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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曲、客外的私家依附民

 

  部曲、客,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叶以前私家依附民中人数最多的两大类,而且流长源远,部曲、客身分的演化很能反映古代自由平民向依附民的转化,所以分出来述说。魏晋南北朝私家依附民,不只部曲、客两种人,另外还有很多。他们的名称有多种,如门生、故吏、义附、荫附等等。

  门生、故吏,也是汉代就已出现的两种社会关系。《汉书·昭帝纪》,始元二年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额师古注说:“调,谓发选也”。故吏,前为官职者。令其部率习战射士于张掖为屯田也。”按:这可能是故吏之滥觞,未看到这以前有关故吏的记载。

  西汉初,叔孙通有弟子、诸生。董仲舒有弟子。武帝立博士,有博士弟子。《萧望之传》有“门下生”。《汉书·儒林传·高相传》,有“门人”,时在王莽世。《儒林传》其他传中,仍用弟子。《汉书》中似未见“门生”一词。

  门生的出现,在东汉初年。

  《后汉书·廉范传》:“诣京师受业,事博士薛汉,薛汉坐楚王事诛,故人门生莫敢视,范独往收敛之。”

  《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援兄子)严从其故门生肆都学击剑,习骑射。”

  《后汉书·贾逵传》:“(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传》、《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

  《后汉书·邓禹传》:“(禹孙)弦卒。……将葬,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骑士,礼仪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听。但白盖双骑,门生挽送。”

  廉范、马严在明帝世,贾逵在章帝世,邓弦在安帝世。故门生之出现,早不过两汉之际,或即东汉初。

  从《贾逵传》文看,弟子、门生是有别的。按:泰山都尉孔宙碑碑阴题名有六十二人,其中有门生四十二人,门童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弟子十人(《金石萃编》卷十一)。更证弟子、门生有别。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门生》条:“欧阳公《孔宙碑阴题名跋》曰:汉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数百人。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依此,则弟子、门生之别在于:弟子是亲受业者,门生为转相传授者。

  但这种解释似不能完全解释东汉的门生。《后汉书·郅恽传》:“是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寿(恽子),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后汉书·杨震传》:“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财物七千余万,彪(震曾孙)发其奸,言之司隶。”窦宪外戚,王甫宦官,何来门生?顾炎武指出:“愚谓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宪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传授之门生乎?”(见《日知录》卷二十四《门生》条)。

  顾炎武的话是对的,但也要有些分析,从发展上看问题。窦宪、王甫的门生是依附名势的,但不能说所有的门生都是依附名势的。“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大约还是有事实为据的。《后汉书·鲁丕传》:“元和元年徵,再迁,拜鲁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叔陵,鲁丕字。鲁丕的门生,还是来就学的。又《后汉书·张酺传》:“元和二年,东巡守,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可以看出,这里的门生也是和学有关系的。

  就《后汉书》中所反映的,东汉时期门生、故吏和业师、主官间有下面一些联系。这些联系都是以“义”为基础的,是平等的。

  业师、郡将死亡,门生、故吏和子弟一样要为业师、郡将送葬。

  《邓禹传》:“元初二年,弘卒(邓禹孙),……将葬,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骑士,礼仪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听,但白盖双骑,门生挽送。”

  《赵咨传》:“(咨)将终,告其故吏朱只、萧建等,使薄敛素棺,藉以黄壤,欲令速朽。……朱只、萧建送丧到家,子胤不忍父亲与土并合,欲更改殡。只、建譬以顾命,于是奉行。时称咨明达。”

  《傅燮传》:“再举孝廉,闻所举郡将丧,乃弃官行服。”

  关系深的,门生、故吏常是和子女一样行三年丧。

  《桓荣传》:“时太守向苗有名迹,乃举鸾(荣曾)孝廉,孙迁为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乃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淮汝之间高其义。”

