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雍也篇_宋代理学三书随劄钱穆

（六）雍也篇

　　其心三月不违仁章。

　　或问仁人心也，则心与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违仁，则心之与仁，又若二物，何也。朱子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训心，盖以仁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则有是德。然私欲乱之，则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众人之心，所以每至于违仁也。克己复礼，私欲不萌，则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颜子之心所以不违于仁也。故所谓违仁者，非有两物。深体而默识于言意之表，庶乎其得之矣。”又曰：“张子内外宾主之辩，盖三月不违者，我为主而常在内也。日月至焉者，我为客而常在外也。仁犹屋，心犹我。”又曰：“三月不违，则主有时而出。日月至焉，则宾有时而入。”今按：仁，人心也。乃孟子语。仁者心之德，乃朱子语。而语孟仁字之义，乃益显矣。横渠内外宾主之辩，备见切至。人之于道，当使已为主，常在于内而不去。不当使己为客，常离在外而偶至焉。宋儒发明孔孟之道，岂必以违孔孟自创道，乃始为贵乎。

　　贤哉回也章。

　　朱子曰：“向前见不得底，今见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乐不是说把这一个物事来恁地快活。”今按：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朱子此处则专论颜乐。大体说，一己知行有进，才是内心之真乐。近人则多想外面寻一个物事来快活，遂谓世界进步，自己生活亦进步。其实事物尽在外，寻不到快活处，即谓自己生活不进步。此亦横渠内外宾主之辩。今日世界物为主，人为宾，宜乎尽日只在物上用心思，转把自己身心放疏了。

　　问：伊川答鲜于侁，以道为乐，则非颜子。朱子曰：“颜子之乐，非是自家有个道，只管把来弄后乐。”又曰：“程子之言，但谓圣贤之心与道为一，故无适而不乐。若以道为一物而乐之，则心与道二，而非所以为颜子耳。某子云，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乐道，即有着矣。此乃佛老绪余，非程子本意也。”今按：此条所辨甚细，一是心以道为乐，一是心上一毫不留，一是心与道为一，此须一一从自己心上辨。近人则此心以物为乐，更复与此心以道为乐有不同。

　　朱子曰：“世之谈经者，往往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浅而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远，本明而必使至晦。且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由是以乐尧舜之道，未尝以乐道为浅也。直谓颜子为乐道，有何不可。”今按：此条更直白。朱子本从二程以上寻孔孟之道，其言先后有不同，正见其数十年间，向学之殷，求道之诚，而亦多向前见不得今见得，向前做不得今做得底，此亦见朱子毕生乐处。教人读古人书，正为教他自己求道，岂为能找出古人一些漏洞，恣我批评，而亦以为道之在此乎。

　　问：颜子乐处。朱子曰：“此等处不可强说，且只看颜子如何做工夫。若学得他工夫，便见得他乐处。非思虑之所能及也。”今按：此条不言乐处先言工夫。工夫又非思虑之谓，寓意深矣。濂溪通书学颜子之所学，即教人学颜子工夫也。寻乐处与学工夫，则待学者自取。

　　问：不改其乐与乐在其中，二者轻重如何。朱子曰：“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今按：此条言简意深。又曰：“不改字上恐略，与圣人不相似。圣人自然是乐，颜子仅能不改，如云得与不失。不失亦是得，但说不失，则仅能不失耳。终不似得字是得的稳在。”今按：此条又从不改二字上细加分说，恐《论语》本文未必存有此义。《论语》仅言在箪食瓢饮陋巷中而不改，是颜子先已得此乐矣。是不改其乐，犹言乐在其中，亦即无适而不乐也。岂得以不改与在其中来分别孔颜乐处。然朱子所分析，亦仍有其义在。即就其义求之，于我有得，斯可矣。读书有当分别读之者，如此例是也。

　　樊迟问知章。

　　或问樊迟问知，而夫子告之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何也。朱子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达于事理，则必忽而不务，而反务其所不当务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难测也，非达于事理，则其昧者必至于慢，惑者必至于渎矣。诚能专用其力于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于鬼神之难测者，是则所谓智也。”今按：中国乃一大陆农国，人道所宜易知。希腊乃一商业国，人道所宜似较难知。犹太民族播迁流徙，其最易亲且近者，乃惟上帝。不知孔子生于希腊犹太，其将何以为教。至今国人则惟宗教科学哲理是尚，读《论语》此条，则鲜不忽之矣。

