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_中国文学论丛　钱穆

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

　　（一）

　　一民族文字文学之成绩，每与其民族之文化造诣，如影随形，不啻一体之两面。故觇国问俗，必先考文识字，非切实了解其文字与文学，即不能深透其民族之内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真源。欲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之独特与优美，莫如以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为之证。

　　中国文字由于中国民族独特之创造，自成一系，举世不见有相似可比拟者。而中国文学之发展，即本于此独特创造之文字，亦复自成一系，有其特殊之精神与面貌。即论其语文运用所波及之地域，及其所绵历之时间，亦可谓举世无匹。

　　姑就尽人皆晓者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已是三千年前之诗歌。"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此亦是三千年前之史记。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乃二千五百年前一圣人之言辞。"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此亦二千三百年前一哲人之着作。"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此又二千三百年前哲人之对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又二千数百年前一哲人之格言。诗、书、论、孟、老、庄，为中国二千年来学者尽人必读之书。即在二千年后之今日，翻阅二千年前之古籍，文字同，语法同，明白如话，栩栩如生，此何等事！中国人习熟而不察，恬不以为怪。试游埃及、巴比伦，寻问其土着，于彼皇古所创画式表音文字，犹有能认识能使用者否？不仅于此，即古希腊文、拉丁文，今日欧洲人士能识能读者又几？犹不仅于此，即在十四五世纪，彼中以文学大名传世之宏着，今日之宿学，非翻字典亦不能骤晓也。

　　中国人最早创造文字之时间，今尚无从悬断。即据安阳甲骨文字，考其年代已在三千年以上。论其文字之构造，实有特殊之优点，其先若以象形始，而继之以象事（即指事），又以单字相组合或颠倒减省而有象意（即会意）。复以形声相错综而有象声（即形声，或又称谐声）。合是四者而中国文字之大体略备。形可象则象形，事可象则象事，无形事可象则会意，无意可会则谐声。大率象形多独体文，而象事意声者则多合体字。以文为母，以字为子，文能生字，字又相生。孳乳寖多，而有转注。转注以本意相生，本意有感不足，则变通其义而有假借。注之与借，亦寓乎四象之中而复超乎四象之外。四象为经，注借为纬，此中国文字之所谓六书。一考中国文字之发展史，其聪慧活泼自然而允贴，即足象征中国全部文化之意味。

　　故中国文字虽原本于象形，而不为形所拘，虽终极于谐声，而亦不为声所限。此最中国文字之杰出所在。故中国文字之与其语言乃得相辅而成，相引而长，而不至于相妨。夫物形有限，口音无穷。泰西文字，率主衍声。人类无数百年不变之语言，语言变，斯文字随之。如与影竞走，身及而影又移。又如积薪，后来居上。语音日变，新字叠起。文字递增，心力弗胜。数百年前，已成皇古。山河暌隔，即需异文。欧洲人追溯祖始，皆出雅里安种。当其未有文字之先，业已分驰四散，各阅数千年之久。迨其始制文字，则已方言大异，然犹得追迹方言，穷其语根，而知诸异初本一原。然因无文字记载，故其政俗法律，风气习尚，由同趋异，日殊日远。其俗乃厚己而薄邻，荣今而蔑古，一分不合，长往莫返。

　　至于中国，文字之发明既早，而语文之联系又密。形声字，于六书占十之九。北言河洛，南云江漾，方言各别，制字亦异。至于古人言厥，后世言其。古人称粤，后人称曰，亦复字随音变，各适时宜。故在昔有右文之编，近贤有文始之缉，讨源文字，推本音语。故谓中国文字与语言隔绝，实乃浅说。惟中国文字虽与语言相亲接，而自具特有之基准，可不随语言而俱化，又能调洽殊方，沟贯异代，此则中国文化绵历之久，镕凝之广，所有赖于文字者独深也。