  桓鸾是桓灵帝时代的人,此事当在桓帝时。这时故吏而行三年丧服,大约尚在形成中,故被“高其义”。有时郡将被诛,故吏冒犯罪危险去奔丧行服。《乐恢传》:“后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诛,故人莫敢往。恢独奔丧行服,坐以抵罪。归,复为功曹。”

  业师、郡将被诛或蒙冤时,门生、故吏常冒死为业师、郡将收尸或鸣冤。

  《廉范传》:“诣京师受业,事博士薛汉。……后辟公府。会薛汉坐楚王事诛,故人门生莫敢视,范独往收敛之。吏以闻,显宗大怒。召范入,诘责曰:薛汉与楚王同谋,变乱天下,范公府掾,不与朝廷同心,而反收敛罪人,何也?”

  《虞诩传》:“(顺帝)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每请托受取,诩辄案之,……坐论输左校;……于是诩子与门生百余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乃入言之,防坐徙边。……即日赦出诩。”

  《郑弘传》:“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贶。楚王英谋反发觉,以疏引贶,贶被收捕,疾病于道亡没。妻子闭系诏狱,掠考连年。诸生故人(门生故吏?),惧相连及,皆改变姓名,以逃其祸。弘独髡头负鈇锧,诣阙上章,为贶讼罪,显宗觉悟,即赦其家属。弘躬送贶丧及妻子还乡里。由是显名。”

  官吏得罪皇帝,皇帝治他们的罪。而门生故吏竟敢收尸,在皇帝眼里这是“不与朝廷同心”,同样是犯罪的行为。

  由于门生、故吏与其业师、郡将关系的密切,久之在东汉便形成一种制度,凡业师、郡将犯罪,门生、故吏都要连坐,重则受刑,轻则免官、禁锢。

  《陈禅传》:“及邓骘诛废,禅以故吏免。”

  《崔瑗传》:“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居无何,遵被诛,瑗免归。”

  又,“后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孙程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阎显兄弟悉伏诛,瑗坐被斥。”

  《崔寔传》:“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出为五原太守。……以病徵,拜议郎。……会梁冀诛,寔以故吏免官,禁锢数年。”

  《灵帝纪》熹平五年,“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

  《谢弼传》:“建宁二年,弼上封事曰:故太傅陈蕃,辅相陛下,勤身王室,凤夜匪懈,而见陷群邪,一旦诛灭。……而门生故吏,并离徙锢。善身已往,人百何赎!宜还其家属,解除禁锢。”

  门生、故吏和业师、郡将的关系,是私人间的关系,也是在义的基础上的关系。他们认为这是作人的标准,义该如此。但这种关系的发展,已和皇权发生矛盾。门生、故吏,固然还没有发展到背叛皇帝的程度,但皇帝已不能容忍这种关系。

  汉末战乱,帝国瓦解,各种私关系都在发展,门生、故吏和业师、郡将的关系,也在发展。这种关系的发展,和地方长官和属吏间君臣关系的发展是有连带关系的。汉代郡县僚属,都是由郡守自辟的。郡县属吏和长官的关系,在东汉末年也向君臣关系发展了。荆州刺史刘表遣从事中郎韩嵩赴洛阳察查形势。韩嵩对刘表说:“事君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唯将军重思,无负嵩。”

  韩嵩的话,很反映时代思潮。韩嵩为刘表属吏,已是君臣关系,刘表是君,韩嵩是臣。臣就有为君而死、为刘表而死的义务。但他如被天子命为一官,则为天子之臣,对刘表只是故吏,不得复为刘表死。

  这里,我们注意的是,汉末的君臣关系甚多,属吏对地方长官是君臣关系,有臣为君死的义务,打破了只有皇帝才是君,只有皇帝和全体人民官吏才有君臣关系。但韩嵩所谓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不得为将军死,并不表示这个时代故吏对原来长官关系的轻弛了。而只是故吏关系敌不过与天子的现实君臣关系。一般故吏关系,只有随着主官、属吏间关系的君臣化而君臣化,不会反而轻弛。

