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二千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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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民战争的意义

 

  就这样,农民起来了,又倒下去了。大地在一度激烈的撼动之后又归于寂静。在这大地上重建起一个新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殿堂。从农民战争的失败中得到好处的还是地主统治者。

  汉朝的政权,无论是前汉的刘邦(汉高祖),后汉的刘秀(光武帝),都是偷了农民战争的果实而得到的。刘邦起先利用农民反秦的力量,但本身所代表的却是地主的利益,刘秀则是一开始就和农民对立的。明太祖朱元璋之得天下,又是另一种情形。朱元璋本是贫农出身,还做过小和尚,流亡各地,参加了当时反对元朝的农民"红军"。他从"红军"中的一个小兵,渐渐爬上去,有了独当一面的权力,但还没有立刻脱离"红军"的系统,所以起先地主士大夫都不愿和他合作。后来朱元璋竭力拉拢地主士大夫,他们也就团结到他的周围,使他的政策和做法发生变动,使他从一个农民的领袖变成了地主的皇帝。最后朱元璋果然成功了,但成功的已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反元的农民"红军",有的已被元朝消灭,有的则被朱元璋吞灭。

  太平天国的结果表现为另一种情形。有些史书上说:因为清朝依靠汉臣新编军队而打败了太平天国,所以事平以后,清朝不得不重用汉臣,实际政权渐归汉人。这说法虽似乎是根据事实而发,但事实的真相却是一部分汉族地主,本来还受清朝政府的歧视,但这回出死力帮了大忙,所以就能较多地分享到一部分政权。农民的血肉成为这批地主获得较高权力的垫脚石。

  这种种情形虽然各各不同,但都是地主从农民战争中收取了利益。农民自己得到什么呢?他们在起义的烽火高炽的时候,固然得到了他们所要得到的一切,但到了失败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更多的血来偿付了。

  封建时代的战争本是十分惨酷的,对于叛乱农民杀戮之惨,更不待说。千万农民是在快到饿死的时候才叛乱起来的,也只有到千万农民的尸骸躺在血泊中的时候,叛乱才会平息。死了的死了,活着的又被迫着在新的统治者下面,照老样地生活下去,继续忍受着沉重的封建剥削,过半饥半饱的日子,在失望中期待,酿酿着下一次的叛乱。

  那么,由此看来,农民战争只是无目的的破坏和旧秩序的回归的循环过程么?--那也不然,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虽然总是逃不了悲剧的命运,但不是毫无意义的悲剧。

  长期的封建时代并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其间也有一步步的进展。每一个专制朝代,在基本性质上虽然相同,但又各有着他自己的制度、政策、法令,靠这些来管理社会,也造成一个短期间的繁荣景象。但客观形势向前发展,使既有的政策、制度、法令,发生破绽、流弊,以致完全不能适应,而专制统治者仍旧仗着他顽强的统治力固守着旧有的一套。这时候,社会的进展就走到了绝路。农民战争的起来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虽然农民是抱着他们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起来的,但客观地看去,他们的行动的作用是扫荡了腐败的旧政权,也就使封建社会的继续前进成为可能。没有农民战争,我们就难以想像封建社会何以能在这长期中一步步不断前进。有人拿历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当做封建时代中分期的界线,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农民战争大规模地反复发生,又正是尖锐地表明了在封建社会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专制统治者绝对解决不了这问题。既解决不了这问题,就不能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另一方面,农民虽拿起武器,作生死的斗争,但也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把这问题提出得更加尖锐,也就促使解决这问题的时机一天天更加接近了。

  尤其在对异族统治的反抗中,更显出了农民战争的重大意义。蒙古人一百年的统治,满洲人三百年的统治,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进步都起了阻滞和破坏的作用。当时的农民受到了最大的灾难,而也只有农民敢于起来做反抗的先锋。这两代农民战争都曾把反对异族统治、恢复中华,提出来做为鲜明的政纲,结果他们也的确是成功了。假如没有千万农民奋不顾身地起来,那在异族主宰下的漫漫黑夜还不知要长到多久!

  拿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来看,最可看出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了。因为太平天国是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

  假如从来的人都把农民战争着做是毫无意义的草寇,那么孙中山先生就是第一个打破这传统看法的人。他看出,历史上农民的"造反"正是对于专制政体的反抗行为,对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他尤其再三强调。在中山先生早年所撰《太平天国战史序》中非常惋惜太平天国的失败,指出在满清统治下"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所以只有农民孤独地起来发动革命,不得不失败。在民国十二年的一次演讲中,中山先生也说:"洪秀全自广西金田村起义,打过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本来可以成功的,因为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出来破坏,所以失败……如果汉人不反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他把"辛亥革命"看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未完成的任务。中山先生一方面批评了太平天国不能实行民主,还是称帝称王,以致闹成内讧,"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而另一方面,中山先生又十分推崇太平天国当时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他说:"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之后,打十几年仗,无形中便行了一种制度。"他以为这种制度是接近于共产主义的(见中山先生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欢宴各将领演说)。

  中山先生是中国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领导者,所以他就能对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作了公正的评价。自然,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已是远超过农民战争的范畴,也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中山先生既能看出农民战争的意义,所以他也就看出了要使民族民主革命得到胜利,必须把农民动员组织起来,而要通过革命的过程建立新中国,就必须认真解决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有耕种的土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能够看出这一点,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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