城市调教虫蚁之风影响而出现的一种猎奇现象，因为作为宋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其发源地无不在其中心城市里，调教虫蚁也不例外。城市的调教虫蚁，总是能够为形形色色奇特的调教虫蚁提供着生动的范例——

　　如元佑年间在东京的“海哥”表演。“海哥”前二足似手，后二足是与尾相纽，其皮染绿，有斑纹如豹，实为海豹。都市人少见此物，争先恐后地来观看这只“珍怪”。教海豹者，用一个槛笼置放海豹。待观看的市民交足了钱，此人便呼一声，海豹闻声出

　　来表演，仅这一出一现，就有人掷下千金，教海豹者所获金钱都无法计算了。而且，王公们不断使人传召，让他去府宅中表演，教海豹者一天几乎没有闲着的功夫……

　　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市民无论高低，对奇特的调教虫蚁都是趋之若鹜的。同时也折射出了，调教虫蚁已被作为一种娱乐市民情绪的艺术被推而广之，以至有一豪族落魄子弟，见卖药者多弄猴子为戏，可以聚集市人供奉，他就比照模仿，装扮猴形，韦绳贯颈，跳踯不已，表演于场……

　　这种现象的出现，无非是因为调教虫蚁表演可以赚上大钱，于是，调教虫蚁者无不挖空心思，琢磨出一般人不能的把戏来。像被临安市民称为“神技”的“蜡嘴舞斋郎”，即为伎艺人唱着曲儿，引导着一只蜡嘴鸟作傀儡戏。只见那蜡嘴鸟拜跪起立，酷如人形，跳跳摆摆，模仿着戏剧舞蹈动作，引人发笑……　　

　　也有专门让人感到恐惧的“蛇舞”，那是临安庙前的戴生的把戏。他吹一只小苇管，蛇就会从藏匿处随声游到身边。戴生调教蛇，掌握了蛇的生息规律。戴生家畜蛇数十种，尽是些锯齿、毛身、白质、赤草，或连钱、或绀碧、或四足、或两首、或身小首大的奇异怪蛇。

　　其中有一条最大的蛇，形似殿楹，长数尺，堪称蛇王。戴生将这些蛇各随大小，用筠篮贮藏，每天喂给它们肉。表演时，戴生赤手拾取这些蛇，似捡鳅鳝，十分自如，而且呼唤蛇旋转升降，皆能随自己的意愿。

　　戴生别无资产，只凭靠戏蛇生存。这种以养教蛇而谋生者的出现，是宋代调教虫蚁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临安市民文化欣赏水平提高的结果。临安市民不仅将“捕蛇”列为一种伎艺，而且还尊戴生为“戴官人”。这种将调教虫蚁的伎艺人，当成自己心目中值得敬重的人的公开表态，是一种全新的市民价值取向。

　　临安市民中的许多“闲人”，就是在这种全新的价值下，投身到调教虫蚁行当中来的。他们专门学习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等，天天下茶馆，入酒楼，走街串市，专陪有钱人调教虫蚁。他们将自己调教虫蚁的本事出售给富人，虽然有些鄙下，但确实促使着稀奇新巧的调教虫蚁节目的出现——

　　猴呈百戏，追呼蝼蚁，驴舞柘枝，熊翻筋斗，乌龟踢弄，金翅覆射，斗叶猢狲，老鸦下棋……更让人叫绝的是“鱼龟顶傀儡面儿舞卖糖”：卖糖的人，守在一贮满水的大木桶旁边，有节奏地敲着锣，以名字呼唤那大木桶中的鱼鳖鲒鲫，待它们浮上水面，卖糖人便掷以小面具，或鱼或鲒或鲫，戴上小面具，就在水面上舞蹈起来了，左右摇晃，舞的是“斋郎”、“耍和尚”等活泼逗乐的节目，舞完一段，便沉入水底。这时，卖糖的人又别呼其中一物浮上，表演类似的节目。

　　这样的调教虫蚁，委实有趣得很，也委实是神来之伎。在宋代以前没有，在宋代以后也没见过，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从另一角度说，这是为了招揽更多的顾客买糖而演练的，这就使调教虫蚁的商品买卖色彩更浓。