  三国时期,有关门生、故吏的材料,反映门生、故吏人数是大量的。袁氏家族,门生故吏遍天下。

  《三国志·魏志·袁绍传》,城门校尉伍琼对董卓说:“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

  和宾客、部曲一样,门生故吏的地位也是多层次的,有高有低。有的门生故吏后来在朝廷做了大官,业师和主官反得去依靠他们。

  袁氏故吏韩馥,作了冀州牧,袁绍去投奔他,他就把冀州让给袁绍,说:“吾,袁氏故吏。”(《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袁术在扬州,为吕布、曹操所败,“欲至青州从袁谭,发病道死。妻子依术故吏庐江太守刘勋。”(同上书《袁术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家族之家的门生故吏,数量仍是很多的。

  《晋书·王机传》:“遂将权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

  《宋书·谢灵运传》:“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

  《南齐书·刘怀珍传》:“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

  这些门生、故吏和奴客联在一起的,他们的地位大约和部曲客差不多,是这些豪族强宗的私附,依附民。

  门生似可以受业师的荫庇免除对国家租税徭役的负担。《晋书·王裒传》:“(裒)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家贫躬耕,计口而田,度身而蚕。或有助之者,不听。诸生密为刈麦,裒遂弃之。知旧有致遗者,皆不受。门人为本县所役,告裒求属令,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乃步担乾饭,儿负盐豉,草屩,送所役生到县,门徒随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诣己,整衣出迎之。屩乃下道至土牛旁,罄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因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县以为耻。”

  因之,一部分人也就为了免役税而来作门生。门生中也就不乏富家子弟。《宋书·徐湛之传》:“湛之,……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妓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姘,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

  门生对业师,要有贡纳。《宋书·顾峻传》:“凡所莅任,皆阙政刑。辄开丹阳库物,贷借吏下,多假资礼,解为门生,充朝满野,殆将千计。”《梁书·顾协传》:“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按:此门生虽不敢厚饷,止送了二千线,还挨了打。但由此也知门生对师长是要有所馈遗的。

  门生对师有馈遗,门生也利用业师的地位而收取货贿。《宋书·沈勃传》:“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赃物,多至二百余万。”

  门生,身分层次尽管有高有低,但无论高低总会带有依附性。在须要表示身分的场合,可以看到门生的身分地位总是有一定格局的。《宋书·顾琛传》:“尚书寺门有制,八座以下门生随入者各有差,不得杂以人士。琛以宗人顾硕头寄尚书张茂度门名,而与硕头同席坐。明年,坐遣出。”从这条材料看,门生地位是低于一般人士的。顾琛宗人的身分地位当然不低,不应该冒门生名随入,顾琛更不应与门生同坐,顾琛违犯了这条规定,故坐遣出。

  门生、故吏对师长有义务,担负劳役。如王微《报何偃书》所说:“家贫乏役,至于春秋令节,辄自将两三门生,入草采之。”(《宋书·王微传》)。这里的门生,有如奴客。王微是刘宋大臣王弘的弟弟的儿子,起家司徒祭酒,转主簿,始兴王濬后军功曹记室参军等官,但素无宦情,后去官不仕。但不是穷人,他有门生。

  门生和师在法律上或政治上有连坐关系,这和宾客故吏和主人的关系是一样的。门生犯了罪,业师也要连坐。《晋书·周觐传》:“坐门生斫伤人,免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生故吏,都是门阀家族分割荫庇下的人口。他们的身分地位虽有高有低,但都是家族强宗的依附人口。他们对主人有义务,他们要受主人的命令行事。王机的门生和奴客一样,随主人逃难。谢灵运的门生和奴僮义故一样,随主人开山浚湖。刘怀珍可以门生千人去作皇帝的宿卫,使皇帝大惊。

