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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商祖烈烈（公元前1600—前1046年，青铜时代）
(一)
商汤，我们叫他汤先生，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梳着矮髻的短个子中年人。他的十四世祖爷爷，就是山东大地上的一只燕子。
当初，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去池塘洗澡，看见燕子从空中扔下一只鸟蛋。这女孩刚好饿着肚子，就一口吞了，于是怀孕生了孩子，就是汤先生的祖先。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就是这样。为了纪念这件事，这女孩还唱了个歌，歌词只有一句：“燕燕往飞”。意思是“我的爱情鸟，它已经飞走了。”这是北方中国最早的情歌，南方则是大禹媳妇的“候人兮猗～～～”。
作为东夷族的一支，商族跟其它东夷族一样，都崇拜凤鸟。汤先生有时候坐在高高的大树下面，和旁人一起回忆自己的燕子祖爷爷。这只飞走了的燕子，给了商族人很多启示，比如汤先生就养成了含球的习惯，他把小石球含在嘴里，鼓腹而游，自得其乐，仿佛变成了那只衔着鸟蛋的燕子，虽然这显着地损害了他的牙齿。汤先生说：“我死以后，也要把石球含在嘴里。”后来，死者含玉的习俗扩展到全国，而所谓玉，不过是一种光泽特殊的石头罢了。
祖爷爷燕子扔下的鸟蛋，被那女孩吃了，生下的就是“子契”，子契的光辉事迹散见本书的前文。这位鸟蛋之子，长大以后，担任了舜帝的文教部长，并且与大禹先生过从甚密，成为F4中的光荣一员，帮助大禹治水。这些功劳使得他衣锦还乡，被封到了山东，成为汤先生缅怀的对象。每当回忆到这里，汤先生总要情不自禁向西眺望，仿佛听见黄河的涛声滚滚，仿佛看见自己的祖爷爷子契游逛于中原的花花世界。据说中原的月亮比东夷族的更圆，什么时候我也去那里建业扬名。
汤先生作为子契的第十三代孙，此时正坐在山东曹县大树下面，嘴里含着石球，脑袋顶上是商族人流行的平顶冠——有点像现代的护士帽子。他上身穿着交领右衽的短衣，右腋下开襟，与甲骨文“衣”字相合。下面没有穿裤子（裤子是战国以后才逐渐有的）。汤先生下身穿的类似后世的裙子，但却是前后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可以开合。为避免腿部寒冷，还用布条缠绕小腿，仿佛八路军的绑腿（这是未来裤子的雏形）。汤先生的脚下是一双葛藤皮编成的鞋子，尖头高高翘着，十分花哨，好似阿拉伯王子。他的下巴按照商人的习俗，刮的一干二净。商族人觉得留长胡子不好，胡子太长妨碍行动，系鞋带老把胡子也系进去。
汤先生身后有两个侍卫，都举着纹饰精细的玉铲、玉斧，汤先生手里还握着象牙雕筒，里面装着古代饮料，精制的做工表明了商人精神生活水平颇高。
商人之所以叫做商人，也是源于祖上的燕子。“商”字，就是燕子展翅飞翔的样子。商族人天性喜欢远游，兴致盎然地赶着马车牛车从事贩运，使他们成为最早的商人，这也是后来生意人之所以被叫做商人的原因。并且他们使用贝壳作为原始的货币。商人作为东夷人的一支，同样也强勇有力，持弓带箭，尚武好猎，但这并不妨碍汤先生本人成为仁让的楷模，据说汤先生心性柔顺，好让不争，还特别喜欢小动物。有一次他出外打猎，看见族人们把整片林子用罗网包围起来，网孔大小正好能钻进一个鸟头。一旦鸟撞上网去，鸟脖子的羽毛卡进网眼，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只好被商人摘下来活捉。当有成群迁徙的鸟路过时，一次就能网到几百只不止。
汤先生的族人们把网围好，一共四面，密不透风，想把林中的鸟赶尽杀绝。在敲鼓制造噪声之前，一名神汉先行祷告：“圣明的天神啊，我们祈求：四面八方的野鸟，一个不留，都撞到网上来吧。”汤先生一听，笑了：“呵呵！夏桀才这么干呢！赶快把网撤掉三面，愿意向左飞的，向左飞；愿意向右飞的，向右飞；一定要向前死不改悔的，那请撞到我的网上来吧！”
这个“网开三面”的故事随后传开，邻居的诸侯们纷纷议论：“汤先生的道德真是完美无暇，连禽兽都受到他的庇护，更何况人呢？”于是，一个叫伊尹的大政治家，就背着他的炒菜锅，慕名来投奔汤了。
顺便说一下，吃鸟是陋习，鸟和其它野兽一样都携带非典病毒，不要吃。
“你有什么本事啊，伊尹师傅？”汤先生发问了。一边问话，一边还把嘴里的石球用舌头推来挡去，以免它影响气流。
伊尹背着炒菜锅——因为他的职业是一名厨子，一拱手：“汤公，我是个大厨，我的本事是煮饭。我从煮饭中悟出了治国安邦的道理。”
“那快说说吧。”
于是伊尹从背上解下炒菜锅。说“炒菜锅”还不准确，我们知道，现代中国菜的特色炒法是“热油旺火快速爆炒”，色、香、脆俱得保存，但当时还没有这技术，要等到铁的冶铸成功以后才有可能（铁锅传热快，薄底铁锅，可以实现快速爆炒）。但当时还远没有铁器，伊尹这锅是陶制的，传热慢，不能爆炒，所以当时做肉、做菜的方法都只能是煮。
伊尹说：“煮米也好，煮肉也好，煮羹也好，都要使用文火慢慢地来。把各种作料切碎，成分搀和一起，和济五味，酸中带甜，甜中带咸，辣而不烈，淡而不薄，咸而不厚，甜而不腻，酸而不酷，混合天成，这就是调和主义、中庸思想，精妙细微，不能言传。具备中庸思想的香味溶解于水中，无影无形，它浸入肉的体内，甘美异常，再从肉体散发出来，勾人馋虫，直传到几百米远，肉就算煮到最高境界了（类似广东人的煲汤啊）。我把这种观念引入为政，为政就要讲究调和，调和是为政的道理，调和各种势力，譬如春风沐雨，君臣相符，诸侯恭顺，百姓克偕，全在一锅当中，这是为政的化境。而调和的极至就是中庸，把握此理，向东向西，从心所欲，有志必逞，无往而不克。”
汤先生听罢，站起来一揖到地：“伊尹师傅的锅主义和煮文化，真是振聋发聩，我耳目为之一新，疑问焕然冰解。您这个厨子的才干，真足以经纶天下，匡扶宇内。真天赐我两腿瑰宝也。”
潇水曰：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西方人吃的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所培养出了麦子，走上了“烘烤”的路，麦子磨成面，烘烤成面包，还有烘烤肉。从而产生了烤文化和刀叉这样的餐具。而古代中国，则以小米为主食，小米不适合烤着吃，小米只适合于煮。在此习惯下，又煮肉，煮菜，凡此种种煮，使得中国人从中悟出了“煮文化”。煮的时候，肉汁、菜羹等等就要调和，讲求各种味道因素的调和，咂摸着汤的滋味，维持一种模糊的平衡，不越出既定的和谐，不破坏已有的秩序，能融合于某种体系，养成了中国人和顺善容的本性，善忍，能适应，以及求和谐、求安稳、不愿变的心态。
“做人不可不聪明，亦不可太聪明；做事不可太落后，亦不可太争先”，凡此种种格言，都是我们“煮文化”的体现，说白了就是中庸。中庸可以避免过激，但也失去了冒险和创新。中庸就是模糊，所以当官向来就模模糊糊。我们煮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煮肉的锅，都上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三足两耳的鼎。
而西方的烤文化，每块肉是单独进行的，每批面包也只能烤出单一个味儿，不需要混在一个大锅里调和（除了在熬制蘸肉吃的调味酱的时候），所以西方人不特意强调维持一种平衡或平和，不惮于改变一种安稳的既有状态。对个人来讲，也不强调融洽于既定的组织体系，而更多是individualism，为人的个性态度上往往也旗帜鲜明。
(二)
伊尹，顾名思义，诞生在伊水上，也就是洛阳地区，夏王朝统治的核心。
既然伊尹来自夏朝，那他应该会说夏朝话，于是汤先生派伊尹回去当卧底：“我听说夏桀残贼诲内、劳民伤财，但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请你回去看看究竟吧。”
伊尹奉命离开山东曹县，西行回到中原，钻入夏王朝的都城（河南巩义），开始从事间谍工作，收集情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007。为了隐藏他的身份，汤先生还开枪为他送行——亲自追杀他，朝他放了几箭，使伊尹好像是被东夷驱逐了似的。
伊尹凭借自己的大厨手艺以及莫须有的英俊外表，成功地渗透到夏桀后宫，与上流社会的妹喜女士关系暧昧。妹喜是个小巧型的美女，个儿不高，瘦弱纤细，轻盈袅娜，娇美，有点像张柏芝，被夏桀爱得发狂。两人日夜欢乐，须臾不能舍。夏桀常置妹喜于膝上，与之嬉戏。妹喜喜欢听裂缯之声，夏桀就给她找来大匹绸缎，撕成一条条地听。但是好景不常，夏桀又喜欢上了另外两个来自四川地区的美少女：琬小姐和琰小姐，都是性感的女俘虏，与夏桀打得火热。
妹喜受到了冷落，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夏桀却无能为力。于是她装作漠不关心你，偏和大厨伊尹鬼混在一起，一起向流星许了很多的心愿，作为抗议和报复。
伊尹从无辜的妹喜嘴里不断套到情报，比如夏王军队的布署位置等等，使得后来商人能灵活地绕开了夏桀的主力纺线。伊尹成功的间谍行动，后来被记录在《孙子兵法》、《阴符》等古书中，孙武把它总结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叫苏秦的战国人看了这些书，被伊尹的冒险行为深深吸引，也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知名间谍，这是后话。
伊尹还通过妹喜的引荐，参加了夏桀的宫廷沙龙，观看那臭名昭着的饮酒比赛。在酒池边，群臣喝多了，就互相持着膀子，东倒西歪地努力站起来，把靡靡之歌反复唱起，又举起杯子向夏桀敬酒。夏桀安排了一群三陪女，给他们搂着抱着，不胜欢娱，男女杂处，兴云作雨，据说一个月不出来。宫殿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伊尹又走访了一些当地人民群众，发现聒噪之声传遍大街小巷。原来是夏桀的流行乐演唱组，一共三万人，都穿着文绣衣裳，从早到晚呕歌不断。人们扶老携幼跑到宫门看奇怪，夏桀不喜欢被偷窥，就放老虎出去，追着市民屁股跑。
伊尹发现，由于夏桀胡作非为，导致人间出现灾情，中原大旱：伊水洛水彻底干涸（这是夏朝赖以生存的两条主要河流），庄稼受到影响，产量骤减，黄帝在天之灵吃不到子孙献上的谷物祭品而饿得嗷嗷直叫。怪异现象连翩而至：夏都城里的狗，突然疯了，成群结队嗥嗥地跑出去，纷纷跳入山涧。美人们则把脸蛋涂黑，用草绳捆束头发。歌星都吞下木炭变成哑巴不再唱歌。朝野的坏人成功发财，西王母一怒之下折断头上的天平，表示人间没有法度。城外飞鸟的羽毛纷纷落下，夏王都好像飘起了白雪，野兽们在“雪”中瘸着脚，狐狸钻在洞里不敢出来，家猪们则衔着草垫子坐在水中，马牛到处拉屎（不过这最后一条即使在太平盛世也是这样的）。
由于没有文字可凭传递信息，伊尹亲自跑回山东曹县，把这些珍贵而激动人心的信息报告给汤先生，并且说：“我观察了夏桀的厨房，他的粮食聚集得太多，堆积成山，多得吃不了，于是酿成整池的美酒。而他的农夫，在田里干活使用石铲、石镰、石斧、石刀，根本打不出多少粮食，骨铲、蚌镰、蚌刀也都不好用。夏桀有如此多的粮食，不是说明他国家富有，只是说明他征敛过度。万民不堪其苦，势必民怨沸腾。但是，夏桀是个乐观的人，就像水壶一样，屁股已经烧得通红，还有心情在吹口哨。”——伊尹说理总爱使用厨具作比喻。
汤先生露出满意的笑容，兴奋地站起来：“实话告诉你说，我这个人虽然被外面传说天性谨厚，柔仁不争，其实我一贯志吞天地。我早就准备好了给夏桀收尸了。我平时轻赋薄敛，与邻为善，其实我一直在利用田猎机会，训练武士。我想挥动这些虎狼之士，与夏桀会猎于中原。”
“眼下进攻夏桀，我看时机未到。”伊尹提醒说，“通过我的观察，夏桀虽然无道，但作为大禹的后代，是天下的共主，在诸侯中仍有威信。夏王朝已历四百多年，轻易不容易撼动。我们只有区区七十里的地盘，地狭人稀，好像一盆鲫鱼瓜子，做不出什么大宴的。”
“那您的意思呢？”汤先生有点后悔过早泄露自己的狰狞面目了，好在伊尹不是外人。
“我们必须寻找更多的鱼，才能凑足一盘菜。有莘氏，就是一条大鲨鱼，地肥人悍，武力冲天，四邻为之侧目，就在我们北面。他们的女孩，味道也好极了。如果您能跟他们攀上亲家，有了这娘家支持，就抖然阔了。”
“可是，我跟她不认识，没有感情啊。”
“我认为，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境殷实的女人。这一点你不知道吗？”
汤先生想了想，取出嘴里圆滑湿润的石球，傻傻地捏了一会，又放回去说：“那好吧，我就豁出我自己吧。”
在中国古代，婚姻是家族的行为，而不是当事人的行为。家族掌门人出于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扩大家族势力的目的而结婚，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牺牲了个人情爱。
夏日的夜晚，满天里沉碧一色，一颗小星，缀在月华波纹的外圈，汤先生和有莘氏的公主，拥在虎皮与丝绸布置的地铺上——结婚了。新房里黑乎乎的，含有松树脂的木条点着摇曳的火光。他们俩互相没什么话好讲，就一起抬头，望着天顶的星星（因当时房子多在房顶开窗，固可以望见）。他们看见明月洗尽了满天的铅华，鲫鱼瓜子获得了强大鲨鱼的联盟。
(三)
