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　游国恩－第八编　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公元1644-1839年)

第八编　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公元1644-1839年)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州女真族统治者努儿哈赤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王朝，定朝兴哀(今辽宁新宾境内)。明崇祯九年(1636)，努儿哈赤第四子皇太极改国号曰清，定族称为满洲(译音，即妙吉祥义)。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灭。当时皇太极已死，其子福临(即清世祖)继位，改元顺治，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便乘机入关，以明降将吴三桂为先导，镇压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取得了中央政权，并随即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战争。这时民族矛盾很尖锐，汉族地主阶级内部拥满和反满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于是清统治者采用礼葬崇祯帝后，升级擢用降吏和不改变汉人服制等项措施，来分化汉族地主阶级；同时发布赦免罪犯、蠲免粮饷等项告示，企图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然而，在清初四十年的时间里，反清战争仍在不断地进行。"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人民反清斗争中最惨痛的历史。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抗清军坚持最久，在广西、云南等地由李定国领导的抗清军到康熙元年(1662)才告失败，由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抗清政权，则一直坚持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康熙时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村经济的措施，以求和缓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人民在经历了明末残酷的剥削、巨大的战乱以后，有了安定喘息的机会。整个社会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也逐渐恢复繁荣，为清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对外所采取的限制贸易的政策，则有力地遏制了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侵入，使封建经济的发展有了保障。

　　清统治者继承并进一步加强了明代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规定由内阁到六部等中央机构，均设复职，满汉平分。但实际上中央大权，并不在内阁，雍正以前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以后在满员充任军机大臣的军机处，而一切重要问题，最后都由皇帝裁决，形成了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

　　清代科举制度仍按明代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但扩充了取录的名额，还颁布了捐纳制度。康熙十七年(1678)又开设博学宏词科，用以罗致"名士"，取录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职。在施行羁麻政策的同时，又严禁文人结社，并大兴文字狱，以压制思想上的反抗。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于经历了明代履灭的重大变动，文人多在诗文中寄托他们怀念故国的情绪。杨凤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所以自顺治九年(1652)以后，便不断有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雍正三年(1725)更定例究查。文字狱也比历代增多，康熙二年(1663)的"明史案"，除庄廷先死，"焚其骨"外，"所杀七十馀人"(《亭林文集·书潘吴二子事》)，受株连的近二百人，以社集中文人为最多。此外，如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时汪景祺之狱，吕留良、曾静之狱等，实行残酷镇压，这对当时文人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

　　清初文化思想上的斗争也很尖锐。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以巩固其思想统治。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很受宠幸。明清之际，在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出现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亲身经历了明代的履亡，亲眼看到了明末社会种种腐朽黑暗，参加了抗清的军事斗争。他们通过这种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长期观察和分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产生了进步的民主思想。他们思想的特点，首先是对封建社会本身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批判，有的针对封建统治，特别是针对明朝统治的积弊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或补偏救弊的改良方法。黄宗羲大胆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政治，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认为"自秦汉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们还提出了均田的主张，黄宗羲主张把全国耕地先"每户授田五十亩"，"馀田......以听富民之所占"，同时按土质分别"田土之等第"，地税均"以十一为则"。王夫之在《噩梦》里更进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畴"，这可以说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其次是对民族压迫的反抗和批判。顾炎武对于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别注意。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他所说的"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沦亡。他认为保国是君臣和有职守的人的责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十三)!在时代的刺激下，他们反对明末王学的空谈心性，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主张，企图通过经史的研究达到唤醒人心，复兴民族的目的。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二)。黄宗羲说："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文约》一《李杲堂墓志铭》)。这就开始转变了明末空疏的学风。稍后，阎若璩、胡渭等立汉学旗帜，攻击宋学。这些对于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诗文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

　　清初的进步作家，民族意识强烈，对现实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明遗民以诗文着名者如顾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也多有反映。另外，屈节降清的吴伟业，在他的诗里也反映了明清之际的变乱，艺术性较高。王士祯是康熙时期的诗坛主将，他论诗以"神韵"为主，创作力求"超脱"。这种诗风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脱离现实。清初词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拟多于创造，如陈维崧的模仿苏、辛，朱彝尊的宗法姜、张。纳兰性德虽有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贵公子生活的限制，思想内容同样贫乏。

