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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变文集新书引言
敦煌石室藏书的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其中最重要而绝传已久的变文，尤为近代学人所注目。关於变文的名称、体制、流变、范围，孙楷第、向达、王重民、周绍良等着名学者考证綦详，发挥甚备，在此不拟多加讨论。关於汇集变文材料，以供学人研究与参考者，前有周绍良编的敦煌变文汇录，後有王重民等所合编的敦煌变文集。王编根据一百八十七个写本，过录之後，经过互校，编成七十八种。每一种，篇中有旁注，篇末有校记。就资料供应，披阅便利方面看来，已被国际学者公认是所有变文辑本中最丰富的一部。王重民先生自己也称：「这可以说是最後最大的一次整理。」因此，自西元一九五七年出版以来，海内外研究变文的学人，无不凭藉此书为立说的根据。无疑的，「敦煌变文集」在国际学术界中已建立了崇高卓越的地位。
我在民国六十五年秋季，旅游欧洲，赓续五六个暑假，曾将巴黎伦敦所藏的敦煌变文卷子，一卷一卷的和敦煌变文集校对，发现王重民等抄录的错误非常的多。举几桩重大的来说：
（一）标题的错误。 敦煌变文集卷四载只园因由记一篇。王庆菽校记云：「本卷有两本，今以编号伯二三四四卷为原卷，校以伯三七八四卷，今称为甲卷。标题原卷原缺，据甲卷尾题补。」我仔细观察伯三七八四卷的尾题，是朱笔写的「已上只园●记」六字。「●」是图的俗字，王氏误认作「因由」二字。我们知道，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现存只园记图还不少。这篇只园图记可能是根据只园图而写的记文。为了这个用朱笔写的标题，颜色非常黯淡，我还商请法国图书馆东方部隋丽玫主任，特别把原卷拿到显微室红外线影视机下透视，确实是「只园●记」，而不是「只园因由记」。
（二）章句的错误。 敦煌变文集卷七载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全文只存二十六句，是组合三首律诗和第四首律诗开头两句的残卷。本来文意可通，被王庆菽误改误抄，以致不堪卒读。现在把原卷和王集的文字抄录於後，作一比较。原卷没有标点，是我後加的。
三界众生多爱痴，致令烦恼镇相随。
改头换面无休日，死去生来没了期。
饶俊须遭更姓字，任奸终被变形仪。
直教心里分明着，合眼前程总不知。
假饶不被改形仪，得个人身多少时，
十月处胎添相貌，三年乳哺作婴儿。
宁无命向脐风谢，也有恩从撮口离，
子细思量争不怕，才生便有死相随。
设使身成童子儿，年登七八岁髻双垂。
父怜编草竹为马，母惜胭●黛染眉。
女即使闻周氏教，儿还教念百家诗，
算应未及甘罗贵，早被无常暗里追。
笄年弱冠又何移，渐渐颜高即可知。
以上是原卷的文字，王氏抄录校订成：
三界众生多爱痴，致令烦恼镇相随，
改头换面无休日，死去生来没了期。
饶纵须遭更姓字，任奸终被变形仪，
直教心里分明着，合眼前程总不知。
假饶不被改形仪，得个人身多少时，
十月处胎添相貌，三年乳哺作婴儿。
宁无命向脐风谢，也有恩从撮口离。
子细思量争不怕，才生便有死相随。
设使身成童子儿，年登七八岁，
髻双垂父怜。编草竹为马，
母惜胭●黛染眉。女郎使闻周氏教，
儿还教念百家诗，算应未及甘罗贵，
早被无常暗里追。笄年弱冠又可多，
渐渐颜高即可知。
此压座文全是七字句，仅「年登七八岁髻双垂」一句例外，王氏失察，以致断错了句读，损害了对仗，破坏了押韵，使得文义不通，造成了严重的错误。王氏又不懂「饶俊」的意义，把俊字改成纵。其实「
饶俊」和「任奸」相对，是说任你奸诈，饶你俊俏，终须轮回生死，改变形仪，更换姓字。如果改作「饶纵」，就不知所云了。王氏又误「女即」作「女郎」，这是抄写不细心。误末句「何移」作「可多」。这是王氏看原卷或照片不真切的原故。因为原卷有一长画拖过「何移」二字中间，墨色较淡，乃是写字的人不慎污染，王氏以为系将二字偏旁抹去，故误抄成「可多」二字。「笄年弱冠又可多」，不成文理。「笄年弱冠又何移，渐渐颜高即可知，」是说年轻时容貌没有什麽改移，渐渐年高，容貌就会发现衰老了。而且此二句是七律的开头，照例应该押韵；「多」、「知」不押韵，而「移」、「知」却是押韵的。像这样的错误，如果不加改正，那就遗误後学不浅了。