伊尹所提到的夏朝末年的这场大干旱，足以跟夏朝初年大禹时期的洪水媲美：伊洛干竭，五谷焦死，严重影响国民生产。而气候变异，往往又导致政权的更替，这又是不断被历史证明了的。伊洛两水的干涸，就等于宣布以伊洛两水为基地的夏王朝的命脉断绝。
针对天气亢旱，东边山东地区的伊尹则找到了有效的solution。伊尹不但会给人做饭，也会给植物做饭：他用人畜粪便喂养植物。庄稼们乐了，吃的又饱又香。使用肥料是当时农业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光有粪没有水也会烧死禾苗，伊尹又教大家去背水，以抗旱情。商族的农业水平一点都不比华夏差啊。
其实，东夷族的文明很发达。他们烧制的黑陶，温度高，质地更坚，黑泽照人，一路向西传播，取代了华夏地区的红陶而成为流行款式。他们的“蛋壳陶”更是令华夏人瞠目结舌。东夷人甚至创造了世界上最早使用高岭土的记录，用以烧制白陶，是瓷器发明的前奏。东夷族的青铜技术也率先出现萌芽，添补了华夏族在这一领域内的空白，成为未来商朝青铜器文化的先声。总之，东夷人在手工业、商业上有着傲人的成绩和领先的地位。
东夷族与华夏族的对立，是凤与龙的纠葛，最终也将“龙凤合流”：龙有了鸟爪，凤有了蛇颈，相互取得对方的特征，融合成为统一的汉民族。
从东夷进攻华夏，第一个障碍就是河南西部的葛国，挡在夏桀与商汤之间，是夏桀的忠实属国和汤先生的眼中之刺。汤先生觉得有必要颠覆这个与自己等大的小诸侯国，以方便染指中原，于是派出核查人员到葛国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武器，倒是看见国君“葛伯”是个好吃懒做的无神论者，不喜欢祭祀。因为祭祀需要烧掉埋掉大牛大羊，他舍不得。汤先生以此为口实，派出外交人员向葛伯提问：“贵国不敬上帝，长期拖欠缴给天神的会员费，我们特来问问为什么？”
葛伯正在啃羊腿，学名叫做“炙羊腿”：把羊肉串起来，架在火上烤，一边往上涂调料，以免烤糊了，这就是炙，类似现在的做烤鸭。当时的灸品有灸牛肉、灸羊肉、灸猪肉、灸雉、灸兔、灸鹑等等。而把鲜嫩的肉切成薄片，用调料浸了生吃也不错，类似日本人的生吃鱼片——这叫做脍。这就是所谓的“脍炙人口”。
葛伯放下肉碗——因为是跪坐在地上吃饭，陶碗底下有一个高的脚，戳在几案上，免于吃时有弯腰缩颈之苦。葛伯说：“我们这个地方不产牛羊，好不容易有几只也被我吃了，哪有富余祭祀天神？”
祭祀天神要求用纯一色的牛、羊、犬、豕，确实不好置办。汤先生就派人送了肥大的牛羊给葛伯去。结果葛伯把这群牛羊全都自己吃了，天神还是饿着肚子。
“您怎么还没有祭祀啊！”汤的外交人员大惑不解。
葛伯又推脱说：“我们不是不懂得祭祀的重要，只是每次祭祀除了牛羊还得具办酒食。我们的田中大旱，种不出粮食来，哪有给天神的？”
汤就派出一批劳动力前往葛地助农，老人小孩们往地头送饭。葛伯的老百姓觉得等着庄稼长出来太漫长，干脆先把饭抢来吃了罢。于是冲上去要盒饭。一个送饭小孩坚持原则，反抗抢劫，说：“没有饭卡不给饭。”对方就急了，抡起石块把小孩砍死了。小孩临闭眼还攥着沾满了鲜血的盒饭。这个暴行激起了商族上下的愤慨，汤先生不失时机地组织起他的第一次翦夏之征，叫上他老婆的有莘国大鲨鱼，以及盟友仲虺（念灰）的薛国武装，成功地把葛国灭了。
商汤灭葛之前，干吗要费这么多周折呢？又送饭又送羊地，直接打过去好啦。这是因为当时部族领袖还没有达到后世帝王那样的绝对权威，想让人们去打谁就打谁。商族人众又不愿意出去打仗，而更想在家务农，这一点后面我们可以给出证据。所以商汤又送牛又送羊又助农给葛国，然后以葛国的无理，来激怒商人。当商族小孩最终被石头砍死，商族人终于像公牛见了红布，群情激昂地愿意跟着商汤去大举灭葛了。
所以，这个战争借口，不单是给被打的国家看的，更是给自己的民众看的。在王权不够强化的夏商周时代，民众的意见还是颇能左右上层决策的，合理的战争借口，对于雄心勃勃的君王，是不可或缺的了。
战争借口，同时也是给自己的盟友们看的。以商汤七十里面积的小小封国，和葛国单打独斗，胜负参半，唯一赢人的办法是拉几国联军。而联军兴兵伐向某一诸侯，是非得有一个看上去比较像样的理由不可。这就是美国打伊拉克，需要找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借口一样。
总之，任何战争都需要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借口。实在找不出发兵的理由，就说对方“侮辱了金木水火土”，也是可以呵！
总之，从打葛伯这件事，看得出来汤先生是个很有征服欲的雄心家，为了达到目标而处心积虑，煽动民众跟着他出去搞兼并侵掠，也许有点向希特勒吧。
汤的翦夏之战，合计十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据孟子说，汤向东征讨，西夷就埋怨，怎么不来打我啊；向南征讨，北狄就埋怨，为什么偏偏到我这儿来得这么迟呢？老百姓都期待着他来打，如大旱之望云霓。汤先生杀了他们的国君，老百姓就如同下雨一样爽。汤于是无敌于天下。
当然这是孟子为了推销他“仁者无敌”的论调而胡乱吹嘘的，事实恰好相反，无敌于天下的绝对不会是痴仁者流，诸侯老百姓也不会贱得盼着别人发兵来打他。虽然文献记载中的汤讲求仁义，被后代学者美化成了一个“网开三面”、“汤德至矣”的圣王，但从后来的商朝推测，商人仍然是个“先罚后赏”、不重文教而崇任刑罚的部族。
商族人作为东夷的一支，一旦被商汤煽动起来了，其人性残忍的一面，就跟希特勒鼓唆下的德国人一样，任意放纵了。一些考古发现，证实了商族的进攻其实非常残酷，商的战斗英雄们以猎取敌人的头颅作为荣耀，头盖骨是他们的最爱。把敌人的脑壳齐着眉弓经耳际到后枕锯下来，做成饮酒的酒杯，样子有点像北京人非典时期戴的“猪嘴”口罩，是荣誉的象征，给商族的英雄使用。考古出土的头盖骨上往往留有砍偏了的痕迹，表明被砍者尚在挣扎，使得施暴者砍得不够齐整。
类似葛国，很多诸侯国，被汤先生灭了，那些奔逃着的亡国者，被纷纷追上来刺倒。跌倒之后又被踩在脚下，用石斧在脑后制造斧痕。国破人亡、流血浮尸、呼号之声，经过时光大网的过滤，至今已微弱无闻。
所谓儒者的理想，毕竟掩盖了不了血淋淋的事实。汤先生把“猪啊羊啊送给葛伯去”的学雷锋行动不能掩藏他故意制造战争借口的启图。
葛伯之族在亡国之后流离失所，成为葛姓的先人。很多很多年以后，一些葛姓的人被安置在山东诸城，为了区别开其它的葛姓，就叫“诸葛”。这是诸葛亮先生姓氏的来源。原葛国的位置，在今河南省西部的宁陵县。现在宁陵县已经不缺牛羊了。羊的存栏55万只，牛存栏7.3万头，猪就不用说了，28万头，是畜牧大县了，呵呵。被污蔑为贪吃馋鬼的葛伯在天之灵，睹此，不知该作何想也。
希望宁陵人也经常祭祀喂养一下他罢。
葛伯
(四)
汤的策略是先弱后强，由远及近，逐个翦除夏桀的羽翼，削弱孤立夏桀。汤的工作从葛国开始，然后进一步向西推进到韦、顾、昆吾三国，这是夏桀在河南东部地区的三大防御支柱。夏桀不敢怠慢，动员人马补充支持前线三国，可是韦、顾已经陷落，勉强保住了昆吾。
夏桀一方面加兵昆吾，巩固东方防线，一方面传令山东东夷诸族从后面攻袭商汤。看来，东夷族不是团结一致的群体（这也是他们与华夏族竞争一贯占下风的原因）。一些东夷部族接受了夏桀指挥，从背后攻击商汤。商汤看到自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赶紧向夏桀谢罪，请求投降，发誓效忠夏桀，恢复纳贡。
夏桀没有看过鲁迅的书，不知道“打落水狗”的可贵论点，所以表现出妇人之仁，放掉了商汤。这与夏桀“残暴”的恶名声颇不一致，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史书上对他众口一词的指责或许有人为捏造的成分。
不过，汤的行动毕竟给夏桀敲了警钟，使他意识到诸侯已有二心，为了控制事态，夏桀下令在山东济宁会见诸侯，告诉大家他是天子，仍有威力。就像公狮子咆哮几声，宣布自己仍然雄壮，尚不会退休。
夏桀把咆哮地点之所以选在山东，是为了专门给东夷诸族看的。不料东夷之中有个“有缗国”牛气烘烘，故意不等散会就先行退席回国，不给夏桀留面子。夏桀为了杀一儆百，就率领参加会议的各路诸侯联合出兵征伐有缗。有缗国地小力弱，当然无法抵御，被灭国了事。
夏桀灭有缗是为了吓唬东夷，结果非但未能加强自己的权威，反倒搞得东夷人人人自危，与夏离心离德。从此战事向对夏桀不利的态势的转折。等商汤再度兴兵伐桀的时候，这些东夷诸族不再响应夏桀调遣。夏桀处理东夷事务的失算，在于他一味借助威吓而忘记了拉拢。
商汤招集人马、训练军队，在接下来的十来年时间里，进一步拆除夏的屏障，终于摆出了决战的态势，以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进攻夏桀。所谓“必死”，就是形容商族战士视死如归，如火烈烈。尽管如此，商汤觉得还是有必要再给大家讲几句话。他接过副官的大斧子，站在战车顶上，取出嘴里石球，扯开喉咙说道：“诸位，我听到一些议论，说我商汤不够怜悯你们，耽误了你们干农活，去打什么鬼仗！不过，不是我偏要犯上作乱，实在是夏桀罪恶太多，上帝命我征伐之。你们又要问了：‘夏桀到底有什么罪，值得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夏桀贪婪，耗费民力，害苦了夏朝人，普天之下谁人都知道。人们一致怠工，不跟他合作，诅咒他这个太阳早点灭掉，宁可与他同归于尽。夏朝烂到这种情形，我能不管吗？现在我要求，你们顺着我的意志去实现上帝的心愿，我就会重赏你们，决不食言。否则，死了死了地！”
商汤的发言，再次证明商族人本无侵掠之心，是在他的煽动兼恐吓下，战士们才都举起拳发誓：“我志愿跟随商汤，放弃家里的农活，去打狗日的夏桀。”商汤先生很高兴，刚要整军进发，就看见伊尹风尘仆仆跑来了。
伊尹喊道：“人马停下，大事不好了！”
这些年来，伊尹没少往夏朝那边跑，他刚从妹喜那里套到了一个绝密情报。“司令，你听我说！”伊尹对商汤讲道，“这次我从妹喜嘴里套到可靠消息——光着一条情报就顶一个师。妹喜告诉我说，夏桀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有两个太阳。西边一个太阳，东边一个太阳。两个太阳搏斗，结果西方日胜，东方日败了。
“啊？什么意思，东方日败！东方的输了吗？”汤司令无比沮丧，“你没记反吧？东方的就是我们啊，明明应该是我们嬴啊。”
“梦就是这样的啊。不过我有好办法，司令，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绕到夏都西边，从西边发动攻势，我们岂不就成了西边的太阳，夏桀成了东边的太阳。西边的太阳必胜，不就是我们一战而王吗？”
这个调换赛场的建议得到了汤先生的采纳，事实上，伊尹这一招歪打正着，落得高妙。众所周知，夏桀的防御重心都是针对东夷人的，所以重兵布署在国都巩义（洛阳地区）以东。商汤的六千子弟兵改从南边迂回穿插绕到夏都以西，发起强大迅猛的冲锋，属于军事学上的避实就虚，出其不意。这使人联想起希特勒绕开法国人钢筋混凝土垒筑的马其顿防线，向北迂回而攻入法国，活活把人气死。
夏桀对于国都西侧突然冒出地平线的商族部队大为惊恐，他的主力部队都集结在国都以东两百公里的昆吾（河南许昌）一线。史书上说两军未经接刃夏桀就主动撤退，飞也似地向东线昆吾靠拢，寻找友军救援，并且在狂奔的过程中士卒离散，形成溃乱局面。（未经接刃就跑，这可能有点夸张，大约也是为了衬托商汤的“仁者之师”所向无敌吧）。
昆吾之君接住夏桀，与尾随而至的商汤仓促迎战，被汤司令击破，昆吾之君战死。在汤司令的压迫之下，夏桀残军不得不继续向东撤退，跑了一百多公里才收住脚步。从这里再往东跑，就是山东东夷的地盘了。东夷诸族自从“有缗国”事件以后，纷纷背离夏桀，夏桀没有再往东的退路了。于是他就转过身来，与追击而至的汤司令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这就是着名的“鸣条之战”，发生在鸣条（今河南开封地区）。
东夷族一贯拥有优秀的武器装备，箭利矛强，从蚩尤时代就占着优势，一直使华夏族惴惴不安。从前“夏后杼”改进皮甲，目的就在防御东夷的利刃。夏的皮甲虽好，但夏桀的战士一路奔命，估计早把皮甲这样的重装备半路丢弃了，以求跑得轻快一点。于是，鸣条之战中，商族的六千子弟兵从士气到武器都占上风，附近诸侯国友军的支持也使他们春风得意。而夏桀在这一地区的铁杆属国早被商汤翦去。失去羽翼的夏天子只好孤身作战，逞其匹夫之勇。夏桀一手持矛，一手扬斧，双手挥动如轮，只身冲陷敌阵。四野的天云沉凝欲堕。
夏桀颇以勇力着称，据说能双手拉直铜钩，两臂生擒犀兕（兕是母犀牛），神力冠于华夷。虽然商族战士以骁勇犀利见称，但在夏桀的劈打之下，也纷纷倒毙，头破胸穿。夏桀身后还豢养着一班勇士，都能手裂虎豹。凭着他们出色的单兵作战能力，夏桀硬是在几千人的围追堵截之下血战突围，裹带着一部分亲属（据说包括妹喜女士）冲出险恶的矛林箭雨。这一场景使人联想起项羽的垓下之战，以二十八骑突围而去。
这时，鸣条西边有汤司令拦截，东边是东夷之地，夏桀只好往南方逃窜，深入了非典病毒多多的荒障之地。他渡江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徽巢县地区（有巢氏的老家，他发明了巢。在战争年代，燧人氏发明的火，经常烧掉那有巢氏发明的巢——鲁迅语）。巢地的人待在自己的巢里没招谁也没惹谁地过日子，不料战火烧到他们这里来了。夏桀在巢地，终于捂着伤口，死掉了。他临死对妹喜说：“我后悔当年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监狱，结果自己成了这个样子。”（当初夏桀曾以威胁公共安全罪逮捕商汤，由于心慈面软又释放了他，跟项羽鸿门宴放掉刘邦差不多吧。那些历史上的最终胜利者往往属于狠角色，而不是我们儒家号称的仁者。当然这些狠角色在获得胜利以后，会有意识地希望别人把他们打扮成“德至矣”的仁者。所以，不是他们是仁者而使得他们胜利，而是他们胜利才使得他们变成了“仁者”。）
