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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二十一卷，清康有为（１８５９-１９２７）撰。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开始撰定，二十二年成书。为继《新学伪经考》之后又一部主张托古改制的重要着作。全书共二十一篇，每篇一卷：上古茫昧无稽考第一，周末诸子并起创教考第二，诸子创教改制考第三，诸子托古改制考第四，诸子争教互攻考第五，墨老弟子后学考第六（附表’），儒教为孔子所创考第七，孔子为制法之王考第八，孔子创儒教改制考第九，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十（纬书附），孔子改制托古考第十一，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第十二，孔子改制弟子时人据旧制问难考第十三，谱子攻儒考第十四，墨老攻儒尤盛考第十五，儒墨交攻考第十六，儒攻诸子考第十七，儒墨最盛并称考第-卜八，鲁国全从儒教考第十九，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间尤盛考第二十，武帝后儒教一统考第二十一。康氏在《新学伪经考》中主张古文经传皆为刘欲为助王莽篡汉而伪造，只有今文经传才是真经。此书主张今文经都是孔子所作，而不是所述。孔子作六经，意在托古改制，即孔子按其政治理想，假托尧舜等人的言行作六经，为其实现社会改革之张本，以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创立儒教的“教主”，否定了历代儒家所谓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观点。又认为不仅孔子托古改制，诸子无不托古改制，实为康氏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康氏认为，孔子改制的精义，主要反映在《春秋公羊传》中，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公羊传》中有“通三统”、“张三世”说。“通三统”即夏商周三代不同，应因时变革；“张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变愈进步。《礼运》中又有小康、大同说，康氏认为太平世即孔子所谓的尧舜禅让时代，即《礼运》所称的大同之世；文王行君子之仁政，是升平世，即《礼运》所称的小康之世；孔子所处代则为据乱世，所以要托古改制，变据乱世为升平世、太平世。康氏认为他所处的时代亦为据乱世（即封建君主专制），必须依古改制（变法维新）进入升平世（君主立宪制），实是康氏以今文经学为根据，参考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为其变法维新制造舆论，故梁启超谓“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在学术方法上，有为主张读书不当只求诸章句训沽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而所谓义理，又非空言心性，而在于古人创法立志之精意，反对清儒的汉学、宋学的根本研究方法。认为孔子之创立学派与诸子刨立学派为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方法，都是托古改制，将孔子与诸子并列进行研究，教人以比较研究之法，与传统的“别黑白定一尊”方法有所不；同。又谓孔子之所以为大，即在于建设新学派，即所谓创教，鼓励人的创作精神。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氏提出古文诸经大部分为刘欲伪造，而此书义以“真经”即今文经全部为孔子托古之作，对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看法提出异义。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与方法等，集前人辨伪、疑古之大成，对后来的疑古思潮也有一定影响，方法上采用先立论、后求证。在学术上不无附会、武断之处。此书曾被顽固派攻击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的“无父无君”的判逆之作，戊戌变法失败后，两次遭到清政府禁毁。有１９２０年刊《万木草堂丛书》本、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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