（三）分篇的错误。 敦煌变文集卷七载四兽因缘一篇。这篇变文是和另一篇破魔变同钞在一个巴黎编号伯二一八七的卷子上。在破魔变尾「居净土寺释门法律沙门愿荣写」题记之後和「四兽因缘」标题之前，有一行半的文字，「又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我都僧统和尚伏愿长承帝泽为灌顶之国师永镇台阶赞明王於理化。」这一行半的文字，本来应该属於破魔变的，王氏误将它系属於四兽因缘。恰好四兽因缘正文之後，又抄了一篇唐僧统和尚赞述四兽恩义颂。王氏误以唐僧统和尚即都僧统和尚。其实唐僧统和尚是称呼敦煌一个僧人，都僧统乃是管理释徒的僧官。王氏做出错误可笑的结论说：「按此文（规案：指四兽因缘）前之字所云，可见本文是僧统和尚讲经。」何以知道他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呢？因为有关讲经的一行半文字，确实应该属於破魔变。破魔变发端有「以此开赞大乘所生功德，谨奉庄严我当今皇帝贵位，伏愿长悬舜日，永保尧年，延凤邑於千秋，保龙图於万岁。伏愿我府主仆射，神资直气，岳降英灵，」「谨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我府主司徒。」「次将称赞功德，谨奉庄严国母圣天公主。」「又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合宅小娘子郎君贵位。」伦敦斯三四九一破魔变文卷子此下有「又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我都僧统和尚，伏愿长承帝泽，为灌顶之国师，永镇台阶，赞明王於理化，」正与伯二一八七号破魔变尾一行半题字完全相同；可见此一行半文字是愿荣漏去，补抄在题尾後面的。总之，这一行半文字必然是属於破魔变文的，绝对和四兽因缘无关。讲破魔变文的和尚赞颂庄严了皇帝、府主、国母、小娘子郎君之後，又赞颂庄严僧官都僧统。因为讲经变文流行之後，深入政府民间，不仅用来宣传教义，也用来祈福禳灾。例如敦煌变文集第五编载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便是敦煌石室保留下来一篇在皇宫里祝寿的讲经变文。後唐明宗李亶，生於唐懿宗咸通八年（西元八六七）九月初九，长兴四年，他六十七岁的寿辰，请和尚在中兴殿讲仁王护法经。和尚讲经时颂圣也说：「以此开赞大乘所生功德，谨奉上严尊号皇帝陛下，……皇后……淑妃，」还有篇中所提到的宋王、潞王，俱与史实相合。可见是当时祝寿讲经文的底本。和尚讲经，同时颂圣，这是事实，但却与四兽因缘那篇变文无关。
以上所举，不过略陈大端。还有许多极难校正的错误，不但没有机会阅读原卷的学者，无法判断；即使看过原卷的学者，也不易发觉它的错误。最大的原因，是变文卷子多半是唐五代时的写本。钞写的文字讹俗满纸，但是讹俗之中，又自有它的习惯，自有它的条理，如果你不小心推敲，擅作主张，便会陷於错误之中而不自觉。例如精研甲骨钟鼎石刻以及敦煌写本的罗振玉先生，他在「跋龙龛手监」中说：「考●字从外生，肊断其文，当是甥字别体，此注音外，疑未必然。」他没有留意伍子胥变文，伯二七九四卷：「子胥有两个●甥」，斯三二八卷作「子胥有两个●甥」，●、●都是外的俗写，因与甥连文，偏旁或连类加男作「●」，或加生作「●」，龙龛手监音外是对的，罗氏肊断却错了。所以校录敦煌变文写本，最难克服的便是文字障。简括说来，有字形无定之障，有偏旁无定之障，有繁简无定之障，有行草无定之障，有通假无定之障，有标点无定之障（说详拙着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这许许多多的障碍，使得历来校录敦煌写本的学者，如罗振玉、胡适、向达、王重民诸先生等，凭他们卓越的学问智识，单作抄写誊录的基本工作，还是免不了发生相当繁多而且严重的错误，这便是我不得不耗费五六年的时间，仆仆於伦敦、巴黎的图书馆，披校卷子十余过的原因。
前年秋季，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巴黎举行。日本学者在会中提到王重民等编纂的敦煌变文集，特别加以推崇。有些法国、日本、和我国研究敦煌学的学者，知道我曾作校订变文集的工作，都一再催促我早日付印。今年夏季，应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的邀请，作有关敦煌学的演讲，许多学者也殷殷以新校变文集出版之期相询。由於敦煌写本的复杂纷歧，字体的变异讹滥，无法倩人代抄；几十万字的清稿，只能亲手缮写。因此直到今年春假结束，才将初稿完成，交付排印。全书的体例，另见例言，简单的说，是以敦煌变文集七十八种变文为底本。变文集有错误的，加以订正，有漏脱的，加以补充。变文集的校记也全部保留，只是将错误的改正，缺少的增加。凡是新校的都冠以「规案」二字，以资区别。虽然新校的分量相当多，但是我仍保留原名，只加「新书」二字，定名为「敦煌变文集新书」。新书以旧书为基础，旧书也包含在新书之中。不仅增添旧书以外的新材料，也提出我个人的新说法。新旧同时陈列，读者展卷了然。新旧材料的异同，自可明察；新旧说法的是非，自易判断。这样的做法，对於学人研究和参考，相信会有不少的方便和收获。我往年对姜亮夫先生的瀛涯敦煌韵辑作了一番校订的工夫，更名为新编。在序文中写下了一段恳诚的话，说：