　　戏曲方面，在苏州地区产生了以李玉为代表的一派作家，对明末清初动乱的现实有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体写作的《清忠谱》对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为深刻。康熙时期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继承了明代传奇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抒写了国家"兴亡之感"，代表了当时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李渔的戏曲理论，联系舞台实际，并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小说方面，陈忱的《水浒垢传》描写梁山英雄们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的再度起义，并突出了南宋时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薄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加以发展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毒害，歌颂了争取真挚的爱情生活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乾隆时期，是清朝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顶点，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的时期。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适应贵族、大地主、大商人享乐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业也活跃起来，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当时窑业、印刷业、制盐业、纺织业、矿业等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可观。景德镇的窑业工人就将近二十万，广州有一个制茶工场，男女童工达五百人，还开始部分地使用机器。在这个过程中，东南沿海一带一度被摧残了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开始发展起来，但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很多地区又表现得不够明显，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阻碍，它的成长过程是很缓慢曲折的。所以那时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地主阶级的扩大兼并，使土地高度集中，不只皇室、贵族、官僚都聚集了巨额的财富，大商号、当铺、票号、银号、盐庄，以至一般土豪富商，也聚集了惊人的财富。其结果便是土地愈集中，农民愈贫困。乾隆末年，政治已日趋腐败，贪污成风，当时毕沅为两湖总督，福宁为巡抚，陈淮为藩司，三人朋比为奸。人们说：毕沅像蝙蝠，身不动摇，专吸过往虫蚁；福像虎狼，不顾人畜，一概吞噬；陈像老鼠，钻穴蚀物，使人不防。"嘉庆初年，查抄前军机大臣和珅的家私，估银约十亿两，超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的十倍。八旗兵丁既不操练，又不事生产，成为社会上的寄生阶级，整个统治集团生活奢靡，日趋溃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接连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如嘉庆元年(1796)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活动地区包括川、陕、楚、豫、甘五省；苗民起义比白莲教起义早一年，起义先后达十二年之久；嘉庆十八年(1813)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同时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道光年间，英国殖民势力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频繁，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源更加枯竭。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序幕，使中国逐步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

　　乾隆时期，统治者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文字狱案经常发生。据一种不完全的档案材料《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后四十八年之间，共有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狱案发生，杀人焚书，成为平常的事情。乾隆牢笼文士的手段也超过前期，乾隆三十六年(1771)仿康熙的办法，再开"博学宏词科"，被举者共二百六十七人，实际到京参加考试的有二百二十人(全祖望《公车征士小传》)。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不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人才"，而且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大规模地销毁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和其他书籍，企图消灭汉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结果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八年间，被销毁、抽毁和横遭篡改的图书不计其数。但是也必须指出，这种浩大的图书集中的工作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贡献。

　　乾嘉时期，考据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乾嘉学派在文禁森严的条件下，逐渐放弃了顾炎武等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风是"博学"、"好古"；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徵不信"。他们考据的目的是为了通经，由于他们只是依据汉儒的意见，特别是以许慎、郑玄诸家之说作尺度，所以他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寻求客观规律是很不相同的。虽然他们在整理古代学术文化方面有较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冥心追古，脱离现实，淹没于烦琐考证之中，归根到底是为封建统治者粉饰承平。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对政治比较关心，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里，表现了他的进步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提出了"通情"、"致用"两种主张，以反对程朱理学的观点。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戴东原集·与某书》)。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面影响不大，仍是以训诂大师闻名于世。初期考据学者标榜汉学，以与渊源宋代的程朱理学立异，后来更多调和汉宋之论。他们已进一步总结前人在学术、文学上的成就，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文学创作中的复古主义倾向更为严重，只有长篇小说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清中叶的诗歌领域中，王士祯的"神韵"说的影响仍然很大。主张"温柔敦厚"的沈德潜，更是典型的台阁体诗人；稍后，翁方纲的"肌理"说，表现了考据学对诗歌的影响。只有袁枚的反对复古、主张性灵的理论，继承了明末公安派的传统而有所发展，他的"性灵"说不像公安派那样玄虚抽象，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当时比较有进步意义。郑燮的诗歌不仅能突破复古主义的束缚，而且写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的古言理论和创作，一直影响到清末的文坛。由于学者多读古书，多记古事，这时还出现了骈文"复兴"的局面，这和桐城派古文是一个对立的文派，汪中在这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杂剧、传奇方面，由于作者的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片面追求格律和词采，他们的作品就只能成为文人案头之物。只有蒋士铨、杨潮观成绩比较可观。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戏。从明代发展起来的弹词、鼓词在这时普遍流行，作品数量很多。其中有些着名的作品，如《义妖传》表现了反封建、追求爱情的精神；《再生缘》歌颂了妇女的才智，成功地塑造了孟丽君的形象；《天雨花》描写了明末朝政的混乱和阉党的专权。在弹词中成就比较高。

　　章回小说中出现了标志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高峰的《红楼梦》，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罪恶作了深刻揭露和辛辣的嘲讽，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小说领域内的反动思想和考据势力的影响也日益严重，《镜花缘》虽然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对封建社会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但也反映了这种恶劣风气。诗文、词曲更加衰落，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由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才出现了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