　　（二）

　　中国文字又有一独特之优点，即能以甚少之字数而包举甚多之意义。其民族文化绵历愈久，镕凝愈广，而其文字能为之调洽殊方，沟贯异代，而数量不至于日增，使其人民无不胜负荷之感，此诚中国文字一大优点。考之《说文》，如曰："骘，牡马也。"今则径称牡马。又马一目白曰??，今径称马一目白。又马浅黑色曰騩，今则径称马色浅黑。又马衔脱曰骀，今径称马衔脱。牧马之苑曰駉，今径称牧马苑。此类不胜枚举。古言牡马声若郅，故特象声造此骘字。后世语变，只称牡马，或曰雄马、公马，则骘语既废，骘字亦不援用。此因语言之变，自专而通，而文字随之简省，其例一也。

　　又如《方言》："亟、怜、怃、?，爱也。东齐海岱之间曰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相敬爱谓之亟；陈楚江淮之间曰怜；宋卫邠陶之间曰怃或曰?。又如眉、梨、耋、鲐，老也。东齐曰眉；燕代之北鄙曰梨；宋卫兖豫之内曰耋；秦晋之郊，陈兖之会曰耇鲐。"夫爱而曰亟，老而曰梨，倘各依方言，自造新字，则文字既难统一，而方言亦且日淆。因中国早臻一统，能以政治握文字之枢纽。周尚雅言，秦法同文，于是亟、怜、怃、?，必曰爱。眉、梨、耋、鲐，必曰老。文字不放纷，语言亦随之凝聚。今虽遐陬僻壤，曰爱、曰老，无不晓领。以文字之明定，驭语言之繁变。故今中国虽广土众民，燕、粤、吴、陇，天旷地隔，而文字无不一致。抑且语言亦相通解。凡《尔雅》、《方言》之所载，转注互训之所通，约定俗成，渐趋一致，此又语言之变，自别而通，而文字随之简省，其例二也。

　　由第一例言之，后世有事物新兴，而必有新兴之言语。轮船铁路，电影飞机，凡此之类，即以旧语称新名。语字不增，而义蕴日富。近人有谓当前事物，求之雅言，皆有相应字语可以借用，如车轮外胎，寻之古文，曰??、曰辋。车行暂止，曰辍。然今直言车胎，或曰橡皮车胎，不必复用古文??辋诸字，又不必别创橡辋橡??之名。更不必为橡皮车胎另造新字。至车行暂止，则直言车站，不必假借辍字，更不必再制新字。此见中国语言文字之简易而生动。辍之与??未必雅，车站车胎未必俗。盖中国语字简洁，一字则一音，一音则一义。嗣以单音单字，不足济用，乃连缀数字数音，而曰车站，曰橡皮车胎，即目之为一新字亦无不可也。如此连缀旧字以成新语，则新语无穷，而字数仍有限，则无穷增字之弊可免。抑且即字表音，而字本有义，其先则由音生义，其后亦由义缀音。如是则音义回环，互相济助，语音之变不至于太骤，而字义之变又不至于不及。此中国文字以旧形旧字表新音新义之妙用一也。

　　惟其音义回环相济，故方言俗语，虽亦时时新生，而终自环拱于雅文通义之周侧，而相去不能绝远，逡巡既久，有俗语而上跻雅言之列者，有通文而下降僻字之伍者。故中国文字常能消融方言，冶诸一炉。语言之与文字，不即不离，相为吞吐。与时而俱化，随俗而尽变。此又中国文字不主故常，而又条贯如一，富有日新，而能递传不失之妙用二也。

　　（三）

　　世界各民族最古文字，主要有埃及、巴比伦、中国三型。其先皆以象形为宗，然就此三者之体制而较论之，则实以中国文字为最优。巴比伦楔形文字，尽作尖体，纵横撇捺，皆成三角，又一切用直线，如手字作，日字作◇，颇难繁变。埃及文则竟如作画，其文字颇未能脱离绘画而独立。中国文字虽曰象形，而多用线条，描其轮廓态势，传其精神意象，较之埃及，灵活超脱，相胜甚远。而中国线条又多采曲势，以视巴比伦专用直线与尖体，婀娜生动，变化自多。巴埃文字既难演进，则惟有改道易辙。故象形之后，皆继之以谐声。然巴埃之谐声字复与中土形声有异，巴埃谐声特如画谜，画谜以图代字，某字有若干音，就用若干同音物象拼合之。姑以中国语作例为说，如造杀字，则画上狮下鸭二形，狮鸭切声杀，此则狮鸭两形仅等于一音符，不复是图像。然其语言，不受文字控制，则不能如我之简洁，一字多音，则借图谐声，其道亦苦。巴埃文字，演进不深，职由此故。今所知者，埃及才有千余字。亚述亦尔。而中国殷墟龟甲出土者逾十万片，略计字数当在四千以上。此则我皇古先民仓、诵圣智，艺术聪颖，胜越巴埃之一证也。