这部书定名为瀛涯敦煌韵辑新编，一方面表示本书是姜书的加工，一方面也表示本书是姜书的延续。中国学术典籍是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的结晶，它是具有永恒不朽的生命的。我们都只是为它服务的工作人员，但我们都对它有崇高亲切的敬爱。我们希望一个接一个的贡献心力为它做出有价值的工作。我指正姜书的错误，补充姜书的遗漏，但是列宁格勒藏有一万二千号敦煌卷子，其中未必没有韵书残卷，也许还有其他未知或未发现的材料，都需要文化工作者为它继续不断的服务。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书能有一分参考的价值，而得到为它服务的人的指正和补充。
我又继续披肝沥胆的说：
我们根据正确的新材料，可以得到正确的新学说；如果根据不正确的新材料，推论出来的新学说，自然也不正确了。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新材料的正确性，才能消除不正确的新学说，才能产生正确的新学说。我整理这部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目的便是在继续前辈学者的努力，寻回失落在海外的学术新材料，正确的呈献给学术界人士，作为发明新学说的可靠的根据。我希望从事学术的朋友，为了爱护中国学术的共同心愿，不断的予以指正和修订，使我们获得的新材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正确，我们不分先後，不分彼此，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爱护中国学术的共同心愿。
读者只需把上面说的话，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几个字，换成「敦煌变文集新书」，便和我今日的心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异。我虽然尽了我最大的努力，除校订了王氏的缺失外，又增添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的目连变文，和列宁格勒藏的变文双恩记，但是我仍不敢也不愿像王重民先生那样大胆的说：「这是最後最大的一次整理。」因为谁也不敢断言今後没有新材料出现，我们毋宁希望有更多的新材料出现，继续补充，益臻完善。我这部敦煌变文集新书，只不过为将来从事研讨的人，做了一番扫除清道的工作而已。
现在新书即将出版，内心感到最遗憾的，便是未能求正於法国华学大师戴密微先生。戴先生是研究变文文学的专家，平生酷爱中华学术文化，无畛域的偏见，抱弘扬的热忱。廿余年来，我频频往来巴黎伦敦披读敦煌写本，每有述作，先生辄为文推介於欧洲通报中。民国六十二年（西元一九七三）七月，我出席巴黎第廿九届国际东方学会。会後，受聘担任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班的教职，寄居巴黎大学城的东南亚馆。次年三月，我践张晓峰先生之约返华冈任教。启行前夕，先生携樽酒至东南亚馆作别，惆怅之色，见於眉宇。我返香港寓居，不及半月，忽得先生手书，谓拙着敦煌论述，蜚声士林，法兰西学士院已经通过了他的建议，以汉学茹连奖颁赠给我。并说明法兰西学士院，和我国中央研究院性质略同。又解释茹连奖是法国颁赠给国际有成就的汉学家的崇高荣誉奖，请我务必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事先没有半点透露，既无人向戴先生游扬说项，我也不曾写过一纸履历，更没有填过一份表格，这种无微不至的尊重读书人的礼遇和情意，令我深深感受到学术界罕有的沁人心脾的甘露和风。漂泊异邦，无求有惠，人非木石，岂能不兴知遇之感。其时戴先生和饶宗颐教授合作整理敦煌曲；为了对学术、对先生的回报，我也私自打算，希望和先生共同整理敦煌变文。没料到前年国际敦煌学预定开会之际，先生竟溘然逝世。我蕴藏着的一番心愿，竟永远没有机会表达，直到今天，才将此书完成，此中包含了多少先生的鼓励，凭藉了多少先生的支持，如果此书对学术界能作出些微的贡献，那才不致辜负先生的知遇和期望呵！ 民国七十一年五月於华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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