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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
〖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年）号卓吾，又号笃吾、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明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其父、祖皆回教徒，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贽中福建乡试举人。因“困乏，不再上公车”。此后，历官河南共城教渝、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因不耐“受人管束之苦，辞官到湖北黄安依友人耿定理生活。耿死后，移居麻城龙湖，筑芝佛院以居。生活赖寺僧奉侍。贽隐居龙湖二十年，其大部分着作在此期间完成。何心隐被杀，贽很悲痛，着《何心隐论》以示追慕，并指斥耿定向能救心隐而未曾救援，批评其道学为假。耿嗾使人毁谤李贽，并派人拆毁芝佛院，驱逐李贽。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２），李贽离开麻城，到通州居住。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李贽逮捕入狱。次年，李贽在狱中用剃刀自刎。李贽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见过王畿与罗汝芳，对其表示崇敬，又与焦□友善。其学最显着特色为反道学。他自谓“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尤恶”。他通过讽刺笔法，利用反语形式，揭露社会上信仰主义者的虚伪，道出自己与封建社会礼俗的矛盾：“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者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胧而听之。万口一词，不能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续焚书》）从而把“大圣”的垂训、儒先的传注、家庭学校的诲诫及世俗的认识，统评论为一种朦胧的沿袭。他认为，一世之人，千年之目，皆是“□其糟而啜其□”的朦胧诗，皆是“有目无所用”的瞎子。对于儒家“大圣”孔子，李贽并不崇奉，曾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六经、《论语》、《孟子》，他持轻蔑态度，谓《论语》不过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有头无尾，得后遗前，大半非圣人之言。即或有圣人言，也是-时的因病而发，不是“万世之至论”。他指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为道学的思想依据，与所倡导的纯真的“童心”不可同日而语。他所谓的“童心”，与罗汝芳所说的“赤子之心”同旨。李贽批评道统说，认为道无不在人，人无不载道。如谓自秦至宋中间千数百年“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如谓直到宋儒才得道统之传，则“何宋室愈以不竟，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他认为道学家指出道统说，无非是“好自尊大标帜”，乃是一种捏造和对古人的诬蔑。李贽又贬低程颐和朱熹的地位，把他们列入“行业儒臣”与“文学儒臣”二类，而不予以“德业儒臣”的地位，不承认有所谓道统。他揭露和嘲笑道学家的虚伪和丑恶，谓道学家自鸣清高，而实际志在高官厚禄。有的道学家能写几句诗，就自称山人；有的不会写诗，会讲“良知”，就自称圣人。他们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他指斥道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同狗彘然”，认为他们“唯无才无学，若不以圣人讲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他描绘道学家的丑恶形象说：“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染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焚书》）其哲学思想没有摆脱王学和禅学的影响，但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如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他还主张重视功利，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李贽也是一位文学家，曾评点《水浒传》。其着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等。李贽属泰州学派，被儒学正宗视为“异端”、“猖狂无忌惮的小人”。但这也恰反映了其思想特色及反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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