　　其实，早在北宋元符年间（1098～1101），就有貉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南宋时伎艺人则将虫蚁驯化好了才拿到市场上。如有市民用500钱就买到一只黠而驯的鼠狼，这只鼠狼自归买主，去买主手内取食，跳窜戏扰，就好像是这位买主平日所调教似的，实际这是商贩将虫蚁调教好来出售的。

　　宋代城市中的调教虫蚁，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商品活动，尽管这个活动中自始至终贯穿着调教，但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出卖，为了取悦，或为了赌博，这在宋代城市的斗鸡中体现得最为鲜明。《杨公笔录》有“世人以斗鸡为雄”的提法，以此类推，宋代城市中的斗鸡活动必不可少，驯养斗鸡的经验已见于这一时期的文字记录：

　　养斗鸡之初，首先要结草为墩，让鸡立于草墩之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鸡的脚立定而不致倾斜。同时，把喂鸡的米高高放置，超过平常放置喂鸡米的米斗之处，这必然使鸡耸膺高啄，久而久之，鸡的头就会常竖而嘴利。为了使鸡斗起来顺利，也为了使鸡有斗的模样，要割截鸡的冠，这样就使敌鸡无所施展其嘴。还要剪刷尾羽，使鸡在啄斗时易于盘旋。另外，还要常用翎毛搅入鸡的喉咙，这样就会去其涎。至于掬米饲之，或用水两腋，调饲一一有法。鸡经过训练、调饲，达到合格标准者必须是毛欲疏而短，斗起来欲竖而小。其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长，眼睛欲深而皮厚。它慢慢走着步，眈视对方，毅不妄动，看上去像木雕的一样。凡是这样的斗鸡，每斗必胜。在斗鸡过程中，有所谓“三闲”之法，即三次休息之规定——

　　一闲：是在两鸡开始斗一会儿，一鸡失利，其主人便抱着鸡去少休片刻，在此期间，可对鸡去涎饮水，以养其气。

　　二闲：是再让两鸡相斗，其中一只鸡失利，其主人便抱着这只鸡像“一闲”那样稍微休息一会儿，养气调神，以便再斗。

　　三闲：也是最后一闲，斗鸡的双方主人，这次均不得干预，一直到两鸡分出生死胜负才算终止。

　　这是斗鸡的一般规矩，其场面大致如是：鸡开始斗时，奋用其距，少倦则盘旋相啄，一啄得所嘴便不放，再用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胜，否则必败。因为两鸡每逢相斗，必是死斗，胜负一分，死生即异。斗败了的鸡则丧失元气，终身不能复斗。获胜之鸡，即使赢了这场，也是暂时现象，其早衰之势已定，因为其主人是不肯就此罢休的，又将它拖去参加别的角斗，一次又一次的以死相搏，使之元气丧尽。　　

　　正如梅尧臣的《晚泊观斗鸡》诗中所说的那样：

　　侧行初取势，俯啄示无惮。

　　先鸣气益振，奋击心非懦。

　　勇颈毛遂张，怒目眦裂。

　　出现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就是因为每只斗鸡都是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一斗起来，全力以赴。但有的斗鸡主人为了使自己的斗鸡高出一筹，而不惜用阴毒招法。如用芥末凃于鸡之肩腋，这是在两鸡相斗疲倦，盘旋伺便，互刺头腋，翻身相啄之际，以有芥子能眯对方鸡的眼睛，进而取胜。还有的用像爪凿柄那样薄薄的刀片，缚置在鸡足上。这样就会使鸡在奋击刚刚开始的时候，一挥足，就伤对方的要害部位，甚至断头!