　　盖中国文字虽曰形符，实多音标。而形声会意，错综变化，尤臻妙境。姑举古声之一例言之。大抵古语作辟音者，皆有分开在旁之意，故臂，上肢在身两旁也。壁，室之四旁也。擘，大指独分一旁也。躄，下肢离披不良于行也。擗，以手裂物分两旁也。劈，刀剖物开也。襞，布幅两旁相缝叠也。璧，玉佩身旁也。嬖，女宠旁侍也。僻，屏开一边，侧陋邪僻，不在正道也。辟，门开两旁也。避，走向旁去也。譬，以旁喻正，使人晓了也。癖，宿食不消，僻积一旁也。又嗜好所偏也。故凡形声字，声亦有义，形声实亦会意也。再进言之，声相通转，义亦随之，如辟通边，边通旁，又通偏，故通其声斯识其义。凡谓中国文字仅为一种形符者，皆不识中国文字之荒言也。

　　巴埃古文字，窒于演进，于是有腓尼基人变其趋向，不用字母集合，而用分音集合。借形定声，拼声成字。希腊人袭其成法，以子母音相配，遂为近代欧洲文字之肇始。故希腊人非能自创文字，特承袭之于腓尼基。腓尼基人亦非能自创文字，特承袭之于埃及与巴比伦。巴埃古文字已途穷路绝，而腓尼基变之，然其初则商人用于账簿作记号而已。然既易新辙，其事乃突飞猛进，迥异故态。文字随语言而转化，于是乃得与年与境相逐尽变。最近数百年来，欧西诸邦，各本其方言竞创新字，相去不百里而文字相异，抑且相去不百年而文字又相异。其字数之激急增加，若足以适应于社会事物之日新无穷，而又简易敏疾，明白准确，足以尽其记录传达之功用。就英文言，其普通字书，所收单字，常逾四五万。而回顾吾国则三千数百年以前，即就贞卜文字言，已有四千字之多，乃秦汉一统，李斯之《仓颉》，赵高之《爰历》，胡毋敬之《博学》等篇，都其文字，不过三千三百。下逮东汉许叔重撰集《说文解字》，所收字数，乃及九千三百余文。若去其所谓重字一千一百余，则仍仅八千余字。然此乃字书，体尚广搜。纵有逸文，殊不能多。民国以来，《中华大字典》所收四万余字。然亦备存体制，非关实用。清乾隆朝武英殿聚珍版，先刻枣木活字，共约六千数百字。四库巨着，唐宋鸿编，所用文字，约略可包。至于今日社会俗用，则一千二百字便绰有余裕矣。或者遂疑中国文字本体有缺，不便演进。不悟中土造字，轨途本宽。四象六书，格律精妙，明其条例，可应繁变，随时增创，不待仓、诵。故膏易为糕，饧转为糖。比如迹、蹟、谋、??，虽分雅俗，要皆别造。秦皇改皋为罪，宋帝改騧为??，此等事例，不胜罗举。则中国文字实非增创之难，乃由中国文字演进，自走新途，不尚多造新字，重在即就熟用单字，更换其排列，从新为缀比，即见新义，亦成为变。故谓中国文字仍以单字单音为用者，是又不识中国文字之荒言也。

