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唐文人干谒之风_中国文学论丛　钱穆

记唐文人干谒之风

　　唐代士人干谒之风特盛，姚铉《唐文粹》至专辟《自荐书》两卷。而韩昌黎三《上宰相书》，乃独为后世所知。考此风之盛，厥有数因。昔孔丛子载子思告曾子曰：

　　时移世异，人各有宜。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汲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

　　孔丛子虽伪书托辞，然战国游士自高自贵之风，则抉发根源，言之甚析。隋唐以降，科举进士之制新兴，穷阎白屋之徒，皆得奋而上达。其先既许之以怀牒自列，试前又有公卷之预拔，采声誉，观素学，若不自炫耀，将坐致湮沉。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见《全唐文》卷六八五）谓：

　　近风教偷薄，进士尤甚，乃至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字未识偏傍，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

　　此正子思之所以语曾子者。且唐代进士及第，仍未释褐，先多游于藩侯之幕。诸侯既得自辟署，故多士奔走，其局势亦与战国相近。不如西汉掾属之视乡评为进退。此有以长其干谒之风者一矣。且门第承荫袭贵之风既渐替，其先我而达者，方其未显，潦倒犹吾，凡所以激其竞进之气而生其攀援之想，此有以长其干谒之风者二矣。其言之尤坦率而倾渴者，则有如王冷然之《论荐书》。（见《全唐文》卷三九四）书曰：

　　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王冷然，谨再拜上书相国燕公（张说）阁下。昔者公之有文章时，岂不欲文章者见之乎？未富贵时，岂不欲富贵者用之乎？今公贵称当朝，文称命代，见天下未富贵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科甲，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后进之士，公勿谓其无人。长安令裴耀卿，于开元五年掌天下举，擢仆高第。今尚书右丞王邱于开元九年掌天下选，授仆清资。二君若无明鉴，宁处要津。仆亦有文章思公见，亦未富贵思公用。主上开张翰林，引公富贵功成，纳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贵骄人。为相以来，竟不能进一善，拔一贤。文章命遂，惟身未退耳。仆见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诸桃李。会闻人之言或中，犹可收以桑榆。仆去冬有诗赠奋爱子协律，有句云："官微列倚玉，文浅怯投珠。"会且看此十字，则知仆曾吟五言，亦更有旧文愿呈。如会用人盖已多矣，仆之思用其来久矣。拾遗补阙宁有种，仆虽不佞，亦相公一枝桃李也。愿相公进贤为务，下论仆身求用之路，则仆当持旧文章而再拜来也。

　　此已胁挟谄媚兼用，无所不至其极矣。而其《与御史高昌宇书》，（见《全唐文》卷三九四）言之尤浅迫而无蕴。书曰：

　　仆虽幼末，未闲声律，辙参举选。公既明试，量拟点额，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天下进士有数，自河以北，惟仆而已。光华藉甚，不是不知。仆困穷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仆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远。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声。试遣仆为御史，君在贫途，见天下文章精神气调得如王子者哉。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幸有余力，何惜些些。此仆之宿憾，心中不言，君之此恩，顶上相戴。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

　　观王氏此等文字，其意气状态，何异乎战国纵横之策士。惟战国诸侯分疆，而今则大唐一统。战国重兵谋国策，今则惟文翰诗赋，仅此为异耳。至其欲富贵而尚术数，高自炫鬻，不羞陈乞，而必期于一得，则正二世之所同似也。（又卷三○六有张楚《与达奚侍郎书》，卷三三一有王昌龄《上李侍郎书》，又卷三三二有房琯《上张燕公书》，皆可互看，不具举。）

　　其尤恢奇自喜，直模仿战国策士为文者，则有如袁参之《上中书令姚令公元崇书》。（见《全唐文》卷三九六）书曰：

　　参将自托于君以重君。请以车轨所至，马首所及，掩君之短，称君之长。若使君遭不测之祸，参请伏死一剑以白君冤。若使君因缘谤书，卒至免逐，则参以三寸之舌，抗义犯颜，解于阙廷。朝廷之士议欲侵君，则参请以直辞先挫其口，眦血次污其衣。使君千秋万岁后，门?卒有饥寒之虞，参请解裘推哺，终身奉之。参于君非有食客之旧，门生之恩，然行年已半春秋，金尽裘敝，唇腐齿落，不得成名，独念非君无足依，故敢以五利求市于君。参亦非天下庸人也，厚利可爱。昔蒯人卖冰于市，客有苦热者，蒯人欲邀客数倍之利，客怒而去，俄而冰散。今亦君卖冰之秋，而士买冰之际，有利则合，艺宜失时。愿少图之，无为蒯人之事也。