在经历了十七位君主统治之后，夏朝终于灭亡了。如果包括中间有穷朝（Jr.后羿、寒浞）的四十多年，夏朝从禹至桀，共享国四百多年左右（前2070－前1600）。
夏桀在临死前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只是懊悔从前疏于防范、过于仁义，两度放过了商汤。看来，鲁迅打落水狗的观点，还是值得夏桀学习借鉴的。对敌人仁义，是愚蠢的。“仁者无敌”这话，是骗人的。我想，项羽自刎乌江岸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慨吧，鸿门宴的失算，遂使刘邦竖子成名。
(五)
商汤把取代夏朝的过程称为“革命”，就是革去夏朝之命的意思。商汤成了继起的商朝的第一任王，“王”字就是战斧之形，象征着他的武力和权威。他任命伊尹、仲虺作相，把纯白色的衣服制定为最高等级，上衣下裳，腰束宽带，腰间佩玉。
据说商汤还制定了《汤刑》以维护帝国的秩序。从文献上可以推见商王朝刑罚颇重，刑杀的手段有斩首、肢解、火刑、沉水、活埋、弹射之类，但很少关进监狱去蹲几年。大约在监狱里蹲着还有饭吃，不受风吹雨打，这在当时看来不是处罚而是疗养。所以商人要以残害肢体的形式表示惩罚，一次性就够了，砍玩脚就放回社会，从而节省了修建监狱和招募看守的费用。总之，当时监狱业不发达。
商人刑杀人的动作如今保存在“伐”、“期”这样的汉字当中。比如“伐”字像以戈截人首，“期”像以钺砍人首，左旁被反缚两手的人已是身首分离。“卯”是把人对剖，分置在案子上。“陷”字是置人于土坑中，抛土填埋。“燎”如燃木之像，上边放人。这些恐怖的汉字为我们今天依然使用，只是不知道其中隐含杀机。轻杀本来是商朝的传统，酷刑是早期人类的共性，后人不了解，却把这些罪恶都归结到后来的商王末帝“纣王”身上，只说纣王一意残暴，而忽视了商王朝的传统，这是不公平的。其实，纣王时代的人殉，相比于他的先祖商王们，是最少的。
商汤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于能用“非己之民”，也就是联合其它诸侯共同颠覆夏朝。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使他不能独享新的王朝，譬如他把相国的位子就给了盟友薛国的君长仲虺。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落后，也要求庞大的国土必须分国而治。商汤被迫分封那些劳苦功高的合作者，在一次诸侯大会上把他的“帝国”分给三千诸侯来承包。这一数字已经明显少于大禹时代的万国诸侯，体现着整个中国统一化的进程。
其实叫分封也是不准确的，这些诸侯一直是历来独自存在的，是原始各个部族的自然延伸。它们一度把“夏部族”这个“大诸侯”奉为盟主，现在商族崛起，大家又把“商部族”这个“大诸侯”奉为盟主了，仅此而已。所以不是商汤封他们，只是商汤再次确认他们的既有地位罢了。所以我们仍然不能高估商汤对“帝国”的控制力度。
我们可以称当时的古埃及是一个帝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一个帝国，秦、汉称为一个帝国，因为它们都是由帝国的统治者在兼并了很多周边城邦诸侯以后，形成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一机体。而把商朝称作帝国还需慎重。商王的直接控制区，不过是五百公里直径的圆，所谓“邦畿（念击）千里”，对应于地图上就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是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结合部。这个圆圈以外的土地，成为诸侯们的舞台。诸侯们眼中的商，其实更像是一个头号的大诸侯。这个大诸侯，因为相对地最大也最有功绩，故被众诸侯奉为共主。诸侯们对商保持名义上的推尊，象征性地纳贡。他们对商的态度，随着商这个“大诸侯”的军事经济兴衰而变换，时而趋炎附势、亦步亦趋，时而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为了防御某些野心勃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诸侯的可能性进攻，商汤干脆把自己锁在一座严丝合缝的大城里，以对付进攻者的弓箭。随着弓箭的射程和杀伤力不断提高，一般的壕沟起不到保护自己和阻敌作用，于是有了夯土的城墙，可以遮蔽敌箭、隐蔽自己行动和迟滞敌人——城这个重要的文明标志，也是为了战争准备而出现的。
建造这样的大城，意味着砍伐林障、加工木材、堆砌土料、制造工具、设计器械，这些东西刺激了青铜工具的发展。在施工过程中人们还需要缜密沟通，促进了文字的发展。于是，修城这种出于战争防卫目的的行为，直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跃进。这是战争给历史的积极推动力。（两河流域、埃及文明之所以发达，也在于早期那里的城邦国家之间不停地打架，迫使大家挖空心思革新技术、发展经济、推进文明。）
商汤修建的都城，准确位置历来众说纷纭。我们所能断定的是，商汤及其继承者先后修筑了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当时的城邑，一直到一千年以后的春秋时代，都是非常狭小，每边长才几百米，像个土围子，跟一个普通中学差不多。唯独商汤新修建的偃师商城，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准——相当于了一所大学的面积，比如清华大学。
偃师商城长1.7公里，宽1.2公里（有五个天安门广场大）。虽然不甚大，但遗迹至今尚存，有七个城门，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通达城内外，切成棋盘形制。城墙全用夯土筑成，现今还有一到两米高的残迹留在地面，经风受雨。但它还没有外包城砖，只是裸露着坚硬的黄土罢了。城墙也不是垂直的，需要借助斜坡来支撑，所以上窄下宽，底下最厚的地方可以用于形容人的脸皮，达到二十米之厚。城墙内侧还有“马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士兵可顺马道直登城头。护城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一般，护城河、城墙，二者有一个就足够保家卫国了——可当时的见攻城设备还很不完善。
即使这样一个用现今眼光来看很小的城，在当时已显得颇为宽绰，以至于人们把墓地、大垃圾坑、制陶场这些脏乱差的窝点都搬到了城里，体现了当时财富的匮乏，以至于手工艺场被视作价值不菲，要保护在城里（后代逐渐搬出）。
在整个城的南半部里边又建了一个小城，是王室居住区，叫做宫城（这就像北京城里面又有个紫禁城一样）。宫城用两米厚的夯土墙围上，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地下有排水网络可以泄走雨水和人们的小便。商汤的王宫是当时的帝国大厦，有两重屋顶，样式类似紫禁城里的殿，叫做四坡重檐式，建造在几百平米的夯土高台上，只不过屋顶铺芦苇，或者三合土，还没有琉璃瓦。圆木的柱子，立在宫殿的前脸，协助支撑巨大的屋顶。
商汤立在柱子之间，观望着大殿旁边的小殿，那是祖先们的宿舍，商汤叫它“宗庙”。宗庙是个恐怖神圣的地方，殿门内外都埋着人殉者的尸骨：武士们在地下依旧左手执盾，右手持戈，头戴羽饰，屈身而跪，身后带犬，人犬相守，长短兵器交加，门禁森严，保护着祖先们于阴间的宿舍。
商王宫殿
显然，商汤的这个舒适的老窝已经与后代的城池相去无几，只是迷你一些，而且可以分成uptown和downtown两部分——就像现今的纽约一样。Downtown就是商汤的宫城，庄严优美，是贵族们居住游乐上班之所。平民则在宫城以外与大城之间的uptown。如果商汤在uptown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半地穴的坑屋，屋里有低矮的土床，保留着神农氏时代的习俗。坑屋的主人一般都是可怜的上班族，在手工业场上班，卫生条件也并不很好，以至于商汤要求，谁敢在大街上乱倒炉灰，就砍断谁的手。这条严苛的刑罚，在商朝灭亡后，还被后来的楚国一定程度保留着。商朝的刑罚是相当苛酷的。商汤也可以看见一些隆起于地面上的大点房子，比坑屋阔气，门口往往埋着人殉，这就像停放着一辆辆私家车一样，是有钱人家的奢侈表现——能弄点“人殉”的骨头装点门庭的，必是手头宽裕之人。
商汤走在新修建的商城里，发现旱灾还在继续，号称“煎沙烂石”，屋子的柱子的石础（托着柱子的石块）闪闪发光，耀眼刺目。随行的“贞人”对他说：“按照我们神职人员的学术观点，对付从夏朝持续至今旷日持久的旱灾，燎祭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作为牺牲，架在柴禾上烧了，烟火慢慢飘上天空，香味献给上帝享用。上帝一高兴，就会命令气象诸神降下我们苦苦期待的雨。”（
“这事不要麻烦别人了。众人有罪，在我一身。我的职责就是事奉上帝鬼神和祖宗，现在由于我的愚蠢，上帝降下干旱灾祸，那我牺牲自己好了。”于是商汤把自己泡在水里洗洗干净，剪发、断爪（爪是指甲，不是手，剪掉指甲，免得上帝吃的时候恶心）。商汤素车、白马、身披白茅，脱光外衣，躺在台子上，和其它牛羊祭品摆成一排，伴着咩咩、哞哞的叫唤声，被一齐抬到了祭坛上了。周围架起了柴禾。为了方便上帝品尝，人们给商汤的肚子上放了一盘调料。
贞人从兜里掏出面具戴上（作法事要戴上面具，好像外科医生要戴口罩一样），贞人看了看商汤，又拿出打火机。商汤委屈地闭上了老眼。当柴禾劈劈啪啪愉快地燃烧起来，商汤有了烤鸭的感觉。但他一动不动，眼睛像一朵孤独的窗口，挤着重重迭迭的快乐情绪，如此真诚的视死如回家团圆的感人场面，终于振动了上帝。晴天一个霹雳，上帝命令属下的气象诸神（风雨雷电）一起动员，哗哗拉拉下起普天同庆的一千里喜雨来。
(六)
商汤在位十三年后，驾崩了，死时不知葬在哪里。如果你想去缅怀商汤的伟业，建议到河南偃师商城旅游。希望你从这一片沉睡着的遗迹里找到商汤先生游动的身影，他嘴里含过的石球，也许还丢弃在某个土坑角落。偃师这片废墟，清晰地鉴定着早商的历史，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朝代。而这时候，埃及帝国法老胡夫的金字塔，已经在地球上矗立了一千年了。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的平均寿命是32岁左右——如果我生活在那一时代现在已经该升天了。
潇水升天
接着，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伊尹详尽地告诫了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慢贤人的言论，不要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不要亲近愚蠢幼稚的人——总之要听我们这些老干部的话。他总结了十种国君必须避免的过错：沉迷于酒色歌舞、贪求财宝、迷恋游乐，又警告他说：“哪怕您做的善事再小，也会使诸侯感到庆幸；哪怕您做的恶事再小，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可是太甲并不爱听他的这些老生常谈，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商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政事，并且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这大约可以算是篡位了。
伊尹作了七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七年多，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地逃脱回王宫，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作了七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国君，这算不算篡国呢？这个困惑后代学者的问题太费思量。其实，当时还没有发明严格的忠君思想，一个君主倘若不贤，臣子似乎是可以驱逐他的。所以，伊尹的“大逆不道”之举在当时没有激起舆论界的震惊和谴责，伊尹的后代继续在朝为官而没有遭受清算，伊尹的亡灵也一并得到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