　　从斗鸡的规律来看，往往是用金距取胜于其始，用芥肩取胜于其终。可“芥肩金距之技”，仅见之于传史，具体方法无有流布，所幸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对此作了详尽描述，才使我们得窥宋代城市斗鸡的一个侧影。

　　斗鸡是残酷的，它似乎和娱乐很难协调，但欣赏斗鸡无疑能使神经得到刺激，给器官带来快感，所以这也是娱乐的另一种形式。况且斗鸡多用金钱下赌注，这种娱乐性，其妙处更是难以述说的。

　　但这毕竟是调教虫蚁的一个侧影而非全貌，宋代城市调教虫蚁还是将娱情寓乐放在首位的，这是市民热衷于调教虫蚁的主要原因。如东京市民有一时期喜好调教鹭鸶，可是一到饮秋水季节鹭鸶就会飞去，于是东京市民又转移兴趣，在夏天开始之际又纷纷饲养调教起铜嘴鸟来……这种全民性的调教虫蚁的热潮的形成，无非是由于饲养调教虫蚁有着无限的乐趣，以至在宋代城市里，常常有全民性的调教虫蚁活动的形成，其中以在南宋城市里饲养调教蟋蟀为最——

　　秋天，每当蟋蟀出没之际，在临安的官巷南北作市斗蟋蟀便开始了。从早起，就有三五十伙市民，有的蟋蟀能斗赢三两个，便能卖上一两贯钱，若生得大，长于斗的蟋蟀，则身价百倍，可卖到一两银子。所以，城外许多居民，专在蟋蟀盛出的秋天，捉蟋蟀入城货卖……

　　在货卖蟋蟀的行列中，仅蟋蟀笼子就有银丝笼子、楼台型笼子、黑退光笼子、金漆笼子、板笼、竹笼等多种样式。这表明临安市民不单纯斗蟋蟀，对蟋蟀用具也是讲究的。1966年5月镇江官塘桥罗家头南宋墓出土的陶制过笼等三件蟋蟀用具证实了这一点。

　　据1973年第5期《文物》苏镇所撰文介绍：这三件蟋蟀用具，均为灰陶胎，两只为腰长形，长7厘米，两头有洞，上有盖，盖上有小钮，钮四周饰六角形双线网纹，其中一只内侧有铭文四字，残一字，为“□名朱家”。另一只为长方形，长亦7厘米，作顶式，顶中有一槽，槽两侧饰圆珠纹，圆珠纹外周斜面上饰斜方如意纹，一头有洞。长方形的蟋蟀过笼，一头有洞，当是捕捉蟋蟀时用的，腰长形过笼两头有洞，当是在圆形斗盆中放蟋蟀时用的。这说法不尽准确，蟋蟀研究家王世襄先生不完全同意这种鉴定，认为需要完善和纠正。

　　但无论怎样说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蟋蟀过笼已是一种普遍可见的用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汉臣《秋庭戏婴图》，图中就画有正面和两侧端都有孔，但没有底，近似一具瓦罩的蟋蟀过笼。

　　这可以证实过笼这种专门用具，南宋城市中的儿童都十分熟悉并会使用。使用是需要技巧的，联系三件出土的蟋蟀用具，足以使我们了解到南宋城市调教蟋蟀风气之盛，技巧之高。

　　从一件过笼上印有“□名朱家”的戳记，可知是专门为朱姓人家烧制用来斗蟋蟀的，它和《武林旧事》所载的《小经纪》中的“促织盆”，是同一类型。这种小商品，在当时已是大量烧制供应需要了。在墓葬中寻见到的小小过笼，带给我们新的启发：一个人如果不迷恋调教蟋蟀，是不会将小小的过笼带入坟墓的。通过值得玩味的蟋蟀器具，我们可以揣测到宋代城市调教蟋蟀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贾似道所辑的《秋虫谱》，为中国调教蟋蟀之祖本，以后的《鼎新图像虫经》、《促织经》、《蟋蟀谱》，均源于贾似道名下。虽然可能为书坊伪托，但贾似道调教蟋蟀影响之巨是不能抹煞的。《秋虫谱》涉及到了调解蟋蟀的各个方面，如《收虫秘诀》、《养虫要法》、《蓄养所忌》、《治积食不化》、《交锋论法》、《慎斗论》、《斗胜养法》、《观虫形像》、《虫辨》，等等。　　

　　《秋虫谱》对蟋蟀的头、脸、翅、腿、色、肉，都有详尽的研究，对如何相，如何喂，如何捉，如何治，如何斗，等等，均有具体可行的方法。后来的《虫经》、《促织经》、《蟋蟀谱》均按此格局延续下来。