　　（四）

　　或疑中国文字不适于科学发展，其实中国科学亦别有发展。其文字构造，亦即一种科学也。又如以中国文字翻译欧西科学，亦绝不见困难扞格。或疑中国文字不适于哲学思辨，此乃中西文化根本一异，非中国思辨无逻辑，乃中国人之思辨逻辑，自与欧人有不同。今以中国文字翻译欧西古今哲人着作，亦非不能明达尽意。或疑中国文字不适于群众教育，则当知中国教育不普及，仍自另有因缘，非关文字艰深。昔寓北平，有所谓小报者，车夫走卒，人手一纸，销售甚广。顷来川中，乡农村老，亦多能识字作浅易书简者。此等皆受村塾旧式教育，历岁无多。若谓其下笔不能文从字顺，又不能阅读高文典册，则西国教育普及，其国民入学读书七八年，如英美诸邦，入其乡僻，亦复拼音不准确，吐语不规律者比比皆是。彼中亦自有高文典册，虽近在三四百年间，即如莎翁戏剧，英伦伧粗，岂尽能晓？若中国经济向荣，国家积极推行国民教育，多培良师，家弦户诵，语文运用，岂遽逊于他邦。欧语同一根源，英人肄法文，法人习德语，寒暑未周，略能上口。骤治华籍，惊诧其难。今中土学者，群学西文，少而习之，朝勤夕劬，率逾十载，其能博览深通，下笔条畅者，又几人乎？今既入黉序，即攻西语，本国文字，置为后图，故书雅记，漫不经心。老师宿儒，凋亡欲尽，后生来学，于何取法？卤莽灭裂，冥行摘埴，欲求美稼而希远行，其犹能识字读书，当相庆幸。而尚怪中国文字之艰深，遂有倡废汉字，创造罗马拼音者，呜呼！又何其颠耶？

　　（五）

　　其次请论文学。中国民族素好文学。孔子删诗，事不足信。然当时各国风诗，亦决不尽于今《诗经》十五国风之所收，即《左传》所载可证。而十五国风所载各诗，凡以登之庙堂，被之管弦，则殆已经王朝及各国士大夫之增润修饰，非复原制。故此十五国风，以今地言之，西逾渭至秦，东逾济达齐，南逾淮至陈，北逾河至唐，分布地域，甚为辽阔。而风格意境，相差不太远，则早已收化一风同之效矣。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是知文学趣味之交会，亦即当时国际沟通一大助力也。吴季札聘鲁，请观周乐，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当时声诗一贯，所谓十五国风，乃与雅颂同一雅言，同一雅乐，固已经一番统一之陶铸，而季子闻乐知俗，则此十五国风，仍未脱净风土气味也。然循此而往，中国文学之风土情味日以消失，而大通之气度，日以长成。虽亦时有新分子渗入，如汉、淮、江、海之交，所谓楚辞吴歌，此乃十五国风所未收，而战国以下崛起称盛。然骚赋之与雅诗，早自会通而趋一流。故楚辞以地方性始，而不以地方性终，乃以新的地方风味与地方色彩融入传统文学之全体而益增其美富。《汉书·艺文志》载，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坂歌诗一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诗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此所谓汉乐府，亦即古者十五国风之遗意，亦自不脱其乡土之情味与色调。然当时文学大流，则不在风诗而在骚赋。魏晋以下诗人模拟乐府旧题者绵缀不绝。此如汉人之效为楚辞，前此地方性之风味，早已融解于共通之文学大流，实不在其能代表地方性，而尤在其能代表共通性。此即所谓雅化也。若以今人观念言之，则中国人之所谓雅，即不啻今日言国际文学与世界文学也。而中国人之所谓俗，实即相当今日所谓之民族文学与国别文学。

　　鄂君子晢泛舟新波，越人拥楫而歌曰："滥兮拚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曰："吾不知越歌，试为我楚说之。"乃召译使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此所谓越歌而楚说之者，其实即俗歌而雅说之者也。当是时，楚已雅化而越仍随俗，继此以往，则越亦雅化。故中国文学乃以雅化为演进，而西洋文学则以随俗而演进。彼之越人，自随其俗，自制新字，而歌俗歌，不求于楚说。故使今人不识古语，英人不通法字，其近代各国乡土文学之开始，先后略当中国明代嘉、隆、万历之际，则如中国人治文学而推极祖始于归有光、王世贞诸人而已。今若为中国人讲文学而命其自限于归、王以下，岂所心甘。且不仅此也，苏格兰人有以苏格兰方言写诗，而英人或称之为半外国的。法国南方诗人用其旧省土语写诗，而法人不认以为法诗人。可知中国文学上之尚雅化，其事岂可厚非。

