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历史的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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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1925年到1926年,是张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寇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害得张宗昌的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

  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没上过一天学,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前面讲过,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张宗昌的原型(作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就是公开地走私、贩毒,其实这种事每个军阀都要沾,但都没有他张宗昌干得这样肆无忌惮。同样精于此道的小军阀孙殿英是个N姓家奴,跟谁都跟不长,就觉得跟张宗昌舒心。第三个“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张宗昌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小老婆。张宗昌随身“携带”的小老婆就很多,据说是“八国联军”,有好几个国家的。此公走到哪里都乐意将他的姨太太队伍带着,甚至出入外国使馆也不例外,一队马弁和一队姨太太,这是上过外国报纸的。除此以外,他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要逛窑子,看上哪个窑姐就带出去给他做老婆,租间房子塞进窑姐,外面挂上“张公馆”的牌子,再派上个卫兵,他张宗昌就算又多了一位姨太太。不过,几天以后,这个姨太太就被忘记了,卫兵开溜,姨太太再做冯妇,重操旧业。此地的闲汉再逛窑子,总会叫:走,跟张宗昌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就一笑置之。

  张宗昌虽说混,但能在那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崭露头角,却也不是没有他的过人之处。头一条,有点歪心计。张宗昌治军是一笔糊涂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纪律可言,但他看准了那个年月中国军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个子蓝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趁俄国革命,东北充斥了流亡的白俄之际,他收编了一万多白俄兵,每仗都令这些白俄打前锋,其他军阀的士兵,碰上这些丧家的洋鬼子也照样脚软。所以张宗昌就总是赢,从东北一直打回自己的老家山东。其次是有点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

  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粗鄙而且流氓到了家的军阀,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做过诗,而且还出过诗集,你信吗?别忙着摇头,这是真的,谓予不信,先抄几首在下面:

  其一 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笔者注:奶奶应读作奶奶的,以骂娘的话入诗,真是狗肉将军本色。)

  其二 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笔者注:起句妙,足以流传后世。末句开始拽文,估计是经过了王状元的修改,“吞扶桑”实际上是一句当时流行的空话。)

  其三 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笔者注:此诗最合古人张打油风格,但有抄袭之嫌。)

  其四 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笔者注:只有烟鬼才有如此想像力。)

  据有关人士考证,在1925年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曾经花重金,请出清末最后一科的状元王寿彭做山东教育厅长,并拜王为师,让这位状元公教他做诗,结果是出了一本诗集《效坤诗钞》(效坤为张宗昌的字),分赠友好。这位状元据说本来不该是第一,只因殿试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的生日,主事的人为了拍老佛爷的马屁,故意将个叫寿彭(寿比彭祖)的人提到前面,好让老佛爷第一眼就看见吉利的字眼,龙心大悦。按说,虽然清朝最后一科考的是策论,但混到了状元,帖试诗总是做得的,不知怎么,这位王状元待到教学生的时候,居然一色的薛蟠体。其实,就是不做这番考证,看着这薛蟠体的“诗”,读者大概也能相信,我们的张效帅,的确做过诗的。

  其实,张宗昌当时不仅做过诗,而且还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都最好的《十三经》。在大印《十三经》的同时,张宗昌还让王状元整顿山东的教育,在学校里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校里必须设经学课,说是要挽回道德人心。看来,我们的张效帅跟薛蟠确有不同,做诗不是和妓女戏子逗着玩,主要是为了偃武修文。

  耀够了武的有权有力者,总是免不了要弄点文。从小的方面讲,是他们总以为自家应该能文,甚至做诗。隋炀帝不是说过,就是跟士大夫们比诗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从大的方面讲,修文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毕竟,在中国这个“诗之国”里,修文或者能文的统治者,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统治合法性。因为“文”在古意里,也包含道德,修文也意味着以德治国,退一万步说,至少让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心里感到踏实——哦,原来上头的跟我们有同好!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夺了侄子的鸟位,杀够了人(对建文的忠臣夷十族),于是有了《永乐大典》。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清朝有了《古今图书集成》,有了《四库全书》。当然,到这个时候就用得着文人了,于是皇帝身边围了一群能文能诗的“上行走”,有权的大臣身边有能文能诗的清客,大家都围着一个中心诗酒唱和。传到我们的张宗昌了,身边来了一个状元公王寿彭,于是大家都不再稍逊风骚,不仅书编出来了,而且有诗传世。只是当年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四万多首(写了可能有上十万),而张宗昌才薄薄的一小册,难怪康乾盛世总是那么让人看好,说也不够,写也不够,演也不够。

  有权的人只要肯写,肯定会有人叫好,而且是轰然叫好,就像《红楼梦》里大观园刚建好,宝玉题诗的时候贾政的清客所做的那样,叫好必然搔到痒处。乾隆文思泉涌,逢事必诗的时候,自是喝彩声一片;当年张宗昌写出诗的时候,据说也反响异常,王寿彭就捻着胡子击节赞赏,还为之一一润色——估计是改错字。大家一叫好,能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也就难了,用不了多长时间,皇帝或者准皇帝都变了诗人,以为自己就是此中高手,再下去,天下的诗文好坏优劣,也都待皇帝的金口玉牙来评判了。于是,文网张开了,文字狱出来了。张宗昌虽然在写诗方面略逊于前朝的皇帝,但以言罪人的政绩,却不让古人专美于前,他和他昔日的主公张作霖,杀记者都有那么两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武夫在忙于战事的时候,对那些乱嚼舌头的新派记者倒还能容忍,一旦开始吟诗作赋,偃武修文了,新派知识分子的脑袋也就有麻烦了。

  清朝有人因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丢了脑袋,那是冤枉的。我想,如果不是冤枉的,用来写成匾,挂在康熙、乾隆老儿的以及张宗昌的书房里,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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