然而后代的学者习惯了把皇权视为至高无上、不可更移，看见伊尹驱逐太甲而自代，不由得暗自哆嗦，总不得劲。一方面，学者们承认伊尹是个有着杰出贡献的正人君子，另一方面，即使商王太甲不贤，伊尹放逐他，在后代学者们眼中仍是谋逆篡国，一个原本高大全的形象全给毁了。于是，后代学者花了很大功夫替伊尹遮掩避讳这一点。于是，在《尚书》中的一些被伪造的篇章中，故事被改编成了这样：太甲被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复位——伊尹又归还了王位，好像根本没抢过一样。伊尹的历史污点自行抹去了，伊尹的人格于是完美无缺了，学者们才舒服起来。
在伪造的史料中，伊尹还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的回答也充满文采和成语的雏形：“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伊尹很满意，就向太甲提出退休的请求，又写了篇文章，告诫商王要终生注意保持纯洁专一的品德，不要违背先王之命自甘堕落，治理天下要像张开弓瞄准目标以后再射箭一样，要审时度势，然后再发号施令。总之，罗索了好一通，伊尹才死去了。伊尹去世后连续下了三天大雾——似乎这样写，可以表示连上帝也是给伊尹撑腰的。上帝也是哀悼伊尹的。商王看见大雾，惧怕违逆上帝意志会导致天灾，于是用王者的礼仪埋葬了伊尹——最终还是留下了个尾巴没有伪造好，伊尹还是被用王者的礼仪安葬了，那说明他实际上就是死于王位上。
这就是所谓“还政”说，是后代学者们瞎编的。
其实这是替古人瞎操心。“还政”这样的事，古今中外的现实中还从没听说过。既然抢了，就不好还，还了自己就没命了。而且太甲呆在桐宫里关着，一天两顿饭以外就傻坐着，又何从去判断他是否悔过自新并由此决定还政给他。然而，在忠君思想大泛滥的后代皇权社会里，人臣们无端地替伊尹背上一大块心理负担，非替他还了王位不可。当惯了奴才的人，也替从前的人缺乏奴性而忧心忡忡。
(七)
商王族似乎把手足之情看的颇重。太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沃丁、太庚哥俩相继即位，体现了兄终弟及的原则。
沃丁、太庚这俩名号，奇奇怪怪的，带着“甲乙丙丁戊···”的序号，类似于“亨利四世”、“路易十三”什么的。一种说法是，这是天干地支组合出来的日期。商人把一年分成12个月，闰年有13个月甚至更多，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但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日的记数就以干支循环来标识。这一纪日法，被后代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近代。
所以，一位商王死的那一天的干支日，就演化成沃丁、太庚、沃丁什么的名号，作为死去商王的称谓。
另一种说法是，商王的“骨灰盒”进入宗庙时要有一个编号，也就是沃丁、武丁之类的。人们依照这些骨灰盒编号，排定给他们的祭祀时间。每隔十天要祭祀一个商王，随着死掉的商王越来越多，到了商朝末期，完全祭祀一遍祖宗，需要一年时间（末代商王大约可以体会到“历史的沉重感”吧）。
“骨灰盒”编号为太庚的这位爷进入祖庙以后，他的儿子——人名字分别叫“高”、“伷”、“密”的哥仨，相继做了商王，死后骨灰盒编号分别为小甲、雍己、太戊。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作为，除了这时候商朝开始衰败以外，诸侯常常不来朝见。在太戊执政的第七年，宫殿的门前，长出了一颗桑树和楮树，俩树在早晨的时候还是小苗，到了黄昏已经合掌粗了。而且两树互相搂着抱着，合生在一起，姿势也不怎么雅。太戊非常恐惧：“是不是上帝对我不满意了，跑到宫殿前来吓唬我啦？”
太戊被桑树精和楮树精吓坏了——当时人就是老实啊。现代人哪怕这个。现代人不怕老天爷，所以现代人也不惮于干坏事。
伊尹的儿子“伊陟”，这时候作首席政务官，他查看了成了精的妖树，就说：“臣听说，妖邪，不能战胜道德。现在，有妖孽出现了，说明您的政策可能出现错误了吧。”
太戊听了，先是一愣，随后也觉得满有道理，于是努力改进工作，这两棵树很快就枯死了。商朝从此复兴，诸侯又都来朝拜。（这个妖树事件，向我们暗示了一个很不好的启端，那就是有人（譬如政务官伊陟）开始借助上帝和一些灾异的名义，来左右和干涉商王的决策。这就出现了一种逐渐能够和商王分庭抗礼的神职人员团体。神职人员与商王之间的权力争夺，似乎从此开始逐渐升温。）
看见妖树死了，太戊很高兴，为了报答上帝的福佑，太戊命令一名叫“巫咸”的神职人员在王都郊外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巫咸组织男女演员，排练了“玄鸟堕卵，简狄取而吞之，生下商人先祖子契”的舞蹈《桑林》，给上帝看，一边还有铙、铎、磬、鼓的打击乐器娱情。
这样的表演，固然是在替商王争脸增光，但神职人员们通过在郊外折腾，也是在增加自己的曝光度。这场祭祀的主持者是巫咸，巫咸于是最终名气很大，连后来的屈原都成了他的fans，在《离骚》里哭着喊着要追随他呢。（巫咸还有个儿子叫巫贤，后来也接班当了神职人员。但巫启贤是不是神职人员，就不知道了。）
（不过，巫启贤又会主持又会唱，估计跟那时的神职人员也差不多。）
这次祭祀表演，还提到了上帝，表演是为了答谢上帝，给上帝看的。从前，商汤焚身求雨，也是朝着上帝来的（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在商人名目繁多的祭祀中，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排在第一位，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
上帝这个词，商朝时就有了，后来明朝的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中国人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倒也贴切。其实上帝完全是一个国产的词，在甲骨文、《尚书》、《诗经》、《史记》里上帝一词屡见不鲜。
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是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朝人的心中，自有一个中国脸的上帝在。
假如我们设想一下，商朝人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表明，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像阿Q那样，但前半头并不像阿Q那样剃成半瓢）。商朝妇女也是一样，大姑娘梳辫子，小孩子梳两个小丫角。当然梳髻的人也有，甚至还有前后俩髻。发型多种多样，说明当时的中央集权程度尚不高。
既然商朝人是梳辫子的，那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也是一样。
这位拖着大辫子的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随着商王朝产生了君王，上帝也开始在天堂上班，这是古今中外的通性。在没有君王的时候，天神也是泛神，风伯、雨师、西王母之类的。有了君王，也才有了顶级之神，譬如上帝。凌驾众神之上的上帝的出现，标志着人间专制国家的成形。上帝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就是日、月、星、风、雨、云、雷、旱等气象诸神，他们听从上帝的号令并各司其职，向下界播风布雨。
上帝带着自己的政府班子，住在天上，但他在地面上，也设有驻地球的办事处，大名叫做祭庙。而且不止一处。上帝为了养活自己的政府班子，支撑在天上的开支，就经常跑到祭庙里去和人作生意。“令雨”、“令风”、“令雷”，就是他推销的主打产品，就是命令刮风下雨。人们交上祭品给他吃，他就给这些产品。如果他吃的不顺心，就会降下旱灾，这是他的拿手戏，或者下雨不止，形成涝灾、风灾（就像当年对着尧舜发洪水），直到商王唱歌奏乐、跳舞，献上美玉给他，端上黍稷猪肉美酒给他吃喝，他才息风止雨。这种交易的过程就是祭祀。
祭祀的时候，上帝对自己的餐具非常讲究，餐具要高档，那些装饭装肉用的鼎啊，酒壶啊，盆盆罐罐什么的，不但材质要昂贵难得，而且上面要刻有繁美的纹饰，他才会胃口打开。最能调他胃口的是饕餮纹，大约上帝也是饕餮之徒。其它夔龙纹、蟠龙纹、云雷纹、蝉形纹、连珠纹、圆涡纹，因为能让人眼花缭乱，一副令人恐怖的气氛，威严、狰狞，可以镇慑和迷惑着每一个带平顶帽的商朝小民，也是上帝的最爱。商朝的这些祭祀礼器，目前挖出来好多，累计数千件。
我想，圣神和虐妖虽有正义、邪恶之别，但人们结交他们的策略却是一样的，就是用好话哄他，好酒灌他，好肉供他，他就风调雨顺，一旦你不奉承他了，不管是中国的上帝还是外国的God，他就会下硫磺烧你，发大水淹你，只把几个时常念经讲他好处的，装在方舟上救起。这大约和人间的帝王，没有什么区别了。
又及：商王除了要祭祀天上的气象诸神，地面也有很多惹不起的角色需要他侍奉：山川、河流、土地，都自有神灵，你伺候不好了，山崩水啸就来了。
总之，商王要奉承的对象很多，足够他一年从头忙到年尾的。周而复始，战战兢兢，不得空闲，不知消费了多少财富和精力。
在祭祀的时候为了表示虔诚，人们并不吃掉祭品（动物们的body），虽然饥饿的老百姓偷跑进祭庙吃牛肉的事件也有发生。动物们的body在祭祀仪式结束后埋在旁边的坑里。必要的情况下，祭祀也可以杀人，一般早期是杀小孩多，小孩比成人经济些，肉嫩上帝好吃。随着时间的推移，杀成年俘虏成为时尚。
商代的神职人员也担任医生，向一些病原体宣战。当时，可以制造疾病的除了有上帝和诸神，山精水怪、魑魅魍魉（是一些植物动物死后的鬼）也可以让人得病。它们住在黑乎乎、茂不见天日的森林里，河流水滨旁。平时附在草木上随风摇摆，时机成熟时就会随着风刮进城里，附在它所“喜欢”的人身上作祟。这人就开始闹病了，上吐下拉，浑身冰冷。必须请神职人员来跟它沟通，给它做思想工作，请它离开。这个过程也就是念咒。不同的病，源于不同的鬼怪作祟，要念不同名目的咒，就跟现在吃不同的药片一样。所以早期巫医不分，巫师担任医生的角色。咒语的内容通常先是祈求，请它罢休离开。
如果念了咒还不能沟通，鬼怪偏不屈服，神职人员就动真格的了，拿桃木鞭子抽这鬼（其实是抽人），最终把它赶回森林水滨去。在这种治病的过程中，人们发明了针灸，就是刺那造病的鬼，实际是刺人。在刺鬼的练习中，摸索出针灸的刺穴技术。所谓“妄刺”，就是指到处乱扎。甲骨文“殷”字像一个人肚子有疾，另一人手持针刺之。
商朝的神职人员也会让病人吃五花八门的草药和虫子，以加强趋鬼的效果。这个东西积累到现在，有三千多年历史，很多中药已经相当灵验。我们从商代出土物中找到了几百枚以上的骨针，以及分装在罐子里的药用植物，桃仁似乎是当时人们最爱吃的家备良药，木樨和大麻籽也不错，但是后者吃多了可能会让人眩晕。
(八)
每到半夜，盘庚就睡不着了，即便喝上一些酒，也没有睡意。在这个都城里，人心全是旧的，忧烦全是新的，没有稳定的情绪。到了天色微明，盘庚的心境就给无形的风团搅动了。古代酒精的力量使得他头颅闲适又虚无。夜已极深，所余下的又很薄，盘庚便坐起来，点上原始蜡烛——芦苇的烛芯用布条裹上，布条再浸以油脂，就是蜡烛了，等着天亮起来。
盘庚思索的事情，大约正是迁都的事情。
在盘庚的时代，商朝已经过去一半了，三百年。这三百年里，商朝的历史仍然像石器时代一样黯淡无光。直到第十七位商王——盘庚出来时，史书上才闪出一些亮点。而那时的时光，大约已是公元前1300年了。
在盘庚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商人迁都了四次，最终把都城从中原迁到山东曲阜来了。商人为什么要迁都，古往今来众说纷纭，最流行的解释是躲避水灾，但是商人迁来迁去，一直在黄河两岸不远，并没有躲开水。并且甲骨文的记载中也没有河患的信息。迁都的另一个说法是反奢侈。找块艰苦的地方，去锻炼锻炼，去掉奢侈之风，改造一下灵魂。不过，古今中外的政府，无不往富饶舒坦的地方去扎堆，像商人这样用自我找罪受的方法淘汰奢侈之风，还很罕见。并且商人几十年就迁一次都，应该还没来得及积聚起多少奢侈。
阶级斗争也是一种解释：城里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有贝壳），而穷的则叮当响，贫富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定，所以搬迁一下，富人被迫丢下财产宝贝，穷人也有了创业机会。古往今来，贫人与富人之间的斗争，确乎处处存在，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是穷人起义这一条路。用穷人、富人一起搬家来解决，似乎还没有听说谁成功地实践过。穷人搬家流亡的，比比皆是，而让地主搬家，却恐怕是死也不肯的。
还有人认为当时的农业属于粗放经营，一块沃土耕种久了，慢慢失去肥力，所以需要不断变换耕作的地点，就像一个饭馆里吃腻了要换个饭馆一样。不过，仅仅为了改换耕地，何必一定要迁徙很远，附近百十里就没有好地吗。而且商朝中期以后，人们就再也不迁都了，难道农业技术突然大跃进了。
盘庚在给群众训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迁都的原因。只是让我们感觉，迁都是那么的急惶惶，而且理由不可示人。