　　与此书相类者，尚有任华《与庚中承书》，（见《全唐文》卷三七六）书曰：

　　昔侯赢邀信陵君车骑过屠门。王生命廷尉结袜。仆所以邀明公枉车骑过陋巷者，窃见天下有识士，品藻当世人物，或以君恃才傲物。仆故以国士报君，欲浇君恃才傲物之过而补君之阙。乃踌躇数日不我顾，意者耻从卖醪博徒游乎。昔平原君斩美人头，造躄者门，宾客由是复来。今君犹惜马蹄不我顾，仆恐君之门客，于是乎解体。（又任华尚有《上京兆杜中丞书》。《告辞京尹贾大夫书》。又《上严大夫笺》。及卷四五二邵说《上中书张舍人书》。皆可互看，不具举。）

　　此则其胸襟吐属，全肖战国策士，无怪乎安史一起，割据河朔，番将擅制，而中国谋士文人，驰骋服事其间，而恬不以为耻矣。李白《与韩荆州书》（见《全唐文》卷三四八）亦谓：

　　白陇西布衣，流落是叹。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代卿相。（又《上安州裴长史书》可参看）

　　此等意态，亦与战国策士无异。此可见当时之士风世尚，而白之晚节不终，宜无足怪。至韩昌黎《上宰相书》，既一既二而不得意，乃至于三上，其书曰：

　　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贽，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楚。今天下一君，四海之国，舍乎此则夷狄矣。故士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山林者，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

　　昌黎以安天下自负，又不肯事夷狄，此其所以异于人，而独见为当时之孟子也。然昌黎之笔端心头，则亦依然一战国耳。此必下及赵宋，学者既严春秋夷夏之防，又盛尊师道，以圣贤自居，然后豪杰之士乃始有以自安于田野。故昌黎虽魁伟，犹不为宋贤所许。而李翱《幽怀》一赋，独见折服。（见《欧阳文忠集·读李翱》文。）此亦可觇世态之变矣。

　　唐人干谒，其主既曰求禄仕，其次则曰求衣食。昌黎《与李翱书》谓：

　　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

　　其言沉痛乃尔。以昌黎之贤而不能免，盖唐代门荫之制，将堕未堕，寒士负家累，门庭食口，往往有多至数十百人以上者。苟非仕宦，冻馁不免，此亦助进唐人干谒之一端也。李观《与吏部奚员外书》（见《全唐文》卷五三二）谓：

　　甚病者莫若羁旅，曷有帝城之下，薪如桂，米如琼，仆人不长三四尺，而僦瘦驴以求食，有时不食，人畜向日曛黑未还，则令忧骇。一日不为则使失飧。又闻举子其艰苦憔悴者，虽有铿鍧其才，不如啮肥跃骏足党与者，虽无所长，得之必駃。观以是益忧之。昨者有放歌行一篇，拟动李令公邀数金之恩。不知宰相贵盛，出处有节，扫门之事不可复迹，俯仰吟惋，未知其由。今去举已促，甚自激发，其有未知己者，大可畏也。俾未知之有闻，非十丈其谁哉。鹏飞九万，一日未易料耳。

　　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亦谓：

　　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缊袍粝食之给。

　　而其《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则谓：

　　予弱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因得见于安邑里第。王轸其寒饥，踢食与衣。

　　寒士穷窘，长安居大不易，可以想见。而况于又有家族之累。郑太穆《上于司空顿书》，（见《全唐文》卷六八三）谓：

　　太穆幼孤，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少郡俸薄，（太穆官至金州刺史）尚为衣食之忧。沟壑之期，斯遂至矣。伏维贤公踢钱一千贯，绢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

　　时太穆已为刺史，尚作衣食之乞，自称家累，二百余口，此在当时亦未为少见，则毋怪寒士羁旅之不得不汲汲焉干谒请乞于贵达之门矣。

　　且唐代门第之制虽云渐替，而盛族衣冠之荫，尚有存者。彼等皆以豪奢相尚。唐之官俸亦颇优饶，故贫富之相形尤显。郑太穆之请贷于于顿者，钱绢粮物皆以千计，又益之奴婢十人，所乞不可谓不奢，然仍谓是千树之一叶。于览太穆书曰：

