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诗言志_中国文学论丛　钱穆

释诗言志

　　--读文随笔之一--

　　诗言志这句话，似乎语义甚明白，不烦再解释。但究竟这是两千年前人的话，他们讲这句话时的真意义，是否如两千年后我们所想像？这里却有问题了。

　　清儒治古经籍，总是尊重汉人旧说，认为汉儒去古未远，而且有师说相承，因此汉儒对古人的了解，总比后代更亲切，更可靠。清儒这一番意见，实值得我们再注意。让我且举郑玄《六艺论》论诗一节略加以阐述。郑玄说：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诚恳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体，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郑玄这番话，认为诗之兴起，弦歌讽谕之为用，乃在斯道稍衰，礼乐制作之后，这意见大有老庄道家意味，在历史事实上，确可商榷。但至少有两点该注意。第一，诗言志，必有一所与言之对象，并不像后代如李太白春日醉起言志，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之类，在自言自语地言志。第二，所谓志，乃专指政治方面言，也不似后代诗人之就于日常个人情感言。《诗经》三百首中，如雅颂，显然关涉政治者可不论。即如十五国风，近人都说是民间文学。夷考其实，颇不然。即有些原是民间的，但已经诗人一番整理，文字雅化了，音节配上固定的曲谱了，其使用意义，也可能与原先意义不同了。即如《关雎》那一首诗，褒然列为诗三百之第一首，郑氏说：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既用之邦国，我们不能定说它只是一首民间的自由恋爱诗。古经师的说法，我们不能定说它全没有根据。不论此诗是指周文王时，抑康王时，总之在赋诗言志的人，他意有所讽谕，则决不定限于某一时，某一人，与某一事。而且任何人，借着机会，唱出当时流行的某一首旧诗，而别有所讽谕，那亦是赋诗言志了。

　　古代贵族极重礼，列国君卿相见，必有一番宴享之礼。逢宴享时，又例必作乐唱诗。于是借着那席间唱诗的机会，虽然所唱只是些当时流行人人习熟的某一首旧诗，但在唱诗人心中则别有所指，借他所唱来作讽谕，此事在春秋时代极盛行。让我们举《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郑七子赋诗言志那一番有名的故事来作证。《左传》原文如下引：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贬，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

　　赵孟明说我将借以观七子之志。当时七人都唱了一首诗，所唱都是些旧诗，但赵孟听了，都了解他们心中所指，对每一人都有一答复。可见诗言志，古人多运用在政治场合中。所言之志，都牵涉到政治。我尝说，中国古代文学，大体是一种政治性的贵族文学，《诗经》三百首，亦不例外。所以章学诚要说六经皆史，这实在是一极大的发明。章氏所谓六经皆史，殊不如我们所想像，认为六经皆可作史料看。当知章氏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乃指当时的官书言。在章氏本意，只说六经皆是当时的王官学而已。此在章氏原书《文史通义》中，说得很明白很详细。我们读清代乾嘉时人着作，尚易滋误会，更何况读两千年前的古经籍？

　　我们明白得这一义，才知诗长于讽谕，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些话皆有其真际与分限。而中国后代言诗，皆主温婉，不主峭直，皆由此渊源。我们并亦因此而可以明白章氏《文史通义》中所论战国策士游说之文，其源出于春秋时代行人辞命的这一番创见。正因由春秋到战国，那时贵族古礼都破坏了，不再有临宴赋诗那些事。而时代风气，也一切在激急地变，到战国时，也没有像郑玄所说君道刚严臣道柔顺那一种分别了。因此战国策士游说，已不是赋诗言志那一套，于是变成直抒己见，又创出了新文体。明白言之，则由诗转成为散文，由散文来言志，不是更显豁、更明畅了吗。

　　直到近代，中国社会家宅大门外，还有写着诗礼传家的习用语。在郑玄，把礼之变来说诗之兴起，那即是我常所主张，要把中国全部文化史作背景来写中国文学史之微旨所在。清儒中有焦循，深识此微旨，因此焦循论文学，也时时有他特出的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