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二千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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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知道一个有趣味的故事。

  范进到了五十岁时才考中了举人,一接到消息时就欢喜得发了疯。当时有人说,要有个他平日害怕的人来吓醒。于是请了他的丈人胡屠户来。胡屠户却道:"虽是我的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但禁不住旁人的敦促,他果然去做了。你看:

  胡屠户凶神般走到(范进)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第二下。范进因这一个嘴巴……不疯了。……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

  这个故事真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官的看法。范进家里虽然本来是三餐饭都不周全的,但是一中了举就踏进做官的门,就是"老爷",就能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尊荣的地位了。无怪乎像胡屠户这样的人以为中举做老爷的都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了。

  人们对于官抱着这种敬而畏之的看法,正因为在实际上官是享有超于常人以上的特权地位的缘故。

  固然,在君主时代,做官的人也有很多本来是穷家子弟,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那样的人。有人根据这一点就说,那时是人人都有做官的机会,"政权"开放给全体人民,所以这种政治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这种看法其实完全不对。因为要做官必须读书能文,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的限制下,受教育决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权利,必须靠自己劳动来生活的穷人子弟,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当时对做官的人,在其出生的家族的身份上仍有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所以真正出生于较低级的社会层而能做官的人,究竟只是例外的少数。绝对大多数的官都是从地主士绅家庭中出来的。纵然是由较贫寒的人家出身,但一做了官,在政治上也决不能代表他所从出身的社会层了。因为他之所以能做官,不是由自己所出身的这一社会层的拥戴,而是由于在政治上的统治者的提拔。假如他不是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和统治者一致,他是水远不能做官的。所以只要他一旦开始取得做官的条件时,他就已获得社会上特殊的身份,远远地而且永远地离开了原来所属的较卑微的社会层了。像《儒林外史》中的那位范进,一中了举,就有张乡绅来拜,送他银子和房产,而且"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托身奴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所以这时他虽然还没有官职,但已经有了田产,有了地位,可以结纳官府,交往士绅,取得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也被旁人看做特殊的人了。等到实际做了官时,那就更不待说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旧社会中流传下来的这句谚语表明了当时官的特权地位。做地方官的人被称为"民之父母",这也是表明官并不是人民中的一员,而是高出于人民以上的人。在一个县里,县官所说的话就是法律,他掌握着全县的行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使审判。他固然还要受上峰的节制,但在人民看来,他已经是一县中的小皇帝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官都只向他的上级负责,决不向人民负责。官还不仅在担任着官职的时候有着特权地位,而且到了卸任退休的时候,依然可以作为地方上的绅士而继续保持特殊的身份。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间,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的官都是如此的。由这样的官来行使政治上的统治,我们可以特称之为官僚政治。

  很显然的,这种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是绝对不容混淆的。在民主政治下固然也有"官",但和专制政治下的官,含义是不同的。在民主政治下,至少从法律上说,是不承认官有高出于常人的特殊权利和地位的,他不过是为公众服务的人,他不具有特殊的身份,当他不做官时,依旧要和平常人一样地从事某种职业的生活。--就是说,民主政治下的一切"官"都应该是名实相符的"公务员",而不是在专制政治下的官僚。但在中国历史上,在民国成立以前,自然是连民主政治的名义也从来没有过的,那时只能有官僚,而一般人民也绝对不敢也不能想到一个官应该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既不敢以为官应该只是人民中的一员,便只能设想官是从天上下凡的星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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