　　又问：樊迟问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难而后获，何也。朱子曰：“为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计其效，而后为其事，则事虽公，而意则私。虽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知循天理之自然，而无欲利之私心。董子所谓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谓此尔。”今按：以此义语商业民族，似亦难。故希腊人求真理，必从科学哲学上求，不从实际人事上求，此亦有宜谅者。今日则凡所为，必先计其所获，其难其易，则一任各人之自由喜好，则孔子语樊迟以仁，其义将断不可通。至论智，则又断非孔子之所谓智，又无待言。

　　知者乐水章。

　　朱子曰：“看圣人之言，须知其味。今且以知者乐水言之，须要仔细看这水，到隈深处如何，到峻处时如何，到浅处时如何，到曲折处时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随之以为态度，必至于达而后已。此可见知者处事处。仁者乐山，亦以此推之。”今按：今人只谓孔子朱子不生我时，哪知我所当处。我所知，亦即在此胜了孔子朱子之所不知。读此条，心中又觉如何。

　　朱子又曰：“仁者乐山一章，与樊迟问仁知章相连，自有互相发明处。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见得日用之间，流行运转，不容止息。胸中晓然无疑，这便是知者动处。心下专在此，都无别念虑系绊，见得都是合当做底事，只恁地做将去，这是先难后获，便是仁者静。”又曰：“自仁之静知之动而言，则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动知之静而言，则是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今按：朱子逐处体玩发明，皆自有味，读者其深会之。

　　齐一变章。

　　朱子曰：“变鲁只是扶衰振弱而已。恰似一间屋，鲁只如旧弊之屋，其规模只在。齐则已经拆坏了。”今按：此条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大抵变，扶衰振弱则易，从头改造则难。朱子又说：“今日变时先变熙丰之政，以复祖宗忠厚之意，次变而复于三代也。”今按：善治春秋及宋史，则朱子之意可见。不问历史，仅言变，则第一当变者自为孔子，而朱子则可勿论。晚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是亦视中国如一旧弊之屋。新文化运动以来，则欲将此屋拆去。不期五千年老屋尽拆不完，是亦出当时意料之外者。

　　君子博学于文章。

　　朱子曰：“博文约礼，圣门之要法。博文所以验诸事，约礼所以体诸身。”今按：二者仍是一本，即验诸事而已。又曰：“夫子教颜子，只是博文约礼两事。自尧舜以来，便自如此说。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约礼。”今按：此条阐说甚深。博文乃所以求精。朱子又曰：“博文则须多求，博取熟讲而精择之，然后可以浃洽而通贯。”约礼所以求一者，日用之间到得行时，却是一理是也。又曰：“知崇礼卑，博然后崇，卑然后约，物理穷尽，超然于事物之表，则所谓崇。戒慎恐惧于一动一举一言一行，则所谓卑。”又曰：“礼是归宿处。”今按：中国人讲学，只要归宿在一己日用之间，此非至卑乎。而凡所讲求，则穷尽物理，超然于事物之表，此又非至崇乎。今人讲学只求专，不求博，只精于一门，已非中国古人之所谓精矣。又不归宿在自己身上，只求把自己归宿在所从事之一项学问上，既不博文，亦不约礼，只把己约在文之一目中而已。看来像是多文，实在则属无己。博而非约，约而非博，在文字上论，虽可同用此博约二字，而内容意义则大不相侔矣。

　　如有博施于民章。

　　朱子曰：“博施济众是无尽地头，尧舜也做不了。盖仁者之心虽无穷，而仁者之事则有限，自无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说，便尽无下手处。”今按：一项道理，有就心上说，有从事上说，有从理上说。如博施济众是仁，亦是理。但就事上说，便做不尽。纵如尧舜，具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也做不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心上说，也是仁，从事上去做，亦可下手做得去。故中国人讲理，多要就事上讲，更要从心上讲。若离了事与心，专来讲理，便有时会成非理。但也不能离了理来讲事来讲心，那事与心也便多转入非理方面去。此乃中国人所谓之中道。从理上讲，则随时随地无穷无尽。从事上讲，则当前便可着手。从心上讲，则当从人心同然处，人人可以合作。中国人则贵在此三方面能同时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