事实上，商朝初年制定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本身潜伏着动乱的因素。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哥哥之子，而想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出现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堂兄、堂弟之间）争夺王位的局面。这种暧昧不清的相对落后的继承制度，在后来春秋时代的楚国、吴国还会再次看见，堂兄堂弟之间互相防范，甚至穿上了三层皮甲，并且成就了一个名叫做专诸的刺客。
新的商王争得了位子，往往要迁都，目的是离敌对的堂兄或堂弟的势力远一点，摆脱他们的牵绊和威胁，就像狗一旦捉到了骨头，一定要叼着逃走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一样。到了商朝第十七位商王盘庚时代，“兄终弟及”制所导致的混乱，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事实了。死去的商王把位子直接传给儿子，还是交给弟弟，弟弟和自己的儿子，弟弟的儿子和哥哥的儿子，互相之间引发的正位内讧，已经连续发生在了九届商王身上。
诸侯们看见商王自家打得热闹，也就撇着嘴不来进贡了，不把商王当回事了。商朝进入史书上所谓的中衰。
作为弟弟，盘庚也是接哥哥的班继位的，而没有让哥哥的儿子接班，这使得他内心难免紧张。哥哥已经经营曲阜地区很多年，哥哥一家的老部下与支持者，在曲阜城内外影响力盘根错节。曲阜，几乎是哥哥一手打造起来的。盘庚每到夜晚都担心有“专诸”那样的家伙破窗而入，志愿为哥哥的儿子取回王位。这也是他半夜常爬起来，握着青铜短刀不敢再睡的原因。
盘庚有理由让自己离开曲阜，去一个艳阳高照的自由地方，哪怕艰苦一点，但能享受王者自主自在的快乐。但是盘庚在群众集会上不便如此说明，只得一再强调这是先王的意旨。所谓先王，就是祖先们，说准确一点，往届已死的商王们。
盘庚说：“我们的先王总是保护人民，总是为人民利益而搬家。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先王的故事呢？我想搬家，可是你们不体会我的苦心，反而大大地糊涂起来，发生了无谓的惊乱，想以你们的私心来改变我的主张，这真是你们自寻苦恼。譬如乘船，你们上去了，只是不解缆，岂不是坐待船朽吗？若是如此，不但你们要沉溺，连我也要玩完。你们一点也不审察情势，一味怨恨我的这迁都决策，试问这能有什么好处呢？”
盘庚的话含糊其词，人们越听越不理解，于是他只好借助恐吓：“以前，你们的前辈事奉我的先王，非常老实。现在，你们不听话，不肯离开这里。我们先王就会在地下告知你们的前辈，让他们好好地整治你们，到时候你们受罪该死就晚啦！现在我的计划已定，谁要不从，我就割谁的鼻子，灭了谁的种，一个都不留。”
大家吓得一捂鼻子，只好跟着盘庚上了已经准备好的船只。盘庚迁都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场史籍失载的高层政治斗争，所以才对民众威胁利诱。而且看他的样子，实在着急，好像针对他的“枪击案”就要发生了。
盘庚讲话所面对的听众，并不是一般群众，他也不可能把全城人喊来训话。听众应该都是一些商王朝大家族的头面人物，所以才有“你们的前辈事奉我的先王”之语。这些家族是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所以盘庚必须带着他们走。
虽然成串的贝壳（钱）方便套在脖子上带走，但粮食房子都没法要了。虽然据说商人驯服了大象作为运输工具，但总不能也把良田都拉走吧。这帮迁徙者，不外乎分成这三类：中间派的家族，支持盘庚的家族，还有反对派的家族（即跟哥哥家族关系更近者）。迁徙都将迫使他们放弃自己最重要的财富——土地，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但是，到了新的都城以后，盘庚可以根据这些家族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再次颁赠土地给他们。这样，盘庚就掌握了主动权。那些反对派的家族，自然担心到了新地方以后，盘庚会给他们穿小鞋，自己将不再具备像从前那样的地位和财富。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选择了待在曲阜原地。而也许也有一部分，被盘庚想办法裹胁着，不等多犹豫，已经走上了不归的迁徙之路。
一次迁徙，就是一次政治与财富的重新洗牌。
与盘庚同一时期，西方也有一个叫摩西的人，也正在迁徙。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的犹太民众离开埃及。但埃及是当时西方世界的，文明程度最领先、最繁庶的地方，谁愿意离开呢。宁可在这儿受迫害当狗，也不愿意出去到旷野里当狼。摩西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了这帮人跟着自己走。一路上，还是有些人唱反调，鼓动着闹事，嚷嚷着不走了。摩西只好给他们训话，但是没有用，于是他只好假装见了上帝，还专门约定了“十诫”给自己撑腰，又不停地拿出上帝显灵之龙卷风来，连哄再吓，督促着这帮人，费尽千辛万苦，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摩西的迁徙，是出于对埃及贵族对他政治迫害的躲避，同样，盘庚的迁都，也是意图离开曲阜里的异己的贵族势力，去另起炉灶吧。
这位东方的摩西，终于带着自己的民众，长途跋涉，来到了黄河以北的安阳（如今的殷墟）。
好在安阳不是一块野地，它处于河南省北部，自然条件甚好，平地肥沃，还有河水环流，但是人烟却不多。这里也曾有人建邑居住，但后来废弃了，成了蜘蛛和野狐狸的乐园。迁徙者来到这里，一看到处都是陈旧不堪、破破烂烂，过惯了好逸恶劳的生活的大家族头面人物，更加来气了。于是开始散播流言，向盘庚叫嚣：“盘庚不是借助先王的意旨吗，那我们就搬出比先王更厉害的上帝来。上帝比先王还大，先王也是要听上帝的。我们要求占卜，问问上帝他老人家的意思。他老人家一定会在占卜中表达自己的看法，说搬家根本是错误的！”
占卜，是把居住在缥缈天上的上帝的意见，传达给三维空间的人们的一种途径。这个梳着商朝大辫子的上帝（有时候也把辫子盘在头上像阿Q那样），能够向人间投下一种阴影，人们来阅读这种阴影，作出极具价值的结论或预言，告诉人们搬家的事到底对不对。这种宝贵阴影，都投在什么东西上呢？答曰：投在牛羊骨头上，也投在乌龟壳上。乌龟由于活的长，见多识广，成为占卜的最好载体，最灵验、效果最佳。于是，在众多通灵媒介中，乌龟盖子脱颖而出，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而生活在中国大地河流湖泊上的乌龟们，则倒了大霉。好的灵龟的壳，因为价值不菲，经常是外地诸侯进贡来的，甚至来自海边。
甲骨文
大家族头面们纷纷要求盘庚举行隆重占卜仪式，请求上帝旨意。盘庚是个年轻人，不怕叫板，命令神职人员在乌龟壳上（多数是乌龟肚子那块壳）刻下当时开始出现的甲骨文，用以提问上帝：“迁都是对的！迁都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双项选择题，让上帝选择正确答案。当然，有时候还出四项选择题，比如：“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这是问上帝雨从哪个方向来。旁边还刻上出题人（神职人员）的名字以及出题时间。
接着，神职人员在乌龟壳背面钻几个浅窝，用火烧灼浅窝，就会开裂出一些纹路，这些纹路就是上帝在考卷上的作答。神职人员赶紧判卷子，这需要专业训练，他们能够从抽象紊乱的纹路上，翻译出上帝的语言。上帝回答得很细致，比如“大雨”、“小雨”、“雨小”、“雨少”、 “多雨”、“疾雨”、“雨不疾”、“纵雨”、“延雨”、“退雨”、“去雨”，看得出上帝是个有耐心的人。神职人员把翻译出来的意思刻写在纹路旁边，这就叫做“卜辞”——是甲骨文了。
关于这次该不该迁都，上帝的卜辞答复是：“迁都不对。”——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搞的，总之，神职人员从纹路上读出，迁都是个历史错误。盘庚的脸立刻绿了，反对派的大家族们则欢喜雀跃，恨不得立刻跑在城里乱喊。
不过呢，要是上帝信口胡说怎么办，或者上帝喝多了怎么办？喝多瞎说。于是采取反复占卜的办法，多问问不就准了吗？等隔上三五天，又问同一件事，看看上帝是否忘了上次撒的谎。另一个办法是同时使用好几块乌龟壳，问同一件事情，然后看看一致不一致。一般是商王拿着一块卜，占卜经理和占卜副经理各自拿一块，这也就是“三人为众”的原始出处，表示三个人的意见可以代表众人。
经过三次占卜，上帝的意见非常明确，都是不应该迁都。盘庚的脸变成紫茄子，朝着无辜的神职人员投去愠怒的一瞥，并且当即耍赖，说上帝的意思不准。
这实际上，或许是神职人员在故意给他捣乱呢。纹路该怎么解释，还不是神职人员自己随便说了算，而商王朝自创建以来，神职人员就日渐形成了一个可以跟王权相抗衡的团体，这种斗争还将一直延续到后代，并且在武乙时代达到高潮。
盘庚再度把大家族和政府大员，召集起来训话：“你们这几天来到处乱跑，用谣言煽动人心，恐吓大众，毒害小民，不把我规诫小民的语言准确及时向下传达。这样闹下去，当然就会像上帝说的，迁都成了一件坏事。占卜不占卜，还有什么意义！我办事都是根据先王法度，我没有失德之处，你们不要忘了，我的威严好像烈火一样旺盛，我是你们的王！你们遵从我，就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不紊（成语出处）。要知道，即使你们象野火一样在大地上焚烧，使人近前不得，我也有力量扑灭。”
盘庚发了一通火，擦擦汗，又转而和颜悦色地劝诫政府大员们办什么事都要同心协力，而且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再闹了。最后又说道：“过去，我的先王和您们的前辈，一起过着安乐而勤劳的生活，我怎么会对你们动用刚才我所喊的非分的刑罚呢？如果您们乖乖地继承前辈勤劳的传统，我决不会掩盖你们的美德。从今以后，你们努力做好份内的事，不许乱说乱道。我也会把你们的前辈和我的先王一起祭祀，好了，让我们一起恢弘上帝和先王的意志，一心建设家园吧。把国家治理的好了，是大家的功劳；治理的不好，是我一人的过失。”
反正都已经来了，再闹也不可能真回去，生存下去是第一要事，人们没有闲情逸致跟着反对派折腾。气质刚强的盘庚成为大家拥护依赖的对象。这就是盘庚迁都的故事，据说商道由此复兴，百姓生活安宁，诸侯来朝，兴起商朝中期一段人心振奋的时光。
(九)
盘庚在位二十几年，与此同时，西方社会正在进行争抢美女海伦的特洛伊战争。当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盘庚也死去了，但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儿子继位，这反映了当时王者权力还不是极端牢靠，人们依旧把它像皮球一样夺来夺去。
盘庚的侄子"武丁"继位之后情况才有了转化，“父死传子”成为商王继统的常例，其它亲族没有能力插嘴窥视，政治从此走向稳定，这也是王权加强的一种表现，并且从此没有迁都的必要和实例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武丁想象成一个非常powerful的君主，类似汉朝的汉武帝。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武丁通过频繁征伐，镇住了四方诸侯，也证实了自己国力强盛。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文明大国，是从武丁时代开起。
武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喜欢祭祀和打仗。武丁把上帝当成了他的优质客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经常在甲骨上刻下文字，询问上帝这会儿饿不饿。如果饿，请问想吃什么东西，是什么牲口，是想把牲口烧了吃还是喝血比较好，想一顿吃多少牲口呢？是想哪一天吃？吃肉的时候要不要喝酒呢？当然，上帝的胃口很刁，武丁要用白牛、白羊、白犬、白豕作为牺牲给上帝（上帝也讲究个色、形、味儿）。白色是商朝的上色，就好比明黄色是皇帝的上色。
由于武丁奉承的好，拖着辫子的上帝给了武丁以极大回报，使他成为一名成功的战争指挥者。
“我去讨伐工方（一个方国），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我不去讨伐工方，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这是武丁就战争的事向上帝咨询，继续沿用了多选题的形式反复打听，问题刻在甲骨上，只需要上帝从中选一个正确答案，在相关选项前勾一下就行了。当上帝做了回答（也就是那些烧灼该甲骨之后甲骨自然产生的纹路），武丁从纹路中领会出上帝透露给他的资讯，并把纹路翻译成文字刻写在甲骨上。最终当战事结束后，上帝的预言是否如验，还要补充记录在甲骨上。这样，一块甲骨就记录了武丁战争行为的整个过程，使我们得以了解那段历史。商人最牛的时候，或者说乌龟壳最牛的时候，可以预测出170天后的事情。
