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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朱子之文学
以上略述朱子之史学,以下当续述朱子之文学。
理学家于文学,似乎最所忽视。濂溪有文以载道之论,其意重道不重文。惟朱子文道并重,并能自为载道之文。尝曰:
欧阳子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盖不必托于言语,着于简册,而后谓之文。易之卦画,诗之咏歌,书之记言,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
此乃言广义之文学,以经学文学贯通合一言之,而理学精神亦自包孕在内。朱子论学重博通,重一贯,故能言及于此。又曰:
韩愈氏慨然欲追诗书六艺之作,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而其论古人,则又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不及于贾董。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词不己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
此见朱子论文,别有一标准。司马相如扬雄辞赋家言,不得与屈原孟子并列。贾谊董仲舒,则不当摈之在文外。至于词必己出,不得悬为文章之能事。朱子论文,推而通之既欲极其广,分而别之又必极其严。凡朱子论学皆如此,论文亦其一端。
朱子既揭文道合一之论,以文学通之于经学。又进一步以文学通之于史学。谓: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
既曰文道一致,则文章自可通之于世运。而朱子重视乱世之文尤过于衰世之文,谓战国乱世之文有英伟气,非《国语》衰世文可比,则又是一项高明特达之见,非深于文者不能知,尤非深于史者不能知,更非深于道者不能知。又曰: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佑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淳厚。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
此更以文章觇世运,而阐入幽微。其论文,宁拙毋巧,宁重毋薄,皆与理学相通。
因说科举所取文字,多是轻浮,不明白着实。因叹息云: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做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因论某人言,曾于某处见虏中赋,气脉厚。先生曰:那处是气象大了,说得出来自是如此,不是那边人会。
此处从当时南北双方科举文字推论及于文风世运,更涉深微。此间秀才文字轻薄,可见风气已坏。非是秀才做文字不好,乃是秀才做人先不好,此大堪忧。那边人作赋气脉厚,此乃北方中原地理背景使然。而宋金双方国运消长,亦由此可推。
朱子亦多就文论文语,所论率多着眼于文章之神理气味。理学注重人格修养,一文之神理气味,即是此文之文格表现,亦即是此文作者心智修养之表现。故曰:
贯串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
其论西汉有曰:
董仲舒文字平正,只是困善,无精彩。匡衡刘向诸人文字皆善弱,无气焰。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生文字雄豪可喜,只是逞快,下字时有不稳处。
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便实,到杜钦谷永,又太弱无归宿了。
朱子以理学大师,而于仲舒匡刘杜谷儒者之文皆致不满。又论仲舒文尚在司马相如扬雄之上。此等处,皆见朱子论文学之独具只眼处。其论宋文则曰:
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
从理学立场论,朱子极不喜苏氏父子。就文论文,则加赞许。又曰:
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文字气象大段好,甚使人爱之。亦可见其时节方兴。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李不软贴,不为所喜。又曰:以李视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妇,然某人辈文字,乃蛇鼠之见。
此节尤见朱子论文之独具只眼处。其指导人学文,则曰:
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部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与南丰文。
韩文高,欧阳文可学,曾文一字换一字,甚严,然太迫。
朱子学文自南丰入,然其评曾文,又能深中其病。即就文学一端言,亦可见其为学之博通与深至,严正而无阿。
朱子论诗,则谓古今有三大变。
自虞夏以来,下及魏晋为一等。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为一等。沈宋以后,定着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唐初以前,为诗固有高下,而法扰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
此在朱子心中,其所理想之诗,亦自有一标格。而以文学史观点通论古今,衡评其于此标格之离合远近而定其高下,此其意境之远卓,亦决非仅仅模拟以为诗者之所知。尝谓:
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然顾为学之要有急于此者,亦复自知材力短弱,决不能追古人而与之并,遂悉弃去不能复为。
朱子之终未为此,亦当为诗学发展上一大可惜之事。
朱子又谓:
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躁,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者无不出此。
又曰:
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学者其毋惑于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
朱子论诗主平淡。论学诗,则谓不变可学,而变则不可学。此皆极可珍贵之至论。至于谓可以不烦绳削,而提倡自由抒写之说,则为朱子所反对。而朱子自为诗,则脱胎选体,于宋诗中独为突出。理学家中能诗者,北宋有康节,明代有陈宪章白沙,较之朱子诗之渊雅醇懿,殆皆不如。
朱子于文学,生平有三大着作。一在中年,为《诗集传》,已略述于经学篇。又二为《韩文考异》与《楚辞集注》,皆在晚年。《韩文考异》校勘精密,识解明通,不仅为校勘学开出无穷法门,而凡所断制,实多有仅知从事校勘者所莫能窥其高深之所在。盖自有《考异》,而韩集遂有定本可读,后人亦卒莫能超其上。《楚辞集注》亦为治《楚辞》者一必读书。此乃朱子晚年最后完成之一部着作。在其易箦前三日,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其改《诚意》章,人人知之,而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为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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