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_国朝典故（明）邓士龙编辑

前言

　　国朝典故是一部明代史料丛书，共收书六十四种，凡一百一十卷。本书为明邓士龙辑，明万历间刻本。见於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五别史类。称「士龙南昌人，万历乙未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国子监禁酒。」书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框高二一·二公分，宽一四·六公分。书前有熊曰翀序，序後目录但题书名未题着者。据熊序说邓士龙「其学博，其识深，其力宏，故兼朝野之记载，合钜细之篇释，莫不经其搜罗，集而成典故，使後之考古者一展卷而明君良臣、名将循吏，方物土俗，灿若珠联，森若烛炤。其有功於昭代也，不綦重哉！」概括地说明了本书的内容、价值和编者的学识。

　　此书前面钤有「皖南张师亮筱渔氏校书於笃素堂」、「笃素堂张筱渔校藏图籍之章」、「桐山张氏藏书」三枚印记。在蓬轩类记後面有李文田朱笔题记。在北京大学收藏之前为德化李盛铎藏书。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之後，为了加强封建王朝极端专制的统治，防止人民起来造反，就严於野史之禁。後来，明成祖朱棣为了平息人们对「靖难之役」杀戮之惨的愤懑情绪，就命布衣陈济担任总裁，召集四方才学之士三千余人，编纂永乐大典。从此，逐渐放宽了书籍传播的尺度，才使在野的人敢于着书立说。又由於明朝的制度，凡进身於翰苑的名臣，都可以抄写明代的实录，一些大江南北的藏书家都家有其书，为编写明朝的历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嘉靖、隆庆等朝、江南经济繁荣富庶之区，便出现了王世贞、焦竑、胡应麟等着名的历史学家。明朝的史学，嘉靖以後成为极盛时期。邓球皇明泳化类编、邓士龙国朝典故、高岱鸿猷录、沈节甫纪录汇编等书都是在此时期应运而生的。凡涉及於国家大事，朝野逸闻，以及边疆地理、农民起义、各兄弟民族被压迫的暴动，无不有专门的记载。到了清朝政府入主中原以後，为了提高清代王朝政权的权威，贬低明代人士所写历史的价值，认为明朝的史学极为疏略，非失於诬则失於妄，甚至於毫不足取，而加以禁毁。於是清朝的士大夫为了媚事清朝，一变明代史学据事直书的作风，像清代学者王士禛之流所写的池北偶谈、居易录等类说部之书，多半是吟风弄月之作，来粉饰清朝的太平。还有些人慑於清朝政府的威严，噤口不敢谈史事。那些明朝的野史稗乘，经过有心人的复壁深藏，秘密地把它保存起来，到鸦片战争以後，才逐渐发现出来。所以清代的史学家林昌彝说：「明人着书剿袭虽多，而出自心裁者，亦复不少，抑之太过，君子之所不取也。」（见林昌彝砚■〈耒圭〉绪录卷六）

　　诚然，明朝人的着述，互相抄袭的地方是很多的，而且是非常的庞杂芜乱。再经过徽州商人和福建建昌书坊店的商人竞相刊刻，刻书时有时剪头去尾，随便改动，校刻不精，所谓「鲁鱼亥豕」处处皆是。但这也说明了当时刊刻书籍，传播文化的昌盛，而且保存了有明一代的丰富史料；至於错误的地方，自当抉择真伪，去粗存精，明眼人自能辨之。

　　刻本国朝典故中有四十多种书籍分别重见於明袁褧编的金声玉振集、李栻编的历代小史和沈节甫编的纪录汇编等丛书之中，间亦有少数单印本和零星抄本。但另有十余种书，非常罕见，且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不见於上述丛书。如宋端仪的立斋闲录，记载了自吴元年（一三六七）至宪宗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间的一些史实，不少第一手材料。如记永乐帝杀戮忠於建文的大臣，并把他们的女眷贬入乐户、教坊任人蹂躏的情况：把齐泰的姐姐、两个外甥媳妇和黄子澄的妹妹，一共四个妇女，叫二十余条汉子日夜轮流看守。生了孩子令作小龟子。年长的妇女病死了，教抬出门外着狗吃了。都出自永乐皇帝的口谕，并见诸此书。所以鲁迅先生曾说过：「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这书「好像是一部罕见的书。」（见且介亭杂文·病後杂谈之余）又如谢蕡的後鉴录记载了明武宗时所发生的几起历史事件。其中载有霸州（今河北霸县）刘六、刘七的大起义和义军领袖之一赵鐩的供状，以及朝廷派遣的总兵官张伟，因「剿贼」不力被处决的情况。另有几种记述外国史地的书。其中薛俊纂述、王文光增补的日本考略概要地叙述了日本的历史、地理以及日本和明朝的关系。书中并记有日本语言文字，它们和本书的最後一卷华夷译语所记载的元（蒙古）语一样，是研究这些语言的最早的资料。

　　总之，明代刊刻丛书之风极盛。明清以来翻刻或编制明代的丛书着作如林。解放前，上海商务印书馆编有丛书集成初编以及用涵芬楼名义影印的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等书都收集了颇多的各代资料。这些书都没有收邓士龙编的国朝典故，而国朝典故刻本，海内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实在是人间孤本、文苑秘笈，是研究明代历史重要参考资料。兹当实现「四化」之际，学术文化日趋繁荣。北京大学出版社本「古为今用」之旨，予以整理行世，藉供文史学家和文史爱好者的参考，将有裨益於学林云。

　　谢顾桢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识於北京