借助占卜这类有益民生的魔幻行为，武丁联络了人神感情，提高了自己的威信，获得人们的顶礼膜拜和顺从，不断加强了他的王权。一个聪明的君主总会给自己造一个上帝从背后撑腰。
除了上帝，武丁也没有忘记利用先王。武丁对死去的先王（叫做鬼，也具备一些呼风唤雨的能力）也是蛮殷勤的。祭祀先王的时都，要用先王的一位后代去充当替身演员，叫做“尸”。当尸的人在祭祀前要沐浴、斋戒(不吃辛辣的菜)，住在一间清洁安静的房屋中，有时要住上三天，有时要住上七天。祭祀开始时，当尸的就要代替祖先在祭台上接受礼拜。夏代的尸是站着，商代的尸是坐着。后世有一成语叫做“尸位素餐”，就是说当官，却不作为，象尸享祭一样，只拿俸禄，不干事。你找他办事，他就说：“这要找上面怎么怎么样。” 或者“这要找别的什么什么部门。”总之，他是不管。
先王，因为是祖宗，见多识广，在死了之后仍然经常代子孙决断，所以也经常成为占卜中所求问的对象。现在，经常还有农村老太婆遇上大事不好决断，依旧占卦问祖先的，当然也免不了烧上面值几百万的假纸币。未来我若在阴间，有子孙给我送上几个亿才好。
在商代，祖先的力量是直接而强悍的，一旦先王们的在天之灵不高兴了，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没有及时得到祭品的安抚，或者阳间的商王品德行为不好，先王们的亡灵于是就会降下祸祟疾病给商王以及他的媳妇、臣子们。于是武丁总要反复通过占卜询问是哪些先王或者先妣（先王的媳妇）正在降下祸害。在这里，他使用多选题的形式来向先王们提问：
惟父甲害王？
??? 惟父庚害王？
??? 惟父辛害王？
??? 父甲、父庚、父辛分别是武丁的伯父阳甲、盘庚和小辛。武丁希望他们某一位站出来承认自己造祸。至于其生身之父小乙，武丁也没少跟他打听事。比如武丁有一次牙疼（这是他的老毛病了），就拼命询问爹的在天之灵：“疾齿，御于父乙？”意思是，我牙疼死了，爹啊，是不是你在天上给我捣乱。
武丁作为全国级别最高的巫师（神职人员），同时他还身兼数能，是最有权威的趋鬼医生、求雨者、牙痛病人兼自我诊疗者，还是一个妇女产男产女的预测者，牲畜发育状况的预测者、农作物收成年景的预测者、出猎会不会遭遇大老虎的预测者、治病吃的药会不会头晕的预测者，也是一个文字书法家。
西方文字的产生是为了生产和商贸服务的。比如苏美尔人为了管理好牛羊和土地，就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记录来往账目。埃及象形文字则是为了登记法老庞大的税收事务。而商朝的甲骨文却是为政治、宗教服务的。为了向上帝探听气象预报、农业产量等等重要资讯，人们借助占卜并且把占卜所获资讯记录在甲骨上，成为甲骨文。这是古代的IT产业。
自从武丁时代，中国开始大量有了甲骨文，时间是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加上同一时期多起来的青铜器，中国算是迈入了文明的门槛。不过，想在坚硬的乌龟壳上刻甲骨文，没有把子力气可不行。有人做过模拟尝试，结果把字刻的歪歪扭扭。可见，多才多艺的武丁又是个蛮有力气的书法家。武丁告诉我们说，横和竖比拐弯和圆弧好刻。这就导致了汉字方方块块的模样。
(十)
野外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商朝城邑的遗迹合计发现了有十多处。在河南省的大一些，边长一千米多。外围的小一些，边长三五百米，这是诸侯了。再往诸侯的外围，就叫方国，几乎非我族类的异类了。最着名的方国是湖北省的盘龙城，建在一个土坡上边。而人方、鬼方，是北方的异类，光看名字就够生猛。
北京地区也有两个方国，一个称燕，一个称蓟。北京地区相对于中原，也属于边疆了。燕方国的位置现在考察出来了，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岸上的董家林，蓟方国北京的广安门一带（我以前在那儿的“红莲小区”租过房子，傍着一条臭水沟，据说是从前老北京的护城河。蓟方国原来就在这一带，城墙边长不过区区六百米、八百米，跟我住的“红莲小区”一样大。然而那却是老北京的发祥之地。
我不知道商朝的“傅说”（念悦）先生是不是就在“红莲小区”这一带修城。但根据史料记载他应该是在这里的，而且作为一位民工，傅说跟当时的大部分劳动人民一样，光着脚。他的发型比较别致，根据考古，当时劳动人民的头发都从中间分开向左右披下，像现在的吉他手一样。头顶围着一圈圆箍（类似孙悟空的精钢圈），以免头发飘散得太厉害，迷住眼睛，影响干活。傅说的工作岗位就在半截的城墙上面，职责是夯筑城墙（夯，念杭一声）。他的伙伴立好四块夹板，扶着，示意傅说往里边装土。傅说装完土，又举起夯锤，使劲揍被夹板围住的这些土。等土们被揍结实了，松开夹板，一个新方土块诞生了。许多个这样的方土块，一层层叠加起来，城墙就慢慢耸立起来了。城墙的主要作用是防人，防着别人来打，次要作用是防洪和防狼。
据说，武丁曾把傅说比喻成磨刀石，由此推测他是一个有着傲骨和个性的青年，善于挑碴。我猜傅说常常抱着肩膀，对旁边撅着屁股夯土的同伴指手画脚：“不行不行，这个夯打的位置太逊。两个方土块之间要留出足够的空档。你这个留的空档太小！”他抢过夹板作示范，“空档要留的跟方土块一样大，这样好把下一个土块填在这里。”
等空档也装上土，逐一夯大结实了，整个一层算是夯好。旁人刚要继续往上夯，傅说又撅起鼻子挑碴了：“不能从这里开始夯，要从两个方土块中间的接缝部位上边夯起。这样新的一层和下边一层交互错落，咬合牢固。你们平齐着夯，太逊了！”
傅说太热心，终于为他迎来了一个“事儿妈”的美名，就是很三八的意思，婆婆妈妈。
城墙进展到一定程度，工头召唤大家去看埋人。原来，按照工程进度，现在需要杀人了。当时搞建筑的都知道，施工进程中要不断祭祀所在地的土地爷，办法是杀几个人埋在地基下，这样土地爷就不会捣乱了。两三个从邻近方国抓来的俘虏背捆着手，站在城脚的坑沿，准备被推进去活埋，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坑比较小，傅悦骨朵着嘴说：“这坑挖得太逊了！估计她跳下去只能蜷曲着，如果是俯冲地下去，那就得撅着屁股趴着。”
“嗯，如果把她留下嫁给我就好了。”一个伙伴瞅着那个女俘虏，心里做着白日大头梦，“我每个月可以吃糠，她吃小米。”
“你这个想法也太逊！她应该是献给土地爷，你这么乱说，小心遭雷劈。”傅说说，“而且她现在肯定吃过小米了。她吃饱了才能伺候好土地爷。旁边那个男的就有点瘦，选他太逊了，到了地下，力气单薄，恐怕不能胜任伺候土地爷的工作。”
伙伴不理睬这个事儿妈，白了他一眼。
仪式主持人旁边，还缚着一头献给社神的猪，一直嗷嗷地叫着。主持人道：“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使用不太值钱的小孩。这次工程进展顺利，我们就喝出去埋几个大人——虽然花费会多一点，但这是献给社神的一点儿心意，埋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地震了！（社神，就是土地爷的学名）。哎——，顺便问一句，这里有没有叫傅悦的家伙，我们下次需要志愿者。”
大家都说没有，傅悦也说没有。但是一想，我不就是吗？“我就是！我就是！”傅说举起手。
人们看见这个眼睛明亮的大个子挤出人堆，绑腿没缠好，一个高一个低。大家都吃惊地看着这个傻瓜，心说他不知道志愿者是要被埋的吗？包括那头被缚着的猪，也吃惊地瞪着他，心想还有这么实诚的人呢，估计到了地下给社神干活也不会偷懒，社神会喜欢的。仪式主持人带走了傅说。大家一致认为几天之后在下一个祭祀坑边上，还会看到傅说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傅说却坐上了车子，南下去朝见商王武丁了。路上他糊里糊涂地问主持人这是到哪里去。
“恭喜你啊，傅说先生，伟大的商王听说你是个事儿妈，特地请您到商都给他提意见去呢！”
傅说心想，不当志愿者就好。他坐在马车上，眺望着两边的野景。驾车的马铃铛呼应着清澈的蹄声。车轴两端鼓出的部分，包裹着青铜，这是为了防止被障碍物碰损的。车厢前的横木扶手上，也有兽面的青铜饰物，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这些青铜，可是稀罕的新科技物件，傅说望着它们，虽然前途未卜，老毛病却又犯了，他就：“我说你这马车也太逊了！你看啊，车辕架马脖子上。马脖子高，车厢底，车前面就仰起来了，搞得我往后仰着，一旦遇上上坡，车子非仰翻了不可。换了腰间盘突出的人，还不得瘫了。”
“那依您的高见呢？”
“把车辕做成曲的，就保证车体水平了。”
“好！好！谢谢您的建议。”主持人恨恨地说。
“不用谢，总之你这种直辕车太逊！马鞭子也太奢侈了——鞭子做这么考究干吗？还用玉管作柄，是暴发户吧？太逊啦！”
主持人差点从车子上倒栽下去。
车子南下，越接近以安阳为中心的王畿地区，路面越发平整坦荡，是用黄土、料礓石筑起，又经过夯打，十分坚硬，真可谓“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用笔直的干道来形容商王的道德，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在这是远古的高速公路上，每五十里就设据点，称作“堞”，是用木栅筑成的防守工事，正好是车子走一天的距离。好一点的地方还设有“羁”(念击，字形像系马于栅栏，表示休息)，不仅可以住宿，而且供应饮食。
一些骑着马，身背着政府文书（竹简）的差人，也在大路上奔跑。当时人有出行骑马的习惯。傅说目送着远去的马上差人，酸溜溜地又挑茬说：“哼！真够逊的。我听说商王手下的信使，都是从出发地一个人跑到目的地，干吗啊，累死他啊，不会接力跑吗？太逊啦！”。
终于，傅说一行人走进了王城，迤逦穿过宫城门，又进了殿门，登堂而上，首先看见了武丁脚上的翘尖鞋。傅说刚要说这种翘尖鞋没有鞋带不容易跟脚，走路拖拉太逊了。话没出口就被武丁洪亮的声音堵住了：“哈哈，傅说先生，我前些天做梦，梦中见到一个圣人，醒来后向大臣们描述，一说那容貌，大家纷纷都说知道知道，是一位知名的事儿妈——名字叫傅说，也就是您啊！我觉得事儿妈是顶难得的人才，充当我的谏官最合适。找茬是您的特长，为我提宝贵意见好哇。”
“对呀对呀，傅说先生一路过来，提了一道的意见，找了一路的茬，挑了一车的刺儿。”主持人赶紧把直辕车、曲辕车的话题，差人跑死马的弊端，给商王武丁绘声绘色地描述了。
武丁一拍大腿，非常赞赏傅说的刁钻嘴巴，真是名副其实的事儿妈。
武丁承认，让一个信使把整个行程从头跑到尾，是够不人道的，也容易出危险。据一片刻于武丁时代的甲骨记载，当时有一位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步行了600里，没有到达目的地就累死了，送信也耽误了。有的信使行程更长，曾有一人创下48天连续步行1200里的世界记录。（顺便说一句，信使改用接力形式，是周朝以后才有的制度。）
武丁留下傅说攀谈，听傅说提意见。傅说一点不可气，猛提意见，把出身社会底层的所见所感所憎，尽数倒出，字字句句针砭时政。武丁听得非常羞惭，频频点头，脸一会红了一会绿了，硬着头皮做了认真记录，最后满面羞愧地赞叹道：“如果我是一把青铜短刀，您傅说就是磨刀石。你找茬提意见，就等于磨砺我的铜刀。虽然你说话是够难听的，但这就像好的草药，吃了都会越令人眩晕，唯独眩晕才能治好病啊（我们因此怀疑武丁时代的药品都是毒品吧）。面对着大水，您就是我的舟；面对着天旱，您就是我的霖雨。你启发我的心灵，浇灌我地内心。好的谏官都应该是像您这样的事儿妈。遇上您，我真是相见恨晚啊。”
听了傅说的针砭，武丁脸一会红了一会绿了
武丁于是让傅说辅佐自己，担任国相，修政行德，商朝大治。而傅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被孟子后来写在“天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那段着名文字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成为历史美谈，也是无数穷厄困苦之士（比如我）的人生梦想。
(十一)
武丁在任五十九年，年龄据说接近一百，以至于许多媳妇先他而死（当时妇女平均寿命三十），于是武丁先后娶了六十几位妻子。在众位媳妇之中，有一位运筹帷幄、驰骋沙场的“穆桂英”，叫做妇好。妇好曾经统帅13000人的庞大队伍，征伐方国，这是商代使用兵员最多的一次。
妇好的坟墓在河南安阳的一处名胜景点，墓内殉葬物品的清单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
木椁和涂漆的木棺（内外两层棺材）
十六个人殉
六只犬殉
七千个贝壳（叫做“子安贝”，来自东南沿海，是当时的钱，表示她是款姐）
两百多件青铜礼器（祭祀用的）
五件大青铜铎和十六件小青铜铃（乐器）
四十四件青铜工具
二十七件青铜刀
四个青铜镜
一百三十多件青铜兵器（形制包括远射、格斗、卫体的完备组合）
两件大型青铜钺（铸有狰狞的图案花，是军中统帅权威的象征物）
四个青铜虎和虎头
五百九十余件玉和似玉器
一百多件玉珠、玉环和其他玉饰
二十多件玛瑙珠
两件水晶物品
七十多件石雕
五件骨器
四百九十多件骨簪子
三件象牙雕刻
四件陶器及三件陶埙。
清单中总的青铜器重量达到一吨半，这标志着武丁时候中国全面步入青铜时代，彻底脱离令人汗颜苦恼的石器社会。