　　像《虫经》中的《赵九公养法》、《苏胡子养法》，《促织经》中的《捉促织法》、《论头》、《论脸》、《论翅》、《论腿》、《论肉》，《蟋蟀谱》中的《时序炎凉调养秘诀》、《促织有十不斗》，等等，这些均为南宋城市调教蟋蟀法之沿续，为中国调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世界昆虫学的一个杰出贡献。这些调教蟋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有趣的是，《秋虫谱》中的《嘲两来嘴》，勾画出了专以怂恿蟋蟀相斗而谋生的市民形象：

　　有等好事君子，凡遇秋虫发动，则东闯西奔，寻豪探富，说合两家，携虫赌赛，则从旁而赞之，假心虚意，挑拨成场。东家撒漫，便帮西家以局东家；西家软怯，则就东家以取西家；设或两家各自张主，则又从中冷语：某虫甚大，某虫色花。扇两家之心，败已成之事。及至东家败北，则便向西家云：我道东虫不狠，今果然欤。顷之东家复胜，便转面谓东家云：我道未见得你虫便输，将军有复口，非此谓欤。或放钱，或抽头，或倒卸，百般用意，总是为己，而不为人。一遇此辈，切须斟酌，毋令堕术中可也。

　　如果将此和吴自牧《梦粱录》中所述“闲人”对照，便会发现他们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一路货色，正所谓：“说合交易，帮涉妄作”。同时这也表明了南宋城市已培养了一批专从蟋蟀相斗中讨生活的“闲人”来，他们就好像晴雨表，反映出调教虫蚁已经在城市中广泛展开。

　　正是由于调教虫蚁已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当局也顺应民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组织调教虫蚁的表演，以活跃城市的娱乐气氛——

　　临安荐桥门外的象院里有外国进贡的六头大象，每天，这六头大象由朝殿官引出到宫门前唱喏。唱喏，本是宋人习惯，所谓“喏”，即为出声，喏必有揖，揖则兼喏，完成喏与揖方为“唱喏”之仪。

　　也就是说，大象要像人那样躬背俯首，并用鼻子发出表示参拜的响亮声音来。这是需要加以调教才能达到的。特别是三年一次的明堂大祀，驯象员乘象出动，让象在太庙及丽正门前表演成列，旋转跪起……

　　大象悉如人意的表演，并非南宋首创。早在北宋景德年间，交州黎桓就献来四头能拜、能山呼的驯象，它们被养于玉津园。每逢大礼，这四头驯象背上就加置莲盆严饰，出动表演。后来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场面——

　　数十面朱旗，十数张铜锣鼙鼓开道，七头大象尾随其后，每头大象颈部都坐着一个戴高脚幞头，穿紫衫的驯象员。他们手执短柄尖刀银，驱使着大象走到宣德楼前，七只大象自动围绕行步数遭，然后整整齐齐排成一行，面北而拜、唱喏。

　　每逢此刻，御街上观者堵塞，即使那些看过许多新鲜虫蚁之戏的宗室诸贵，也都来观赏。商贩乘机大卖土木粉捏成的小象儿，让看驯象者带回去作礼物，送给那些看不到驯象表演的人们。驯象从宣德门至南薰门外，只走一次，能看到就是一种荣幸，若得到小象玩具，也算荣幸了。绝大多数人平时根本看不到驯象表演，有的官宦之家的夫人看到大内阙下驯习大象，竟惊奇不已，回去告诉其父：我看见了大鼻驴!

　　从这一事例可见，大象出行并非简单易行的，而是朝廷极少举办的一大盛事。宋人画有《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一丝不苟地描绘出七头大象的形貌，其所饰器具，均与史载相合。图画证实了这种驯象活动在北宋城市中是很隆重的。

　　本来不过是一次庆典，但统治者巧妙地运用大象来粉饰太平，将调教好的大象参加的活动，衍化成为一次对虫蚁教化的示范，将对人的教化之意亦寄寓其中，并蓄意为此掀起市民观看的热潮，以将这种观念潜移默化。每一次大象的出行，都是一次极好的对调教虫蚁的最好宣传。尽管宋代以前有过这样的形式，但从未如宋代这样规范而热闹。自宋以后，各朝无不继承这种大象出行的形式，这不也是对调教虫蚁的一种肯定和弘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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