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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通说
〖春秋通说〗十三卷。宋黄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穷经笃古，老而不第，其他难以详考；《温州经籍志》云：“仲炎，旧府县志无考，据李鸣复奏状称温州布衣，状末有‘甄以宠光’之语，则若晦进书时，鸣复又为乞思泽。万历《温州府志》选举门载宋进书补官有永嘉黄叔炎，当即仲炎之误，然所补何官，终无可考。”此书告成于绍定三年（１２３０），奏进则迟在端乎三年（１２３６）。自序认为，《春秋》为圣人教戒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所书之法为教，所书之事为戒。自三《传》以褒贬立意，专门师授，仍陋袭伪；由汉以后，类例益歧，大意隐矣。所以，此书大旨认为《春秋》直书事迹，义理自明；对于自古以来诸儒经师所谓有“王不称天，桓不称王”之类，均给予扬弃。朱熹《朱子语类》曾说，《春秋》是圣人据实而书，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须在一字一辞间求褒贬所在，窃恐未然。仲炎的《春秋》无褒贬说，实际上正是承继朱子而来，并将这一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发挥。自汉以来，诸儒研治《春秋》，大抵以褒贬赏罚为宗旨；仲炎此论，突破了旧说的限制，丰富了《春秋》一书的研究内容，是宋学在疑经惑古思想指导下研究《春秋》所取得的一个突出成果。同时，仲炎的部分结论，同多数宋儒一样，难免有臆说武断之言。如于南季来聘，据三《传》及《戴记》，认为天子无聘诸侯之礼，《周礼》“时聘”之说不足信；于膝、薛来朝，认为诸侯无私自相朝之礼，三《传》俱误，如此，则过于疑古。以子同生为传语误人经文；以葬蔡桓侯为公字之伪；以同围齐为围重写字之误，疑及正经，未免臆为推测。以盟首止为王世子立党制父，则过于深文。书中对胡安国《春秋传》亦进行了评论，指出孔子虽因颜渊之间，有取于夏时，不应在修《春秋》时而速有所改定。胡氏认为《春秋》以夏正冠月，朱熹驳其有误诚属允当。孔子之于《春秋》，述旧礼者也。如恶诸侯之强而存天于，疾大夫之逼而存诸侯，愤吴、楚之横而尊中国等等，此皆臣子所得为者。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窃用天子之赏罚，决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将以律当时之僭，其可自为僭哉？其立意正大明白，所论深得经旨，远胜胡安国之论。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等。 以《春秋》所载事迹类编为目，前冠序，后附论断。第一卷为王朝及霸国，霸国之中黜秦穆、楚庄而保存宋襄，于晋文以下列自襄公至定公十君；并特附以鲁国二卷，为周同姓之国；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为周异姓之国。将秦、楚、吴、越列于诸小国之后。宋代为积贫积弱的朝代，内忧外患屡屡不断，特别是南宋时北方半壁河山被金人占领，面对此情此景，讲伦常，讲君臣关系的宋儒在研究《春秋》时，多有感而发，李琪亦不能出其外。书中所论，皆有目的。如议晋文借秦抗楚，晋悼结吴困楚，实则为徽宗时之通金灭辽而言。讥纪侯邻于仇敌而不能自强，则显然为高宗不事北伐复国而专事和议而言，其为文之用意在于鉴戒。至于称鲁已灭之后，直至秦、汉犹为礼义之国，则自解宋室．南渡之弱。霸国之中退秦穆、楚庄而进宋襄，则自解北辕之耻。置秦、楚、吴、越于诸小国之后，则又隐喻攘夷一抑金尊宋之意。诸如此类作者通篇均属借《春秋》以寓时事，大体与胡安国《春秋传》同。并且，其思想亦与胡氏一致，既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于口头高喊要讨伐金人，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害怕战争，讨厌战争。所以，此书是宋儒挟带现实问题去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最典型着作，对后人研究南宋诸儒的心态，参证价值尤高。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及乾隆末当涂朱煌刊本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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