我们说，中国的考古学家最苦恼了，在夏朝之前几乎找不到青铜器，只在黄土高原上渭水上游的甘肃东乡县，有一把铜刀和一些小铜块出土，时间大约是距今五千年前——黄帝时代。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天下第一铜刀”是可以砍人的青铜武器。其实它只是水果刀，长四寸，连切西瓜的刀都算不上。做出这样的铜物件，很可能是烧窑时偶然烧灼孔雀石的意外产物。孔雀石颜色翠绿，晶莹可爱，很扎眼，人们都想把它烧一烧。孔雀石里含有氧化铜，烧完就可能得到铜，但这样的铜很软。
此后，中国大地上的青铜器件一直寥寥无几，不能取代石器成为社会的主要工具，一直到夏朝时期都是如此。
到了夏朝末期，或者说是商朝初年，才在二里头那个地方，挖到了一小撮明确的青铜器盏：铜指环啊、小锥子啊，鱼钩啊，小箭头啊，戈头啊，都是小件的规格，最大的是个酒杯，也只有十二厘米高，数量也极少，总共发现的只有十几件。这大约可以作为夏末商初开始有了点儿青铜器的证据。
一直到了商朝中期的武丁时代，青铜器的数量才明显高涨起来，体积也大起来了。人们开采孔雀石，烧的时候加入锡石，达到960度而熔化，冒出青白之气——即所谓“炉火纯青”，冷却以后颜色发青，于是得到青铜——含有75％的铜，25％的锡——必须是这个比例，才使得青铜硬度大、表面光亮，可以做成锐利的武器。延展性也好，可以锤炼成很细很薄的生活器具（比如小勺子）。青铜工具的出现，客观上促进了建筑、天文、手工业的发展，也为甲骨文书写提供了锐利的“笔”。
武丁时代，青铜开始渗透进入人民生活，做饭有青铜的鼎、鬲、甗、甑。鼎最大，常在一米来高，重量相当于一个成年大胖子。不过这些都限于有钱人家享用。老百姓还是用陶器的。说实话用陶器更好，青铜器上面有铜锈，铜锈有毒，用青铜鼎煮肉，用青铜杯喝酒，对身体不好。
到工人的工场里去看看，青铜工具也不少，斧、锛、凿、锥、锯、铲、耜、钻、鱼钩等等，都是青铜的。此外，还有车马器、建筑部件，比如青铜的钉子。铜贝壳也出来了，作为货币，以补充真贝壳的不足。生活中，凡可以使用青铜的，几乎都有用青铜制作的了。不过，青铜器影响范围只限在城市，就像现在计算机还没有深入农村，当时的农具仍都是木器、石器、骨器、蚌壳为主，跟再早四千年前的神农氏没有什么区别。
生与杀是一对矛盾，青铜用于生产的同时也用于杀人。安阳地区一座坟墓中出土成捆的青铜矛头七百多件，足够武装一个城邑。常见的青铜兵器，有戈、矛、钺、短刀，还有少量的戟和大量的青铜箭头。箭头是一种消耗性的武器，没有足够的青铜储备，是不敢多铸箭头的。
? 在生与死之间，还有一种界乎二者的状态，那就是醉。醉生梦死，是喜欢喝酒的商朝人的常态。人们把吃不完的粮食酿酒，加进香料，酿出芳香扑鼻的酒，使得大家都变成了豪饮的酒徒。后来商人因为喝酒太多而亡了国。商朝人弄出很多的饮酒器：爵、觚、觯、斝、尊、壶、卣，这些字型奇怪的东西功能也多多，一时说不清。你只要知道其中尊是装酒的就行了。尊往往做成动物样子，鸟尊、鸮尊、驹尊、犀尊、羊尊、虎尊，最知名的是四羊方尊，上有四颗羊头，都是青铜的。而爵是喝酒的杯子，样子在古装电视剧中常看到，像个麻雀，有头有尾，还有仨脚，人从麻雀尾巴那里对着嘴喝。
最精美的青铜器用于伺候上帝，博物馆里摆出来的，大约都是当年摆给过我们的大辫子上帝的吧！
文字、城市、青铜，这是文明的三要素，如果你同意这个标准，那么中国真正步入世界文明地区的行列，是从开始具备这三个要素的商朝中期才开始的，也就是武丁时代，时间是距今3200年前。这样来讲，中国也就没有五千年文明，只有三千多年文明。
文字、青铜的出现，中国是远远晚于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的，比它们晚了一两千年，算不上是能和埃及、两河流域并肩的四大文明古国。
甚至也晚于希腊、印度这样的地区。因为中国青铜器的出现，比这两个地区也晚了好几百年。而当中国社会较为广泛使用青铜器（商朝中期），希腊和西亚等地区，则已经开始有了铁，步入了铁器时代的门槛。
(十二)
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随后驾崩了。作为一代雄才大略之主，武丁的特点是武力最强，猛攻（上工下口－拼的字）方、鬼方、土方、周方和羌方，等等。其中对鬼方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最终克之，功业赫赫，标志着商王朝的国力达到颠峰状态，相对周边方国尽占优势。这时候的中国可以分成三个环：中间王畿千里，是王朝直接控制的核心（这类似于集团公司总部）。往外一环是诸侯，武丁把自己的儿子和一些功臣将领封在这一环里为诸侯，为商王朝镇守国土（这算是商王投资控股的公司）。但这些人并不是封疆大吏，封疆大吏再大也是官吏，他们却是有着很大自主性的诸侯。打仗的时候他们跟随商王出征，定期向商王朝进贡示敬，平时则独立自主，他们的领导人称侯（这也是诸侯一词的来历，意思是很多侯）。
商王朝的最外一环，是与商王朝或敌对或友好的方国（算是商王的同业竞争或合作联盟的公司）。见诸甲骨文的方国有五十多个，商王给他们起了难听的名字：土方、虎方、危方、犬方、邢方、人方、基方、淮夷、龙方、羌方、鬼方。他们的领导人称伯。鬼方、周方这些方国被武丁打败后，臣服于商，其领导人受封改叫鬼侯、周侯。周侯需要特别提及一下，因为他们后来攻灭了商朝。周侯向武丁敬献了龟骨、牛和来自甘肃天水地区的一位美女，以示臣服。武丁也对他笑容以待。但一旦周方发生二心，不勤劳王事时，武丁就会命令犬侯、仓侯这些与周方为邻的诸侯出兵去警告他，迫其服商。
所以商朝的结构，还不能跟秦汉王朝去比。真正的商朝，只是中间那一小块（王畿千里），面积大约一个省，古文中所说的商人、殷人，也只是这一小块土地上生活的人。其它地方，都是商王朝控股、参股的而已。而在秦汉王朝，中国的每一个郡县，都是中央的独资子公司或者分支办事处。在全国大一统的程度，商与秦汉还是有差别的，不能相提并论啊。
武丁驱民以战，与方国动武，是历代商王中最多的。有人说武丁这是穷兵黩武。其实武丁的远征是战略防御性的进攻，用他的话来讲叫“以保我后生” ——我去打你们这些方国，打怕了你们，以免未来你们欺负我的后嗣。这是以攻为守，每次进攻都能使国内获得一段安宁。一旦好久不出去打，方国就会复来骚扰侵掠。总之武丁不是为了掠夺财富、掳取人口、制造奴隶而发动战争，而是出于保疆守土。这就像汉武帝北征匈奴，难道是看中了匈奴的财富吗？当然不是。后来的西周王朝就因为只重文事，不加意对外用兵，结果亡于西边的犬戎。犬戎对华夏文明备加蹂躏，导致生民涂炭。所以，不要一见到对外打仗，就认为是坏事，对外用兵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丁的对外战争给他的继任者们打下一个巩固的统治基础，开创了一个强盛的局面，他的继任者得以安常处顺。方国们迫于从前武丁的势力，亦不来骚扰。商王朝保持着它的兴盛。
武丁的孙子武乙很值得一提，他是个很有个性的商王，一名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多次嘲弄上帝。他对于神职人员们借助占卜以上帝代言人的角色来干涉他的权威非常不满。为了加强王权，打破神权，武乙命令工匠雕了一个木偶，称做天神。把木偶安置在王廷中，设下赌局，召集朝臣前来观局，他要亲自与天神赌博。神职人员告诉他，木偶不会赌博，他便命这个史官代替天神来和他赌，史官只得应付，步步退让。武乙连赢三局，便问道，"你既是能替天神言事，为何还输，可见天神无灵"。便命侍卫们将木偶的衣冠剥去，痛打一顿。在场的神职人员吓得面色苍白，背后骂他无道。武乙知道以后，也不以为意。他又把一袋子牛羊血挂在高杆上，仰而射之，血呼拉拉地洒下来，名曰"射天"，表示给上帝放放血。这标志着神权的跌落，人类开始摆脱对虚无神力的恐惧和桎梏，走向成熟，也标志着王权的加强。自此以后，神职人员们不敢再干预武乙的行动。王权与与神权二元分离，互相进行较量和斗争，是商朝的特点，比如盘庚迁都就遭到神职人员占卜的阻挠。但是商王不断尝试兼并神职人员的祭祀、占卜特权，政教分离向王权一元专制转化。由于武乙射天的努力，王权的地位空前提升，人间造神运动蓬勃发展，竟把从前子契、商汤这些早期先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当上帝的副官（宾于上帝），后来干脆平起平坐，合为一体，商王的祖先就是上帝。从此以后，神权开始跌落，王权统治着上界和尘世。上帝的代言人神职人员也没了大树可以依靠，商王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权力衰微。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
同一时代的埃及帝国，也存在政教二元的斗争。法老“埃赫那吞”对阿蒙神庙的祭司集团进行了坚决打击，把阿蒙神庙列为虚妄而封闭之，财产没收，祭司驱逐，凡公共场所刻着的“阿蒙”（太阳）字样悉被剥除磨灭。然而，阿蒙神庙祭司集团盘根错节的势力并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法老埃赫那吞虽然也实行迁都另辟蹊径，给帝国带来了一番生机勃勃的气象，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祭司集团消耗着大量的财富，它的陈腐气氛和僵化管理笼罩在埃及上空，最终拖累了埃及，使埃及走上衰落，直至公元前525年亡于波斯。（宗教权与王权并立，原本是个好事情，互相制约得好，有利于民主。但并不是并立就一定会制约，在没有磨合探索出一个有效的制约机制时，并立反倒徒然增加了许多内讧和动荡。在争斗中，最终宗教权压倒王权，那就更不是好事情，形成了新的独裁专制。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和停滞，也归咎于政教分离，互斗，基督教势力和王权，在互斗的同时，并力一起虐民。另外，对照来看，盘庚之迁都，也可能是出于对当时神职人员集团的躲避和抗争，而不单是对哥哥的贵族集团的避锋。）
武乙，这个敢于跟上帝叫板的中国商王，最后跑到陕西渭河流域打猎，结果一去不返，据说是被上帝的暴雷劈死了。这当然给那些迷信很深的神职人员提供了因果报应的证明。其实武乙在历代商王中，敢于藐视天神，打破神权，加强王权，是个有所作为的人。至于被雷击死，那完全是不懂得科学，在山顶上不知避雷雨的结果，而不是轻蔑上帝的报应。当然，渭河流域是周人的活动区，周方的地盘，武乙打猎死在那里，也不排除是周人行凶。或许，武乙的“打猎”其实就是征伐周方的代名词，在与周人的战斗中他不幸死掉了，为了避讳自己的失败，史官把武乙之死说为打猎中途出了意外。
(十三)
“骨灰盒”编号为武乙的这位爷进入祖庙的时候，天下已经不甚太平了。武乙在位的时候，是祖爷爷武丁死后第五六十年。由于长期缺少大的对外战事，西北地区的方国——旨方、羊方、觑方、周方，在武乙时代开始陆续反叛——这是国家忽略兵事的恶果，可能也是神职人员集团与王权集团互相争斗，导致国家内部动荡虚弱所至。并且一直很乖的东夷人也不知撒了什么臆症，突然侵入王畿。
武乙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离自己近的东夷人，被迫结盟于西北的周方人，委任周人帮助自己安定西疆，这才腾出手来压服了东夷人。然而周人则趁机开始在西北抢地盘，自我壮大。他们在周侯“季历”的领导下，以陕西岐山为根据地，灭了附近的程国，活捉了义渠首领，自此声威大振。季历为了表示他的军事行为是奉商王旨意行事的，就带了贡物来到商朝见武乙，表示臣服于商。据《诗经》说他是骑了马去的。武乙看见周侯势力虽然强大，但还肯臣服于商，非常高兴，出于安抚，便赏赐给季历三十里土地、美玉十双、良马十匹。
我们知道，当时商王朝的疆域已经庞大到了其物质能力所允许的极限，超过这个限度，就没有实力去管控了。所以武乙要借助周国力量帮他管控西方。凭借着周侯季历的协助，武乙又亲自派出将领，终于平叛了西方闹了好多年的反叛方国们，商王朝恢复了稳定。不过，周方国也从此成为了商人无法拆除的一颗定时炸弹，尾大不掉，令商朝无可奈何。
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以后，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周侯季历毫不客气，看看中央没动静，就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而降周。周侯季历向文丁报捷（献上俘虏和战利品）。文丁嘉封季历为“牧师”，牧师有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文丁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季牧师于是又征始呼戎，始呼戎败而降周。过了几年，季历再次打败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送给文丁献捷。文丁看看季牧师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下命囚禁季历。季历本来没有叛商的想法，一气之下，就气死在商都朝歌。古书说“文丁杀季历”，就是这回事。而