　　郑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旅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此见《唐语林》卷四）

　　韩愈《与于襄阳书》亦谓：

　　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

　　李观《与房武支使书》，（见《全唐文》卷五三三）亦曰：

　　足下诚肯彻重味于膳夫，抽月俸于公府，实数子之囊，备二京之粮，则公之德声日播千里，鲁卫之客争趋其门。

　　此等贵门豪奢，贫富悬绝，又是足以激进当时干谒之风之又一端也。符载《上襄阳楚大夫书》，（见《全唐文》卷六八八）谓：

　　天下有特达之道，可施于人者二焉。大者以位举德，其有自泥涂布褐，一奋而登于青冥金紫者。次者以财拯困，其有自粝饭蓬户，一变而致于肤粱广厦者。载羽毛颓弱，未敢辱公扶摇九万之势。家室空耗，敢欲以次者为节下之累。诚能回公方寸之地，为小子生涯庇庥之所，移公盈月之俸，为小子度世衣食之业。

　　则坦白丐乞，若不知其有所不当矣。且载之陈乞，实不为空耗，乃慕豪纵。《北梦琐言》称其：

　　以王霸自许，耻于常调，居浔阳二林间，南昌军奏请为副倅，授奉礼郎，不赴。命小童持一幅上于襄阳，乞百万钱买山，四方交辟，。羔雁盈于山门。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娱侍，声名藉甚，于时守常籍道者号曰凶人。

　　则见当时固不以此为卑鄙可羞。施者以为豪，乞者以为荣。直相与夸道称说之而已。干谒请乞既成风尚，乃有公然称人为丐，而施者受者皆夷然不以为怪者。杜牧《送卢秀才赴举序》，（见《全唐文》卷七五三）谓：

　　卢生客居于饶，年十七八，既主一家骨肉之饥寒。常与一仆，东从沧海，北至单于府，丐得百钱尺帛，囊而聚之，使其仆负以归。年未三十，尝三举进士，以业丐资家。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为丐矣。

　　然唐人之丐，固不因得举成名而即止。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启》，（见《全唐文》卷七五三）谓：

　　某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当不敢以寿考自期。今更得钱二百万，资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无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

　　又《上宰相求杭州启》，（见《全唐文》卷七五三）谓：

　　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刺史有厚禄。

　　又其《为堂兄慥求澧州启》，（见《全唐文》卷七五三）谓：

　　家兄近在郢州汩口草市，绝俸已是累年，孤外甥及侄女堪嫁者三人，仰食恃衣者不啻百口，脱粟篙藿，才及一餐。

　　此则明明以乞丐谋官职也。此等风气既盛极一时，乃有起而谋禁者。太和三年四月中书门下《请禁自荐求迁表》（见《全唐文》卷九六五）谓：

　　近日人多干竞，迹罕贞修，或日诣宰司自陈功状，或屡渎宸衷，曲祈恩波。

　　是可证唐人干谒之风，实至晚而弥烈矣。

　　唐人此等风气，盖至宋犹存。直至仁英以下，儒风大煽，而此习遂变。杨公笔录记：

　　范文正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金一千。明年，孙生复过睢阳，谒文正，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为养，若日得百钱，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生大喜。

　　此所谓孙生，即泰山孙明复也。其后学风既盛，谈道日高，学者退处，以束修自给，以清淡自甘，以骛于仕进为耻，更何论于干谒之与请乞矣。司马光《答刘蒙书》，谓：

　　足下以亲之无以养，兄之无以葬，弟妹嫂侄之无以恤，策马裁书，千里渡河，指某以为归。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资五十万??之，足以周事。"光虽窃托迹于侍从之臣，月俸不及数万，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续，居京师已十年，囊楮旧物皆竭，安所取五十万以佐从者之蔬粝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足下服儒衣，谈孔颜之道，啜菽饮水足以尽欢于亲，箪食瓢饮，足以致乐于身，而遑遑焉以贫乏有求于人，光能无疑乎？

　　盖下迄宋世，门第之旧荫既绝，朝廷之俸给亦??，唐代士大夫豪华奢纵之习已不复存，而学者亦以清苦高节相尚，刘蒙乃犹效唐人之口吻以陈乞于当朝之大贤，是真所谓不识时务之尤矣。至于宋代科举考试规则之谨严，与夫及第即释褐得禄仕，又政权集于中央，地方幕僚自辟署者亦少，此亦唐人干谒不得再行于宋世之诸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