  部曲、客、门生、故吏,都是豪族强宗从国家分割去的人口。在家族强宗势力强大、皇权相对衰弱的时代,在人口分割已经形成制度的时代,人民受不了租赋徭役的压榨,往往都投靠到豪族强宗门下求取庇护。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投靠是大量的。部曲、客、门生、故吏,就是投靠中的大部分。但投靠的人,决不止部曲、客、门生、故吏,这以外还有很多。

  《晋书·慕容暐载记》:“仆射悦绾言于暐曰:太宰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暐纳之。绾既定制,朝野震惊,出户二十余万。”

  《晋书·幕容德载记》:“尚书韩[讠卓]上疏曰: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擅为奸宄。……德纳之。……以[讠卓]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户五万八千。”

  慕容德南燕的疆域,只有今山东的一部分。慕容德建国之前,这里曾属于前秦东晋,秦晋之弊指此。能出荫户近六万,足证荫附户口之多。

  《魏书·食货志》:“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官赋。”

  《魏书·孙绍传》:“有竞弃本生,飘藏他土。……或投仗强豪,计命衣食。”

  《通典》卷三引《关东风俗传》:“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刘元海、石勒之众也。”

  一宗将近万室,是一家豪族强宗为主,加上他们的依附人口。

  拓跋氏起自漠北,他们进入中原时,刚刚由氏族制社会进入早期国家阶段,还保留着很多氏族制时代的习俗。氏族制时代,氏族联盟中各个氏族部落,氏族长,各自率领自己的氏族和部落,都是些半独立体。氏族部落后期,战争取得俘虏,都分配给各氏族长和贵族之家。他们进入中原后,仍保留这习俗。作战取得俘虏,一部分归皇家,一部分就分给从征将士和留守大臣。

  《魏书·太武帝纪》:“始光四年,……车驾至自西伐,赐留台文武生口(俘虏)缯帛马牛各有差。”

  同上书纪:“延和元年,……诏平东将军永昌王健攻建德,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攻冀阳,皆拔之。虏获生口,班赐将士各有差。”

  《魏书·高祖纪》:“太和五年,……以南俘万余口班赐群臣。”

  生口就是俘虏,本纪称生口,传里就多称户,如:

  《奚斤传》:“凉州平,以战功赐僮隶七十户。”

  《王建传》:“从征卫辰,破之,赐僮隶五千户。”

  《安同传》“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太祖班功,赐以妻妾及隶户三十。”

  有人疑赐王建僮隶五千户,似太多,可能是五十户。但亦无材料证实。

  奴隶一般称口不称户,这里所赐虽称僮隶,但都以户为单位。可能的情况是:拓跋氏征服这些族后,并没有打破他们的家庭组织,因而是一户户的赐给。按传统,他们的身份是奴隶,但他们可能不是战场俘虏而是被征服族,他们被称作僮隶户,可能实际上身分比僮隶高,近乎依附民了。

  这是十六国和北朝的情况,东晋南朝也是一样,大量人口依附到豪族强宗名下。

  《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续晋阳秋》:“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

  这段记载,和《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条所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是同一事,我们前面叙述“宾客”节里已引用过了。

  《晋书·王彪之传》:“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

  《晋书·山涛传》:“(涛子)遐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

  《南史·齐本纪·东昏侯纪》:“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割国家户口的,除豪族强宗外,还有佛教寺院和道观。这时期是佛教大盛的时期,佛寺林立,佛教徒众多。北魏末年和北齐时期,是北方佛教最盛的时期。北魏末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有三百万。这些僧尼中绝大多数是逃避课役假冒入道的。

  《魏书·释老传》:“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

  《魏书·李孝伯传》:“延昌末,……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

  北齐文宣帝诏:“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

  南朝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鼎盛的时期,佛教寺院分割了大量户口,除僧尼外,有所谓白徒、养女,其实都是佛教寺院的依附民。《南史·郭祖深传》:“祖深,……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北魏时佛寺又有寺户和僧只户。寺户是奴隶,僧只户是佛寺的依附民。数量也是很多的,《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只户,粟为僧只粟,至于俭岁,赈及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带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只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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