　　（六）

　　中西文学异征，又可以从题材与文体两端辨之。西方古代如希腊有史诗与剧曲，此为西方文学两大宗，而在中土则两者皆不盛。此何故？曰，此无难知，盖即随俗与雅化两型演进之不同所致也。荷马略当耶稣纪元前九世纪，适值中国西周厉宣之际。其时希腊尚无书籍，无学校，无戏院，亦尚无国家，无市府。"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荷马当时，亦复如是。若在中国，则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六月、采芑、车攻、吉日、鸿雁、庭燎、斯干、无羊，风雅鼓吹，斯文正盛。中国当大一统王朝中兴之烈，其文学为上行。希腊在支离破碎，漫无统纪之时，其文学为下行。故中国古诗亦可以征史，而史与诗已分途。希腊则仅以在野诗人演述民间传说神话而代官史之职，此一不同也。循是以下，不数百年，孔子本鲁史为《春秋》，左丘明聚百二十国宝书成《左传》，其时中国史学已日臻光昌，而诗书分科，史之与诗，已有甚清晰之界线。《荷马史诗》之写定年代，今虽无从悬断，虑亦不能与此大相悬绝。正以中国早成大国，早有正确之记载，故如神话剧曲一类民间传说，所谓齐东野人之语，不以登大雅之堂也。

　　其后中国大一统局面愈益焕炳，文化传统愈益光辉，学者顺流争相雅化。荆楚若较迟，观于今传楚辞，南方神话传说，可谓极盛。然楚骚亦复上接风诗之统，盖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莫不随俗味薄而雅化情深。故楚辞终为中国古代文学一新芽，终不仅以为楚人之辞而止。下逮汉初，蜀中文化亦辟。今观《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所载，其风土神话，亦殊玮瑰绝丽。然以司马相如不世卓荦之才，终亦不甘自限于乡土，未尝秉笔述此以媚俗。必远游梁国，一时如齐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诸侯游士皆萃。相如既得与居数年而着子虚之赋，遂卓然成汉赋大国手。若使相如终老临邛成都间，不事远游，不交东方学士，不寄情于雅化，自以蜀语说蜀故而媚于蜀之乡里，则适成其为一蜀人而已矣。苟蜀人群相慕效，则流风所被，亦将知有蜀不知有中国，蜀人早为夜郎之自大矣。蜀之先有楚，楚之先有齐，若复一一如此，则齐楚亦夜郎也。中国皆夜郎，则中国常此分裂，常此负隅，亦如今西欧然。越歌不楚说，蜀才不东学。随俗而不雅化，固非中国人之所愿，然则纵使有负鼓盲翁如荷马其人者，生于斯时，挟其齐谐志怪之书，遍历三齐七十余城，歌呼淋漓，绘声绘色，亦仅如下里巴人，而不能为阳春白雪。俗人护之，雅士呵之，若之何而牢笼才杰，播为风气，而成其为文学之正统乎？

　　戏剧之不盛于中国，其理亦尔。伊士奇悲剧第一次获奖之年，正孔子自卫返鲁之岁（西元前四八四）。孔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雅典文明，即限以雅典一城为中心。文学家之戏院，犹之政治家之演说台，其所能邀致之听众有限。春秋时未尝无优伶，优孟衣冠，惟妙惟肖，亦足感悟于楚王，而有其所建白。然志在行道天下者，则于此有所不暇、不屑，故在西土其文化常为中心之密集，在东方则常为外围之磅礴，惟其为中心之密集，故其文人之兴感群怨，亦即专注于此密集之中心。雅典有戏剧作家端由是起。惟其向外磅礴，故其文化空气不免广而稀，则一时文人之兴感群怨，自不甘自限于此稀薄疏落之一隅，而不得不总揽全局，通瞰大体。具体乃剧曲所贵。故亚里斯多芬之喜剧，乃即以同时人苏格拉底为题材。若在中国，则临淄剧情不习熟于咸阳，鄢郢衣冠不见赏于邯郸。局于偏方，格于大通，诚使中国有伊士奇、斯多芬，斯亦一乡里艺人而已。彼且终老于社庙墟市间，徒供农夫野老市侩走卒之欣赏而赞叹，流连而绝倒。纵其翱翔都邑，揖让王侯，简兮简兮，亦非贤者所安。故中国民族文学之才思，乃不于戏剧见之也。