我们说，周方国的领袖季历，原本是商王朝的战略合作伙伴，但季历在对周边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一系列胜利，也构成了对商的威胁。商王文丁目光如炬，看出季牧师想造反，脑后有反骨，就把他囚杀了。（附带说一句，这个周侯季历本来是老三，不该当周族掌门人，但是他的儿子姬昌是个神童，为了能让姬昌接班，老周侯就把位子给了季历。季历的大哥和二哥看看自己没戏了，就奔跑去了遥远的地方——江南的无锡，在那里开拓了后来的吴国。这是后话不提。）
遗憾的是，文丁杀季历的作法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西伯姬昌，接班之后，昼夜磨牙，作磨着抱复商王朝，最终成为未来商朝的掘墓人。
从文丁时代以后，商周关系变得冰火不容，商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不过文丁还是铸了一个商朝最大的鼎，也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献给他死去的母亲。
文丁的继任者"帝乙"时代，东夷地区的"人方"发生叛乱，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就把文丁的一个幼女，生得美丽端庄，嫁给了西边的姬昌，向姬昌所领导的周人致歉，说我们一时没照顾好你老爹季牧师，使他死在我们那儿了，抱歉抱歉。《诗经》描述了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周人还在渭水上用舟搭了一个浮桥迎接新人（用绳索连起好多船，横贯河上），诗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
(十四)
在武丁死后约120年，武丁的六世孙、武乙的四世孙、文丁的孙子、帝乙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商纣王”同志在河南安阳隆重继位了，时间是公元前1075，已有五百年的商朝历史走到了尾声。不过商纣王未必感觉到什么惶惑，恰恰相反，由于神权在跌落，王权在上升，纣王的庙号干脆是“帝辛”，他的爹爹庙号“帝乙”，都与上帝齐名。这爷俩是商朝唯独两个称帝的商王，号称天上人间的最高主宰。可惜也并没有带给他们的王朝什么好运气。从纣王的爷爷文丁时代起，连连遭受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导致了四周方国开始敢于放肆地通过兼并周边小国而自我扩张。文丁老爷为了遏止这种坏势头，就杀了周方国的领袖季历季牧师给大家看，结果激怒了周人。到了纣的老爹帝乙时代，东夷和周人开始从东西两个方向寻衅进攻，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商王朝与周边方国之间历代积累的矛盾，互相进攻和杀戮，欠下的积久血债，至纣时已尖锐到了无法弥救的地步。
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有了酷热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草和居住点。商朝末年跟夏朝末年一样，也是干旱少雨。为此，纣王没少求雨，他的祭祀系统比从前历代都更完备，祭祀得也更勤勉。
纣王的名字本来叫“受德”，他爹爹给他起的，意思是众儿子中只有他继承了老爹的品德，所以叫“受德”。老百姓多数取“受”的谐音，管他叫做纣。如果搞来商纣王的DNA分析，一定发现他是个优质人种，难怪老爹喜欢他。根据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馆藏石刻记载，帅哥商纣王知识渊博，天资聪颖，并且力大无穷，能手格猛虎。甲骨文的“戏”字，由一支戈一只老虎和一个凳子构成，说明斗老虎是商朝的时髦表演，纣王甚至亲自表演，好比西班牙的斗牛，甚至更血腥。这样的体育明星必然也是全国少女的偶像，难怪后来他跟妲己凑成英雄美女的一对儿。纣王肌肉发达，以勇力闻名，能“倒曳九牛，扶梁换住”——同时倒拉好几头公牛，托起屋梁，让人在下面换柱子，至于搬个大鼎之类，也不在话下。（这一点，他和夏朝的亡国之君夏桀一样，夏桀也手拉铜钩，力擒母犀牛）。
纣王不光体育好，也热爱学习，据《史记》记载，他博闻广识，能诗会赋，巧嘴钢牙，反应灵敏，大臣都辩不过他，都不抵他聪明。不过，历史上这样文武双全的君主，往往倒行逆施。因为根本看不起别人说话，所以一意孤行，把自己的大好江山给抖拉光了。商纣王灌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奔其中，这是大家都知道并且向往的。
作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优质人，纣王的坏名声主要来自他在刑杀方面的工作成效。刑杀是商朝的精神财富，商朝的杀人技术非常完备发达，计有砍头，活埋，肢解，火烧，对剖，去势，刖足，凿膑，割鼻，剜眼，拔牙，割舌，去耳，纹面，以及脯、醢等等（看得出来，那些负责行刑的人如今都投胎去了美容院）。其中，脯，就是把活人做成肉干，像四川的老牛肉干儿；醢（念海），是把活人剁成肉酱。那时候收拾一个人就像收拾一条鱼，刽子手都是厨师出身。
纣王的三个知名大臣，一个被他脯了，一个被他醢了，一个被他关进了监狱。
事情的过程据司马迁说是这样的，鬼侯有个漂亮女儿，于是将其献给纣王。可偏偏这个女孩性冷淡，坚决不答应纣王的有理请求，抵力抗拒。纣王大为懊丧，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一怒之下杀了她。事后他虽然有些悔恨，但鉴于自己一贯正确，只好找了个罪名，把女孩的爹鬼侯给醢了，以免他寻衅报复。醢是非常好吃的东西，就是请厨子把人肉晒干，切碎，加盐、加酒、加梅子（商朝人喜欢吃酸的），加酒曲，装入瓮中密封百日发酵，拿出来跟黄米饭一起吃，颇有香趣。鄂侯得知此事，跑到殿上来愤怒地抗议，结果也被一并斩首，做成人肉干（脯）。西伯姬昌见两侯被害，私下里叹息了几声。没想到被崇侯虎听见了，向纣王打了小报告。西伯姬昌于是也被逮捕了，差点也进了厨房。
《史记》里记载的上面这件事情，即便是真的，那纣王也算不上多坏。其实，重刑杀一直是喜欢搞人殉的商王朝的传统特色，上述列举的种种杀人手段，并不是纣王研发出来的，而是历代商王们的集体贡献。一组有趣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从前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使用人牲（就是杀活人以祭祀）合计为五千四百一十八人；接下来的九十年间，用人牲是一千九百五十人；而纣王与其父亲的四十年间，用人牲仅七十五人，明显少于前代。可见，商纣王对老百姓并不残暴嗜杀。
而且，把人醢了，即便在后来的大周朝乃至汉朝的刘邦也都这样干过，不算稀奇。并且我们说，鬼侯、西伯、鄂侯这三个苦主都是方国君长，纣王处罚杀掉他们，属于商王朝与周边方国的敌对斗争，而敌对斗争一贯是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的。特别对鬼侯、西伯这样不老实的西部方国，它们对商王朝虎视眈眈，征伐和处死他们是历代商王的政治工作，即使做成肉酱也不算什么残暴——武丁就经常把俘虏来的方国首领脑袋锯开，在上面刻字。所谓纣王残暴，都是他的敌人在胜利后添加给他的罪名。
具体来讲，鬼侯，是鬼方的君长，鬼方是匈奴的前身，长期与商王朝交战。鄂侯是鄂国的君长，地处河南泌阳，鄂国后来迁于湖北，所以湖北简称鄂。鄂侯同情被杀死的鬼侯，替他叫屈，说明他们是联盟关系。至于西伯，就是姬昌，是周方的领袖，更是商的凶险敌人。纣王杀死或者关押他们，是一种政治行为。
至于纣王和妲己的事，如果纣王后来不亡国的话，也可以看作一段佳话。
妲己来自商王畿以南一个小国——有苏国(在今河南武陟)。因为地小人稀，出产不富，凑不齐贡赋，就把妲己送来顶数了。妲己成熟妩媚，外表性感丰满，风姿绰约，长得有点像李玟，英文名dada，又娇又艳，明眸皓齿，风情万种，很有浪漫的特质。
妲己一看纣王——能“倒曳九牛，扶梁换住”的纣王，必然身手矫健，体魄俊美——所以妲己望见的纣王，有着精致完美的五官，伟岸俊逸的身形，高贵俊朗的气势，全身上下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贵族气度（——由周润发扮演），属于俊帅型的美男。总之，你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瑕疵！
纣王的头上，戴着王者的“雀屏冠”，冠型高耸，如孔雀开屏，上部张开宽幅近半米，用众多玉饰组合而成，好像一面太阳灶，闪得妲己很迷糊。纣王的耳环没有像后世那样穿在耳洞里，而是垂系在雀屏冠两侧直达耳际。纣王上身是交领的丝衣，丝绸是他的最爱，向下直垂过膝。下身是商朝人常穿的“旗袍”，前后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两侧有缝。旗袍里面纣王光着大腿。小腿上则用皮革裹了（绑腿），脚上是革制高统靴，平底无跟，靴头上翘，穿之有练达英爽气概。
妲己穿的则是平头丝履，站在堂下卓然不群，身上的丝衣和远古时代的几缕阳光，轻轻贴在她柔软而光滑的肩头。虽然被当作贡品推出，态度依然从容高雅不可撼动，仿佛见了龙虾也不迁就，在一霎间，纣王彻底被她迷住了。
“过来，你叫什么名字？”俊美男纣王的嗓音突然低了八度。
“禀告大王，贱妾名叫妲己。”如同铃声一样清脆的声音，猛烈地拨动着纣王的心弦。与此同时，有苏氏的使者偷偷地擦着他们脸上的汗珠，长长出了一口气。
纣王让妲己走近，妲己脱掉小袜，款款举趾，走上席子，侧跪下来，给纣王倒酒。纣王斜眼去看，妲己两瓣红红的樱唇似微闭又似紧锁，鼻翼随着轻轻的呼吸和那一起一伏的胸脯耸动，颤抖着无限的挑逗。妲己的眼睛也正在往纣王这边看，她一双大眼仿佛注满了欲溢不溢的秋水，一顾盼，一转睛，有千言万语，和纣王目光撞在一起，纣王完全晕菜了。
纣王第一次真正地坠入爱河，体会到了难以言传的爱意。与妲己相比，后宫中的所有妃子都愚蠢粗俗得不值一提。能诗会赋、很有文学才具的纣王，心中暗作诗道：“朕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搜索挖掘，见到的是朝霞般绚烂的情感。我的语言怎能刻画出它的微妙。我的心思怎能被言词说破？朕直到今天才知道，以往的人生其实全是虚度！”
为了不再虚度人生，纣王下令在朝歌郊外大兴土木，开始过有意义的生活。他们建造了一个观景用的夯土高台，叫做鹿台，周长三里，高达近千尺。在这样的高台上面，又修了宫室殿宇，从中可望云雨，简直是中国的金字塔。而在更远的沙丘（河北平乡），他又造了一个很大的苑圃（古代动植物园），饲养珍禽异兽，并建立了酒池、肉林两个着名景点，也就是古书所说的“灌酒为池，悬肉为林”，还有很多帅哥美女在里边裸奔。
鹿台宫殿
纣王经常带着妲己往来于鹿台和沙丘。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纣王贪图享乐，也可见的出商王朝积累了五百多年的财富的殷实。同一时期的埃及法老，在大修金字塔和阿蒙神庙，现代人并没有批判他。纣王大修鹿台，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千夫所指呢！须知，粮食是一种不可长期储藏的东西。粮食大丰收，国库充盈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和中国的商王就开始动用脑筋了，他们用粮食做工资，招募大量人夫，去修建金字塔或者鹿台沙丘。把容易腐败无法保存的粮食，转化成耸立着的建筑。这是一种财富向另一种固定、恒久的财富的转化。当时又没有渠道去搞海外投资，财富也就只能这样去转化了。
看看埃及现在的旅游业，当地人还在享用着金字塔带给他们的旅游财富，可见法老王的聪明。法老时代人们的劳动，饱含着远古的太阳能，一直传递消耗到了今天。
纣王有了妲己以后，受妲己影响，也开始对流行乐感兴趣。他派音乐制作人“师涓”四处搜集乡间小调，把它们加工成风格轻快的新歌曲，以便给妲己出专辑。音乐配器是青铜的钟、铃、磬、钲等多种组合，为了演奏好这些复杂的乐器，制作人还事先排练。不料，人们听到妲己的专辑之后，都皱起眉头，管这叫“靡靡之乐”。
纣王和妲己不管这一套，他俩不喜欢主旋律的雅乐（用于祭祀的），嫌它沉闷。纣王说：“给死人听的，怎么适合给活人听？！”为了逼着乐师们有所创新，纣王把他们关进“宾馆”，直到写出缠绵迷魂的流行乐才放出来。虽然被后来道貌岸然的儒者斥为“靡靡之音”，这些东西跟我们现代常听的“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没什么区别。所以纣王妲己给当时音乐界来了一次革新。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纣王和妲己互相依偎着。在月朗星稀之刻，鹿台上面撒着清光如水，纣王和妲己俩人手里摇着荧光棒，欣赏着台上宫女们的曼声柔唱，感受着美人们的飘摇起舞，一种梦幻般的韵致，使他俩通宵达旦，忘记身在何世。这只差"白乐天"那样的诗人为他们写个《长恨歌》什么的了。
平心而论，纣王宠爱妲己，也算不上什么淫乱好色，比起从前武丁的六十几个媳妇，比起未来皇权社会的三宫六院，还来的惭愧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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