　　然则中国文学之取材常若何？曰，西方文学取材，常陷于偏隅，中国文学之取材，则常贵于通方。取材异，斯造体亦不同。以民间故事神话为叙事长诗，为剧本，为小说，此西方文学之三大骨干，在中国亦皆有之，而皆非所尚。中土着述，大体可分三类：曰，史；曰，论；曰，诗。中国人不尚作论，其思辨别具蹊径，故其撰论亦颇多以诗史之心情出之，北溟有鱼，论而近诗。孟子见梁惠王，论而即史。后有撰论，大率视此。诗史为中国人生之轮翼，亦即中国文化之柱石。吾之所谓诗史，即古所谓诗、书。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絜静精微，则为易教。诗书之教可包礼乐，易则微近于论。木落而潭清，归真而返朴，凡不深于中国之诗与史，将不知中国人之所为论。史籍浩繁，史体恢宏，旁览并世，殆无我匹。中国民族之文学才思其渗透而入史籍者，至深且广。今姑不论而论诗。诗者，中国文学之主干。诗以抒情为上。盖记事归史，说理归论，诗家园地自在性情。而诗人之取材，则最爱自然。宇宙阴阳，飞潜动植，此固最通方，不落偏隅之题材也。然则风花雪月，陈陈相因，又何足贵？不知情景相融，与时俱新。有由景生情者，有由情发景者。故取材极通方，而立意不蹈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杨柳之在诗三百，固屡见不鲜。然后人曰："忽见陌头杨柳色"，此又一杨柳也。"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又一杨柳也。中国诗人上下千万数，诗集上下千万卷，殆无一人不咏杨柳，殆无一集无咏杨柳诗。然不害光景之常新。"月出皎兮"，月之在诗三百，又屡见不鲜。然后人曰："明月出天山"，此又一月也。"暗香浮动月黄昏"，此又一月也。诗人千万数，诗集千万卷，何人不咏月，何集不有咏月诗？然亦不害其光景之常新。天上之明月，路旁之杨柳，此则齐秦燕越，共睹共晓，故曰，通方也。次乎自然则人事。即如萧选所分诸类，如燕饯，游览、行旅、哀伤，大率皆人人所遇之事，亦人人所有之境，则亦通方也。否则如咏史、咏怀，史既人人所读，怀亦人人共抱。要之，其取材皆贵通国通天下，而不以地方为准。

　　（七）

　　中西文学萌茁，环境之不同，精论之，则有影响双方文学家内心情感之相异者。文学必求欣赏，要求欣赏对象之不同，足以分别其文学创造之路径。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非郢人则匠石无所运其斤。文学亦然。文学萌茁于小环境，故其作者所要求欣赏其作品之对象，即其当身四围之群众。而其所借以创作之工具，即文学，又与其所要求欣赏对象之群众所操日常语言距离不甚远。故诸作家常重视现实，其取材及表达，常求与其当身四围之群众密切相接。因此重视空间传播，甚于其重视时间绵历。一剧登台，一诗出口，群众之欢忻赞叹，此即彼之钟子期与郢人也。而所谓藏诸名山，传诸其人，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此乃中土所尚。因其文学萌茁于大环境，作者所要求欣赏其作品之对象，不在其近身之四围，而在辽阔之远方。其所借以表达之文字，亦与近身四围所操日常语言不甚接近。彼之欣赏对象，既不在近，其创作之反应，亦不易按时刻日而得。因此重视时间绵历，甚于重视空间散布。人不知而不愠，以求知者知。钟子期之与郢人，有遥期之于千里之外者，有遥期之于百年之后者。方扬子云之在西蜀，知有司马相如耳。故司马赋子虚、上林，而彼即赋长杨、羽猎。及久住长安，心则悔之，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于是草《太玄》模《周易》，曰："后世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其所慕效者在前世，其所期望者在后世。下帘寂寂，斯无憾焉。若演剧之与唱诗，则决不能然。苟无观者何为演？苟无听者何为唱？故而西方文学家要求之欣赏对象，即在当前之近空，而中国文学家要求之欣赏对象，乃远在身外之久后。此一不同，影响于双方文学心理与文学方法者至深微而极广大。故西方文学尚创新，而中国文学尚传统。西方文学常奔放，而中国文学常矜持。阮籍孤愤，陶潜激昂，李白豪纵，杜甫忠恳，而皆矜持，尊传统。所谓纳之轨物，不失雅正。故西方文学之演进如放花炮，中国文学之演进如滚雪球。西方文学之力量，在能散播，而中国文学之力量，在能控搏。此又双方文学一异点也。

　　古者声诗一贯，诗三百皆以被管弦。而颂之为体，式舞、式歌，犹演剧也。然声常为地域限。强楚人效北音，强齐人效西音，终非可乐。故自汉而后，乐府亦不为文学正宗，而音乐之在中国亦终不能大盛。魏晋而下，钟王踵起，书法大兴。书法固不为地域限，虽南帖北碑，各擅精妙，而结体成形，初无二致。抑且历久相传，变动不骤。故中国文人爱好书法，遂为中国特有之艺术，俨与音乐为代兴。学者果深识于书法与音乐二者兴衰之际而悟其妙理，则可以得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趣，而中国文学演进之途径，亦可由此相推而深见其所以然之故矣。

　　(八)

　　然所谓中国文学贵通方，非谓其空洞而无物，广大而不着边际。谓中国文学尊传统，亦非谓其于当身四围漠不经心。中国文人常言文以载道，或遂疑中国文学颇与现实人生不相亲。此又不然。凡所谓道，即人生也。道者，人生所不可须臾离，而特指其通方与经久言之耳。夫并论中西，非将以衡其美丑，定其轩轾。如实相比，则即彼而显我，拟议而易知也。谓西方文学有地方性尚创新，非谓其真困于邦域，陷于偏隅，拘墟自封，花样日新，而漫无准则也。谓中土文学贯通方尊传统，亦非谓其陈腐雷同，无时地特征，无作者个性也。盖西方文学由偏企全，每期于一隅中见大通。中土文学，则由通呈独，常期于全体中露偏至。故西方文学之取材虽具体就实，如读莎士比亚、易卜生之剧本，刻画人情，针砭时滞，何尝滞于偏隅，限于时地？反观中土，虽若同尊传统，同尚雅正，取材力戒土俗，描写必求空灵，然人事之纤屑，心境之幽微，大至国家兴衰，小而日常悲欢，固无不纳之于文字。则乌见中土文学之不见个性，不接人生乎。今使读者就莎士比亚、易卜生之戏剧而考其作者之身世，求见其生平，则卷帙虽繁，茫无痕迹。是西方戏剧虽若具体就实，而从他端言之，则又空灵不着也。若杜甫、苏轼之诗，凡其毕生所遭值之时代，政事治乱，民生利病，社会风习，君臣朋僚，师友交游之死生离合，家人妇子，米盐琐碎，所至山川景物，建筑工艺，玩好服用，不仅可以考作者之性情，而求其歌哭颦笑，饮宴起居，嗜好欢乐，内心之隐，抑且推至其家庭乡里，社会国族，近至人事，远及自然，灿如燎如，无不毕陈，考史问俗，恣所渔猎。故中国文学虽曰尚通方、尚空灵，然实处处着实，处处有边际也。

　　（九）

　　中国文学之亲附人生，妙会实事，又可从其文体之繁变征之。史体多方，此姑勿论。专就诗言，三百篇之后，变之以骚赋，广之以乐府。魏晋以下，迄于唐人，诗体繁兴，四言、五言、七言，古近律绝，外而宇宙万变，内而人心千态，小篇薄物，无不牢笼。五代以下有词，宋元以下有曲，途径益宽，无乎不届。汉魏以下之文章，凡萧选所收，后世谓之骈体，大多皆赋之变相耳。此可名曰散赋。韩愈以下之文章，凡姚选所收，后世谓之古文，则亦诗之变相耳。可名之曰散诗。大凡文体之变，莫不以应一时之用，特为一种境界与情意而产生。又不徒此也，前言西土文学下行，中土文学上行，此亦特举一端言之。中国文化环境阔而疏，故一切宗教、文学、政治、礼律，凡所以维系民族文化而推进之者，皆求能向心而上行。否则国族精神散弛不收。然而未尝不深根宁极于社会之下层，新源之汲取，新生之培养，无时不于社会下层是资是赖。文学亦莫能逃此。"文以载道"，正为此发。及于交通日变，流布日广，印刷术发明，中国文学向下散播活动亦日易。故自唐以来小说骤盛，并有语体纪录，始乎方外，果及儒林。宋元以来，说部流行，脍炙人口，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诸书，独《红楼梦》年代较晚，《水浒传》尚当元末，乃在西历十四世纪之后半。其时欧洲民族国家尚未成立，近代英法德俄诸国新文字尚未产生。《三国演义》倘稍后，亦当在近代欧洲各国新文学出世之前。若论禅宗语体纪录，则更远值西历八世纪之初期。近人震于西风，轻肆讥病，谓中国文字仅上行不下逮，此则目论之尤。岂有文不下逮而能成其为文者？至于晚明昆曲，其剧情表演之曲折细腻，其剧辞组织之典雅生动，其文学价值之优美卓绝，初不逊于彼邦，而论其流行年代，亦正当与英伦莎翁诸剧先后比肩。昆曲何以产生于晚明之江南？此亦由当时江浙一带文化环境小而密，学者聪明，乐于随俗，而始有此等杰作之完成。元代戏曲盛行，则由蒙古入主，中国传统政治破坏，学者聪明无所泄，故亦转向于此。雅化不足以寄情，乃转而随俗。向上不足以致远，乃变而附下。此正足证吾前此之所论。凡中国文学演进之特趋，所以见异于西土者，自有种种因缘与相适应而感召。而唐宋以来随俗向下之一路，愈趋愈盛，并有渊源甚古，惟不为中国文学之正趋大流耳。

　　（十）

　　民国以来，学者贩稗浅薄，妄目中国传统文学为已死之贵族文学，而别求创造所谓民众之新文艺。夫文体随时解放，因境开新，此本固然，不自今起。中国文字虽与口语相隔，然亦密向追随，不使远睽。古文句短而多咽灭，唐宋以下句长而多承补，若驰若骤，文章气体常在变动之中。而晚清以来，文变益骤，骎骎乎非辔勒之所能制。语体之用，初不限于语录与说部，则诏令、奏议、公告诸体，亦多用之。诗求无韵，亦非今创，唐宋短篇古文，味其神理，实散文古诗耳。今求于旧有轨途之外，别创新径，踵事增美，何所不可。而张皇太过，排击逾情，以为往古文语，全不适于当前之用，则即如林纾译西洋说部，委悉秾织，意无不达。谓其不解原本，转翻有譌，此洵有之。谓其所操文笔已属死去，不足传达文情，苛论曲谳，宁非欺世？而颓波骇浪，有主尽废汉字而为罗马拼音者，有主线装书全投毛厕者，趋新之论转为扫旧。一若拔本塞源，此之不塞，则彼之不流。则往古文体不变，岂必全废旧制，始成新裁？谬悠之论，流弊无极！欲尽翻中国文学之臼窠，则必尽变中国文化之传统，此如蚍蜉撼大树，"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杜老深心，固已深透此中消息矣。

　　抑且又有进者，文运与时运相应，文字语言，足以限思想，亦足以导行动。故忠厚之情，直大之气，恢博之度，深静之致，凡文学之能事，如风之散万物，其在社会，无微不入，无远弗届，而为时也速，有莫之见，莫之知而忽已然者。故时运之开新，常有期于文运之开新。而文薄风嚣，衰世之象，亦必于是见之。斯时也！则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迷目，如粪壤之窒息。植根不深，则华实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中国固文艺种子之好园地也。田园将芜胡不归？窃愿为有志于为国家民族创新文艺者一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